（二）民族與族群關系研究

此類研究成果豐富，而且較多地運用了實地調查和個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內容上更多地關注多民族聚居地區的多元文化互動、族群關系等主題，進一步拓寬了研究視野，學術研究更加務實。

楊曉純的《拉薩藏回及其文化思考》（《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首先對拉薩藏回的定義進行界定，接著陳述拉薩藏回的主要文化特點，最后根據拉薩藏回的文化特點分析其引發的思考，即拉薩藏回是伊斯蘭文化在西藏本土化的結果，體現了文化的適應性特征；拉薩藏回所反映的不僅僅是簡單的回變藏的文化表象，而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諧相處的良好范式。

陳聲柏、王志慶的《一位外國傳教士眼中的甘南族群關系——埃克瓦爾〈甘肅藏區邊境文化關系〉評述》（《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一文，認為埃克瓦爾所著《甘肅藏區邊境文化關系》一書，是研究早期基督新教在中國邊疆傳教和廣義之甘南區域族群關系的珍貴史料，國內尚無系統介紹。該書以人類學視角研究了19世紀初甘南地區的民族文化關系，描畫了漢、回、藏牧、藏農四種族群類型，特別是重點闡述了四者之間的四種文化關系（漢民和說漢語的穆斯林；漢民和藏農；穆斯林與藏牧；藏牧與藏農）。文章主要介紹了這本書的內容，由此呈現一位傳教士眼中的甘南地區的文化關系圖景，并試圖進一步指出其在文化理論上的價值。

拉先的《白馬藏區神職人員的淵源及現狀調查研究》（《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以白馬藏族神職人員作為研究對象，梳理和解析了這些神職人員的稱謂、傳承、分布區域、現狀和特點，提出了當地神職人員“白布”屬目前苯教神職人員中遺存的較古傳承人的觀點。

劉瑤瑤的《多民族雜居移民村落中的族際通婚——對青海海西州烏蘭縣銅普鎮四個移民村的個案調查》（《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通過對四個具有典型族際通婚特征的移民村落的考察，在分析當地族際通婚現狀的基礎上探討了大規模族際通婚產生的原因及其影響。

冉慶美、張前程等人的《魯沙爾鎮劉琦山神信仰的考察與分析》（《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認為劉琦山神是清代中后期以后湟中縣魯沙爾鎮藏、漢、蒙古等族人民共同信奉的神靈之一。通過該地區多民族對劉琦山神信仰的描述，研究山神崇拜中的民族文化融合，有助于理解一位漢族人物如何在藏傳佛教影響巨大的塔爾寺生根并獲得快速發展的緣由。

馬偉華的《青海卡力崗回族語言認同的調查報告——以化隆縣德恒隆鄉德一村為例》（《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一文，認為藏語是“卡力崗”回族族群認同的一個重要標志，這使他們與甘青一帶其他回族在文化認同上形成了一定差異。盡管“卡力崗”地區的回族與藏族都說藏語，但他們之間在文化認同上仍然存在一定距離。

袁曉文的《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動研究：漢彝文化邊緣的冕寧多續藏族》（《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2期）一文，反映了地處藏彝走廊核心區域的冕寧多續藏族與漢族、彝族的族際交往、族際互動與民族關系之間的現實動態。

石碩的《關于藏彝走廊的民族與文化格局——試論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區》（《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2期）一文，在綜合考慮民族、文化、地理空間三要素的基礎上，著重以自稱、語言、歷史記憶和宗教信仰為標志，將藏彝走廊從整體上劃分為七個文化區，即羌（爾瑪）文化區、嘉絨文化區、康巴文化區、彝文化區、納西文化區、雅礱江流域及以東保留“地腳話”的藏族支系文化區和滇西怒江—高黎貢山怒、傈僳、獨龍族文化區。

王玉琴的《藏彝走廊的漢族移民與漢藏互動——以九龍為個案的考察研究》（《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認為族群遷徙是影響藏彝走廊歷史與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九龍地區漢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是雙向進行的，并且他們也相對地固守與改變著自身的文化。

李燦松、周智生的《多民族聚居區族際經濟互動與山區經濟開發——以近代“藏彝走廊”地區白族商人為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認為族際經濟交流是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形式。近代白族商人在“藏彝走廊”地區的商貿活動是歷史上維系居住于高山峽谷山區居民基本生活的主要形式，也是如今民族地區居民與外界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次旦頓珠、益西曲珍的《“藏穆之路”的回藏關系——云南省香格里拉三壩鄉安南村田野調查》（《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4期）一文，認為藏穆之路的云南省香格里拉三壩鄉安南村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共處的和諧村。作者在該村的田野調查顯示藏回兩族群在長期的歷史交往中表現出的雙語和雙文化的特征可以為其他多族群、多文化地區的穩定提供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