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分裂與社會穩定研究

反分裂和維護社會穩定研究也是涉藏政治研究的重頭部分。該領域在2010年的研究除了延續往年對達賴集團的剖析、批判以外，在對涉及反分裂和維護穩定的全局性問題的研究上也有了較大突破，突出表現在對維護穩定的全面性、制度性、社會性因素的研究給予了更多關注。

徐明旭的《雪山下的丑行——西藏暴亂的來龍去脈》（四川教育出版社）通過引用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獻資料，運用國際上普遍認可的國際法準則和人權標準，通過對西藏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分析，揭露了達賴集團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下，在所謂“西藏問題”上散布的大量謊言和謬論，進行“藏獨”分裂活動，破壞西藏穩定和發展，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行徑。該書分別論述了西藏的自然和歷史，舊西藏的社會和宗教狀況，西藏自古以來屬于中國的歷史證據和國際法依據，“西藏問題”的由來，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對西藏的基本政策，以及西藏取得的巨大發展。該書特別揭示了20世紀的三次“藏獨”騷亂和2008年“3·14”事件的真相及其實質，揭露了達賴集團非暴力面貌下的暴力實質，批判了西方反華勢力在“西藏問題”上的偏見、圖謀和雙重標準，并對“西藏問題”的未來進行了思考。

孟力的《“三股勢力”與西藏社會政治穩定》（《陜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4期）從“三股勢力”的定義出發，認為達賴集團是集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暴力恐怖主義三方面特點為一身的分裂政治勢力。文章認為，達賴集團破壞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攻擊我國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歪曲中央對藏政策以及西藏地方政策，本質上是要謀求建立單一民族國家，實現西藏獨立；達賴集團蓄意煽動宗教極端主義情感，并進而影響族群認同，以宗教感情對抗國家法律和認同；達賴集團威脅使用暴力以謀求政治獨立，具有暴力恐怖主義的特征。因此達賴集團具有對西藏社會政治穩定的三重破壞因素，必須給予堅決防范和打擊。

楊明洪的《基于“軟實力”建設的西藏社會穩定長效機制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期）將“軟實力”建設與西藏社會穩定問題結合起來研究，剖析“3·14”事件，闡明加強“軟實力”建設對穩定西藏社會的重要意義。文章認為，“軟實力”建設是解決西藏社會穩定問題的一個突破口，是國家治理西藏的國家戰略策略，要在加快“軟實力”建設中找到突破口或者重點領域，提升西藏公民能力建設，提升政府能力建設，提升引導與管理西藏宗教事務的能力，提升基層組織能力建設、國家涉藏國際公關能力建設，強化提升藏學研究能力建設。

劉紅旭的《社會工作與西藏和諧社會建設》（《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從西藏社會發展和社會建設的角度，剖析了社會工作在建設西藏和諧社會中的功能和作用，認為社會工作有助于幫助困難群眾、解決社會問題；調整社會結構、體現公平正義；建立和諧的民族關系，增強民族認同。文章認為，現階段西藏的社會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也有相當的改進空間，應當加大社會工作在西藏的宣傳，探索一套符合西藏社會工作的人才培養模式，自覺對接藏傳佛教社會福利思想與社會工作價值觀。總之，應當在西藏跨越式發展的背景下，把具備社會行動能力的社會工作融入社會發展，致力于構造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和諧西藏。

潘建生的《維護西藏社會穩定面臨的問題及依法治理對策思考》（《西藏發展論壇》第2期）認為，目前，西藏反分裂斗爭進入新的尖銳復雜時期，達賴集團日益加劇的分裂滲透破壞活動危及國家的安全和西藏社會的穩定。要把依法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放在維護西藏穩定工作的首位，健全法制，依法打擊，嚴密防范，主動治理。新世紀新階段西藏社會治安形勢依然嚴峻，必須堅持打防結合、預防為主、依靠群眾、全面防控，堅持執法為民，統籌兼顧，依法妥善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現階段宗教問題日益特殊復雜，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和國家管理宗教事務的法律法規，切實維護藏傳佛教正常秩序，依法抵制達賴集團利用宗教進行的分裂滲透，促進西藏宗教關系和諧及宗教與社會的和諧。

方曉玲的《維護西藏社會穩定中的社會化問題》（《西藏研究》第3期）從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架構出發，論述了社會化因素與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即社會化使個體的主觀意志服從于規則和價值體系，使社會的規范因素成為一種“道德權威”，社會秩序因而得以建立。文章進一步將社會化與社會穩定之間關系的理論思考運用到對西藏社會穩定問題的研究中，認為西藏社會中的社會化首先指的是形成民族意識的過程，同時也是西藏社會成員對中華民族整體形成認同的過程，并具體闡述了家庭社會化、學校社會化、宗教社會化、大眾傳媒社會化等因素各自對西藏社會穩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