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涉藏外事研究

隨著中西方圍繞“西藏問題”的交流甚至交鋒日漸深入，中國學術界對于“西藏問題”如何影響中國外交大局和國際形象有了持續深入的探討和研究。與往年不同的是，2010年中國學人對于西方如何看待西藏和“西藏問題”及其背后成因的研究有了較大幅度深化，一定程度上成為2010年涉藏外事研究領域的主流。

李希光的《對話西藏：神話與現實》（法律出版社）匯集了中國與西方學者對國際上關于“西藏神話”的產生和動因、西藏的現代化進程與傳統文化保護之間的張力、達賴現象、達賴集團與西方媒體合作進行國際傳播等問題的研究心得，對西方人的西藏觀和中西方對西藏認識上的差異進行了深入探討，對西方關于西藏的歪曲報道和達賴集團借助西方媒體的宣傳進行了批判，有助于人們了解真實的西藏和中西方在認識西藏方面差異的根源。

沈衛榮的《尋找香格里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是近年來作者對國學研究中所涉及到“西藏問題”所發表文章的匯編，其中，對國際領域的“西藏問題”和西方人對西藏的認識進行了深入探討。作者結合自己長達十六年的海外游學經歷和扎實的專業知識背景，對國際視野中的“西藏問題”做了非常透徹和獨到的分析，以東方主義的視角研究了西方人對西藏的種種誤讀和偏見。通過對一個西方后現代的烏托邦神話——“虛擬的西藏”（即香格里拉）的解構，為世人理解西藏、西藏文化和所謂“西藏問題”提供了一個較為新穎的視角。

劉康的《西方視角中的西藏形象與話語》（《中國藏學》第1期）從2008年“3·14”事件后暴露的西方主流輿論對西藏的誤讀和偏見出發，論述了西方媒體、知識界、政界、大眾文化中普遍形成的對西藏形象的“刻板印象”，包括在種種涉及“西藏問題”上的誤解和歧義。文章對西方視角中的西藏形象和西藏話語形成的原因進行了剖析，認為這種認識首先源于西方的普世價值觀與達賴喇嘛精心包裝的藏傳佛教倫理的結合，即佛教中有關和平、慈善的因素被有意與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念聯系起來；其次源于西方國家從現實政治的角度對中國崛起的不安。對此，中國應一方面堅持自身長期形成的話語，同時積極吸納西方社會的一些觀念，提高公共外交效果；另一方面也應看到中西之間價值觀念的差異不可能完全消除，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才是根本對策。

郭永虎的《近代〈泰晤士報〉涉藏報道初探》（《西藏研究》第6期）對英國《泰晤士報》自1785年創刊到新中國成立期間共計刊載的659篇涉藏報道及其發表時間、類別、主題進行了分析，指出《泰晤士報》的涉藏報道與英國入侵、干涉西藏事務的政治事件之間存在聯動的關系。文章以英國兩次侵藏戰爭和辛亥革命前后對西藏事務的干涉為例，分析了《泰晤士報》服務于營造有利于英國在藏利益的輿論環境，涉藏新聞成為帶有政治傾向性、階級利益和作戰意圖的文本，成為染指西藏事務，干涉中國對西藏主權管轄的工具。文章最后總結了《泰晤士報》涉藏報道具有的特點，即濃厚的政治色彩、高度扭曲的認知和鮮明的選擇性。

黎爾平的《歐美學刊有關西藏人權文章述評》（《西藏研究》第4期）對1950年以來刊登在歐美國家英文刊物上涉及西藏人權問題的文章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文章認為，許多英文文章的論證都建立在一個虛擬的邏輯起點上，即認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在50年代遭到“中國的入侵”，并且大量使用帶有偏見或非嚴肅來源的資料，因此這些文章的結論往往不能讓人信服。當然文章中也提到存在客觀、中立的西藏人權評價。文章認為，在這類文章的作者中，有相當數量是初出茅廬的碩士生、博士生，他們大多是流亡海外、得到一些歐美大學資助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對這些人，既要針鋒相對進行觀點上的批駁，也要鼓勵他們回來看看西藏翻天覆地的變化。

許廣智在《淺談當今世界的民族、宗教問題及其對西藏政局的影響》（《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中提出，在當今世界，民族、宗教問題已經成為世人矚目的最普遍、最突出的重要問題，特別是帝國主義反動勢力把民族、宗教問題作為他們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和強權政治的重要工具，肆意挑撥民族關系，制造教派糾紛，干涉別國內政，使民族、宗教問題變得更加敏感、更加尖銳、更加復雜，已經成為世界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在西藏，由于達賴分裂集團長期從事“西藏獨立”活動，使西藏地區的民族、宗教問題呈現出復雜的局面，使西藏分裂與反分裂斗爭更加尖銳、更加突出，成為西藏不穩定的重要根源。

劉新慧的《西方對中國西藏的媒體建構之文化解讀——兼論西藏對外形象重塑的思考》（《西藏研究》第2期）從西方文化集體無意識的角度出發，分析了西方社會長期存在的對西藏媒體建構的“刻板印象”和“他者化”新聞框架。并以此為切入點，論述西方媒體對西藏歪曲和片面報道背后的文化成因，即“香格里拉”情節和“他者化”想象、宗教的泛政治化與“集體誤讀”、“多元文化主義”背后的商業利益?；谶@些思考，文章最后提出了重塑西藏對外形象的建議，包括尊重國際傳播規律，充分利用外國媒體；積極開展國際文化交流，充分發揮西方社會名流的作用；有效把握國際傳播技巧，積極改進并提升傳播手法。

郭關玉、嚴世雄的《西方議會、媒體、公眾、達賴之間的利益鏈條與“西藏問題”》（《黑龍江民族叢刊》第3期）認為，在西方，行政當局企圖利用“西藏問題”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圖謀之外，西方議會、媒體、公眾與達賴之間也存在相互借重的利益鏈條。因此，中國應當多管齊下，通過多種途徑努力斬斷這種利益鏈條，包括加大對“西藏問題”宣傳的有效性，讓西方民眾、議員了解一個真實的西藏；加強對西方媒體的工作；有針對性地加強與西方議會的交流和溝通。

趙光銳的《英國與早期“西藏獨立”形象的塑造》（《國際政治研究》第3期）認為，當代西方人對西藏的高度關注和熱情不僅是政治因素和媒體宣傳的結果，還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和心理根源，即一種歷史上形成的所謂“西藏獨立”形象。這是因為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英國為實現在中國西藏地區的政治目的，在文化和觀念上精心制造了這一虛假形象，并通過占霸權地位的文化傳播系統在全球加以擴散和傳播。“西藏獨立”形象強烈深刻地影響了西方人的西藏認知和想象。辨清和破除英國人在文化和心理上制造的種種關于西藏的虛假形象和觀念是國內學者極為艱巨的一項學術任務。

馮志瑞的《影響西藏長期穩定的國際因素淺析》（《西藏發展論壇》第2期）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的“國際敵對勢力利用達賴集團遏制、搞亂乃至分裂社會主義中國的戰略圖謀沒有改變”的論斷出發，分析了在國際政治格局大背景下，影響西藏社會穩定的諸多國際因素，主要是美國、印度和世界民族主義浪潮。文章指出，美國絕不會甘當世界第二，將竭盡全力阻撓中國崛起，“西藏問題”是其遏制中國的一張牌；印度一直企圖稱霸南亞，視中國為其最大威脅，企圖在中國和印度之間建立一個所謂的“緩沖國”；世界民族主義浪潮波濤洶涌，前蘇聯及東歐一些國家相繼解體，對達賴集團的分裂破壞活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鄭臘香的《中歐在涉藏問題上的政治沖突》（《現代國際關系》第9期）認為涉藏問題是當前中歐關系中最為敏感的政治問題，雙方在該領域的沖突主要集中在西藏的主權歸屬、人權和宗教、文化和環境保護三大問題上。中歐在涉藏問題上的政治沖突既反映了雙方在價值觀上的不同，對戰略利益和達賴集團認知上的差異，也反映出雙方在涉藏問題上缺乏有效溝通。為此，中歐雙方應超越價值觀和社會制度的差異，共建政治互信；要尊重彼此的戰略利益；要加強溝通；中國政府要加強內部治理，進一步做好涉藏工作，減少外部干涉西藏事務的口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