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族民間習慣法研究

藏族民間習慣法及其與現代法律體系的配適問題是涉藏法律研究的重要環節。2010年對于藏族習慣法的研究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有啟發性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出現了從比較法制的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

淡樂蓉的《藏族“賠命價”習慣法與日耳曼民族“贖罪金”制度的比較研究》（《中國藏學》第1期）將藏族“賠命價”習慣法與日耳曼民族的“贖罪金”制度放在異質文化下的人類同質的生存規范文本框架內進行比較，并認為兩者雖于不同法律文化場域中生發和發展，其宗教文化基礎迥然相異，法律規則來源也大相徑庭，但從規則內容到形式卻基本上毫無二致。文章認為，藏族“賠命價”習慣法與日耳曼民族“贖罪金”制度均源自宗教禁忌規則體系，其本質與當時生活的精神和物質環境密不可分。

李玉蘭、南杰·隆英強的《藏區習慣法與我國法制建設的沖突和融合——以藏族“賠命價”為例》（《江蘇警官學院學報》第4期）認為，藏區習慣法是一種古老的民間法，在我國法制建設過程中與現行國家法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沖突，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價值。以藏區習慣法中典型的賠命價為例，藏區習慣法對我國法制建設產生一定沖突的同時，也有補充和完善的效能。因此，我國法制建設過程中對藏區習慣法應該“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有限制地加以利用和借鑒，使二者協調發展。這種理論觀點既有利于尊重少數民族的本土文化和傳統習慣，又有利于更好地維護社會主義法律的統一和權威，尤其是對于完善我國法制建設和穩定藏區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后宏偉、劉藝工的《藏族習慣法中的神明裁判探析》（《西藏研究》第5期）認為，神明裁判作為一種法律文化現象，曾普遍存在于世界許多民族的歷史中。藏民族神明裁判歷史悠久，并一直延續到民主改革之前。神明裁判有其存在的認識、現實和程序制度基礎；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具有古老性、宗教性、替代性、反科學性和終局性特點。其實質是審判人員利用本部落或地區通行的人們對神靈的虔誠和敬畏心理，依托神靈做出裁判的糾紛解決機制。在今日藏區，神明裁判在形式上雖然已不復存在，但受文化慣性影響，神明裁判的觀念仍然存在。對其進行客觀分析，理性批判，揭示其本質，既有利于維護藏區穩定，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也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劉藝工、張鵬飛的《西部開發語境下的藏族部落習慣法——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為例》（《甘肅理論學刊》第3期）集中討論了藏族傳統部落習慣法在新時期的發展演變及其與國家法律的契合問題。歷史上，藏族部落習慣法廣泛存在于藏區各地，民主改革后曾一度退出歷史舞臺。改革開放后，藏族部落習慣法重新回潮，并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趨勢。文章認為，部落習慣法中一些法制理念與國家法截然不同，成為藏族地區司法實踐中的難題；但藏族部落習慣法是藏族群眾長期生產、生活經驗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是民族成員間共同認可和遵守的行為準則和規章。雖歷經多次社會變革，一些藏族部落習慣法依然得以延續，說明其具有濃厚的社會根源和相當強的地域約束力。因此需要將國家法與藏族部落習慣法進行一定的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