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1911.8—2009.7），男，漢族。字希逋，又字齊奘，山東臨清人。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梵文和巴利文專家，作家。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辭世，享年98歲。

季羨林12歲考入正誼中學，后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在高中開始學習德文，并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為德文，師從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并選修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1935年赴德國留學，入哥廷根大學。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許能有所發現”，因此，“非讀梵文不行”。季羨林先生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修，并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先生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恩斯特·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先生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后因戰事滯留德國，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師從語言學家E．西克研究吐火羅語，期間曾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1946年初回到祖國，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辦東方語言文學系，并任系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是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此外，季羨林先生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會長等職。

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從其成果來看，季羨林先生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以下10個方面：印度古代語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羅語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東方文化研究、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散文創作等，成就卓著。

季羨林先生一生支持藏學研究。1946年在北京大學創辦東方語言文學系之后的第三年，就聘請于道泉先生到該系任教，于道泉先生又和原來已經在東方語言文學系任教的王森先生以及金鵬、韓鏡清幾位同事創辦了藏文專業，并開始招生。第一次招生雖然只有兩名學生，卻使藏學這一專業在我國高等學府內正式立足。季羨林先生在《一點希望——致藏學研究中心》的信中說，在全世界范圍內，藏學已經成為顯學。歐、美、日許多大學里都設有專門研究機構，對西藏的歷史、宗教、語言、文學、民俗、藝術等等，進行深入細致認真嚴肅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累累的成果。世界各國研究佛教者幾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因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佛典的譯文，原文已佚，漢譯佛典中也找不到，不通藏文，研究就難以進行。接受媒體采訪時季羨林先生還談到，藏學的根源在中國西藏。藏族有長久的文化傳統，藏學研究也有悠久的歷史。漢族學者中也有不少對西藏的語言、文字、宗教、歷史發生興趣的。近年來，他們寫了大量水平很高的專著和論文。同世界各國研究藏學的水平相比，我們當然是占優勢的，但是，我們也有不足之處。對此我們決不能執行鴕鳥政策，或者視而不見，這是自欺欺人的行為，為我輩所不應取。論藏文使用水平，外國學者當然不如我們。但是論輔助條件，論科學的研究方法，則外國藏學研究者又往往超過我們。我們決不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鶴鸛飲海，井蛙觀天。這樣是絕無進步可言的。為此，季羨林先生提醒藏學界，我們最大的弱點是對于國外研究情況不甚了解，信息極不靈通，甚至連想了解的愿望都沒有。國外藏學研究的專著和雜志也十分不全。這是非常危險的，是阻礙我們科學研究進步的。當今之計，我們必須廣通聲氣，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漢藏兩族的學者密切協作，攜手共進，取長補短，決不能劃地為界，自立營壘。能做到這一步，我國的藏學研究就能大踏步前進，為這一門學科開辟新天地，大放異彩，無愧于我們偉大國家的聲望和地位。

季羨林先生身體力行，很早就開展藏學及相關研究。《〈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并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羅語的特點之一；《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2011年出齊的《季羨林全集》中，學術論著《印度古代語言》、《印度歷史與文化》、《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吐火羅文研究》、《中國文化與東西方文化》、《佛教與佛教文化》、《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糖史》等，譯著印度古代史詩《羅摩衍那》（七卷）及梵文和其他語種的作品，很多直接是藏學研究的重大課題，另外一些則與藏學密切相關。

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精神及學術成果都是藏學界需要深入研究和繼承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