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明、清

近來藏史研究方面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是，清代研究進一步深入，而原來幾乎與清代研究不相上下的元代研究卻日益減少，2009年度除了陳慶英先生《1239年蒙古軍進入西藏的杰拉康之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第４期）一文外幾乎沒有元代研究的力作發表。

1.明

明代藏史研究一直以來都是相對薄弱的環節，2009年度關于明代藏史的研究包括：

明永樂五年（1407年）噶瑪噶舉派第五世活佛得銀協巴（漢籍稱哈立麻）奉旨晉京朝覲，期間在南京資設普度大齋為太祖皇帝及皇后“薦福”，被永樂皇帝敕封為“大寶法王”。永樂皇帝將14天的薦福活動中出現的種種奇景命畫師逐日畫出，配以五種文字說明，形成了長達4968厘米長、高66厘米的“薦福圖”。索文清在《明初哈立麻晉京朝覲與“薦福圖”的誕生》（《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1期）一文對哈立麻晉京朝覲與“薦福圖”的誕生進行了介紹，認為它對我們今天研究西藏與祖國關系史和西藏宗教發展史，以及明朝初年佛教在內地倡興、民族文字的使用交流情況，均有重要的實證和參考價值。

王建敏的《明初藏區行都武衛設置述略》（《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3期）一文介紹了明朝初年在廣大藏族地區所設置的行都武衛機構及其具體職能：管理屯田、管理驛站、開辦衛學、管理馬賦差發，認為明朝在藏族地區設立行都武衛，任命當地僧俗首領為朝廷官員，讓其分別治理，各盡其責，達到威服安定藏族地區、穩固明朝統治的目的，為其后多封眾建、羈縻貢市等治藏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洲塔、何威的《河州何土司家族考略》（《西藏研究》第6期）一文首先對河州何土司家族世系進行了梳理，認為何土司家族作為明代在西北最早敕封的土司之一，對西北的政治、軍事等都產生過重要影響，但自清代起，其勢力卻逐步走向衰落。

2.清

2009年度的清代藏史研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高水平，主要包括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關系（含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施政）、西藏與周邊其他民族的關系及其他相關專題研究等方面，其中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施政占了2009年度清代藏史研究絕大部分，其中又可以分為在藏施政、駐藏大臣、制度研究和反侵略等方面。

在藏施政研究的成果有：馮智的《中甸在清初勘界暨治藏中的地位》（《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以地處滇、川、藏三地交界處的中甸為研究對象，經過梳理史料文獻，對清初中央政府確立中甸歸屬的背景、過程及其意義進行了介紹和分析。

鄒立波的《清代前期康區塘汛的設置及其作用與影響》（《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對清代前期康區塘汛的設置及其作用與影響進行了分析，認為康區塘汛的設置進一步鞏固與強化了清廷對西藏的統治，客觀上有助于駐防沿線的安定與漢藏經貿往來；推動大批漢族人深入康區，促進漢藏民族的交融與文化互動；塘汛的設置開辟了漢藏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通道。

孫宏年的《清朝末期達賴、班禪關系與治藏政策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指出，在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兩大活佛系統的矛盾日益加劇的清朝末期，中央政府和駐藏大臣從對達賴、班禪都有所猜忌到明確支持班禪系統、壓制達賴系統，使兩大系統的矛盾不斷激化，達賴方面與清中央政府、駐藏官員的矛盾也不斷加深。這些矛盾在清朝崩潰前夕全面爆發，并對以后40多年的西藏治理產生了消極影響。

秦和平的《20世紀初清政府對西藏察隅等地查勘及建制簡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對20世紀初清政府派程鳳翔、段鵬瑞及夏瑚等官員對西藏察隅等地的全面勘察及積極經營的過程進行了介紹，比如程鳳翔懲處翁臘寺進軍桑昂曲宗；程風翔進軍察隅勘察壓必曲龔；段鵬瑞全面查勘、繪制地圖；夏瑚縱深勘察，經營察隅西部等。文章認為，這一切并非一次孤立的事件，是清政府改變統治理念，更換統治方式，由“間接”到“直接”，健全及加強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治理、防御侵略的組成部分；是實踐現代國家建制、有效經營版圖的客觀要求。他們的全面勘察及積極建設，保障并延伸了清中央政府在察隅等地的統治。

清朝駐防西藏官兵的制度是清朝對西藏地方主權的標志之一，對于維護清朝駐藏大臣、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權力，以及西藏社會的安定、保衛邊防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周偉洲的《清駐藏兵制考》（《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對清朝駐藏官兵制度的初步形成、完善并成為定制、特征及作用、流弊和變革等做了介紹。

關于駐藏大臣的研究較多。其中，任新建的《鳳全與巴塘事變》（《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對1905年發生的巴塘事變進行了分析，作者在介紹巴塘事變發生的背景和整個事件發生始末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造成巴塘事變的復雜因素，認為多重矛盾導致了事變的發生，而不僅僅是過去認為的“反洋教”“反封建壓迫”。趙心愚的《從<西藏志>看確立之初的駐藏大臣》（《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根據《西藏志》中關于駐藏大臣制度的記載，并結合其他史籍文獻的分析，對駐藏大臣制度的確立時間、確立之初駐藏大臣的職責與任務及駐藏大臣的職權范圍與頗羅鼐職權范圍的關系做了初步探討。

制度研究方面，張雙智、張羽新的《論清代前后藏朝覲年班制度》（《西藏研究》第5期）一文考察了清朝時期的前后藏朝覲年班制度，指出清廷定立了前后藏年班制度，并在朝覲人數、時間、貢道、沿途支應、貢品、賞賜、筵宴、朝禮等方面都頒定了嚴格的規章，這種制度作為國家管理西藏上層人士的重要行政措施，一直延續到清末。

清初設立駐藏大臣并統領清軍的制度，規定駐藏清兵軍事、藏軍操練以及維持地方安寧等，事無巨細，均受駐藏大臣統領和管理。馮智的《清初駐藏大臣統領清軍及其體系》（《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1期）一文認為這個制度是清中央政府在治藏方面高于“懷柔”政策的重大舉措，表明清代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制度具有多層次性和豐富性，是歷代中央王朝對西藏行使主權的繼承和發展。

反侵略研究方面，鄧銳齡的《清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侵藏戰爭（1791—1792）史上的幾個問題》（《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重點探討了三個問題：一、乾隆是否在廓爾喀入侵前就知道藏人與廓爾喀秘密締約；二、戰爭期間乾隆對達賴喇嘛的看法如何；三、戰爭最后在什么情況下結束。作者根據大量的史料及對其縝密的考證，還原了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