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區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黃河、長江、瀾滄江大江大河的發源地，年產水量600億立方米，被譽為“中華水塔、生命之源”；其行政區域包括青海省玉樹、果洛、黃南和海南四個藏族自治州的16個縣和格爾木市唐古拉山鄉,總面積36.3萬平方公里。青海三江源地區是我國最重要、影響范圍最大的生態調節區,是我國淡水資源的主要補給線,同時也是生態環境最脆弱和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地區。2003年1月,為了保護在中國甚至世界上具有重要生態功能的三江源地區,國務院批準設立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全國最大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保護和恢復三江源區的生態功能，2005年1月26日國務院第79次常務會議通過了總投資75億元的《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總體規劃》。2010年是規劃投資的最后一年。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實施的最大一項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青海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是其中的一項重要舉措。圍繞三江源環保的論文很多，尤其移民問題引發了許多討論。

賈榮敏刊載于第2期《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的論文《三江源生態移民對于反貧困問題的意義》是作者參與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江源區生態移民研究》（批準號:03BMZ014）的階段性成果之一。三江源地區是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最為滯后的地區之一，三江源地區最主要的貧困問題是受生態環境約束的基礎性貧困。因此，該文將生態移民作為反貧困的重要舉措，試圖通過改變貧困人口的生存空間，突破制約生存發展的環境約束，從而達到改變貧困人口生存狀態的目的。作者最后提出,科學的生態移民對于擺脫因環境壓力造成的基礎性貧困具有重要意義。

生態移民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經濟現象和過程,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人口遷移、安置和社區重建的過程。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它更重要的是一種社會適應過程,即是一種在外力的作用下,發生在移民社會經濟系統身上的社會—文化—經濟以及社會心理變遷的過程。當然，要科學地進行移民必須首先對當地的情況有全面的了解。解彩霞根據問卷調查的數據，對三江源生態移民的環境和生理適應、日常生活適應、生產適應、人際和風俗習慣適應及其心理適應等社會適應狀況進行了分析。她在《青海社會科學》第3期發表的《三江源生態移民的社會適應研究——基于格爾木市兩個移民點的調查》一文也解釋了影響三江源生態移民社會適應的原因。

三江源地區是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最為滯后的地區之一,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約束,城鎮化水平很低，二元經濟結構十分典型。從三江源地區特殊的生態環境條件和社會發展實際考慮,城鎮化發展有利于大量牧業人口從草原上退出，保護草原生態環境，同時有利于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索端智撰寫的《三江源生態移民的城鎮化安置及其適應性研究》（《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更關注移民的安置問題。三江源生態移民是因草地生態系統退化對人類生存產生影響，同時考慮到三江源地區生態戰略安全而進行的人口空間轉移活動，移民在安置方式上多采取城鎮化安置的模式。他認為，這種安置模式對移民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務，提高他們認知事物和發展能力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非牧安置也使得世代以牧為本的移民群體的社會適應異常艱難,需要積極加以引導。

同樣參與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江源區生態移民研究》的駱桂花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從微觀社會學的角度出發,以三江源生態移民群體的安置、社會生活變遷為主題,探析了三江源生態移民安置、后續產業發展等層面的不同表現形式及影響因素。她在《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上發表的《三江源生態移民安置與后續產業發展的社會調查》一文中認為：生態移民強化了三江源移民群體生活文化的調適性與整合性；民族產業結構變遷促成了移民群體文化狀態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移民安置及發展模式的不完善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生態移民工程的績效。

如何切實解決好生態移民的后續產業,使生態移民能夠“移得出、穩得住、能致富”，是關系到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成果能否實現的前提條件,也是三江源區各級政府亟需解決的問題。胡振軍、黎與刊載于《現代農業科技》第3期上的論文《關于發展青海三江源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的建議》針對已實施的三江源生態移民的特點及后續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提出發展三江源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的建議。

經過安置后的生態移民的角色問題是一個新穎的話題。周甜的《牧民?農民?市民?——淺議三江源生態移民社會角色的特殊性》（《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通過對當前三江源生態移民有牧民身份之名沒有牧民之實這一社會角色的特殊性的介紹,用社會角色理論對這一現實問題進行了分析,并從就業、保障、社區這三個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決移民角色認同的危機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