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與族際關系研究

此類研究成果運用了族群、社會結構、法人類學等理論進行分析，表現出較為專業的學術水平，而且在研究內容上，不僅關注了藏區的主體民族——藏族，還將生活在藏區的其他民族作為研究對象，拓寬了研究的視野。

杜永彬的《都市少數民族對現代化的適應：以北京的藏族為例》（《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以文獻、檔案、實地考察和訪談為依據，對居住在北京的藏族進行了初步研究，闡明北京和藏族的關系，研究北京藏族人的價值；勾勒藏族人在北京的分布及其現狀，解釋北京藏族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探討北京藏族人所采取的適應現代化的策略。

朱玉福、尼瑪扎西的《青藏鐵路通車對西藏傳統文化的影響》（《黑龍江民族叢刊》第4期）一文，認為青藏鐵路通車在加快西藏傳統文化發展的同時，也對其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帶來了新的問題和挑戰。針對青藏鐵路通車對西藏傳統文化已經或有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務必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辦法，保護其優秀傳統文化，使青藏鐵路成為傳播西藏優秀傳統文化的“使者”，或者使其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有效銜接。唐雪瓊、薛熙明等人的《旅游影響下的生態文化景觀變遷和重構———基于云南藏區R村的研究》（《學術探索》第3期）一文，認為旅游影響研究盡管已經較為成熟，但是大多研究缺乏將其文化社會影響和生態環境影響進行關聯，民族地區的生態文化景觀常常是民族文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云南藏區R村的案例表明，旅游引致的藏族生態文化景觀的變遷，更多是通過對當地社區文化施予影響來實現的。在旅游發展背景下，重構藏族生態文化景觀迫切需要來自規劃、經營管理和社區多個層面的關注。

王冬蘭、劉彤的《藏族傳統社會宗教文化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一種文化人類學視角的分析》（《當代教育與文化》第3期）一文，從文化人類學視角分析了藏族傳統社會宗教文化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

拉巴次仁《論印度種姓制度對西藏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對印度種姓制度的起源、發展、比較及其傳播到西藏的途徑、負面影響、現狀進行剖析，提出了如何預防這種不利于建設和諧社會的種姓意識的對策，并強調了提高自身修養，保持高貴品德的重要性。

王延明、王麗娟的《工業化進程中漢藏族際關系新質——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麻當鄉為例》（《甘肅社會科學》第1期）一文，在分析夏河縣麻當鄉傳統漢藏族際關系特點的基礎上，對該社區在工業化進程中的族際關系新貌進行深入調查，探討了工業化進程對當地不同民族生產生活帶來的變遷及對民族關系的影響和推動。

張實、李紅春的《云南藏區“藏回”族群社會結構研究——以香格里拉縣哈巴村“藏回”族群為個案》（《云南師范大學學報》第5期）一文，對云南迪慶“藏回”族群的社會結構進行了較深入調查，揭示了“藏回”族群的形成是在藏區回族移民和藏族長期頻繁的社會交往中，回族對藏族社會生活及文化的積極適應結果，是回族文化多樣性的表現。并提出云南“藏回”是歷史上穆斯林積極適應藏區社會文化的產物，是回族的一個亞族群。馮瑜、金杰的《鄉村傳統宗教文化復興中的生存和發展訴求——云南迪慶兩個藏區回族村莊個案研究》（《西南邊疆民族研究》第6輯）一文，通過云南迪慶州兩個回族村莊的個案調研認為，民間傳統宗教文化的復興是一個自發的積極主動的過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與人們對社區及自我身份認同、自我生存發展的訴求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