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涉藏外事問題研究

隨著中國與西方和周邊一些國家圍繞“西藏問題”的交鋒逐漸深入，中國學術界對于“西藏問題”如何影響中國外交以及中國國際形象等問題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并產(chǎn)生了一些深入研究國際關系中的“西藏問題”的著作和論文。

1962年，中印邊界爆發(fā)了一場戰(zhàn)爭。王宏緯的《當代中印關系述評》（中國藏學出版社）圍繞中國和印度邊界問題展開，揭示了中印邊界沖突發(fā)生、發(fā)展的全過程和中印邊界問題的真相。60年代發(fā)生在中國和印度兩個世代友好的文明古國的這場沖突根源何在？英國殖民主義者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中印雙方各執(zhí)何政策？這場邊界戰(zhàn)爭中究竟誰是侵略者？80年代以來中印關系是如何發(fā)展的？90年代后期兩國關系又是如何從解凍走向和解？凡此種種，作者都用豐富、翔實的資料進行了客觀、公正的論述。

1962年中印邊界戰(zhàn)爭后，世界各國有近百部有關書籍問世，本書是一部由中國學者撰寫的、全面論述當代中印關系的專著，曾于1997年在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這次再版為增訂稿，內(nèi)容更加豐富完善。作者治學嚴謹，論述觀點明確，條理清晰、有理有據(jù)，發(fā)揮了匡正國際視聽，還歷史本來面目的作用。

尚勸余的《尼赫魯時代中國和印度的關系（1947—196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追溯了20世紀中后期中印兩國關系的流變脈絡和演進歷程，揭示了尼赫魯時代中印關系發(fā)展變化的內(nèi)在邏輯和歷史軌跡，剖析中印關系曲折變遷的動機和淵源，揭示尼赫魯時代中印友好和中印交惡的遠因和近因、內(nèi)因和外因。作者把西藏和平解放、反對封建農(nóng)奴主發(fā)動武裝叛亂、西藏進行民主改革等西藏重大歷史事件放到中印關系演變的較大框架之內(nèi)，分析了中印雙邊關系與西藏歷史走向的互動關系。

陳志剛在《論西方人眼中西藏形象的構建和批判》（《西藏研究》第6期）一文中通過分析“3·14”事件后西方政客和主流媒體對“藏獨”采取的支持態(tài)度，指出這種態(tài)度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對西藏的東方主義幻想。雖然由于中西之間交流的深入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包括中國西藏形象已有了很大改變，但這種東方主義幻想始終占據(jù)一定的位置。西方關于中國西藏的想象一直存在一種圖式化處理的傾向,即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來建構西藏,或把西藏想象為基督教文明的未來、希望,或把西藏想象為基督教文明應該超越的低下的、專制的、野蠻的社會形態(tài)。作者同時指出，在全球化迅猛發(fā)展的今天,要打造中國的國家形象,推進中西關系的健康發(fā)展,必須首先破除西方人的東方主義情緒。

呂曉勛、崔宇寧在《國外媒體是怎樣建構中國形象的——30年來<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對中國民族問題報道的分析研究》（《中國民族報》4月24日第6版）通過對1979年到2009年期間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時報》兩個西方主流媒體關于中國民族問題的報道進行搜集、整理、歸類、分析，指出西方媒體對中國民族問題的報道幾乎全是負面的，并且已大致形成新聞模式，即由新疆、西藏相關報道構成中國民族問題報道的議題框架，自由、民主、人權成為論述根本。作者指出，中西新聞理念的差異、國際關系的影響、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無知、國家利益和商業(yè)利益的驅動等因素共同造就了這樣的狀況。為扭轉這一局面，作者提出應努力改啥國際公關形象、加強與國外媒體溝通、為國外媒體記者了解真實情況搭建良好平臺等。

2009年涉藏政治研究大致有以下一些特點：第一，詮釋性的政治研究仍然是涉藏政治研究的主流，這主要包括對民族區(qū)域自治等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以及黨的西藏政策的解讀和闡發(fā)；與此同時，利用現(xiàn)代政治學理論和方法進行政治分析的研究逐漸增多。第二，目前涉藏政治研究的成果中，宏觀性、歷史性的論述占據(jù)絕大多數(shù)，微觀性、技術性的具體分析研究成果還有待增加。第三，在對所謂“西藏問題”國際化的研究中，以往主要側重地緣政治、遏制戰(zhàn)略及冷戰(zhàn)史的研究，自從“3·14”事件以來，對西方主流社會情感和心理的研究逐漸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