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元文化交流

藏區從來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藏族文化與其他民族的交流從古至今從未中斷過。在對藏族多元文化的研究方面度亦有不俗表現，發表了一些高質量的論文。沈衛榮的《漢藏佛學比較研究芻議》（《歷史研究》第1期）以語文學和文獻學方法對漢藏文佛教文獻作比較研究,對于重構印度大乘佛教傳統,系統梳理漢藏佛教交流史,厘定漢藏佛經文本,以及正確理解漢文佛經這一特殊類型的古漢語文獻具有重要意義。倡導和開展漢藏佛學研究,對于發揮中國佛教學研究在國際領域內應起的主導作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漢藏佛學比較研究亦有助于漢藏民族加深對文化交流與歷史融合過程的了解,促進漢藏民族在文化和情感上的親和力。

旺多的《論漢藏佛教界的交流與吐蕃時期的佛經翻譯》（《中國藏學》第4期）就吐蕃時期的漢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經翻譯進行了概述和探討。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從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時期是西藏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黃金時期之一。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促使吐蕃與周邊民族加強了文化交流,同時也開始了佛教經典的翻譯。隨著唐蕃甥舅關系的進一步穩固發展,吐蕃不僅大力吸收唐朝先進的文明,佛教的引進與佛經翻譯也成為唐蕃關系史上重要的一環。

劉錦濤、張箭的《明清時期傳教士入藏傳教述評》（《中國藏學》第4期）對明清傳教士入藏傳教進行評析。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進入藏區傳教共兩百余年,作者認為這種傳教是王朝統治者支持下的傳教、傳教士與僧人斗爭不斷,民族矛盾激化。基督教入藏傳教,客觀上對西藏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有所促進，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它發生在殖民主義擴張的時代背景下,染上了濃重的殖民主義擴張色彩，因此不能將其單純看成一般的宗教活動。

顏小華的《關于藏邊鹽井村的宗教與現狀考察》（《中國藏學》第4期）通過實地調查，對鹽井村隸屬于西藏芒康縣鹽井納西民族自治鄉多民族雜居情況進行文化分析。鹽井村聚居著部分藏族和納西族群眾，亦有少量漢族。歷史上他們信奉藏傳佛教、東巴教或天主教,形成了目前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為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的宗教文化提供了一幅真實的畫卷。

嘉木樣·洛桑久美·丹卻吉尼瑪活佛的《中華佛教三大語系和諧融合弘法利生——談佛教三大語系在中國大陸的融合發展》（《佛教文化》第2期）指出，佛教發源于印度而盛行于東土,在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在華夏大地形成了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佛教流派，即中華佛教三大語系。三大語系佛教徒堅信三寶,和諧融合,弘揚佛法,利益眾生,寫下了千年光輝史冊。

李國文的《納西族、藏族宗教文化交融互滲關系研究——以“數”、卐字符號和阿彌學經為解剖實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期）指出，通過剖析研究納、藏文化中有關數和卐符號信仰等內容,可以窺探納、藏文化互相吸收、相互并存、共同發展的一個側面。納西族居住在滇、川、藏交界地域，藏族居住在青藏高原，納、藏文化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有著相互吸收、借鑒、交融的歷史；納西族東巴教和藏族苯教、佛教相互滲透是其文化交融的重要方面。

吳成立的《鹽井納西族的信仰變遷:社區認同的符號建構》（《康定民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期）對生活在西藏昌都地區芒康縣鹽井納西民族鄉的世代以鹽業為生的納西族進行考察。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鹽井納西族文化幾乎完全融入了當地的藏族文化中，但是納西族對東巴教信仰的堅持,使得下鹽井村雖然在天主教和藏傳佛教的包圍中仍然保持著社區的認同。作者認為鹽井納西族宗教信仰的變遷成了本民族在建構社區認同中的一種鮮明的符號。

此外，宋興川、樂國安的《藏族大學生精神信仰現狀研究》（《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對1100名藏族大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認為，藏族大學生精神信仰的特點是社會信仰占優勢，其次為超自然信仰，最后是實用信仰。藏族大學生的二級信仰由高到低依次為生命崇拜、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家庭主義、家族崇拜、神靈崇拜和金錢崇拜。說明藏族大學生更重視生命崇拜，金錢崇拜則處于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