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教授1928年生于江蘇漣水，原就讀于南京大學中文系，1951年就讀于中央民族學院，師從著名語言學家于道泉先生學習藏文。曾任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客座教授，現為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波恩大學《藏文歷史文獻》刊編委(1981年起)。著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吐蕃金石錄》《宗喀巴評傳》《西藏文史考信集》(大陸版和臺灣佛光出版社)等十余種，發表論文數百篇。新近有《王堯藏學文集》(5卷，中國藏學出版社)問世。王堯先生代表中國藏學學者參加了七屆國際藏學會議，為中外藏學的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以下回憶錄便是根據2011年5月王先生的口述整理的。

我今天把國際藏學會議的歷史先說一下吧。國際藏學會議成立的時間是20世紀70年代，成立的原因是當時歐洲的一些年長的藏學家們，為了紀念西方最早的一位藏學家——匈牙利人喬瑪①——而舉辦的。第一次國際藏學會議是在匈牙利召開的，第二次是在維也納召開的。但是當時的國際藏學會議都是老年的藏學家在參與，沒有青年人，于是青年人就有些不服氣，覺得既然是國際藏學會議，為什么只有老人參加，而沒有青年人的機會呢？在1976年，這些青年人就在瑞士的蘇黎世舉辦了第一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那時參加的人很少，只有七八個。他們為會議定制了一些規則，并且決定第二次會議要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行。第二次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在由阿瑞斯·馬可②主持，時間是1979年。但是，這兩次青年藏學家會議，都沒有中國人參加，當時我們甚至連消息都不知道，因為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

1981年的時候，第二屆紀念喬瑪的國際藏學會議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辦，喬瑪雖然是匈牙利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奧地利和匈牙利屬于一個國家——奧匈帝國，所以，為了紀念喬瑪，第一屆國際藏學會議的舉辦地點是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第二屆就是在奧地利的維也納。我當時去維也納參加了第二屆國際藏學會議，參加會議的過程中，舉辦方就說：“下一屆的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我們也邀請你參加。”

我問他下一屆是第幾屆，他們說下一屆是第三屆。接著他們又把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的邀請書拿給我看，舉辦地點是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

1981年的維也納之行是我的第一次出國經歷，那時文革剛剛結束。文革期間，知識分子的遭遇很苦的，我算是趕巧了，1981年的時候，來了兩個德國人，他們想要邀請我的老師于道泉先生去維也納參加第二屆紀念喬瑪的國際藏學會議，但于先生說自己年紀太大了，不方便去參加，就把我推薦給了他們。這兩位德國人就來到了我家，其中有一位能講漢語，是位漢學家，叫做邦克(W.Benck)。他們說在維也納要召開第二屆紀念喬瑪的國際藏學會議，邀請我也去參加，我說我不去，因為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國家沒有經費支持的，恐怕我去不了。他們就說讓我不用擔心，會議期間的一切費用他們會提供，還說是于道泉先生介紹他們來找我的，說于教授是個了不起的人，80歲的人了，德文還記得那么清楚。那當然了，于道泉先生早年在德國待過兩年，德文很棒，英文、法文也都非常棒，這是他勤奮學習的結果。后來經過與家人的商量，我決定去參加這個“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會議”，那一年我53歲。

出國之前，我就在國內一邊辦理各種復雜的出國手續，一邊準備會議需要的論文。我當時準備了兩篇，一篇是關于語言的，叫做《藏語mig(目)古讀考》，談的是藏語里“眼睛”這個詞在古代的讀音究竟是什么樣的，從而論證現代藏語口語與文字的距離。“眼睛”這個詞用拉薩口語讀作“mig”，是高降調，既然是高降調，就說明這個詞應該是有前加字或上加字的。但實際上現代藏文中“眼睛”既無前加字又無上加字，它們到哪里去了呢?我曾經在嘉絨、安多和康區做過調查，發現安多話和康巴話都在不同程度上將“眼睛”的前加字或上加字讀出來，而最有意思的是嘉絨話，雖然嘉絨地區的人很多不懂藏文，但他們都把“眼睛”一詞的前加字和上加字全部都讀出來了。所以這就證明了最古老的藏語方言是嘉絨方言，接下來是安多方言，然后是康巴方言，最現代的、最年輕的是拉薩方言。另一篇論文叫做《宋少帝趙顯遺事》，寫的是宋朝的一個小皇帝，被蒙古人俘虜以后，被送到薩迦，在薩迦的寺廟里做了34年僧人的一段歷史。這位皇帝后來就完全成為藏人了，藏名叫做卻吉堅贊。他把《大乘因明入正理論》這本佛典從漢文翻譯成了藏文，在這本書的結尾，他也用藏語寫上了自己的身份——“大漢天子出家”。于是我就翻閱了很多史料來查找與這個人有關的信息，發現了與這個歷史人物有關的很多故事。這就是我在 1981年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會議上提交的兩篇文章，那時參加會議的都是年紀很老的人，而且沒有中國人，我去了之后，他們都感覺很新奇，因為他們一直認為盡管西藏是中國的，中國人在管理西藏，但是中國人對藏學不重視，藏學也搞得不好。但他們對我的這兩篇論文還是很感興趣的，于是他們邀請我參加1982年的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

我從維也納回到北京以后，就開始準備明年會議的論文了。在準備論文期間，他們派了一個人與我經常聯絡，那個人是哥倫比亞大學南亞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員，叫做巴布若·阿吉茲③，她學習過藏語，大概是安多方言，她是做人類學、社會學研究的。她到了北京以后，就邀請于道泉先生和我一同參加這次的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我和王輔仁④接待了他。巴布若·阿吉茲是黎巴嫩人，幼年移居到美國，入了美國國籍，但她的血統是中亞的，是一位穆斯林。后來我們帶她去見于道泉教授，于教授很開心，他們聊得很投緣。因為阿吉茲曾經從美國到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所待過幾年，他的導師是海門道夫(C.Von Fürer-Haimendorf)，海門道夫跟于道泉先生以前就認識，因為于道泉先生曾經在倫敦大學教書9年呢。他們聊得非常開心，阿齊茲很佩服于先生，她說：“于先生真是了不起，我多年沒有聽過東方人能講如此地道標準的、倫敦西部的官方口音了。”她很佩服于先生，一定要邀請于先生去參加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其實國際藏學界早就知道于先生了，于先生曾在法國留學5年，在英國教書9年，在德國待過2年，一共在歐洲學習工作過16年。但先生回國之后，國際藏學界就一直沒有他的消息。現在阿吉茲見到他了，自然非常高興，想要邀請他，還有我跟王輔仁一同出國。但當時的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的主持人威利⑤對我說，我們只給你提供一張機票，以及你與會期間的費用，供你學習和訪問，意思是于先生和王輔仁需要自費，這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后來由于于先生的家人不同意他出國，不放心他的身體，因為于先生當時已經80多歲高齡了，所以先生就沒能參加那次會議。

1981年9月，我在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了“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研討會”，當時參加會議的中國人只有我一個。與會的代表，有很多藏族人，到我登臺的時候，我便用拉薩藏語向在座的所有藏族學者致意，說了大概3分鐘。臺下的外國人都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對彼此說：“He is speaking Tibetan! He is speaking Tibetan!……”因為在當時的外國人眼里，漢族的藏學家都是不會講藏語的，覺得中國的藏學界很不一樣，所以當我一說藏語，他們都感到很奇怪，很新鮮。

在維也納參加會議期間，我見到了李方桂教授⑥和張琨教授⑦，他們都是語言學家，李方桂先生是張琨先生的老師。他們兩位是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教授，與于道泉先生是同事。張琨先生是馬學良先生⑧的妹夫，他的妻子就是馬學良先生的妹妹馬瑞玉。馬學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張琨先生當年是自費留學美國，馬瑞玉在資金上給了他很大的幫助，變賣首飾，全力以赴支持張琨先生出國留學。誰料想以后幾十年的天各一方、永難相見？

在維也納，我還結識了邦隆活佛⑨和噶爾美博士⑩，邦隆活佛旅居德國，噶爾美博士旅居法國，是著名藏學家石泰安?的弟子。我們一直保持著來往。以后的歷屆國際藏學會議上也經常見面。1983年春天，我應石泰安先生之邀到了巴黎訪問，那都是石泰安教授的精心安排。在巴黎，我到圖書館看敦煌藏文卷子，并結識了一批藏學界朋友。

在維也納的會議上，我還認識了烏瑞教授?，他是匈牙利人，在維也納大學的藏學一佛學系講授佛學，也是位共產黨人，他的藏學研究一直都秉承著客觀、公正的觀點。1983年，我應聘到維也納大學藏學一佛學系擔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也就是接了烏瑞先生的工作。以后，一直聯系不斷。他把90多篇論文抽印本送我，使我對他的工作成績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隨后這些論文也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上陸續發表。這次維也納的國際藏學會議，算是一次成功的國際交往吧！

1982年，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了第三屆國際藏學會議，從第三屆開始，國際藏學界開始比較廣泛地邀請中國學者參加。

于道泉先生由于身體和經費的原因，沒能出席。因為當時中國的大學，對出國訪問的學者，是不提供經費支持的。所以，參加這次國際藏學會議的中國人，還是只有我一個。到了美國的飛機場以后，巴布若·阿吉茲馬上開著車來接我去她家。在她家我見到了她的丈夫，那是一個很好的人，是一位猶太裔的基督徒，而阿吉茲則是伊斯蘭教徒。看來，他們的家庭組成很有意思。

在這次的會議上，我準備了一篇論文，是介紹現代西藏戲劇的，就是用藏語演出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在拉薩上演后，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我就在大會上介紹了這一情況，包括劇目的臺詞、排練、演員以及演出的效果。這部戲劇的演員都是上海戲劇學院藏語班的學生，演得很專業。而且，《羅密歐與朱麗葉》這部戲，描述的是歐洲傳統貴族的生活，很像西藏農奴制時期的貴族生活特點，所以，用藏語來轉譯它，就能夠很恰當很充分地表現，老百姓也很容易理解這部戲的內容。這部戲的藏語譯者叫龍國泰，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人，熟讀莎翁戲劇，有很高的藏語文和英文修養。他是一位殘疾人，駝背，我們也認識。據說他的祖父是去藏地做生意的漢人，后來與藏人結婚，他的家族就慢慢地藏化了。我在會上說，這部戲劇能用藏語翻譯的這么好，“充分說明了藏語其實是很豐富的，現代藏語可以表達世界上任何的文學名著！”我發表了這篇論文之后，有的外國人表示十分贊同，有的則以為西藏已經被現代化了，傳統文化丟失了，說中國政府在摧毀西藏文化等等荒謬言論。我一方面覺得這種看法十分可笑，令人氣憤，同時也深刻地感到，我們的對外宣傳工作跟不上，外界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西藏現在到底是什么樣。

在美國參加會議期間，我們還去新澤西的紐瓦克參觀了西藏博物館，西藏的很多經書和文物是在國外收藏的。參觀博物館的時候，我碰到了一個年輕的外國人，他問我說：“你覺得這個博物館怎么樣？”我說：“覺得很好”。他又說：“你不覺得慚愧嗎？”接著他又說了一句臟話，是用藏語說的，這個人大概懂一些藏語。我說：“奇怪了，我們有什么慚愧的呢，西藏的事情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外界不了解真實情況，西藏發生了什么？改變了什么？人民生活的怎樣？總是一味的批評，十分荒謬，不斷地編造故事，令人可笑。”我更深刻地感到我們的對外宣傳工作做得不夠，外界對我們常常誤解，雙方都欠缺交流，形成了很多誤會。

說到誤會，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帶著研究生在青海做調研，正巧達賴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瑪?也帶領一行人在青海探親，省上就安排我們見面會談。達賴喇嘛的妹妹說，中國政府非常的殘酷，藏族人生活很貧窮，剛生孩子的母親沒有奶水，就用小刀把手臂劃破，用血漿喂嬰兒。我就覺得這種說法很可笑，因為這根本不符合生活常識，是不可能的啊!所以，關于中國的很多說法都是信口傳言，是不真實的。達賴喇嘛的妹妹當時在美國紐約開旅館，也經營藏餐廳，接待去美國的藏族人，美國政府也一直支持她。美國對流亡藏人一直是比較支持的，這是他們的一貫政策，我們得了解這一點。

在美國，我還會見了梅祖麟?先生，他當時在康奈爾大學，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他對我說，他的父母想請我到他們家里住，我想，這一是為了聊一聊國內的事情，也是為了幫助我節省生活費，讓我多買一些書籍帶回去。梅祖麟的父親梅貽寶先生，是原燕京大學的校長，后來到了美國某大學執教，他的哥哥梅貽琦是清華大學的校長。梅祖麟先生的母親倪逢吉也是燕京大學的教授。他們一家人都是很著名的學者。晚上，聊天時，我向梅貽寶老先生匯報了自己的研究情況，他很高興，也很感興趣。他對我說，當年燕京大學西遷時，自己曾在西部地區待過，藏族人民和藏族文化對他也產生了很深刻的印象。而后，他送給我一篇文章，《青海訪問記》，還向我問起了關于謝冰心先生、吳文藻先生、聞宥先生等人的近況，說是很想念他們。我送給老先生一雙布鞋和幾本書，老先生當即把鞋穿上，說來也巧，鞋子不大不小正合適。他穿著布鞋在房間里開心地走來走去，還把腳抬起來端詳，高興地說：“京鞋！”看來，老先生是想念北京，想念祖國了。

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訪問期間，東亞系主任鮑生先生送了一本《薩迦格言》給我，是他從蒙文的《薩迦格言》翻譯為英文的版本，我則把自己藏譯漢的《薩迦格言》送給了他。與他互贈譯本，也是一段有趣的經歷。

去國外參加國際藏學會議的經歷，讓我還深深地認識到，中外藏學的交流是多么重要，只有交流，才有提高，只有交流，才能發展。于是，我下決心辦一個刊物，專門刊登國外藏學家論著的漢語譯文。藏學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需要廣泛地交流，別人的研究成果我們要拿進來參考學習，我們的研究成果也要送出去與別人對話。當時，中央民族學院成立了一個藏學研究所，我，還有陳慶英都在里面工作。在研究所里，我們開始創辦《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剛辦了兩期試刊，就有人向學校領導反映情況，說是要對我們進行“反污染”運動，阻止譯文集的印發。還好，后來國家阻止了“反污染”，說“反污染”實際上就是反對改革開放，不讓這些人折騰了。由于這些干擾，《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的出版，我們就聯系了西藏人民出版社，他們表示很愿意合作，因為這是對西藏發展有利的事情。這套叢書一直在進行，現在已經出了近20輯，有很多青年學者踴躍參與，這幾年我弄不動了，已經交由王啟龍來負責。

1985年，第四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德國的慕尼黑舉行。這次中國參加會議的就不止我一個人了，東嘎·洛桑赤列活佛?也作為中國代表參會了!他是拉薩色拉寺的活佛，36歲的時候就獲得了“拉然巴格西”的學位，當時他正在中央民族學院擔任藏學教授，他非常的博學而智慧，思想也很靈活，善于接受新事物。在這次藏學大會之前，東嘎活佛發表了他的著名論文——《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論述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產生的原因和過程。這篇論文影響很大，當時是用藏文發表的，以后，一共有3個版本的漢譯本在國內出現，可見影響之大。一是陳慶英譯本，二是唐景福譯本，還有一個是郭冠忠、王玉平翻譯的。每天開完會后，東嘎活佛都會有小型的接談會，歡迎各國藏學家前來提問。他說：“你們大家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向我隨便問，我們一起探討。”這是何等的自信!由此可見東嘎活佛不僅有淵博的學識，還有著寬大的胸懷、開放的視角，樂于交流。

在這次會議上，我提交的論文是前些年去青海調研的時候，做的一篇有關地理地名方面的研究，叫做《黃河源上兩大湖——扎陵、鄂陵名稱位置考實》。過去，外國探險家去青海果洛的扎陵湖、鄂陵湖考察，由于不懂藏語，就把扎陵湖、鄂陵湖的位置記反了。本來是扎陵湖在西邊，鄂陵湖在東邊，結果被他們記成了扎陵在東，鄂陵在西，聯合國也就根據他們的報告一直這樣用了。我們去青海考察，用藏語跟當地人交流，也查閱了藏文文獻，結果證實了扎在西、鄂在東，并向聯合國進行了報告，終于把它糾正了過來。

在慕尼黑開會期間，我們與邦隆活佛有過多次接觸。邦隆活佛的本寺是云南迪慶的松贊林寺，但他一直居住在拉薩。在旅居德國之前，他曾經與東嘎活佛一起在色拉寺學習，并共同取得了“拉然巴格西”學位，他是一位淵博的學者。后來他轉向西藏古代語言研究，在這方面很有成就，并且在慕尼黑大學和巴伐利亞州科學院擔任研究員，主編藏德大辭典。邦隆活佛拍攝了很多拉薩修復古建筑的照片，在會議上放映幻燈片，以此來告訴人們現實的西藏正在發生的變化，告訴人們中國政府的積極努力。邦隆活佛盡管旅居國外，但在對待西藏問題上，他一直都秉持著公正、平實的心態。

1989年，第五屆國際藏學會議在日本東京和京都舉辦。先是在東京召開，然后在京都召開。這次去的人就多了。1989年對于中國來說，也是不太平的一年。3月份在拉薩發生了動亂，6月份在北京又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因此，這次我們去日本參加會議，是很小心而敏感的，大家都對這些問題采取回避的態度。在當時的場合談論國內發生的那些問題，是非常不合適的。

1992年，第六屆國際藏學會議在挪威奧斯陸的法根尼斯召開，這里是一派安靜、優美的鄉間風光。這次，參加會議的中國人更多了，大陸代表有26人，臺灣代表有6人。看到有這么多中國人參加國際藏學會議，我的心里別提多高興了，這說明我國的藏學事業正在蓬勃發展，且越來越得到世界的認可。臺灣同胞和大陸同胞相見，都表現得非常熱情，兩岸學者在會場找了一個房間，開起了茶話會，大家聊得非常開心。外國人推開門一看，滿屋子都是中國人，還以為我們在商量什么呢!這次會議有這么多中國人參加，而且是兩岸同胞在一起，真是令人激動啊！

1995年，第七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奧地利的格拉茨召開，中國的代表仍舊很多，有26位。重返奧地利，我見到了熟悉的朋友和校園，想起我第一次參加國際藏學會議的時候，中國人只有我一個，現在，已經有這么多中國藏學家可以參加這一國際性的藏學大會了。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藏學的生命力。

1998年，在美國布魯明頓的印第安納大學，召開了第八屆國際藏學會議。中國代表有28位，其中西藏社會科學院和西藏大學的代表共有10人。印第安納大學也是美國藏學研究的一個中心，它有一個烏拉爾研究中心，從事藏文研究，達賴喇嘛的哥哥土登諾布?也在里面任教，他原先也是一位活佛，到了國外以后，就還了俗，娶妻生子，并在大學的研究機構獲得了工作。當年達賴喇嘛流亡國外的時候，很多活佛也跟他一起逃了出去，他們走的時候，帶走了很多古代的文獻。這些活佛都是學識淵博的人，到了國外之后，很多被大學聘請，講授佛教文化和藏語文，國外有很多大學對這些活佛很歡迎，這點我們也得承認。其實，藏族活佛對大學校園的知識體系，是很感興趣的，想要學習這些知識，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思維。我曾提議讓中央民族學院辦一個活佛班，與這些藏族高僧交流知識和思想，但學校一直不同意。現在，在北大，已經有這樣的活佛班了。

美國的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德斯坦?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是外國藏學家勤奮學習藏語的典型代表。外國藏學家的藏語文水平普遍提高了，而且學習藏語的積極性也很強，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向人家學習。有一句話說得好，“只會自己的語言，相當于不懂語言，因為無法與別人交流。”要想好好研究藏學，必須有過硬的藏語基礎。

當然，研究藏學，也必須有扎實的漢語能力。很多外國藏學家都有一個遺憾——不會漢語，因為一直以來，漢族都是中央王朝的主體統治者，漢文文獻里有很多關于藏族歷史文化的記載。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德斯坦的藏語文非常棒，但他就一直因自己不懂漢語而深感遺憾。前些年，在中國自己舉辦的藏學研討會上，戈德斯坦也受邀前來。他對我說，想把自己的兒子多布杰送到中國來學習漢語，我答應了他，答應要把他送到中央民族大學?學習漢語。但是，學校一聽他的身份，便不同意他入學。這讓我非常為難，因為我已經答應了他的父親，怎么能食言呢?后來，我聯系了中國人民大學，人大接收了他，他在那里的中文系讀了三年。

2000年，第九屆國際藏學會議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辦，有不少中國藏學家參加，這也是目前為止我參加的最后一次國際藏學會議。從1982年的第三屆國際藏學會議算起，到2000年，我一共參加了7屆。

2001年，第十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舉辦，中國人參加的也很多，這次我就沒有再參加了，而是赴香港大學教書，一共在港大教了4年。我發現，港臺有很多年輕人對藏學很熱心，對學習藏語也有很大的決心，我帶的學生里面，就有好幾個奔赴藏區各地，長時間做田野，勤奮地學習語言，而且專心致志，這讓我十分感動，欣喜地看到了港臺藏學發展的新生力量。

盡管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我國的藏學事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和成就，但還是不得不承認，我國的藏學界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漢族學生不肯定下心來學藏語，而有些藏族學者也不歡迎其他民族的人搞藏學，認為這是本民族自己的學問。其實這樣是不行的，藏學是一門國際性學科，應當聽到不同的聲音，應當開放自己的胸懷，多交流，多對話，共同探討問題。

這就是我參加的從第三屆(1982年)到第九屆(2000年)國際藏學會議的大體狀況，一共7屆，以后我還會選擇一些專題，再詳細地談談。

①  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r?s，1784-1842）匈牙利人，19世紀30年代出版《藏英詞典》和《藏文文法》等，開國際藏學的先河，被譽為西方藏學的鼻祖，成為西方藏學誕生的標志。

②阿瑞斯·馬可(Dr.Aris Michael)，牛津大學藏學家。

③巴布若·阿吉茲(Dr.Barbara Aziz)，美國人類學家、藏學家，著有《藏邊人家》等著作，對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區的藏人生活有深入研究。

④王輔仁(1930—1995)，河北灤南縣人，畢生致力于民族學、藏學的教學和研究，參與創建了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是藏學學科的創建者之一。

⑤威利(Dr.Wyllie)，美國著名藏學家，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藏學教授，創立藏文拉丁轉寫系統，被國際藏學界奉為圭臬。

⑥李方桂(1902—1987)，英文名Fang-Kuei Li。著名語言學家，原籍山西省昔陽縣，為國際語言學界公認之美洲印第安語、漢語、藏語、侗臺語之權威學者，有“非漢語語言學之父”之譽。

⑦張琨(1917—  )，著名語言學家，1947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1963年轉至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中國語言學漢藏語教授迄今， 1972年起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⑧馬學良(1913—1999)，山東榮成人，著名語言學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奠基人。

⑨邦隆活佛，出生在昌都地區的管覺縣，5歲時被確認為第三世邦隆活佛的轉世靈童，被迎請到云南中旬松贊林大寺坐床供養。 1959年在拉薩傳召大會上榮獲“拉然巴格西”學位。后到印度和德國，以佛典中“戒經”的辨析在慕尼黑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并編纂《藏德大辭典》。

⑩噶爾梅·桑木丹(Dr.S.Karmay)教授博士畢業于倫敦大學，曾任巴黎第十大學教授，法國巴黎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苯教研究學會主席，第九屆國際藏學會主席。

?石泰安(Prof. R.A.Stein，1911—1999)，法國著名的漢學家、藏學家，在藏族史詩和吐蕃佛教研究方面影響深遠，著有《西藏的文明》等著作。

?烏瑞教授(Prof.Ge za Uray，1921—1991)，匈牙利著名藏學家，維也納大學藏學一佛學系教授，發表研究藏族語言、文字、歷史、宗教、民族關系、考古等方面學術論文100余篇，其中一部分被翻譯為漢文。

?吉尊白瑪，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之妹。

?梅祖麟，1933年生于北京，現為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文學和哲學教授，在漢語語法史和漢藏語言比較研究領域成果卓著。

?東噶·洛桑赤列(1927—1997)現代著名藏傳佛教高僧、藏學家。西藏林芝縣人，民國23年(1934)7歲時，被認定為林芝覺木宗扎西曲林寺第八世東嘎活佛，曾任中央民族學院藏族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導師，西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第六至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著有《漢藏歷史詞典》《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著作。

?土登晉美諾布  (Thupten Jigme Norbu，1922—2008），十四世達賴喇嘛兄長，法號塔澤仁波切，27歲擔任塔爾寺堪布，1952年抵達美國印第安納州，1965年在印第安納大學藏學研究系擔任教授。

?梅爾文·戈爾斯坦(Dr.Melvyn C.Goldstein，1988—  )，美國著名藏學家，凱斯西部保留地大學醫學院國際健康兼職教授(體質人類學)以及“西藏研究中心”教授兼系主任，著有《喇嘛王國的覆滅》《雪獅與龍》等著作。

?1993年，中央民族學院正式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

（作者：王堯口述  王玥瑋整理     摘自：《中國藏學》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