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中央民族大學蘇發祥教授等蒞臨寒舍，要求我談一談治史的經歷和經驗，而且最好集中在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歷史方面，詞意懇切，很難推辭。未料到后來雜事叢集，執筆時間不多，為了快些交卷，就由我邊憶邊說，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邱熠華、梁俊艷同志記錄。她們主動地增添了小注，我再整理成篇。又請歷史所張云研究員、《中國藏學》黃維忠編審二同志審閱，他們都提出很好的應該補正的地方，我都遵辦了。下面就從我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歷史的情況開始。

我最初接觸清代的西藏歷史，重點是在中央和西藏關系方面。1952—1953年，我剛進入中央統戰部工作時，看的歷史材料主要就是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衛藏通志》。看這部書的時間比較長。當時，西藏工委牙含章[1]從日喀則班禪堪布會議廳得到了一個藏文本的《二十九條》，翻譯成了漢文，請人帶到北京來。當時處里（統戰部民族處）要我看看譯文。我就用《衛藏通志》和嘉慶《四川通志》的記載，仔細對照了漢譯文，寫了一篇，叫《清乾隆五十七年駐藏大臣權力二十九條譯文校注》[2]，交給領導后，被印為內部材料。這本小冊子在后來中央統戰部召開西藏工作討論會[3]的時候，起了些作用。當時主持會議的主席是部長李維漢。他在會上時時看這個小冊子。這是1953年的事情。

到了1960年，我轉到了學部民族研究所[4]。直到1962年，才規定了治學的方向。在這以前，可以說，上級給什么任務就做什么任務。當時，翁獨健[5]先生是副所長，王森[6]先生是藏族史組的領導。翁先生的意思，要我研究元代以后的西藏歷史。當時，翁先生說，現在研究吐蕃歷史的人太多了，你還是研究元代以后吧。1962—1964年兩年時間里，在完成所一級的不少任務外，我看了《明實錄》，大概讀了從洪武到宣德年間三四朝的材料。當時，民族研究所收藏一部明實錄藏族史料輯抄，字體抄得不佳，所以，我看的還是《明實錄》全文，還做了一些筆記，但也看不出所以然來。1964年，下放山東勞動和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研究工作就全停了。

關于明代西藏史研究，我只寫了6篇文章。

首先是一篇概述性的文章，較長，就是《藏族簡史》中的元朝明朝這一部分。民族研究所組織的《藏族簡史》這件工作，時間拖得非常長，從1959年開始，直到改革開放后，這件工作結束，《藏族簡史》才印出來。寫作期間，國家民委和西藏工委等都給該書的寫作宗旨作了規定，要求主要說明中央和西藏之間的關系。由于多次運動干擾，時做時輟，很晚才把它印出來。1988年，我已經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時中心成立不久，領導者希望印一套《西藏知識小叢書》，所以就把《簡史》里我所寫的元明兩代這部分抽出來做成一小冊子[7]，但加工比較多，寫得比《簡史》更好一些。

真正研究明代西藏的問題是1988—1991年，在日本教書的時候，利用業余時間做的。1989年寫出論文《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跡補考》。當時在日本寫這篇文章，跑了好多圖書館，又要教書又要寫作，非常不容易。在日本東方學會年會上發表前，我請人把主要的意思翻譯成日文，在會上用日語講了。當時，主持小組會議的是著名的敦煌學、唐代史專家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8]。他和我早就認識。這篇論文記述了明朝初年一名叫宗泐的和尚，從南京出發經過西藏、尼泊爾，到印度的事跡。宗泐到尼泊爾，住在一個地方，從印度回來的時候還住在這里。這個地方有個明代的漢文譯名，我不知道是哪里。在日本查了一部地圖集，確定了這個地名的今地望。當時覺得把這個難題解決了，很高興，所以在論文里也特意提出來。沒想到，會議主席池田溫教授讓大家評議后，說日本榎一雄博士在德國一本學術雜志上早就發表了關于宗泐的文章，也早就把這個地名問題解決了，并把復印本贈給我。當時，我很納悶，池田溫教授事先知道我研究這個問題，可是怎么不早點告訴我呢，所以，決心把榎一雄博士未說到的東西盡可能作些補充。后來，池田教授把我的全部稿子譯成日語，譯文文筆很好，發表在《東方學》第81號上面，時間已到了1991年。原漢文稿，又經過補充，本來想寄給復旦大學編輯的雜志《歷史地理》，當時該雜志是為了給譚其驤[9]先生作慶壽紀念，要出專號的，但寄去晚了，經過譚先生審閱，評價很高，只好放在下一期。可以說，這份在國內發表的漢文本比日文譯本好得多。不過，這篇日文譯稿也曾寄給藏史研究先驅者、京都大學佐藤[10]教授看，他說挺有趣味，寫得挺好。

第二篇是我從日本回北京后，在1991年9月第一次北京國際藏學討論會上發表的《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跡考》。這是在日本時先找到僅留存在日本的克新詩集和有關材料，回國后又經過補充研究寫成的。這篇論文在會上得到了預想不到的稱贊。第一次北京藏學會，規定的主題是西藏農奴制研究，所以我們學者幾乎都圍繞這個題目講。還記得，當時參會的史伯嶺（E.Sperling）[11]跟我說，每個人上來都談農奴制，讓人聽煩了。當時，錄音條件和字幕條件都不好，我只是大體說了說。這次會議來的人不少，日本方面有石濱裕美子[12]，捷克有高馬士（J.Kolmas）[13]，美國有范德康[14]和史伯嶺等。會后吃晚飯的時候，他們都來祝賀我，說這篇論文談得好。

第三篇是《明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事跡考》，發表在1994年的《中國藏學》上。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羅炤研究員，他近年深入研究明朝在西藏的主權地位，業績斐然，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好。

可以說，這3篇文章都得到了一些學者或早或晚的肯定。明初這3位和尚都到過西藏。還有一名從海道去過錫蘭的僧人，但缺乏資料，沒有辦法研究。研究這3個和尚的事跡，算是補充了空白。能夠自己找題目來寫，我感到愉快。

再一篇就是《〈賢者喜宴〉明永樂時尚師哈立麻晉京紀事箋證》。在這篇文章上也用了一些功夫。不過，在寫作過程中，對比漢藏文材料，使我對使用藏文史料的信心不足了。照理說，僧人戒律有不妄語的一條，可是僧人的傳記里時時有夸大其辭的記述，有關明廷對哈立麻的高規格接待等等，下筆都非常夸大。只有用當時的漢文材料對照，才能知道當時的情形。此外，我原本想努力從藏文史料上再下一點功夫，但一直因為種種原因沒能做到。到這個時候，我慢慢才覺得自己應該選擇研究中央和西藏地方關系這條路。

第一次北京國際藏學討論會是由多杰才旦同志領導組織的。由于是第一次搞，大家都沒有經驗，所以還是用內地會議的形式。開會的時候，大家圍成一圈，中國人、外國人都自報家門，介紹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就自報說是研究漢藏關系史的。會后聯歡，還請學者們上臺表演、唱歌。半統戰、半學術、半娛樂的一場會議，很有意思。

稍后不久，我讀到蘭姆（Alastair Lamb）[15]寫的《英國與中國中亞》這部書。這也給了我啟發。按說起來，歷史學者的最高水平應該是像伯戴克（L.Petech）[16]這樣，掌握很多的語言文字，能夠通過對比不同語言的文字材料，盡可能恢復歷史的真貌。可蘭姆這本書，用的只是英印方面的檔案材料，也寫得很好，能站得住。因此，我就想，漢文材料還沒好好利用呢，可以先在這方面做點工作，別人能夠在藏文等其他材料上再補充，繼續研究，這也是一條路。我可以走這條路。

回想起來，多年來的工作盡是集體任務，沒有自己的自由研究的園地。從1960年到現在為止，50年來，我一共參加了8項集體大任務，包括《辭海》《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大地圖集·歷史地圖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大辭典》《藏族簡史》《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和《西藏通史》，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放在這些大任務上。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只好抽時間做。我總感覺，做研究工作，集體項目是重要的，但從人才的培養等方面考慮，領導還是應該給研究者一定的命題的自由。只有對某方面感興趣，才能把研究做好。

我在清史方面連續用力是從多杰才旦同志領導的《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的撰寫開始的。在寫作過程中，陸續地、比較多地鉆研了從順治到雍正這一段的歷史。這一段的《清實錄》，不管有沒有涉及到西藏，基本都看了。雖然也有了《清實錄藏族史料》，但我還是把《實錄》原文看了。那時候，藏研中心的圖書館還沒有《清實錄》，就從朋友手里借來看。當時還有一個問題。中心剛成立，就同時規劃做兩項工作，都上報國務院，得到批準。一項是李鵬年同志領導的、與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單位合作的《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還有一個是就是“歷代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史研究”。照理說，應該檔案資料大體先印出來，或中心的圖書館有力量協助搜羅有關史籍，再做研究。可是中心在創始階段，舉步維艱，這兩個任務卻同時開始，所以明清兩代歷史的研究撰寫確有不少困難。關系史研究工程，本來邀請不少同志參加。參與寫作的人分散在各單位，我們也訂制出大家都可接受的編寫體例，等大家把稿子交上來，再由我負責統稿。期間我去了日本，滯留3年，這對工作及參加者的積極情緒不無影響。回來后，收到了各專家的稿件，或寫得過于簡單，或寫的頭緒繁冗。因此，多杰才旦同志和我商定不用，全書時代且改為從元朝寫到西藏和平解放。這書里清代的一部分，是我補寫的。因這時《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初稿將近完成，我也得以使用，對清代西藏歷史的知識知道的更多了。同時，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祝啟源同志撰寫民國部分，分量不輕。我幫他修改了一下，他很愉快地接受了。這時候，陳慶英同志調到了藏研中心，就委托他寫了元明這一大部分，我讀稿后未加修改。張云同志也在此時調來，請他分擔了清代3章，這樣才把全書稿子匯齊。沒想到定稿后，稿子交到中國藏學出版社，不知何故，8年多后才得以出版。

我在清史研究方面，不包括集體任務，大致只寫了26篇論文。與柳陞祺先生合作的幾篇論文，我覺得，一是題目選的比較合適，二是花的功夫比較多。1981年，柳先生已經73歲，我是56歲，我們合寫了《清代在西藏實行金瓶掣簽的經過》，我想這恐怕是國內頭一篇這方面的文章。關于這篇文章有2個有趣味的事情。當時，《民族研究》的編輯楊文矩同志委托馬大正同志來找我，說文章長了，中間有一段藏文轉寫可否不要。我說，恰恰需要，不能不要。印上這段轉寫，就是讓大家看，藏文史籍中也是承認有金瓶掣簽這件事的。還有一件事，是當時黃顥同志跟我說，你不要和柳先生一起寫這寫那了，還是好好搞你自己的吧。當時，柳先生跟我的想法是，文章有所為而寫，但不要寫成像過去文革時候那種大批判的文章，我們只要把事實說清楚了，道理自然就在這里擺著，人們也就不能不認可了。這也就是所謂的“意在言外”，“引而不發”。我有一位中學同學許曾重在社科院歷史所研究清史，他看了這篇文章，首先道出了其用意所在，對我說這篇文章談的是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在學術與現實兩方面都明確肯定了清中央主持達賴喇嘛轉世。同在歷史所清史室的林永匡同志，一次遇到柳先生和我，當面稱贊這篇文章“擲地有金石聲”，捷克高馬士1991年來華在北京第一次藏學會上晤見時也給予贊許。他們都給我以知音之感。第二篇合寫的文章是《第六輩班禪額爾德尼洛桑·貝丹意希生平事跡述評》。這是1982年寫成的，可是中華書局后來把它印在《民族史論叢》中，就為時很晚了。中心黨組書記江平很欣賞這篇的文筆。第三篇是《清初第五輩達賴喇嘛進京及受封經過》，這是1994年寫的。柳先生86歲，我已經69歲了，從民研所調入藏研中心已有7年了。1993年陳慶英同志來京，任歷史宗教研究所的所長。他要編輯一本《藏族歷史宗教論文集》。我和柳先生商量要支持他，因此就寫了這篇。論文集在1996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刊行。后來，柳先生告訴我，陳慶英同志說看得出來這篇文章是下了功夫寫的。上面說到的這3篇論文，是寫得比較扎實的。至于其他的研究論文，都是在撰寫《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和《西藏通史》過程中，附帶寫的。

1985年發表的《關于琦善在駐藏大臣任上改定章程問題》一文，用那時新出版的張其勤《清代藏事輯要》來對照《清實錄》與《清史稿·藩部傳》的有關記載。我不同意清末駐藏大臣聯豫與《藩部傳》批評琦善，說琦善把乾隆時的衛藏章程全部廢棄。吳豐培[17]先生對我這個觀點不以為然。以后再讀《清代藏事紀要》，發現道光二十六年，琦善確曾奏請將前后藏的藏軍操防事宜責成噶布倫等經理得到中央批準的記載，而我7年前寫此文述及琦善更改訓練藏軍成例一段，匆促疏忽，竟未加引用，也沒有向吳先生承認過失，至今覺得遺憾。

我翻譯外國學者的論文不多，只有日本佐藤長的3篇關于明代西藏史的文章，意大利伯戴克用法文寫的1篇關于清代西藏的文章。佐藤先生的文章是考據 ，可以說用漢藏文史料對照，勾勒出明代西藏政治史的基本面貌。伯戴克據漢、藏及法文史料寫出清封輔國公首席噶倫沙札汪曲結布的生平，肯定他在道光咸豐時抵抗外國入侵西藏的輝煌功勛。他們兩位知識廣博，治學謹嚴，對我研究明清史很有幫助。我的若干篇翻譯文字，也都是經過選擇，大多脫稿于改革開放之初，用意在供我們參考，庶幾有助于改變文革遺留的膚泛議論、不切實際的文風。

從我本人整個的研究工作來看，大部分論文都是集體大項目的副產品，自行選題撰作的較少。明清兩代研究成果，發表有前有后，內容的時代順序參差不齊，可是現在排起來大致有點體系的樣子，這確實是原來沒想到的。如要我談寫論文的經驗，大致是：

第一，一般來說，寫作之前，自己先編一個年表或日表來用，把事件的時間前后弄清楚。

第二，要對所研究的問題必讀的典籍、史料是哪些，盡力做充分調查，也就是說要有目錄學知識。這方面對我來說，倒不太難。明史方面，我從高中到大學都感興趣，在大學里聽過鄭天挺[18]先生開的明史的課。對清史也很感興趣，在大學時，讀過孟森[19]先生的《清史講義》。一般的明清歷史知識，還有些基礎。而目錄學方面，平常都比較留心。有哪些古籍，大致講什么，大體知道。有些史料不是一下子到手的，而是陸續出版或找到的。比如說，直到1990年以后，國內才開始印出大部頭的《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這一類的書，就是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其他出版社輯錄出版的很大部頭的書。現在這樣的書多起來了，嘉惠士林，給研究者節約時間，提供很大的方便，我使用時，每每由衷地感謝。但是，以前要用這些檔案的話，都必須去第一歷史檔案館查原檔，又不知道如何迅速查到所需要的材料。在刊印檔案方面，臺灣比我們起步早，先出版了清代滿漢檔案方面的書，但我們當時利用不方便。北京圖書館也存入一些臺灣方面出版的史料，最早借閱手續繁瑣，好像臺灣印的書里面有很多不該隨便看的東西似的。如看的是多卷本大部頭的書，弄不清楚所需要的資料究竟在新印的哪一冊里，而又不允許一次全部借閱，就需要反復索借多次，圖書館服務的同志就不耐煩了。那時候，為了查一個資料，藏研中心的圖書館沒有，北京圖書館又不好借，真是沒有辦法。有幾次，我都是去中國書店查，那里是把書都排在架子上，找到后抄一下就行，如研究清初第五世達賴喇嘛來北京的住處，需要參考《鴻雪因緣圖記》，我就用了這個辦法去查的。我們中心圖書館現在很像樣子，剛開始時書很少。

第三，歷史學論文的關鍵部分需要引證原文，一定要仔細地研讀原文，千萬不要誤解。應盡可能使用整理原始史料，恢復出當時歷史事件的面貌，盡可能少發表議論和評論。另外，雖然讀了很多材料，或有很多心得，可是，如果它們與文章的主題比較遠，最好把它變成小注，或者寫為附錄，或者留著以后再用。千萬不要都收在文章里。如果有意賣弄博學，這就不好，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來了。文章初稿寫出后，自己應多次審改，這是人生樂事之一，一種享受。有時候，文章寫完后，擱一段時間再讀，發現自己寫得不好之處，內容文字都應再作幾次調整修改。這樣，“知一重非，進一重境”[20]。發現自己哪里不對、不合適，加以改正，文章與人就一起進入了新的境界。

第四，寫歷史學方面的文章，一定要寫得簡要干凈。這恐怕是起碼的也是最高的要求。最好能做到不是同行的人也能看得下來。我認為，一切文章，無論是古文或者現代的語體文，寫得清楚明白才是最好的。過去的人說，文章寫得好，應像日光一樣明亮，玉石一樣潔凈，清泉一樣透徹見底。寫到這樣的境界才好，因它反映作者思維的清晰和條貫。要下大力做到這一點。至于其他個人風格，那在以后形成也不遲。

第五，在歷史研究上下功夫的話，就一個題目深入探討是必須的，但也要有全局性的了解，也就是所謂普通的歷史知識，以求做到能夠融會貫通。這需要多年的積累。過去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得書不易，只能雜亂地讀，雜亂地積累。現在有些名家的書，不難到手，細讀一兩部，對我們幫助很大，就節約時間了。如《萬歷十五年》這樣的書，寫得很好，引人入勝。雖然只是說明代的萬歷朝的事，但一代制度也交代清楚了。吳晗[21]先生的《朱元璋傳》、朱東潤[22]先生的《張居正大傳》也應讀讀。至于清朝的歷史，我不知道有什么書好。孟森先生的《清史講義》可以看。他主要對清的開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獄，雍正帝殘害手足等寫得比較多。現在國內出版的書，我看的很少，粗粗感覺一般教科書的意味比較濃，讀了沒有多大趣味。美國那幾位研究清史的學者的書倒可以讀一讀，如史景遷[23]的《曹寅與康熙》等等。《劍橋中國明代史》《劍橋中國晚清史》，也都可以看一看。恒慕義[24]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收入的主要是清代人物，也包括幾名明末人物，由許多中外專家合作分條撰寫。恒慕義這本書，條文不長，不僅講名人的生平，還涉及傳主生活上的事情，如他與其他人物的關系，他的家族事情等等，包括了些許逸聞瑣事，讀來有趣味，而且，讀一個人的條文，也可以利用其提供的線索，再研究其他一些人和事。這樣的工具書，平日悶著沒事的時候，可以隨手翻一翻。這樣就感趣味了。

除了極少數天才，一般人不可能讀書一遍就不忘。但只要志趣純正，對某方面知識感興趣，想深入探索，有韌性、有耐心，日積月累，點滴的知識就漸漸化為自己的血肉。如同樹木，善于培植，它就在不知不覺中長大了。

我們做學問，模糊記得朱熹說過要“凡百放低”的話，也就是要求學者“一切放低”。從小到老，要時時夯實自己的學識基礎，要時常溫習讀過的好書和基本讀物。一直要謙虛，切忌虛驕。因為，從寫文章說，要出現硬傷的話，較少在專門研究的問題上，而多是在泛論上，在一些基本知識上。讀外文書也是這樣，難的不是專業詞匯，而是一些普通的字眼沒弄清楚，理解出錯。如翻譯，最好在全文譯出后，再仔細看幾遍，發現中間有的話同上下文隔閡不通，或全不合情理，這就該深思反省了，這里未必是作者之過，而多是自己根本沒有懂，甚至以己意為之。所謂“一切放低”，就是要重視根本知識和寫作修養，這是基礎、是最關緊要的。

至于其他一些怎樣做學問，怎樣遵循學術道德規范問題，我有一篇《做學問與做人》[25]的文章，刊登在2006年的《中國藏學》雜志上，在此就不多說了。

最后，瞻望藏族史研究前途，恐怕以后要靠新的檔案的公布、新的考古發現的推進，沒有這些，前進恐怕比較難了。對于研究藏族歷史的人來說，最好也要對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考古學等方面有稍多的理解，最好懷有成為多面手的意愿，以歷史為自己的專長，其他方面也有些造詣，這樣就不至于死抱著一棵樹。

我覺得，大凡一個人衣食無憂，得以專心于所愛的學術，力求深造而求有所貢獻，得到這樣的機遇，在茫茫人海中已是幸運兒了，真應該珍惜，與時俱進。另外，對于領導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們來說，應該有中外學術史的一般知識，且了解我國學術界的實際情況，給研究人員以充裕的時間。沒有充裕的時間，不能自由獨立地研究和思考，全體學術水平的提高就比較難，著述上炒冷飯的現象，也就難于避免。

我們每篇文章都能要有新的認識和新的材料，這樣最好。

附：鄧銳齡明清西藏史研究論文譯文目錄

一、論文

明代：

1、《明代中央與烏斯藏的關系》（《西藏知識小叢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第37—74頁）

2、《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東等衛雜考》（《歷史地理》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95—110頁）

3、《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跡補考》（原載《歷史地理》第10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池田溫譯日文版《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の事跡補考》，載于《東方學》第81輯，平成三年（1991）；《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125—146頁）

4、《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跡考》（《中國藏學》1992年第1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111—124頁）

5、《〈賢者喜宴〉明永樂時尚師哈立麻晉京紀事箋證》（《中國藏學》1992年第3；《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164—185頁）

6、《明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事跡考》（《中國藏學》1994年第3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147—163頁）

清代：

1、《清乾隆五十七年駐藏大臣權力二十九條譯文校注》（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室印，內部資料，1953年5月）

2、《清代在西藏實行金瓶掣簽的經過》（與柳陞祺合著）（《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柳陞祺英譯文載Social Science in China（《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2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441—467頁）

3、《喬治·波格爾入藏的使命內容及其執行結果》（與柳陞祺合著）（《藏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88—402頁）

4、《關于琦善在駐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問題》（《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468—478頁）

5、《第六輩班禪額爾德尼洛桑·貝丹意希生平事跡述評》（與柳陞祺合著）（《民族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403—440頁）

6、《結打木、楊打木二城考》（《中國藏學》1988年第2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266—283頁）

7、《關于1652—1653年第五輩達賴喇嘛晉京的兩個問題》（《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247—265頁）

8、《清初第五輩達賴喇嘛進京及受封經過》（與柳陞祺合著）（《藏族歷史宗教論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202—246頁）

9、《清初闡化王入貢請封始末及其意義》（《中國藏學》1998年第1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186—201頁）

10、《吳三桂叛清期間同第五輩達賴喇嘛通使始末》（《中國藏學》1998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284—299頁）

11、《1720年率軍進入拉薩的清軍將領——延信》（《中國藏學》1999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14—337頁）

12、《1720年清軍進入西藏的經過》（《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00—313頁）

13、《年羹堯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過程中的作用》（《中國藏學》2002年第2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55—379頁）

14、《拉薩布達拉山東側康熙時漢文摩崖考釋》（《中國藏學》2003年第1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38—354頁）

15、《關于清雍正五年西藏阿爾布巴事件的幾個問題》（《中國藏學》2003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80—387頁）

16、《岳鐘琪與西藏問題》（《中國藏學》2004年第3期）

17、《讀《〈西藏志〉札記》（《中國藏學》2005年第2期）

18、《拉薩現存雍正時摩崖考釋》（《西藏研究》2005增刊）

19、《1750年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事件的再思考》（《中國藏學》2006年第2期）

20、《第一次廓藏戰爭（1788—1789）中的議和潛流》（《中國藏學》2007年第1期）

21、《1789—1790年鄂輝等西藏事宜章程》（《中國藏學》2008年第3期）

22、《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之役（1791—1792）》（《中國藏學》2007年第4期）

23、《清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侵藏戰爭（1791—1792）史上的幾個問題》（《中國藏學》2009年第1期）

24、《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衛藏善后章程的形成經過》（《中國藏學》2010年第1期）

25、《中國古典小說中所見藏事的痕跡》（《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26、《清代駐藏大臣色楞額》（《中國藏學》2011年第4期）

二、譯文

1、《元末明初西藏的形勢》，［日］佐藤長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歷史室編：《民族史譯文集》第9集，1981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下），第931—1004頁。

     2、《帕木竹巴王朝的衰退過程》，［日］佐藤長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歷史室編：《民族史譯文集》第14集，1986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下），第1070—1081頁。

3、《明代西藏八大法王考》（上、中、下），［日］佐藤長著，《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3、4期，1988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下），第1005—1069頁。

4、《西藏攝政沙札·汪曲結布》，［意］L.伯戴克著，《中國藏學》1990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下），第1082—10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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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牙含章（1916—1989），民族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西藏歷史、宗教和社會，主要著作有：《回回民族問題》（合著）、《民族形成問題研究》《達賴喇嘛傳》《班禪額爾德尼傳》《無神論和宗教問題》等。

[2]鄧銳齡：《清乾隆五十七年駐藏大臣權力二十九條譯文校注》［內部資料］，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室印，北京，1953年。

[3]據鄧先生說：1953年，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了叫做“西藏工作座談會”的重要會議。參會者有張國華、范明、牙含章、王其梅等當時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負責同志和李維漢、楊靜仁、劉春、趙范、韓戈魯等中央統戰部的同志，共約十幾位。前后舉行了約90多次會議。西藏和平解放時，主要有兩批軍隊進藏，一批從西南進藏，即張國華、王其梅等領導的十八軍，另一批從西北進藏，由范明、牙含章等領導。一段時期內，兩批進藏隊伍的領導人中，從政策到同志關系，出現了一系列的爭論。中央統戰部奉命負責協調這方面的工作，召集有關同志到北京會談。

[4]學部民族研究所，全稱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民族研究所，最早成立于1958年，隸屬中國科學院。1962年，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1956年建立）合并于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該所遂改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2002年10月，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5]翁獨健（1906—1986），著名史學家、教育家。主要研究領域為蒙元史。

[6]王森（1912—1991），著名藏學家、宗教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藏傳佛教史及因明學。

[7]鄧銳齡：《 元明兩代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第5—74頁。

[8]池田溫（1931—），日本著名敦煌學、唐史專家。

[9]譚其驤（1911—1992），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我國歷史地理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

[10]佐藤長（1914—2008，Hisashi Sato），日本著名藏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吐蕃史，明代藏族史以及青藏高原歷史地理。

[11]史伯嶺（Elliot Sperling），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西藏歷史和漢藏關系史。

[12]石濱裕美子（石浜裕美子，Yishihama Yumiko），日本女藏學家。

[13]高馬士（Josef Kolmas，1933—）,捷克藏族史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漢藏關系史、西藏的歷史、宗教等。

[14]范德康（Leonard W.J.van der Kuijp，1952—）,著名藏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印藏佛教，西藏的文化和政治史以及蒙藏和漢藏關系史。

[15]阿拉斯泰爾·蘭姆（Alastair Lamb），英國學者，1930年出生于中國哈爾濱。主要研究領域為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關系史。

[16]伯戴克（Luciano Petech 又譯畢達克,1914—2010），意大利藏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西藏和拉達克、尼泊爾等地區的歷史。

[17]吳豐培（1909—1996），著名藏學家，邊疆史地研究專家，版本目錄學、文獻學專家。

[18]鄭天挺（1899—1981）：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

[19]孟森（1869—1937）：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現代明清史研究奠基人。

[20]此句出自清代詩人袁枚著《續詩品》。

[21]吳晗（1909—1969），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22]朱東潤（1896—1988），著名傳記文學家、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拓荒者和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奠基人之一。

[23]史景遷 (Jonathan D.Spence，喬納森·斯賓塞)，1936年出生于英國，美國著名漢學家。

[24]恒慕義（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著名漢學家，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首任主席，創辦中美文化協會并任首任主席。主編《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有譯本，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5]鄧銳齡：《做學問與做人》，載《中國藏學》2006年第2期，第54—56頁。

（作者：鄧銳齡口述 邱熠華、梁俊艷 整理并注 摘自：《中國藏學》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