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項多杰：我應《中國藏學》編輯部之約，要寫一篇反映您的生平及學術成就的訪談。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位享譽國際的藏學家，您對藏族的歷史、文化、宗教、風俗等方面有過很深的研究，尤其在藏傳佛教方面，而且在日本大谷大學多年從教，培養(yǎng)了許多優(yōu)秀的藏學學者，被稱為“日本藏學之父”。2012年受聘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員。您的很多著作給國際藏學界帶來很大的影響，所以我首先想了解您的生平。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很高興接受你的采訪。我今年72歲，1942年藏歷水馬年出生在西藏日喀則定日縣那囊鄉(xiāng)司措赤卡村，俗名叫格桑平措，爸爸叫旺秀，媽媽叫普布布赤，我的家族在定日地區(qū)算是大戶人家。1948年在鄰居的老師耶西甲跟前學習藏文，他是一名精通大圓滿的瑜伽師。之后在普布多吉老師跟前學習藏文，普布老師在當地特別有名，有時候我的家族要頌甘珠爾和丹珠爾時都會邀請普布老師來誦經。我同時還跟隨藏文繁體書法家耿桑老師、管家阿頓老師、多杰杰布老師、次仁旺堆老師等學習藏文書法。之后在寧瑪派大學者德普跟前學習藏語語法《三十頌》《音勢論》。在大五明學者平措旺杰羅丹跟前學習居米旁的《詩境疏》。1960至1962年在扎什倫布寺著名經師華丹、根鄧和嘉羊經師跟前學習《攝量論》和《菩提道次第略論》。1962年底，前往印度，在上師尼瑪堅贊跟前學習五部大論，尼瑪老師是一位治學嚴謹，對五部大論造詣很深的老師，在他的用心指導下學習五部大論對我的幫助很大，后來我研究佛學全靠老師當時給我打下的佛學基礎。1964年至1965年之間，我在著名經師拉杰跟前學習《辨了義不了義》（唯識論部分）、《中觀論》、慶·加白央的《俱舍論疏》、尊者措那巴·協(xié)繞桑波的《毗奈耶根本論日光疏》《量釋論》（第一部）等。拉杰經師融會貫通地通過具體的字面意思分析到宏觀概念，進行難點解疑，前賢的引導和思維方法等方面的指導，對我有很大裨益。之后我在嘉華桑培經師跟前學習宗喀巴大師的《入中論釋》和《入中論釋解意疏》。1969年開始我用2年的時間在大經師拉丹跟前學習《釋量論》(第三部)和《大勝觀》。1974年去日本，在日本從事教學工作直到現在，這些就是我的學習和人生經歷。

才項多杰：您的藏學研究領域很廣泛，涉及到藏區(qū)歷史、文化、宗教等內容。您在研究這些學科時遇到了哪些困難？您都是用什么研究方法克服這些困難的?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我的研究中遇到了很多困難，由于從小沒上學，對日語、英語、漢語一概不通。在旅日執(zhí)教時由于不會日語而遇到的困難特別多。可是從小在各位高僧大德的培育下，我的佛學功底非常牢固，而且在藏傳佛教領域也有頗深的研究，還有在藏族歷史方面也有過研究。以前我寫過一本藏族歷史專著《藏地佛教后弘期歷史年代辨析》，對于藏地來說，歷史和宗教總是聯(lián)系在一起，尤其在研究某一歷史問題時總是跟藏地的原始神話和佛教故事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極為困難。我覺得佛教和歷史既然分為不同的學科，就應該分開加以研究，這樣不僅對佛學研究而且對歷史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處。

才項多杰：到目前為止，您出版了哪些重要的著作，能否請您作個簡要介紹？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我研究出來的著作，不是為了自己名望和利益，而是為了佛學的繼承與發(fā)展，這些著作是我克服了研究中遇到的所有困難，年復一年地鉆研寫下的。我的著作主要有以下這些：《日本佛教源流史文集》（1977在日本出版）、《藏族歷史文集》（1980年在印度出版）、《藏族哲學理論學習方法雙語對照》（1979年在日本出版）、《彌勒佛研究“未了義了義論”之寶飾》（1984年在印度出版）、《佛教思想之新青史（上下卷）》(1988年在日本出版)、《黃史》（1988年在日本出版）、《瑜伽行派中觀派之諸問題之新白史》（1999年在日本出版）、《新青史》（1992年在日本出版）、《康噶·崔臣格桑文集》（1999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宗喀巴尊者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之經義來源啟示之光（上卷）》（2001年在日本出版）、《宗喀巴尊者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之經義來源啟示之光（下卷）》（2004年在日本出版）、《尊者宗喀巴之〈菩提道次第略論〉之經義來源啟示之滿月》（2012年在日本出版）、《妙法蓮花經》（2009年在日本出版）等等六十多部著作，其中譯著有三十多部。

才項多杰：您的很多著作里都對經義來源進行大量的考證，可以談談您的主要用意？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佛教經義來源考證對于佛學研究來說相當重要，目前，我是藏傳佛教研究領域里對佛教經義來源考證的第一人，對于藏族來講，有許多著名的佛學大師，比如：宗喀巴大師、隆欽·讓江巴大師、布頓大師等對藏傳佛教的傳承與發(fā)展撰寫了很多佛學理論，可是很多人對他們的佛學經義來源不是特別的關心，都是過分信仰的原因。如果把他們的佛學經義來源進行詳細的考證和解讀的話，會被認為是褻瀆或懷疑。我在研究這些前賢的著作時都會在經義來源上進行重點考證，尤其是用對比或比較的方法對南傳佛教和漢傳佛教進行大量的考證。我們藏地，除了藏傳佛教以外的南傳佛教或漢傳佛教從來都不加以研究，所以佛學理論的經義來源考證相當重要，這種考證，對以后學習和研究藏傳佛教提供了方便，也對南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方便。

才項多杰：您有很多譯著，您在翻譯時遇到了哪些困難？您想通過這些譯注達到什么目的呢？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我剛去日本時還不懂日文，遇到了很多困難，在異鄉(xiāng)生活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我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外在環(huán)境的條件，日語進步的特別快。我是一個勤奮的人，隨著我的日文的進步，我也開始致力于教學、寫作和翻譯工作，逐漸克服了很多困難。我的著作里有很多譯著，這是因為對于日本來說佛教起源早，但是沒有像藏傳佛教這樣的傳承方式，由于歷史的緣故，在方法學上認知于西方的方法學研究，所以在佛學理論上有不正統(tǒng)的地方，比如對玄奘大師的許多譯著進行大量的修改等。對于藏地的佛學來說，通過前賢進行大量的翻譯，之后在宗喀巴大師等的精心注疏下已經形成了正統(tǒng)、權威的佛學理論體系。我致力于翻譯主要原因是為了把這種正統(tǒng)的、權威的佛學理論體系傳承和發(fā)展，尤其是為了讓日本人對藏傳佛教有一個全面的認識而翻譯的。比如《釋量論》（第一部）就有110萬字的注釋，我對很多外道和佛家的理論都進行了詳細的梳理，然后進行了注釋。

才項多杰：從60—70年代到現在，您撰寫和出版了這么多的藏學著作，許多都有開創(chuàng)性的領先地位，許多晚輩都想知道，是什么樣的精神動力催發(fā)出您巨大的學術研究能量呢？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藏傳佛教文化是藏文化的代表和象征。我很久以前就在思考藏傳佛教的傳承與發(fā)展的問題。現代化的浪潮和社會經濟的飛快發(fā)展，對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有了新的要求，尤其對藏傳佛教的理論學習和研究有很大的挑戰(zhàn)，我們不得不在現代教育模式中探索佛教文化的傳承問題，我致力于這方面，并且努力撰寫過很多著作。這不是對佛教理論的注釋，而是對宗喀巴等大師的佛學經義來源進行大量考證。歸根到底我是想更好地傳承與發(fā)展藏文化，對后輩們營造一個知識寶庫而進行研究。

才項多杰：您的“日本藏學之父”這一名稱是怎么來的？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我從1974年去日本到現在已經過了29年，在29年的教學生涯里除了在大學里教學外，我曾在很多社會研究所執(zhí)教，也辦過一些講座，而且進行了研究和撰寫著作的工作。我履行作為一名老師的責任，不貪圖享樂，不貪圖名利，年復一年地認真教學，除了期間因一次得病請了兩周假外，從不遲到早退，有課時婉拒參加國際藏學研討會，這就是我作為一名老師的治學態(tài)度。我在日本也相應的得過很多大獎，在我退休的那天，日本國內的最大日報《新聞日報》報道說：我在日本培養(yǎng)了包括專家、老師、研究生等200多名藏學人才，把“日本藏學之父”這一稱呼給了我。

才項多杰：可否介紹一下日本藏學研究現狀？他們在哪些研究領域比較突出？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日本對佛學領域的研究比較突出，因為日本90%的人都稱自己信仰佛教（是不是虔信我不知道），有70多座大學設有佛學課，設有專門課程學習梵文和藏文，有些學校設有密教課程。可是很多佛學經典理論都在藏地，要學習佛學需要對藏地佛學進行研究，但是在方法學上還是學習西方的研究方法，所以對佛學的經義來源特別重視。日本每年都舉辦“日本藏學研討會”，今年已經是第53屆了，所以在佛學領域的研究成果斐然。

才項多杰：您作為享譽國際的藏學大師，您治學的特點是什么？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我不敢認為我是一名國際藏學大師。在治學上我追求“求真求實”的研究態(tài)度。就像佛教里說的“不以人示而法示，不以句示而義示”一樣，對前人賢者的研究不完全肯定，常用懷疑的目光去研究和理性地審視，挖掘他們各自的特點和先進的成果。

才項多杰：您對藏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尤其對藏傳佛教研究，那么您怎么評價自己的學術成果?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我這一生都在研究藏學，首先是在藏傳佛教和哲學方面，也相繼出版了許多的專著，甘珠爾與丹珠爾目錄匯編及歷史由來等60多部。我覺得我的這些成果是日本和歐洲學者共同研究的大集成。如果我沒有專心去研究經義考證，藏地很多學者用二三十年也未必考證得完，編撰辭海不是一件很難的事，佛學的理論起源、發(fā)展，直到后來的注疏、印度佛學理論考證以及南傳佛教和漢傳佛教里有怎樣的注疏等，這是關系到理論正統(tǒng)或體系的事情，所以我才這么多年精心考證這些經義。現在，包括印度和歐洲的很多學者都在參考我的書，我想我的研究對他們還是有幫助的。其次，在藏地歷史方面，現在公認第一個參考敦煌文獻來研究藏地歷史的學者是根敦群培，第二個是我。我以前寫過《藏地和藏人》一書等。不管是藏傳佛教研究還是藏地歷史研究都是為藏地文化的發(fā)展盡自己一點綿薄之力。

才項多杰：目前，在國際上有很多人在研究藏族文化、歷史、宗教等，而且也有很大的影響。請問國外的藏學研究和國內的藏學研究其理論、方法及視角有什么不同？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傳統(tǒng)上藏地有自己的對歷史、文化、宗教的一套研究方法，而國外著重強調理論研究的方法學。現在藏地年輕一代學者對英文的學習非常投入，成績很突出，對本民族的文化也有一定的基礎。如果從長遠來看，在方法學方面會跟西方的研究趨同。藏地有很多藏學資料，而且在各大民族院校里也有很多致力于研究藏學的老師和學生，所以藏學在中國國內會迅速發(fā)展。在國外，由于美國和歐洲國家的經濟衰退，導致投身于藏學研究的人會越來越少。對中國來說，藏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會做好保護和發(fā)展方面的工作，也會在經濟上大力支持。

才項多杰：在中國國內，從70、80年代開始有很多人從事藏學研究，包括東噶·洛桑赤列、才旦夏茸、夏東毛爾蓋·三木旦等大師，您是怎么看待這些大師對藏學研究的貢獻？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我舉個例子，以前在藏地有滿天星辰般數不勝數的大學者，由于“文化大革命”，很多大學者跟漢地學者一樣遭到迫害，等黎明的晨光照亮星辰時，只有少數的啟明星留了下來，他們就像這些閃閃發(fā)光的啟明星，在各大民族院校里把藏地的文化、歷史、語言、習俗等發(fā)揚光大，為藏文化的復興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們需要緬懷與紀念這些偉人。可是在他們那個時代，由于很多外在原因，佛學領域研究甚少。我覺得這是因為作為一名老師的責任，他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編教材等方面，從而難以顧及佛學領域，當然，他們也著重對一些佛學概念加以傳承和發(fā)展。不管怎樣，正是由于他們的存在，藏文明才得以傳承與發(fā)展，而且也培養(yǎng)了很多藏學骨干人才，這些人在各個研究機構和院校里都承擔起重要的角色，對藏學的發(fā)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以前我翻譯過司徒·卻吉窮乃撰寫的《司徒文法廣釋》一書，在翻譯第二格時遇到一些問題，我當時對文法不是很有研究，就沒敢繼續(xù)追究。后來看了才旦夏茸的文法《托米言教》一書，他也對此提出很多看法，跟我的看法一樣。他們都是真才實學的大智者。

才項多杰：您認為目前藏學研究領域應該更多加強哪些方面的學科研究?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目前，藏地的歷史、文化、文獻等領域研究成果非常明顯，跟西方的研究大致趨同，但是藏傳佛教和哲學領域有待研究。我想在中央民族大學開設《中觀論》和《釋量論》的課程，邀請造詣很深的老師執(zhí)教來培養(yǎng)研究生和博士生，這樣一來國內外很多想求學的人都會來中央民族大學學習。在青海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等要是都分別開設五部大論的課程，效果可能更好。也可以開設宗喀巴學研究、隆欽學研究、薩迦學研究、布頓學研究、青史研究等課程。如果長久堅持，對藏傳佛教的繼承與發(fā)展可能更上一層樓。以前對于藏地來說，三大寺院在傳承這種獨特的佛教文化，現在它們不可能發(fā)揮很多作用。

才項多杰：您認為未來幾十年藏傳佛教會呈現出什么樣的發(fā)展趨勢？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我覺得藏傳佛教會在漢地得到很好的發(fā)展，我指的不是佛學理論上的發(fā)展，主要是信仰上的發(fā)展。西方有很多支持藏傳佛教的人，但是他們都是中國內地人。如果藏傳佛教想要更好的發(fā)展，需要靠國家的力量，單靠信仰群眾的力量是不夠的。現在中國國內有很多信眾，而且在各個民族院校都有很多人在學習或研究佛學理論，這也是發(fā)展的預兆。但在西方和其他國家的發(fā)展會逐漸走向衰落。

才項多杰：從整個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進程來看，藏傳佛教的精神價值在國際上處于什么樣的地位？您是怎么看待和評價它所具有的意義？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藏傳佛教在國際上評價很高，尤其是甘珠爾和丹珠爾的價值。它起源于印度，發(fā)展于世界各地，但是它的保護和傳承不正統(tǒng)、不完整，漢地的也有發(fā)展，但是很不全，所以藏地的大藏經對于世界來說變成東方文明的代表，也是藏文明的結晶，是前人留下的文化遺產，所以要好好保護、傳承和發(fā)展。

才項多杰：有人認為藏傳佛教在教義和佛學方面，特別是在中觀方面，在宗喀巴時代達到一個頂峰，您認為在宗喀巴之后，中觀學是否還有新的重大進展？未來是否還有取得新的突破的可能？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宗喀巴大師的研究方法跟現在的研究方法大致趨同。宗喀巴大師時代在佛學理論上的確達到了一個頂峰，正是由于大師的恩惠，佛學理論才得以完整、正統(tǒng)。后來也有發(fā)展，比如宗喀巴大師的《辨了義不了義》的注疏有很多，其中克珠杰的《善緣目炬》和之后出現的各個寺院的辯論讀物等都對宗喀巴大師沒有言教的地方加以挖掘和明晰，這也是一種發(fā)展。我也寫過《尊者宗喀巴之〈菩提道次第略論〉之經義來源啟示之滿月》一書來考證宗喀巴的經義來源，對學習宗喀巴大師的佛學理論會起到很大的幫助，它不需要過多的注疏。我覺得以后“中觀學”會得到很好的發(fā)展，尤其年輕一代學者對藏漢佛學文獻加以對比研究，發(fā)展的空間可能更大。

才項多杰：在東西文化的碰撞與沖擊下，您能談談您對藏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的看法嗎？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藏地的文明統(tǒng)稱十明學，以前除經師和轉世活佛對十明學的造詣之外，很少有人關心出生平凡且通過后天努力而變成的大智者、大學者。我覺得我們需要學習這些大學者的研究成果，就像《薩迦格言》里“若不尊重學者處，學者誰愿住此境；水晶若當火石處，則此誰愿賣水晶”說的一樣，需要跟這些大學者、大成就者學習，研究他們的學術成果，繼承和發(fā)展他們的思想結晶，這樣對藏文化將帶來裨益。尤其是支持有識之士，幫助他們營造學習的條件，這是至關重要的。

才項多杰：您認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作為中國藏學研究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對藏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發(fā)揮了什么作用？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藏研中心作為中國藏學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對藏學的傳承和發(fā)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也出版了很多藏學研究成果，尤其是中華大藏經的出版更是一大貢獻（我到現在還沒機會看閱）。藏地的甘珠爾和丹珠爾在日本或其他國家都有保存，可是通過對勘而整理出來的幾乎沒有，所以它有非凡的價值。以后想學習藏地的大藏經的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出版的大藏經會變成最有價值的參考文獻。藏研中心對藏地的歷史、佛教、文化、習俗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才項多杰：您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教學的這段時間里，很多晚輩都向您請教了很多問題，通過這些問題您對年輕的學者有什么期望？

康噶·崔臣格桑先生：我在藏研中心的這段日子里，很多年青一代的學者問了特別有價值的問題，透過他們的問題，我感覺他們還是很關注我的著作，我特別高興。我大概從17歲開始研究佛學理論，在藏地我變成學習和研究佛學時間最長的人，我覺得中國內地像我一樣研究佛學五部大論的人很少，藏地更不用說。我希望通過我的課程給這些年輕一代的學者對佛學理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也希望通過他們一代的努力好好繼承和保護藏文化。只要抓住一個研究領域，長久堅持下去就會有進步，就像《薩迦格言》中說的“智者學習諸知識，究竟一門通世界；愚者雖是見識廣，不能照明如星光”一樣，只要專注于一個領域的研究就會有成就。主要還在刻苦和堅持。

才項多杰：感謝老師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訪，祝老師身體健康，扎西德勒！

（時間：2013年6月7日 地點：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樓）

（作者：康噶·崔臣格桑口述 才項多杰整理 摘自：《中國藏學》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