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三月，江南草長，十里長亭，煙樓雨巷。江南，自古以來就是文人墨客筆下的佳境，也是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而華侃教授就偏偏從這樣一個魚米之鄉北上，在60年歲月中，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西北高原的藏語文教學和研究工作中。

一、憶年少時，路漫漫上下求索

華侃教授于1934年出生在蘇州，原籍江蘇無錫。其父在當地從醫，并在中學里教授武術。他初小四年級前就讀于東城景海小學，學校環境優美，條件相當好，對面就是當時頗具盛名的東吳大學[1]。當時東吳校園很大，還有一幢幢紅色、黃色的矮樓，優雅清靜。他因舅公那時在東吳大學校圖書館工作，所以時常能去那里玩耍，悠然的環境讓年少的心靈對大學充滿向往和憧憬。高小時遷回無錫蕩口鎮。[2]這里既有小橋流水人家的悠遠，也有荷葉田田的歡樂，是一個生機勃勃的世界，他的孩提時代還常與小伙伴在湖邊摸魚捉蝦。初中畢業那年，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進入了無錫市內入讀錫光高中。

回首憶往事，對如何走上學習研究藏語之路，還要從華侃教授高中畢業那年說起。高中畢業時，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即將到來，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他祈盼參加高考繼續升學，以便將來能為國家建設好好工作，為此選擇了3個志愿：工科、理科和外語。那時候大學遠遠沒有現在這么多專業，而且文理不分，至于選擇外語，是因為東南沿海地區很早就對英語教學極為重視，他中學已學了6年英語，有一定基礎。何況20世紀50年代幾乎全國都風靡學習俄語，到處都在搞速成班，想到將來在大學期間再過俄語關也是必然的事。所以懷著一絲夢想，除已有英語的一些基礎外，華侃教授想著應再學一門東方語言。

因早期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集結了國內外知名的研究印度、日本、阿拉伯，包括國內藏、蒙古、朝鮮、維吾爾等20多種語言文化方面的專家學者。華侃教授的文科志愿就選擇了北大東語系，并最終被成功錄取。1952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全國高校第一屆統招，那時錄取的新生并不多，《人民日報》專門增印了幾個版面，公布了當年高校錄取的全部新生名單，北大東語系招生百余名。可是不久后，他們卻接到了中央民族學院（1993年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以下簡稱中央民院）的錄取通知書。后來才得知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國家根據需要將北大東語系在國內新招收的民族語言專業學生以及專業教師合并到初建的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

中央民族學院是一所新型的高等學府，1951年5月成立，其前身是1941年在延安創建的民族公學。1952年10月，華侃教授就從江南水鄉滿懷著熱心、決心、信心，戀戀不舍地離開了故鄉的親朋好友，乘著北上的火車到了北京。這座城市既擁有濃厚的歷史文化氣息，也是朝氣蓬勃的新首都，是青年學子們向往的學習圣地。不同于北京其他的名校，新建的中央民院，當時地處京城西郊，空曠的校園內只有幾幢二層高的小樓。一群青年學子內心或多或少都產生了一些失落感。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今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及學院領導非常重視，花了不少時間給新生做思想教育工作，講解黨的民族工作的方針政策，指出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在生活上也對同學們極力關心照顧。當時中央民院有一個研究部，部內都是從其他大學并過來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民族歷史學家，這些學科在當時高校中已撤銷或停辦，這些專家、民委領導們就輪流向新生作專題報告，介紹國內各民族的文化、歷史、語言、藝術以及宗教等概況，鼓勵大家下定決心，好好學習。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及學院領導的耐心開導下，絕大多數學生打開了心扉，覺得民族學院真如祖國大家庭的一個縮影，校園內天天見到穿著鮮艷奪目的民族服裝的學生，他們能歌善舞，很活躍，有朝氣，廣播里時常唱起一首十分動聽的歌——“遠方的朋友請您留下來！”祖國有這么多的民族和不同的語言，蘊藏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值得為之學習研究并探索追尋。由此大家滿懷熱情地走上了學習民族語言的道路。中央民院語文系共有蒙古、藏、維吾爾等10多種民族語言專業，每個班學生在15名左右，根據藏語方言差別較大的特點，藏語文專業內分成拉薩語、安多語兩個班。華侃教授被分到安多藏語班，全班14人來自全國七八個省市。對他來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節點，也是學習藏語文的起點，由此一生與藏語文結下了不解之緣。

今天的華侃教授回想起4年美好的大學生活，感覺校園里的那些人和事仍歷歷在目。民族語言本科專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高校首次這樣大規模的從全國招生，學校早在一年多前就開始從多方面積極籌備了，各語種都由本民族老師成立教研組，制定教學計劃、培養方案，準備教材。安多藏語班前后有4位藏語專業課的老師，其中3名是藏族。還有1位是旦巴嘉措教授，原籍是四川若爾蓋縣，曾長期在著名的拉卜楞寺譯倉任秘書，1945 年前后在該寺青年喇嘛職業學校任教，精于藏文法、修辭及佛教哲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就被蘭州大學聘為副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被調到北京民族出版社任編審。每逢周一、周二，中央民院就會派車專程進城接旦巴教授為安多藏語班授課。其他兩名是會話課老師，都是甘肅夏河縣拉卜楞人。另有一名是周季文老師，漢族，精通安多語和拉薩語，專門為學生講解藏語言文字的特點，結合課文中的重點難點，分析其中語音、語法、詞匯特點及規律。周老師后來在藏語言教學、漢藏翻譯、敦煌古藏文研究等方面多有重要著作問世。華侃教授的大學4年就是在這幾位老師的悉心教導下，從學習藏文字母開始，刻苦練習拼讀，到掌握短句、短句會話一步步成長。后來他們帶領全班學生進行實習，對同學們極盡關懷和幫助，還為大家起了藏文名字。其后，到藏區實習、調查語言和下鄉工作、發表文章時，華侃教授就一直使用他的藏族名字——桑蓋嘉措。

大學期間的課程除專業課外，還有語言學概論、語音學、語法比較、教育學、民族志、喇嘛教概論及4門政治課。當時的授課老師有的是從北京大學請來的，如從法國回國不久的高名凱先生、從英國回來的袁家驊先生；政治課老師都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還有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專家來講授現代語言學理論。在當時的條件下能聆聽這些學者的課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有些課程，如政治課等大課，都沒有教材，在百余人的大教室中上課，同學們都是爭先恐后地往前搶座位記筆記，全神貫注地聽講，唯恐落下一句話。所以當時學校流傳著這樣一段話“上課記筆記、下課對筆記、考試背筆記”。老師們備課認真、出口成章、有條有理、滔滔不絕，深深吸引了剛邁入大學之門的年輕學生。華侃教授也不例外，對每位老師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在學習藏語文的起步階段，不免有新鮮感，充滿著好奇心，華侃教授也開始了解到藏語言文化的底蘊深厚、典籍豐富，然而在學習中遇到的困難也不少，藏語是歷史悠久的語言，而且方言很復雜，語音結構精密，僅聲母中的復輔音就在數十個到百余個之間。加之，藏語書面語與口語有不小差距；受古印度梵文文法的影響，其文法體系也比較古老，所以只能在專業課老師的細心引導下盡量多聽多說，反復練習。同學們想出了很多學習辦法，如每天要求至少講10 句藏語，互相交換卡片以計數；繼而又約定每周有一天必須要用藏語交流，不能講漢語；還提倡與預科班中來自安多地區的藏族學員交朋友。那時華侃教授患有較重的胃疾，不時要進城去定點的醫院進行治療，往返需要數小時，在坐公交車途中，還常拿出藏語單詞本復習，不愿意浪費一點點時間。

二、憶求索時，情切切左右相助

中央民院還有一個優良傳統，就是學習民族語言的班級要去民族地區實習。深入基層是一種難得的全方位磨煉，一方面可以建立和培養民族感情，增加為兄弟民族服務的積極性和責任感，另一方面也有更好的語言環境，群眾都是老師，身臨其境可以學到生動靈活的口頭表達，避免了那種不能開口的啞巴狀態。經過兩年多的校園生活，由語文系制定了周密的實習計劃，又考慮到西北地區的氣候，學校也為師生置備了必要的行裝。離校前夕，院領導語重心長，諄諄教導實習隊師生，要求大家要和藏族群眾打成一片，認真虛心學習，努力克服各種困難，取得好成績回校。

華侃教授所在班級的實習地點在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拉卜楞。以此為中心點，是因為學校考慮到當地的藏語在安多地區有一定代表性。為了能更好適應氣候和生活條件、增長語言交際能力，實習的第一階段先到蘭州西北民族學院（今西北民族大學），這里的語文系有藏文、蒙古文、維吾爾文3個專業，其中藏語文專業也同樣是教學安多語，教師都是從西北大學、蘭州大學合并過來的。他們學養宏博，各有專長。當時藏族班學員較多，都是來自甘肅、青海藏區的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校園內民族氣氛十分濃厚，食堂里每周都能吃到糌粑、酥油、奶茶。華侃教授第一次品嘗到別具風味的藏餐。西北民院校領導和語文系、干訓部等單位對中央民院來的實習隊十分重視和關心，召開座談會幫助制訂學習計劃，聽取大家的要求和匯報。在此期間，實習隊全體學員都去語文系聽藏文課。當時有位葉老師講授藏文文法課，使用漢藏雙語，教材也是他自己編寫的油印本，同學們獲益匪淺。同時又去聽干訓部用藏語講授的黨史、民族政策等大課，下午分組參加他們的討論。起初，大家只能聽懂二三成。由于這里的語言學習環境很好，在兩三個月的時間里，實習隊同學們的藏語聽說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大大增強了他們學習藏語文的信心和決心。

第二階段便是深入藏區。當時去甘南夏河縣的交通很不方便，道路崎嶇逶迤，實習隊師生 10 余人包了一輛敞篷大卡車在布滿石子的土路上顛簸。第一天從蘭州出發到臨夏約140余公里，在崎嶇不平的路上搖搖晃晃行駛，到達臨夏已近黃昏。第二天清晨，又從臨夏起程，約100多公里的道路更加狹窄，一邊是懸崖石壁或黃土高山，一邊是湍急的河水。不時在路邊山坡旁還會見到結構獨特的藏傳佛教寺院建筑。當卡車終于到達夏河縣所在地拉卜楞（??????），一行人的身上臉上全是黃沙塵土。先行的帶隊老師已同當地政府聯系妥當，安排大家住在黃正清州長大宅后院的一間大房子內。黃正清當時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長、甘肅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等職。因華侃教授當時負責實習隊的財務工作，所以就和兩位老師另住一間小房。不久，黃正清州長和他的夫人——策仁娜姆（曾任甘南州婦聯主席、省婦聯副主席等職）在后花園支起帳篷，親切會見并招待了實習隊師生。

實習隊被拉卜楞濃厚的文化氣息深深吸引住了。拉卜楞寺始建于1709年，歷史悠久，先后建立了六大扎倉，即聞思學院、續部上學院、續部下學院、時輪學院、醫藥學院、喜金剛學院。寺內存放著十余萬藏文典籍木刻板和印刷出來的各類典籍：有極珍貴的金汁寫稿或印本、用藏文草楷書寫的抄本，在幾個大經堂里摞積達數丈之高。來自四川、青海及內蒙古等地的藏傳佛教信徒絡繹不斷，常有一些內地及蒙古地區的僧人在此短期或長期研習佛典和藏文史籍，也有漢族學者來此作調研修習。華侃教授清晰地記得，沿著塔哇（????）古老的石板路再往西走是一個很熱鬧的集市，位于拉卜楞寺和縣政府所在地塔哇之間。幾乎每天都擠滿各族群眾，商販席地擺攤，出售各種貨物，如各類宗教用品、佛像、各式帽子、靴子、藏袍、皮張，還包括藏族群眾喜愛的碗碟木盆、日常需用的引火柴、干牛羊糞等愜可謂是琳瑯滿目，熱鬧非凡。同學們大開眼界，也在那里學到了許多鮮活的藏語詞匯。

實習隊在當地政府的重視和大力支持下，制定了具體的實習計劃，將隊員分散到縣里藏族干部較多的機關或學校，如縣政協辦公室、法院、藏民小學等單位，以便有更多機會提高藏語會話水平。華侃教授會隨時隨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記下新的單詞短語或歌謠、俗語等，晚上在微弱的燈光下復習記誦。因為當地只有一個發電量很小的水電站，還常常停電，所以大多時候只能在燭光下整理白天所記下的語料。每隔一兩周兩位帶隊老師會輪流輔導或者譯講。當時華侃教授同另兩位同學被分到縣政協辦公室，住在縣政府西邊一大院內。冬天氣候寒冷，只能用火盆燒些木炭取暖。政協辦公室平時僅有1名藏族工作人員，名更登，年近50，是本地人，藏文也比較好。一些政協人士中不少是藏族僧人，也會常來辦公室轉一轉，有時看看藏文報。同學們就抓住這樣的時機，向他們問這問那，得到了許多熱情幫助。當時縣政協辦公室旁是縣政府糧食科，院子里每天都有附近牧民群眾趕著馱牛來縣里采購青稞、面粉、大米等糧食，由糧食科寫個條子蓋上公章即可去糧庫購買。那些長著黑色長毛的牦牛和犏牛，同學們還是第一次見到，心里有點害怕，仍提心吊膽地走到牧民面前攀談上幾句。實習隊才到拉卜楞沒多久，就引起了當地群眾的注目和熱議。因為，此前很少有外地青年特別是女學生專門到此地學習藏語，何況是來自數千里之外的京城，還能說一些簡短但發音相當地道的安多話，主動跟群眾打招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很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就這樣，實習隊的學員們逐漸與當地藏胞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也得到了他們的信任和親切幫助。

甘南的冬季漫長而又寒冷，零下20多度是常有的事，附近山頭上皚皚白雪，數月不化。在春節來臨之際，實習隊為了不打擾機關干部上班和調休，就集中起來住，也是作一個小休整。縣政協的更登秘書，在蘭州西北民院講黨史的那位老師旦正貢布，還有州政府畜牧處處長念智倉（拉卜楞寺活佛，20世紀50年代初在中央民族學院干訓部學習時就與實習隊同學認識），紛紛邀請實習隊師生到家里做客同過新年。實習隊師生便帶上哈達、茯茶、糖果及一些日用品去他們家里歡度新春佳節。

新年過后，實習隊進入下一階段的實習，男生都被分到了離縣城數十里乃至百里之外的幾個鄉鎮，一個村子只分配一個實習隊員。當時夏河縣分轄6個區及3個直屬鄉，華侃教授最初被分到三區的隆瓦鄉，今稱唐尕囊鄉，隨同政府的工作組去收農業稅及宣傳黨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他住在一所小寺院里，每天到河對岸一家小飯館吃面條，一日兩餐，天天如此。后又住進完尕灘的曲東村，與藏族群眾“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開口自然只能講藏語，也常遇到難以表達的情況。在曲東村的日子里，華侃教授與一戶村民家的“阿米”（??????，老爺爺）共睡一炕，白天在打糧的場院里干些零活，如拾青稞穗子，幫助打掃場院，中間休息時跟群眾聊天，學到了不少農作物、打場、農具的名字。晚飯后在油燈下聽“阿米”講成語、諺語、簡短的民間故事，盡可能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有很多聽不懂的地方，只能等待帶隊老師來輔導時再逐一解決。當時實習隊規定，每月除給住戶買大米、面粉和青稞外，還要送上磚茶、紅糖等。華侃教授認為，那時的日常生活雖有些單調，但樸實、寧靜、與住戶親密無間，宛如一家人。因為那里是農區，早飯喝茶拌糌粑，很少吃到酥油，他就自己放些鹽。中午常吃青稞面烙餅，酸味較重，晚飯是面片加些粉條、蘿卜及風干牛肉。“阿米”家有一上門女婿，是還俗僧人，做飯很嫻熟，所以有時還能吃到花卷、蒸饃。幾個月的實習生活，鍛煉了同學們的毅力，也贏得了當地群眾的信任。藏族人民的善良、厚道、純樸，給實習隊學員們帶來了無限的溫暖，同學們的藏語聽說能力也有了明顯進步。

1955年5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先后由當時中央民委主任劉格平和副主任劉春陪同，來到夏河拉卜楞寺講經祈禱，為百姓賜福，各駐留了一周時間。聞聽訊息后，遠至四川、青海、內蒙古，近至甘南州各縣、鄉的信徒紛紛騎著馬，馱著帳篷，帶著鍋具前來拜謁。從三區的完尕灘到拉卜楞寺約五六十里路，沿途遍布帳篷，據說前來的群眾有數十萬之多，盛況空前。朝拜的信徒人數眾多，幾乎擠滿了古老小鎮上唯一的一條街道，列隊達數公里，排成長龍，在達賴喇嘛、班禪座前接受摸頂賜福。那幾天中央民院實習隊師生也被要求臨時從“三同”住地回到縣上參加服務工作，協助維持殿前秩序，大家因此也親眼目睹了這一盛大場景。由于兩位民委主任當時兼任中央民族學院院長和副院長，知道有民院學生在此實習，就送來羊肉改善實習隊伙食，并勉勵大家要模范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切實尊重藏族的習俗，克服各種困難，認真向藏族人民群眾學習，以便將來走向社會好好服務于民族工作。實習隊師生受到極大鼓舞。

實習隊在藏區10個多月間，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農區“三同”，情感上、生活上都融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大家深刻體會到，僅僅從書本上來學一種語言是很不夠的，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才能掌握好并且牢記生動地道的藏語。“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直到現在華侃教授還能清楚地記得哪些詞語、哪些句子是在實習期間習得的。更重要的是同學們在實踐中經受了多方面的鍛煉，與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情誼，增強了責任感，總是想著將來要為社會、為民族做點有益的事。長達10個月的“三同”，給同學們留下了一段段充滿溫暖的回憶，對華侃教授未來的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前研究國內諸多民族語言文化的學者，有的也非常向往去民族地區考察研究而不可得，華侃教授這一代青年學子很幸運地得到了這樣的機會，還受到各地黨政部門、藏族群眾無限的支持、關心和幫助。

三、憶逢機時，忙碌碌南北奔走

1955年夏天，實習隊回到北京，一方面總結實習期間的收獲，匯總搜集到的語料，包括詞匯、語句和民間文學資料；另一方面要補學那時規定必修的部分政治理論課。恰在此時，又一個重要而又極為寶貴的學習機會來臨了。國家為了充分了解國內50多個少數民族的語言分布和使用等情況，并為鑒定民族成分提供依據，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民族語言普查。由中央民委（今國家民委）和中國科學院（改革開放后將其中哲學社會科學部獨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在中央民院開辦了近800人的語言調查訓練班。中央民院語文系10多個語種的大部分教師和應屆畢業生全都參加了。同時，又從各民族地區抽調來不少青年學員，匯聚了當時國內研究各民族語言的師資力量給訓練班授課。這些博聞廣獵的專家主要來自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著重講授語言調查的目的和要求、調查研究的理論和具體方法步驟，以及如何撰寫調查報告等等。所講授內容后來大多按專題匯編成《語言調查常識》，由中華書局在1956年出版，成為國內有關民族語言調查的首部經典著作。那次全國范圍的民族語言調查規模之大、人員之多、調查范圍之廣、任務之艱巨是空前的，正可謂開一代民族語言之新風，為民族語言研究揭開了全新的一頁。

藏語的調查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肅、云南五省區，另外還包括調查羌語、嘉絨語。安多藏語班被編入第七工作隊，按不同省區又分為幾個組，華侃教授被分配到甘青小組，組內有同班的陳踐同學和從西寧調來的一位藏族同學。他們前后調查了天祝（華銳）、肅南（馬蹄寺）、樂都（瞿曇）、化隆、循化、尖扎、同仁、澤庫共9個點，包括農區、半農半牧區及牧區，其中化隆還增加了1個副點。每個主點記詞約3000多個，副點記詞900個左右，也記了少量句子。按通常的調查要求，在到達目的地后，首先需要與當地政府聯系，講清調查的目的和要求，以便取得他們的支持與幫助。然后就開始尋找理想的發音合作人，基本要求為語音清晰地道，本地人，藏文較好，知識較豐富，認真且有耐心，還要向合作人交代清楚，是記錄口語語音。之后，就按在京時已準備好的詞匯材料，每一詞條都有編號，用國際音標記音，一般有兩三人同時記，取得統一標注。白天記音，晚上進行排比，如有疑問，第二天再與合作人核對，最后記錄和校對完這些語料后，寫出該點音位系統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聲母、韻母、借詞等情況，每一例詞最少有2個，還有聲調情況、音節結構等，同時也要簡述當地的社會概況。在蠟紙上刻寫、油印、裝訂，一切都是他們自己動手，完成后要給當地政府有關單位留若干份，其余帶回北京匯總時用。這一切都必須在當地解決，不允許留下任何遺留問題。

通過半年多的實地調查，華侃教授的足跡遍及河西走廊部分地區以及青海省東部，基本了解了這些地方的藏語使用情況和語音特點。總的來說都屬于安多方言，其內部差別不大，相互交流沒有困難。但正如藏族諺語“一個教派一個高僧，一個山溝一種方言”。在這片民族文化極其豐饒、語言資源非常豐富的土地上，通過識別這些方言土語的特點，華侃教授也增加和鞏固了藏語詞匯量，基本掌握了語言調查的方法和過程，這對他來說是莫大的收獲，為他后來一生從事藏語文教學和研究工作打下了較好的基礎，成為他學術生涯中邁出的第一步。至今60年雖已過去，回想起那一段輾轉8個地方的調查和生活，華侃教授仍覺得彌足珍貴，并深刻體會到人生短暫，一定要多走多看，多聽多問。一批活躍在20世紀下半葉的民族語言教學和研究工作者，很多都是從這次語言調查中鍛煉成長起來。

1957年炎熱的夏天，甘青分隊各組隊員將所有調查到的語料進行了匯總，并油印成冊。實踐證明，五省區的這次調查成果豐碩，達到了預期的目標，為進一步深入研究藏語提供了總的方向和資源，也為漢藏語言研究作出了貢獻。當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語法方面調查和搜集的資料尚有欠缺；有些偏僻的地區，或者人口較少僅有數千人使用的土語也未能前去調查；有些長期居住在青藏高原，但操用比較特殊的藏語或者民族識別中尚有某些爭議的語言還未能深入地去收集資料。

四、憶育人時，志滿滿代代傳承

經過4年的大學生活及后來的語言調查實踐，1957年華侃教授由組織統一分配來到西北民族學院，開始走上教學崗位，并在其后50多年始終懷著深厚的民族情結勤奮工作。那時的高等學校是不允許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教師直接參加教學工作的，需進修兩年以提高業務能力。進修的內容主要是聽老教師授課，幫助批改學生作業并進行輔導，還要訂出自己每年的提高計劃和閱讀書目等。為了提高藏漢族青年教師的語文水平，進一步增強其業務能力，由藏族老教師給大家講《巴協》《云使》《藏文文法》《敦煌古藏文文獻》等名著；漢族老教師講古詩詞和《古文觀止》，而且常用星期日的時間，教學和工作緊張有序，生活十分充實。老教師們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態度，對剛出校門的青年教師來說啟示深刻，永遠都是學習的榜樣。當時語文系藏文組在學校各方面都是名列前茅，1958年全國召開群英會時還榮獲先進單位，系里一位藏族副主任赴京出席了大會。因此大家都感到十分光榮，覺得更應加倍努力，搞好教學工作。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地區本民族的高中畢業生很少，能掌握藏語文的更是寥寥無幾，可是民族地區又迫切需要懂得藏語文的人才，所以那時藏語文專業招收的本科生，漢族居多，其中，從陜西、河南等地來的居多，也有個別來自浙江、四川等地，期間還一度招收過初中畢業的3年制大專生。華侃教授先后給統招的（本科班多數是甘青兩省的高中畢業生）開設藏語講讀、口語和書面語等相關課程。“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被迫停課。20世紀70年代復辦后，因基層的民族教育受到破壞，所招學生文化程度參差不齊。

當初華侃教授給藏族學生們教授藏文，都是他自己編寫教材、油印、裝訂。因為在大學期間學習的專業是安多藏語，所以給其他民族的高中畢業生講課時，他就會認真回顧一路走來的經歷、教訓和經驗，以及在藏區實習時的體會心得。在教學中，他強調應注意過好語音關，精準掌握好藏文的讀音規則，了解聲韻母的組合關系和音節結構；對藏文30個字母，不僅要按順序熟記，還應了解其發音部位、發音方法；外民族學習藏語應把口語放在首位，再結合書面語的學習；藏語的語法有自己的體系，而且口語和書面語差別很大；要重視掌握各類虛詞和句型，先從簡短的句式開始。藏語的動詞內部變化規則嚴格細致，對復合詞中的準詞素要多舉例，使學生能舉一反三，擴大詞匯量。上述這些問題對以藏語為母語的學生來講，早已成為習慣，但對于第二語言的學習者來說卻是絕對不能忽視的。在開始學習短篇文章時，華侃教授大多選擇通俗易懂的藏族格言中的典故和民間故事，并要求學生背誦課文。平時鼓勵學生多動手查閱雙語、單語詞典，只要勤快，這些方法、工具書都能助一臂之力，是學習另一門語言的最好幫手。這些方法都是華侃教授長期從事教學和研究中累積的點滴經驗的總結。

1964 年，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席卷全國，簡稱“四清”，民族地區也不例外。當時西北民院師生200多人由省上統一調配組織，先后赴甘南和青海藏區參加社教。華侃教授被分配到夏河縣南部數十公里一個叫尼瑪隆公社的純牧業生產隊。起初工作組成員住在貧苦牧民帳篷中，與牧民同吃同住。華侃教授在組內主要負責口頭翻譯，白天訪貧問苦，宣傳政策，發動群眾，晚上進行小結，并安排第二天的工作。當時由于諸多因素，經濟形勢不太好，再加上天氣寒冷，生活十分艱辛。后來，上級同意工作組自行架帳篷開伙住宿，工作組就在群眾帳圈不遠處的小溪旁架起帳篷。冬天甘南牧區氣溫常在零下20余度，特別在晚上，帳篷四周及睡鋪底下幾乎全被凍住了。一日兩餐一般是搟面條或揪面片，偶爾會加入牛奶或蘿卜、粉條，也能買到少量風干牛肉，蔬菜很罕見。棘手的是去牧民帳篷內講解有關政策文件時，每家門口都有兇猛的牧犬，不得不在遠處大聲呼喚戶主出來看護。草原的夏天姍姍來遲，6月前后才長出一點綠芽，牧民們就要從冬季牧場遷往夏季牧場。華侃教授常常跟隨牧戶騎著馬，一邊行進，一邊幫牧民趕羊群。每群的羊都在200只以上，羊沿著山坡或快速奔跑或停下來吃草，讓華侃教授束手無措。戶主則趕著牛行進很快，牛背上馱著箱柜、糧食及帳篷。到達目的地夏季草場時，一般已是暮色籠罩。牧民們用曬成片狀的干牛糞，作為燃料生火熬茶。夏天正是牛奶產量最多的季節，也是牧民婦女們最繁忙的時間，牧民家中的婦女天蒙蒙亮就要去擠奶。家家戶戶都有一種大木桶用來打奶子取酥油，曬奶渣，剩下的是一種很酸的達拉水，也可用來做發面。有時還能品嘗到血腸等牧民特制的佳肴，能看到牧民如何剪羊毛，老奶奶如何織牛毛帳篷，只可惜當時華侃教授沒有帶照相機，不能一一拍照，這成為他不小的遺憾。時至今日，華侃教授還時常告誡學生要注意并盡量記錄一些即將消失的詞語。經過近一年的社教，華侃教授增加了生活閱歷，學到了很多牧業生活方面分類細微的特有語匯，其中飽含著藏族歷史、文化、思維方式和生活經驗，他也深刻感受到了牧民們熱愛生活、勤勞純樸的良好品質。

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西北民院語文系根據社會需要從甘南州各縣招收大專、中專藏漢語文訓練班各一個班，都是藏族青少年。華侃教授授課時，通常在兩周時間內就記住了班里每個學生的姓名、籍貫、生源地、文化程度等基本情況，甚至數十年后仍然記憶清晰，至今還常有聯系。他認為要研究學生情況，對學生們講什么方言土語要有所了解，在教學中才能有針對性地舉例講解。這是一種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的追求探索。數十年來華侃教授一直秉承這一做法，包括對2010年以后從甘肅、青海、西藏、四川、云南五省區統招來的藏語言專業學生也同樣如此。華侃教授殷切地鼓勵他們，要堅持人生的目標，下功夫刻苦學習，不辜負國家民族的期望。

1973年，西北民族學院按中央文件復辦招生，下放到甘南藏區的教師陸續調回，華侃教授也迎來了新的任務和挑戰。由于要求迅速招生上課，時間十分緊迫，7月間回校后華侃教授就隨同教研組其他教師一起利用暑假時間趕進度。以前積累的講義課本及大量藏漢文圖書資料已散失殆盡，他們不得不重起爐灶，編寫教材，自己動手刻寫油印。當時的學生，有在職的干部、教師、軍人以及從基層推薦的學員藏漢文程度差異極大，教學難度不小。

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到來，西北民族學院陸續有更多的藏族高中畢業生進入藏文專業學習，文化程度開始逐年提高。新的一代有良好的藏文基礎，較強的閱讀和寫作能力。為了適應民族高校的發展和社會的新要求，培養掌握語言科學理論的人才，華侃教授將現代語言學基本理論編譯成藏文教材，直接用藏語授課，這在當時對民族院校來說是首開先河的。華侃教授編的教材《語言學概論》（藏文）在基本理論方面學習和吸收了民族語言學家馬學良先生主編的《語言學概論》（1981）和北大高名凱、石安石主編的《語言學概論》（1963）。當時高校語言學基礎方面的教材少之又少，華侃教授在編寫和講授理論的同時，竭盡所能地深入淺出、結合實際，利用藏語方言的豐富資源，又加入了語言調查中和平時閱讀有關文獻搜集到的語料，還增加了 20 多個地點的例證材料。初期僅是油印講義，供藏文大專班使用，后經增刪修訂，由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成為歷屆本科、大專班教材。此書在藏區普及現代語言學理論知識方面也起到了積極作用。隨著現代語言學理論的迅速發展，新資料不斷得到挖掘，華侃教授常鼓勵年輕教師要切實下一番功夫，編一冊新時代藏文版的語言學教程。

20世紀80年代初，華侃教授又到中央民院聽“吐蕃文獻”這門課程。講課的是他當年的同班同學陳踐教授。華侃教授受益良多，回西北民院后就迅即在藏語系高年級開設此課程，這也是西北民院首次開設該課。當年8月，華侃教授參加了在蘭州召開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和首屆學術討論會，并遞交了相關論文。該門課在講授了兩輪后，由其他藏族老師接任。時至今日，學院已建有研究古藏文方向的碩士點、博士點，并有數十名研究生取得了學位。

20世紀80年代后期，為了培養高層次人才，華侃教授開始指導藏語語言學碩士研究生。他常對自己的研究生說，歷史上藏族前輩學者對藏語言文字研究的優良傳統，璀璨的研究成果和浩瀚的文獻名著，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語言學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拼音的藏文文字創制之早、藏文文法理論建立之悠久、梵藏雙語對照詞匯之編纂等都是寶貴的，可以看出歷史上不少藏族文人學者思想開放，善于吸收中原文化、南亞文化，并將其本土化。同時，他也要求青年學子刻苦鉆研掌握現代語言學理論，了解藏語言研究方面的相關論點、吸收有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開闊眼界，拓展研究領域，在教學中發現問題，在研究中促進教學。華侃教授認為，從事語言研究，必須親自調查和掌握第一手資料。在西北民族學院這個大環境中，所有藏族師生都是他學習和調查的對象，通過實踐和調查搜集的語料豐富多彩，再經過辨析歸納，大多可吸收入他自己編寫的教材和作品，并運用到課堂講授的內容中。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退休期間華侃教授先后為藏語系及信息研究院碩士生開設的課程有：普通語言學、漢藏語言概論、語言調查、社會語言學、現代語言學流派概論、中國翻譯史，講座有藏語語言學史概要、辭典學等。在與藏族學生交談時，他常要求學生要注意培養語言上的敏感性，隨時記錄下方言中有異樣的讀音、特殊的語匯和不常見的各類語法虛詞，因為這些材料對從事語言研究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進行語言研究時應以語言學界通用的國際音標標音，若是用藏漢文等注音必將會造成誤導，而且失去了學術上的科學性、嚴謹性。

華侃教授在學習和工作中會不時查閱有關語種的辭書，他認為這也是語言學習的必要方法之一。而辭書的缺乏，特別是缺少藏語類的雙語多語詞典，引起了他自己對辭書的關注，想到自己在學習藏語文的過程中，適合的雙語詞典極少，華侃教授常把目光集中到研究藏文類辭書的發展變遷上。最早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他就參與過西北民院語文系藏文教研組編纂《藏漢詞典》詞條的工作。70年代后期，在原來的基礎上又增加詞條，重新修訂。前后兩版均由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雖然內容譯釋方面仍有不足之處，但滿足了學習藏語及翻譯上的基本需要。80年代華侃教授參加了王沂暖教授、健白平措副教授主編的《藏漢佛學詞典》編纂工作。該詞典于1987年獲甘肅省社會科學二等獎、1989年獲國家民委社科優秀獎。該詞典于90年代初又增訂詞條1萬多并再版，于1993年獲國家民委社科二等獎。在此期間華侃教授又與龍博甲共同編纂了《安多藏語口語詞典》，系國內首部安多藏語詞典，影響遠至美國和日本，共收錄詞條1萬1千多條，每一詞條都用國際音標標音，供國內外學習安多藏語的學者參考。華侃教授關于研究藏語辭書的文章有：《藏語辭書述略》（1990）、《四十多年來藏語雙語辭書的發展》（1997）、《藏語雙語辭書發展史略》（2003）、《對兩部數學詞典的翻譯及專科詞典編纂的幾點看法》（2006）、《一部展示藏文化的百科辭典——東噶〈藏學大辭典〉評介》（2007）。《東噶藏學大辭典》是當代著名藏族學者東噶赤烈先生用研究資料編成，共2400頁，多達百萬字，出版后不僅在國內辭書學界、藏學界得到好評，在國外也影響深遠。在21世紀前10年，華侃教授曾多次參加在上海、廣州等高校召開的雙語辭典專業委員會學術討論會，遞交的論文多是介紹討論藏族歷史上頗具特色的眾多辭書的亮點以及他自己的研究心得。華侃教授還參加了《雙語辭典學辭典》中關于藏漢、藏英雙語及藏學等方面詞條的編寫。

安多語是國內藏語三大方言之一，青海、甘肅、四川三省有7個藏族自治州和2個藏族自治縣主要使用這一方言，使用人數達200多萬，其在漢藏語言研究中的重要學術價值為國內外語言學界所公認。華侃教授的學術生涯也主要以安多藏語為研究對象，包括從語音、詞匯等方面探索該方言的特點和內部規律，如牧區話、半農半牧區話和農區話的異同及其歷史演變。這方面公開發表的文章比較多。此外，華侃教授以對幾個典型地點的藏語語音的歷史演變為個案，探討了當今群眾口語與藏文的對應關系，呈現出時空不同的特質，從縱橫兩方面進行比較，都可以找出其演變軌跡。這方面有如下3篇文章：《藏語天祝話的語音特點及與藏文的對應關系》（1992）、《松潘話的音系和語音的歷史演變》（1997）、《藏語久治話的音位系統及其語音的歷史演變》（2015）。2002年，華侃教授出版了《藏語安多方言詞匯》一書，約30多萬字。該書從安多方言內選擇了較有代表性的6個點：牧區話有四川紅原、青海天峻；半農半牧區話有甘肅夏河、青海同仁；農區話有青海化隆、循化。每個點記錄 2121 個詞，用國際音標標音，整理出了各點的音位系統，同時加上拉薩話共 7個點，都有漢英文釋義，從語音及詞匯，包括動詞的時態等方面列表作了比較。華侃教授認為方言蘊藏著豐富的語言史資料，深入挖掘活的方言有助于探索語言發展的歷史。

21世紀初，華侃教授應邀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語言室牽頭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語料庫》課題，鑒于安多藏語的重要學術價值，該課題特要求選兩個點：夏河甘加、天峻舟群，各記 3000 多詞，該課題于2003年完成并順利結項。

在翻譯研究方面，華侃教授曾在漢譯藏、梵譯藏方面作了不少探討。《漢語成語的藏譯》（1979）一文，是對《毛澤東選集》第4卷中的漢語成語通過譯創借的手段譯成藏文的研究，譯者不拘泥于某種單一的方法，既考慮到上下文的不同語境，又注意漢藏兩種語言文化的內涵。華侃教授認為《毛選》4卷中很多成語的藏譯文能恰當重顯原文的含義。又如《藏譯佛典中佛教詞語的譯創》（2000）以及后來作了補充后與看本老師他用藏文合寫的《梵譯藏佛教詞語譯創的幾個問題》（2002）這兩篇文章，認為藏族歷史上眾多佛學家、翻譯家、語文學家充分發揮自己的睿智才思采用音譯、意譯和音義合璧等方式將宗教文化方面的大量梵語詞創造性地譯創成藏語，充分顯示出古代翻譯家們梵藏語文水平之高、翻譯技巧能力之強，而且這些詞語千百年來一直在被廣泛使用，承載著文化的輝煌和千年歷史的脈動。他同時又指出歷史上宏偉的譯經事業，客觀上促使了藏語詞匯得到很大發展，其中復音詞的增加尤為明顯，大量佛教文化詞的產生影響到后來藏語合成詞的構詞法。

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研究自己的語言文字都有悠久的傳統。華侃教授數十年來在學習和研究藏語中，深刻認識到藏語言研究發軔之早，學者之眾多，典籍之宏富。在這一光輝的發展歷程中給后人留下了無比珍貴的精神財富。21世紀來臨之初，華侃教授又同多名藏族年輕教師著手研究，歷經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終于撰寫出《藏語語言學史稿》。他強調，如果要真正了解藏語文，就應該追溯它的歷史和傳統，幸而藏族留下了大量的宏偉巨著，卷帙浩繁、博大精深，每位偉大的譯師都直接影響了藏族的文化發展歷程。華侃教授和這些藏族年輕教師為積淀深厚的藏族語言學研究歷史的發揚光大作了巨大貢獻。2005年該書列入教育部重點研究項目，他們腳踏實地、迎難而上，閱讀了大量藏、漢、英等不同的文獻資料并潛心研究，幾經寒暑數易其稿，終于在2014年定稿，由民族出版社出版，2017年面世。他認為書中難免會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所以直抒胸懷將書名定為《史稿》，期待以后作修改補充，盼來者更勝一籌。

華侃教授除長期以來主要研究安多方言外，又從應用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的角度，對藏語也作了一些探討，指向解釋說明、分析推論，先后發表了《從語言規劃談民族共同語的建立》（2010）、《藏族地名的文化歷史背景及其與語言學有關的問題》（2001）、《散論成語和諺語在漢藏英語中的趨同現象》（1997）、《成語中宗教文化性透視——以漢藏英語為例》（1997）、《顏色詞“黑白紅”在漢藏英語中詞義文化性分析》（1999）等。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今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之約，經過調查收集資料后寫成《甘肅地區中學的語言教學問題》（1991）一文，以甘南和天祝兩地基礎教育中藏語文教學情況為例，講述其在新中國成立后經歷的一段曲折過程。談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自治州、縣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各級各類學校恢復并加強了藏語文教學，同時實行漢語文的雙語教學，這是適應當今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大發展時代的需要。該文之后被收入《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使用和發展問題》一書，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1997 年獲吳玉章語言文字學優秀獎。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雖然在經濟發展、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有所差異，但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頻繁，聯系密切，相互依存，共同建造了統一的偉大祖國。這種互助合作，交往、交融，在語言文化方面也有深刻表現，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語言中就出現的借詞，無論是在經濟生活中、物質資料生產中的常用詞還是宗教等思想文化領域方面的語匯都屢見不鮮。華侃教授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有《保安語中的藏語借詞》（1992）、《土族語中的藏語借詞》（1994）等，文章考察了借詞的借入條件，大多是居住地接近，甚至生活在同一村內，生活習俗相同或宗教信仰相同；并認為研究借詞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可以考察民族關系史、相互的接觸淵源、不同的歷史層次、借入的形式是淺層還是深層、是否對借入語的構詞法產生影響、考證古音或詞義的變遷等等，這些對于研究語言史和語言接觸帶來的影響都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華侃教授常感嘆時光易逝，而他的一生卻始終堅守內心，澄凈從嚴。自20世紀50年代初步入新型的民族高等學府，從對藏族語言一無所知，到樹立目標下定決心，可謂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腳踏實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心無旁騖地學習藏語言。后來又深入安多藏區，通過“三同”進行語言實習。1956 年畢業，隨即參加了全國性的民族語言調查，進一步在實踐中學本領，在生活中經磨煉，為后來一輩子從事藏語文教學和研究奠定了基礎。數十年如一日，他說他從未懷疑自己的選擇，且深愛著自己的工作，鐘情于藏語言的教學和研究。這種情感的建立來自于長年累月親歷其境，與藏族農牧民一起生活，虛心向群眾學習，且能與他們打成一片，是經過歲月洗禮的深厚感情。在教學崗位上，他與藏族師生共同探討學術，推心置腹；現在退休了，依然駐守在西北民族大學，和這里的藏族師生一起。若有人有什么學術上的疑惑，不管多晚，他都會熱情解答指導。也許只有經歷過他所經歷的一切，我們才能明白他為何始終砥礪前行，并常懷感恩之心。

華侃教授已在西北民族大學度過了近60年的教學生涯，切身體會到作為一名合格的教師，應十分重視言傳身教，傾滿腔熱情于青年學子身上，無論在哪一個教學時期，不論教學對象是中專、大專、本科或研究生，不論學生來自什么地區還是哪個民族，都時時離不開加強民族團結教育，這是從事民族教育工作最根本的要求。作為一名獻身于西北民族教育事業的南方人，他在教書育人中作出了努力，甘做人梯、甘為鋪路石。1994年，華侃教授榮獲甘肅省第二屆“民族團結先進個人稱號”，作為模范個人參加了省民族團結表彰大會；1988年獲國家教育委員會、人事部、全國總工會頒發的“全國優秀教師稱號”；2006年獲評“甘肅省高校名師獎”。

華侃教授如此地熱愛民族教育事業，默默傾注自己的心血于教學中，有很強的敬業精神和責任感。根據不同的教學對象編寫講義，根據不同的教學階段開設一些新課程，專注于課程內容的時代性、科學性和系統性，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2013年他告別講壇，但仍保持著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每天堅持思考、閱讀和寫作，時常同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一起交流，探討諸多問題。他為人謙和熱情，只要是對青年學子有益的事總是欣然答應，因為這是為師的準則。

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華侃教授同樣飽含著對民族語言的摯熱感情，具有一種執著潛沉的精神，繼承了前輩對藏語言文化研究的優良傳統。華侃教授認為自己的所有研究著述不僅僅是個人努力的成果，也離不開西北民族大學藏學院師生的共同努力，更少不了藏族同胞的幫助與支持，是他們為自己的教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時常感嘆，能有幸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走上學習藏語之路，一生工作在西北高原各兄弟民族團結友愛的民族高等學府，這一美好的環境為他提供了一個能從事專業的良好平臺，值得永遠愛護珍惜。真希望這條路能永遠走不到盡頭，時間能永遠停留在這里。

親切的記憶像朵朵鮮花落在筆尖，沉甸甸的時間靜靜流淌。華侃教授的這些事跡感人生動，其學養和作為使我們敬佩于心。往事中有辛勞，有幸福;有付出，有收獲。光陰飛逝一甲子，轉眼雙鬢染霜雪。一位來自江南水鄉東海之濱的年輕人，在60年的歲月里孜孜不倦，投身于西北高原民族教育事業的辛勤勞動和心路歷程，值得我們回味和學習。時至今日，他已是仗朝之年，但他的教學與研究生涯從未截止，始終是未完待續……

附錄：華侃教授成果目錄

一、著作（含編譯）

《藏漢佛學詞典》（增訂本）（參編），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

《安多藏語口語詞典》（合編），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3年。

《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參編），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

《????????????????????????》《語言學概論》（藏文）（合作編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

《藏語安多方言詞匯》（主編），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2年。

《藏語語言學史稿》（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

二、論文或調查報告

《從語言學角度看史詩“格薩爾”》，匯編入《格薩爾集成》。

《關于漢語成語的藏譯》，《民族語文》1979年第4期。

《安多藏語聲母中的清濁音——兼談它與古藏語中強弱音字母的關系》，《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1期。

《安多方言復輔音聲母和輔音韻尾的演變情況》，《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

《迭部藏語的一些語音語法現象》（合著），《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安多藏語聲母的幾種特殊變化》，《民族語文》1983年第3期。

《藏語中反義詞使用情況的初步考察》，《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2期。

《甘南夏河、瑪曲藏語中復輔音聲母比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

《安多藏語（夏河話）中的同音詞》，《民族語文》1985年第4期。

《敦煌古藏文寫卷〈乘法九九表〉的初步研究》，《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

《甘肅省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

《吐蕃時期*phya和*bra的讀音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

《學點民族古文字——探索〈敦煌吐蕃文獻選讀〉課的教學》，《教學與研究》1987年第1期。

《藏語安多方言內部語音上的一致性和差異性》，《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

《甘肅夏河地區藏族的喪葬習俗》，載《藏學研究論叢》，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輯。

《藏語辭書述略》，《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

《藏語天祝話的語音特點及與藏文的對應關系》（與馬昂前合作執筆），《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甘肅藏族地區中學的語文教學問題》，載《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使用和發展問題》，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

《藏語語義關系簡述》（藏文）（合著），《青海教育》（藏文）1991年第4期。

《少數民族語言研究》，載《甘肅社會科學概觀》，甘肅人民出版社，1992年。

《保安語中的藏語借詞》，《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3期。

《培養藏語方言研究生的回顧與思考》，載《教學與研究》1993年第2期。

《土族語中的藏語借詞》，《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西北民族學院民族語文教學科研機構簡介》，《民族語文》1994年第4期。

《藏語安多方言內部詞匯的差異》，《藏語文研究》1994年12月。

《甘青地區藏語語音與英語語音辨析——兼談對藏族學生的英語教學》（合著），《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

《甘肅臨夏漢語方言語法中的安多藏語現象》（合著），《中國語文》1996年第4期。

《散論成語和諺語在漢藏英語中的趨同現象》（合著），《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

《四十多年來藏語雙語辭書的發展》，《辭書研究》1997年第4期。

《藏語松潘話的音系和語音的歷史演變》（合著），《中國藏學》1997年第2期。

《顏色詞“白、黑、紅”在漢、藏、英語中的詞義分析》（合著），《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The Amdo Dialect of Labrang》（安多拉卜楞方言）（合著），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藏緬區域語言），Spring 1999。

《回顧50年 迎接新世紀——西北民族學院50年的民族語文教學》，《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藏譯佛典中佛教詞語的譯創》，《中國藏學》2000年第3期。

《成語中宗教文化性透視——以漢藏英語為例》（合著），《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藏族地名的文化歷史背景及其與語言學有關的問題》，《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論藏語和漢語在歷史音變中的一些相似現象》，《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藏語詞匯與畜牧業文化芻議》，《安多研究》2006年第2輯。

《對兩部數學詞典的翻譯及專科詞典編纂的幾點看法》，《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一部展示藏文化的百科辭典——東噶〈藏學大辭典〉評介》，《辭書研究》2007年第2期。

《淺析漢藏英語中的定語位置關系》（與李微微合作執筆），《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以語言規劃談藏民族共同語的建立》，載《全國藏語標準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族出版社，2010年。

《藏語久治話的音位系統及其語音的歷史演變》（合著），《中國藏學》2015年第2期。

《???????????????????????????????????????????》（合著），《西北民族大學學報》（藏文版）1994年第1期。

《????????????????????????????????????????????????????????????????????》（合著），《?????????????????????????》1999年第3期。

《<???????????????????????????????>??????????????????????》（合著），《西北民族大學學報》（藏文版），2001年第1期。

《??????????????????????????????????????????????》（合著），《?????????????????????????》2002年第2期。

《???????????????????????????????????????????????????????》（合著），《?????????????????????????》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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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2年，改名為江蘇師范學院，1982年，經國務院批準更名為蘇州大學。

[2] 現鵝湖鎮，因近旁有一個幾乎望不見邊的鵝湖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