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光陰如梭，真是彈指一揮間啊!我46年前進藏，其情緣源于西藏的和平解放，轉眼就是60年，不免讓人感慨系之。

回憶起我這七旬歲月中的往事，為自己參與了“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西藏十卷中《戲曲志》和《戲曲音樂集成》兩卷的編纂盛事，以及著述《中國藏戲藝術》和中國社會科學藝術學基金年度課題《中國藏戲史》而深深感到自慰、自豪。我作為一個外來者和異族同胞，之所以能對另外一個民族戲劇藝術多少進入其中探索其奧秘，是與我在藏工作近半個世紀，至今猶在堅守過程中經歷了三重溯源 (地理視域、人性復歸、文化根系的溯源)而上的精神旅程有關。由此引發了我作為一個新西藏60年的曲折發展、起伏嬗變的歷史進程的見證者和參與者的回顧、感悟，以及對博大精深的藏戲及其母體藏文明在當代與中華文明融合發展的展望。

一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一個時代造就一代人。

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西藏，對于身處祖國內地的人們來說，只知是“最落后、最黑暗、最野蠻、最殘酷”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剛剛實行民主改革從而得以“天翻地覆慨而慷”。而我作為一個畢業于北京我國最高戲劇學府——中央戲劇學院的漢族學子，何以放棄在內地大都市工作的機會，自愿報名入藏工作，并進而與藏戲終生結緣的呢！？

我1940年出生于與上海隔江相望的江蘇南通之啟東，即海門縣的東邊，是大海里起(啟)來的地方。蘇北是新四軍的根據地之一，我的大哥是在淮海大戰中犧牲的。解放后，作為烈士弟弟的我，從小學開始獲得黨和政府許多照顧和幫助，如從小學到中學、大學都享受最高助學金等，由此使我特別積極上進，高中畢業時入黨，大學中又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再說上世紀50年代初，被人稱為“小長征”的解放軍徒步進軍西藏，從而使西藏獲得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平叛改革，使千年農奴一步登上社會主義人身自由的天堂。這都是我學生階段最受心靈震撼的事件之一。又加當時60年代中，周總理和北京市長彭真代表國家號召：“大學畢業生應該到邊疆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于是，當我于1965年自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畢業時，懷著感恩和奉獻的一腔熱情，志愿報名要求分配到西藏工作。由此開始與西藏結下了不可分割的情緣。

當我進藏工作之際，時任系主任的中國戲曲史教授沙新老師專門找我說了個重要的囑托，這個囑托至今仍回響在我的耳際：“聽說在我國西藏有一個叫做藏戲的戲曲種類，可惜現在諸多中國戲曲史論述一直對此付之闕如，希望你到西藏后在這方面能夠有所建樹，為我國戲曲研究領域填補一塊空白”。

說來機緣巧合，我進藏后，當時西藏自治區藏劇團團長胡金安等聽說來了一個大學生，就到文教廳去要，于是我就被分配到藏劇團工作，一待就是20余年，投身于藏戲藝術的創作和組織管理實踐。先后 (許多都是與藏族作者合作)改編和創作上演了傳統的、歷史的和現代的大中小型藏戲近20出①。為了創作藏戲劇本，千方百計學習和搜集藏戲資料是我一進藏就開始了的，特別是在10年浩劫的“文革”期間，文藝界的許多人都在焚燒自己所掌握的被侮稱為“封、資、修”的西藏文藝資料，而我卻到處在火中搶收這些資料，特別是關于藏戲的哪怕是零星的、點滴的資料。在藏戲藝術創作和組織管理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理論總結和研究，是從1980年《西藏日報》上發表《藏戲的流派》一文開始的。1983年以我為主幾個漢藏研究人員開始編纂《中國戲曲志·西藏卷》，到1993年完成出版，以后就一發不可收了。在藏戲史、志、論，包括藏文化藝術的領域里，完成了若干國家課題著作和一系列論文。

二

在西藏自治區藏劇團工作期間，我與藏戲各類藝術家朝夕相處，虛心向他們學習、請教。正是在他們真誠無私的幫助下，我與他們合作先后整理、改編了三個傳統藏戲。著名的“八大藏戲”是藏戲流行最廣泛、影響最為深遠的傳統劇目，但在漫長的“政教合一”社會背景下，它們無一不深受藏傳佛教教義的深刻浸染。其中《朗薩雯蚌》雖然是“八大藏戲”中唯一反映女農奴被迫嫁給頭人少爺，遭受殘酷虐待，活活被打死，死后還魂出家，成為飛天神女的現實生活經過升華的故事，但是它的宗教教義演繹的程度也是最深最明顯的，由于經過改編、淘洗、提升后的劇情，淡化了教義說教，突出了人性和人文內涵，被演繹得真實動人、催人淚下，影響不斷擴大，以至引起全區各地許多業余戲班爭相仿效演出的熱潮。通過傳統藏戲的改編實踐，我逐漸學習掌握了藏戲藝術的傳統規律和技藝特點，在此基礎上，又創演了一些現實和歷史題材的大中小型藏戲，如《懷念》，在拉薩藏戲舞臺上首次樹立起敬愛的周總理的藝術形象，表達了藏族同胞對人民領袖的深切懷念，演出后引起觀眾的強烈反響。特別是新編歷史藏戲《湯東杰布》，我與藏族專家一起力圖不僅把這個藏族著名橋梁建筑家、為白面具藏戲發展和藍面具藏戲創建作出了杰出貢獻的傳奇性歷史人物搬上藏戲舞臺，而且為把藏戲由古老宗教戲劇形態過渡到戲劇藝術本體形態作一點探索和嘗試，應該說取得了一定的經驗。

我將一生大半的青春和精力投注于藏戲及藏文化藝術領域的創作和理論研究，某種程度上說，這始終是一種在處女地上的拓荒，其間的艱辛唯有自己心知。如編纂“戲曲志”(即“藏戲志”)，面對遼闊險峻的、缺氧苦寒的雪域高原，缺錢、缺人、缺車不說，特別是缺少起碼的文獻、史志資料，真正的是白手起家。我與編輯部的同伴們因陋就簡，創造條件，深入西藏全區各個地市數十、上百個縣鄉、城鎮和寺院，又去青、甘、川、滇藏區進行踏勘、考察和比較研究，短短三五年內完成了初稿。后又經二稿、三稿、四稿的反復修改終成正果。正是在這一段真正深入藏地、觸及鮮活靈動的民間西藏生命脈搏的過程中，在無數次打馬或步行于山間谷隙、鄉村牧場的長途中，我與西藏自治區藏劇團藏族作者和研究人員，與各地藏戲藝人漸次結下了不解之緣和情同手是、心心相應的深厚友誼。

我之所以能埋頭如牛耕耘不息，主要是受到了與我合作的藏族同伴們那種“虔誠理想，不求索取，傾心給予”的品行和精神所感動和鼓舞。在與藏族編輯人員合作過程中，當我向他們虛心請教藏戲每一個史料和藝術資料細節的時候，他們總是傾盡所知所能，以口頭敘述或藏文資料翻譯的方式，加以核實勘正。我對于他們漢文學術表達水平難以達到的地方，雖然給予熱忱地幫助，作文字、文理的修飾改正，但我更多的是從他們身上汲取了那種認準了目標以后，毫無雜念，虔心投入，刻苦勤奮、堅毅敬業的精神。像《戲曲志·西藏卷》副主編邊多，雖然沒有專門學習過漢語文，但為了直接用漢文撰寫藏戲音樂部分文稿，采取在星期天和節假日加班查字典和虛心找人請教的辦法，提高了自己的漢文寫作能力，并在冬春高寒季節里也是日以繼夜地學習鉆研，因沒有取暖設備，只能用繩子把毛毯捆綁住兩條有著嚴重關節炎的腿，不顧疼痛，堅持著繼續編纂工作。邊多和其他幾個集成志書的藏族主編，在廣闊的雪域高原反復調查考察過程中，多次遭遇了翻車于山溝、陷車于冰河的飛來橫禍，但他們那種視死亡為平常之事的樂觀天性，更是令我驚嘆不已。在他們的這種精神的感染下，我逐漸與他們一樣地敢于直面由生活環境和工作條件所造成的險境和傷害，雖然時光在自己的頭上增添著無情的霜雪和歲月的銀絲，但我們都有著“自找苦吃”和“自找樂趣”的精神，促使了編輯部同仁精誠團結，愉快合作，不僅不覺得苦，反而感到流逝的青春好像重新返回到自己的身上，在拼搏和奉獻中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嘗到了經過奮斗終于創造成功的樂趣。

三

在藏近半個世紀以來，我與西藏自治區藏劇團老藝人、藏族作者和研究及演職人員以及各地藏戲藝人，結下了不解之緣和情同手足、惺惺相吸的真摯情誼。有的甚至是成為生死之交，如在1989年西藏騷亂中，在街上騷亂者們十分猖狂，見著漢族就要打、就要殺的一片恐怖中，與我住于隔壁，經常耳鬢廝磨地我向他請教藏戲各類資料的藏劇團著名特技藝人(上世紀50年代曾以熱巴舞的表演將藏戲躺身大蹦子打到了蘇聯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的演出舞臺上而一舉奪得銀獎)次仁更巴，竟然冒著生命危險，帶領幾個年輕藏族演員上街四處把我尋找了回來，對于我的人身安全，加以特殊的保護。正是他們給予了我很多真誠的理解、支持，竭誠的關照、幫助，甚至是不顧自身的安全悉心加以保衛和呵護，猶如這里特有的熾烈而滋潤的陽光雨露，才使我得以在這高天厚土里扎下根來，茁壯成長。因此，我在西藏所得到的遠比我所能留給這片熱土和人民的多得多。對此，我始終懷有一種深深的感激之情和感恩之心。在藏46個春秋，我已經深深地愛上了這片覆被銀雪的高天厚土，愛上了這塊土地上以生命踐履信仰的族群，愛上了他們創造演繹的藏戲和藏文化藝術。我也時常想起與我同是20世紀60年代進藏，在文藝戰線上奮斗大半生而有卓越貢獻的漢族同事、朋友如黃志龍、廖東凡等，也早就回內地了，在彼此聯系中得知，他們回去了，心卻還在西藏，這真使我感慨良多。雖然我也想念家鄉和親人，也想回老家，但是這里的環境和人們，以及他們灌輸充盈了自己那種純凈心性和智慧的包括藏戲在內的文化藝術，把我的心足夠吸引住了，因此愿意終身駐守，落葉不歸根。我從一個來自共和國東海岸、長江頭、海洋邊、低平處的不歸的旅行者，變成了一個癡迷于共和國天之涯、地之極、山之巔、河之源的不停的朝圣者。

誠然，我的這種愛也是充滿了艱難和痛苦的，有時是沉浸在酸澀之中的。但是，當我在這一片遼闊的自然高地和浩瀚如海洋般的精神高地上，用幾乎是一生的光陰行走，卻開始越來越體會到了一點有如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棲居”的那種曠達、樂天、昂揚、豪放地放牧詩意人生!體會到了一點源自藏民族的那種甘于與苦難為伴和化解苦難為藝術、為歡樂，敢于把生存勞作化解為藝術、為歡樂的文化精神內涵!就此而言，我確是有福之人，內心深處無法不生出無限慰藉，感覺到自己人生的豐盈和充實。藏戲和藏文化藝術對我而言，就像藏族心目中的宗教。正是它們，使我領略了藏民族凝聚濃縮了的質樸真摯的感情和涌動噴發出來的天性無邪的詩思!領略到了藏民族獨異的醇厚人性、非凡智能、藝術才氣和豐富無限的想象力、創造力!故而甘愿終生迷醉、探尋堂奧于其中……

如果我企求有所回報的話，近年完成并已出版的《中國藏戲史》②就是回報之一了。因為是西藏這片凈土和凈土上精誠善良的人民，以及藏戲從業者和各地藝人，包括相伴我近半個世紀春秋的妻子的情懷、心性，著實讓我屢屢感動，是他(她)們激勵我完成了一個中國戲曲史教授的宿愿。

越是深入包括藏戲藝術在內的藏文化的深層進行研究，越是感到它樹大根深，凝重厚實，越是感到它博大精湛，彌足珍貴，越讓人感到敬畏、敬重!我雖然已經垂垂老矣，但是還有一點“老驥伏櫪之志”，已經運作了幾年的另一研究課題《漢藏文化藝術交流史》，對于那條僅次于漢族的又粗又大之文化脈系的藏文化，在與漢文化的交流中構成能體現出東方智慧而令世界側目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偉大文明和文化根系，就有著更大的探索意義和潛力。

目前，中華民族正面臨著全面復興的歷史機遇和挑戰。如果我們站到時代前沿展望：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里一個重要成員的藏族及其偉大文明和文化，如何與中華文明主流的漢文化互補共進(特別是漢藏文化互補共進在建設中華現代文明和文化中有什么特殊意義)?如何進一步融入當代正在改革開放，革故鼎新，全面重構和創造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明和文化體系中去?如何在與現代中華文明和現代人類文明發展接軌過程中，與多種外來文化互相碰撞、淘洗、汲取和交融，進行現代化的文化整合，促其按照既符合民族文化優秀傳統、又符合人類文明發展走向的變革、傳承、發展和創新?……凡此種種，是值得我們對其作更深層的追溯、研究和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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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諾桑法王》《湯東杰布》(與人合作)獲首屆、二屆中國少數民族題材劇本創作銀獎。

②     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獲第三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

 （作者：劉志群     摘自：《中國藏學》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