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中國藏學出版社成立30周年發布會上，由近百位藏學專家學者經14年嘔心瀝血完成的《西藏通史》作為重點推出。全書共850余萬字，分為早期、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國、當代等8卷13冊，是目前國內、也是國際藏學界首部完整、全面、系統介紹和展現西藏地方歷史的通史著作。

《西藏通史》總主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原總干事拉巴平措說，藏族是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歷史上，西藏地方與祖國內地及其他兄弟民族地區經濟上相互依存、政治上密切關聯、宗教文化上水乳交融、風俗習慣上相互吸收借鑒。自元朝西藏地方納入中央王朝行政版圖以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施了有效的管轄。

總結歷代西藏地方發展穩定和社會治理的基本規律與成敗得失，發掘中國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既有助于繼承和吸收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增強民族自豪感，也有助于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心力，以實現把西藏建設成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的宏偉目標，這是《西藏通史》出版的初衷。

不同于其他西藏地方史研究，《西藏通史》當代卷下編竟有厚厚2冊。拉巴平措坦言，他生在江孜、長在西藏，晚年才來北京工作。作為過去半個多世紀的親歷者之一，他希望能從一個藏族人的角度來客觀記錄這段“當代史”。

“我屬羊，以前，只有屬相和甲子紀年，不用公元紀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原總干事拉巴平措年逾古稀，皮膚黝黑。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幾十年時光，并未在他臉上留下鮮明的歲月痕跡，反而賦予他無窮力量，讓年逾古稀的他看上去仿佛才過花甲。

翻開公元紀年表，1943年是羊年。拉巴平措坦然地說，當時他只知道自己屬羊，漢族老師幫他登記表格時，算成1942年，后來一直用1942年。“我的生日11月11日，也是自己定義，因為我們是農奴出身，父母沒有文化，只是按春夏秋冬四季來大體劃分。像我知道是秋收后生的，所以就自選了個好記的日子。”

早年從教，哪里需要往哪搬

拉巴的祖輩、父輩都是農奴。在20世紀上半葉，西藏農奴沒有人身自由，完全聽命于領主的調遣，甚至人被像貨物一樣買進賣出。拉巴平措出生時，也是農奴，他家領主名叫吉普，在江孜縣城有府邸，郊區還有莊園。從幼年開始，他就跟著父母在莊園里干活。 

童年起，拉巴被調到吉普的宅院近身伺候，被稱為“朗生”(意即家奴)。江孜解放以后，1953年江孜要辦小學，由開明領主吉普老爺出任校長。

童年的拉巴有心求學，自然不會錯過這個大好機會。在家人的幫助下，他勇敢地向領主吉普提出，希望能到江孜小學讀書。吉普為人通情達理，同意了小拉巴的請求。3年的小學教育，開闊了拉巴的視野，讓他了解到以前莊園、宅院里未曾看到過的世界。1956年，他留校任教，擔任輔導員。“所以，我的工齡是從14歲開始算起的。”拉巴平措驕傲地說。

1956年9月4日，中央發出了《關于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指示》(“九四指示”)，明確現階段不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1957年，“六年不改”的方針最終確定下來。西藏各個機構要求精簡裁員，工作人員或前往內地學習、或回家勞動、或留在原來單位。拉巴回憶說，姐姐比他早一年前往內地，他對內地也心存向往。雖說家中唯一男孩走了，父母放心不下，但他還是堅持理想。1958年，黨中央在古都咸陽為西藏創辦了第一所在內地的學校西藏公學　(今西藏民族大學)，拉巴成功申請入學，后來轉成師訓班學員。

1960年，已經成為西藏公學教員的拉巴平措回西藏招生，結果，剛回到學校就接到通知:前往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因為國家急需培養相應人才來研究西藏地方的歷史和文化。

“1960年，中央民族學院開設了第一屆藏文研究班，我是其中的一員。”拉巴平措說，3年學籍期滿，組織決定，拉巴平措等6位研究班學員回咸陽，因為西藏公學將改為西藏民族學院，需要大批師資。

1971年，由于落實民族政策，“文革”初期被撤銷的西藏民族學院、西藏師范學校等又重新恢復。借此機會，在拉薩的西藏師范學校伸出橄欖枝，下調令把拉巴平措調到師范學校。

西藏師范學校成立于1965年，學校發生的故事清晰呈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走過的歷史軌跡。師范學校的校址原先是崇吉林卡，即西藏的俗官園林;和平解放后，改名軍區干部學校，主要是解放軍進藏后學習藏語的學校。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后，再改為“藏干校”，即培養民族干部的學校。后來，為了發展當地教育、充實師資隊伍，于是改名為師范學校。當師范學校要升級為師范學院時，他被任命為建院籌備組負責人之一。

1979年，根據工作需要，拉巴被調往西藏自治區宣傳部，從此離開了教育戰線。“那個年代，做教育跟干別的工作都是一個道理，個人就是一塊磚，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拉巴平措笑著說。

中年從文，講述歷史的真相

1979年，拉巴平措前往內地出差，抵達天津時，組織上安排他做了一次體檢。誰能想到，當年身材瘦小的拉巴竟被懷疑肝內可能長有腫瘤，不得不留院觀察治療。天津這一住就是十五個月的時光。

病榻上的拉巴，開始看小說。改革開放初期，文學創作十分活躍。來醫院探病的親友，給拉巴平措說了許多故事，甚至有人產生“今不如昔”的看法，令他震驚。

如何看待歷史、如何看待過去的農奴制度，成為病床上的拉巴經常思考的問題。“躺在病床上，與其看別人寫的小說，還不如我自己寫小說呢。”拉巴說起文學創作的契機，只是希望將自己心中所思所想記錄下來，通過故事的形式加以展現，于是誕生了處女作中篇小說《三姊妹的故事》。小說在1981年《西藏文藝》藏文版第一期發表后，獲西藏自治區優秀文學創作獎，繼而譯成漢文發表。

《三姊妹的故事》講述了西藏農奴制時期，農奴阿爸公巧、阿媽金宗和三個女兒的故事。大女兒彭多，與鄰居列曲本是青梅竹馬，交換手鐲、戒指，確立了愛情關系。一天，兩個藏兵要搶走彭多，列曲出來阻擋，卻死在藏兵刀下。彭多悲憤之下，跳進了年楚河。二女兒普赤，記取姐姐的教訓，深居簡出、終日織裙，但還是被一大少爺窺見。少爺花言巧語，用小恩小惠騙奸了她。普赤受此奇恥大辱，遂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來。年邁的父母不忍兩個女兒的悲劇在小女兒身上重演，將三女兒送入寺院，出家為尼。但寺院亦非凈土，三女兒先是遭“活佛”奸污，又被寺主誣為偷銀碗的小偷，挨了鞭子還被關進監獄。

拉巴說，小說之所以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主要因為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極具典型性。藏兵狐假虎威強奸民女，貴族少爺玩弄少女感情，活佛奸騙女孩、翁則(經師)誣陷女尼，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在西藏農奴制歷史上，每一個地區、每一個莊園，類似故事比比皆是。我把曾經發生在身邊的故事記錄下來，就是要告訴世人:解放軍進入西藏、打破農奴制桎梏，是幫助藏族同胞翻身做主人，怎么還會有人希望恢復以前的農奴制社會呢?”拉巴說。

他的另一部作品《雨后森林》是個寓言故事。《雨后森林》表面上講各種動物在暴風雨前的生活和風雨過后的反應，但實際則反映上世紀80年代，在全國范圍開展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也就是說，“文革”結束后，在改革開放的新浪潮中，人們應以怎樣的姿態迎接春天到來。在文中，拉巴還提出，“完全指摘過去、全盤否定未來都是錯誤的做法”。

晚年習史，廓清曾經的謬誤

出院后，重回拉薩工作的拉巴平措并沒有在文學道路上繼續“修行”，而是投入了史學的懷抱。1989年，他參與組織編寫的　《簡明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藏文版)由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拉巴說，在80年代，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撰寫的《西藏政治史》風行一時，但其中有很多史實上的錯誤。舉例來說，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1617—1682)　進京覲見順治皇帝的故事，在五世達賴本人的傳記中記載得非常明確:皇帝與達賴相遇在南苑，達賴的隊伍隱約可見天子坐朝處，眾人皆下馬，此后又走了約有四箭之地，達賴亦下馬，步行到順治皇帝旁邊。皇帝下御座，行十庹(tuǒ，長度單位，一庹=1.67米)遠，攜達賴手，命通事問存。皇帝的御座置于高于腰齊的御臺上，達賴則坐于距御座一庹之內，略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后，皇帝賜茶。皇上命達賴先飲茶，達賴說不敢，皇上又命同時舉杯飲用，“對我格外施恩”。

“但《西藏政治史》中不僅沒有如此詳細的描述，反而說成是見面時互獻哈達、入座時五世達賴喇嘛與順治皇帝平起平坐，這是誤導。實際上，從五世達賴喇嘛進京覲見順治的故事，我們就可以看出，藏族是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拉巴平措慷慨激昂地說。

藏文研究班1961級的杜泰，當時在西藏廣播電視廳工作，想做史學節目，避免大眾被《西藏政治史》誤導。拉巴和杜泰一拍即合，經有關方面批準，由西藏社科院組織邀請老一輩藏族專家、學者寫稿，廣播電視廳負責播出。《西藏歷史講座》一經播出，在當地受到熱烈好評。在這一講座的基礎上，西藏社科院副院長、老學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主持，諾章·吳堅和平措次仁等人參與，進一步修改、充實、完善，撰寫了　《西藏簡明通史———松石寶串》，系統闡述西藏歷史，批駁《西藏政治史》散布的種種謬論。后來，又由西藏社科院、《中國西藏》　雜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聯合翻譯出版漢文版《西藏簡明通史———松石寶串》，還出版了《西藏通史簡版》。

既然《西藏簡明通史》珠玉在前，為什么還要主編《西藏通史》呢?拉巴平措細心地解釋說，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西藏在歷史上是藏學研究的一塊沃土，具有良好的學術文化傳統。西藏地方的先民留下了大批珍貴石刻、檔案和歷史文獻，既有編年史、王統記、寺廟志、地理志，也有史冊、年表和名錄，同時又涌現出大批著名史家，撰有大量史學專著。

“編寫一部集大成之作《西藏通史》是希冀對西藏傳統史學成果加以系統研究，繼往開來。”拉巴說，《西藏簡明通史》只敘述到西藏和平解放時期，而《西藏通史》全書850萬字，共8卷13冊，每卷分為上下編，上編論述各個時代西藏地方政治史發展脈絡，下編集中敘述專題和制度史。《西藏通史》當代卷延續至2014年，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更加豐富。

而且，它在很多方面都有積極意義。比如，自始至終強調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展現了恢弘磅礴的西藏文化，包括政治、經濟、宗教、文學、藝術、天文、歷算等等。“眾所周知，藏歷新年和漢族農歷新年在時間上有所差異，有的年份差一天，有的年份差一月，在歷算中，這如何解釋?《西藏通史》就有相關的答案。還有，藏民習以為常的藏醫、藏藥，對漢族同胞來說相對陌生，《西藏通史》也有介紹。”他說。

拉巴平措說，浩瀚繁復的西藏地方史可簡單概括為一句話，“三個高潮、兩個低谷”。第一個高潮是公元7世紀初到8世紀中葉，松贊干布統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造就輝映史冊的吐蕃文明。第二個出現在公元13世紀中葉延續至19世紀中葉，元代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轄之下，結束了西藏地區分裂割據、四百年混戰的局面。第三個出現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西藏和平解放，百萬農奴翻身，社會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而第一個“低谷”是從9世紀中葉到13世紀中葉“分裂割據，戰亂不已”的時代。第二個“低谷”出現在1840年以后，西藏社會受農奴制度統治和外國列強入侵雙重影響，陷入長期的停滯狀態和內訌爭斗之中。

拉巴平措強調，“三個高潮”“兩個低谷”的歷史軌跡已經清晰詮釋了西藏地區只有在祖國高度統一的背景下，才會獲得穩定發展繁榮興盛的力量。“從私心來說，我們之所以對當代史這么重視，下編還分成兩冊，其實也是對現實的回望與審視。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作為過去半個多世紀的親歷者之一，我希望能從一個藏族人的角度來客觀記錄這段歷史。”

專家訪談

充分尊重西藏歷史事實

如果說總主編拉巴平措是《西藏通史》誕生的組織者、掌舵人，那么全程完整參與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所長張云就是推動《西藏通史》出版的執行者，配合拉巴平措、陳慶英兩位主編和大家一起完成課題。在接受采訪時，張云說，從2002年開始承擔課題以來，歷史所全體同仁就和《西藏通史》捆綁在一起，一直在奔忙。每年都要到西藏和四省藏區調研，最多的一年，他來回進藏四次。

首先需要解決體例問題。“體例是各種要素完備的通史，但究竟要不要突出創新、匯集最新成果？還是以《中國通史》為樣本，將學術界形成的定論展現出來，反映西藏地方的歷史?”張云笑著說，最初的專家研討會，來的都是藏學研究大家，兩方各持己見，爭得不可開交。最終，由歷史學家蔡美彪先生“一錘定音”。“蔡先生做了50多年的通史研究，他說，《西藏通史》就是要把藏學界和相關學術界業已形成的共識和相對成熟的成果展現出來，這才是通史的基本任務。有了蔡先生的支持，我們才定下心來。”

《西藏通史》8卷13冊，怎么會從“早期卷”開始?　張云解釋說，如果按照《中國通史》的體例，理當叫史前卷、夏商卷之類，有明確的斷代劃分，但是藏族的起源帶有神話色彩，比如藏族第一代王———聶赤贊普被傳為天神之子入主人間。從聶赤贊普建立悉補野王權，到十二小邦、四十小邦部落時代，再到達日年塞與囊日論贊的統一，與中原的斷代沒有明顯的契合點。“直到《西藏通史》出版的前一刻，我們才定稿叫‘早期卷’。”張云說，“吐蕃卷”相對明確，寫的是西藏地方史就要凸顯當地特色。吐蕃作為一個王朝的更迭，與中原的唐朝關系密切，但又非完全重合，因此，第二卷稱為“吐蕃卷”更合適，而非“唐代卷”，其內容也超出西藏地方史的范疇，具有民族史的特點。

漢族、藏族和其他各民族專家一起撰寫《西藏通史》，如何對待藏傳佛教的有關史料?　張云說，以藏傳佛教在西藏歷史上的地位，規避不談不可能，尤其是“宋代卷”。吐蕃王朝崩潰之后，一些贊普的后裔開始恢復佛教，希冀以崇佛的辦法來增強自己的政治影響，因此出現了藏傳佛教后弘期的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佛教在西藏進一步本土化。一方面，邊遠的青唐唃廝啰政權日漸消亡、阿里的普蘭古格王朝由盛轉衰;另一方面，藏傳佛教各教派領袖之間互相求法，造就了以傳播教法形式打破地域割裂并走向統一的趨勢。

“在宋代卷中，我們既綜合了漢文史料對西北吐蕃即涼州六谷部、青唐唃廝啰政權的記載，又糅合了藏文史料對后弘期各個教派的記載，包括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以及苯教。由于藏族宗教史家將分治割據時期的前一階段視為沒有佛法的‘黑暗時期’而很少敘述贊普后裔的歷史事跡，因此，受史料所限，我們也只能言及西北吐蕃、阿里的普蘭古格王朝等少量政治脈絡。”張云坦言，在宋代卷中，藏傳佛教的內容遠超其他卷冊，詳細記錄這些不是為了“弘揚佛法”，而是為了體現了對歷史事實的尊重、對西藏人民的尊重、對歷史規律的尊重。

記者注意到，每卷書末都附有大事記、專有名詞漢藏對照、主要參考文獻、人名地名索引等四項內容。張云耐心解釋說，加入人名、地名索引，是為解決專有名詞古今差異、藏區方言區域不同等問題，并試圖形成相對規范統一的表述。

“現在藏語有三大方言區，衛藏方言　(即拉薩話)、康巴方言　(德格話、昌多話)、安多方言。以人名來說，拉薩話中叫‘次仁’的人，在康巴方言中卻叫‘才讓’。如果沒有索引，我們就不知道，原來我們寫的歷史人物其實是一個人，而不是兩個人。地名索引也是同理。”張云引以為自豪地說，這也是《西藏通史》的特點之一。

除了《西藏通史》，課題組還正式出版《西藏通史專題研究叢刊》20部、藏文歷史資料叢刊　《歷代達賴喇嘛傳》15部、《歷代班禪傳》8部，并刊印《西藏通史資料叢刊》等43種相關資料。張云戲說，這些都是《西藏通史》　課題的“副產品”，既是為寫好《西藏通史》所作的前期工作，也希望能有助于大家全面、深入地了解西藏的歷史，并為廣大研究者提供參考。

（作者：付鑫鑫 摘自：文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