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了，父親去世已經整整二十年!但我的記憶卻依舊如此清晰!不曾淡忘，不曾褪色！

今年正值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更加激起我對父親的追憶，點點滴滴……

很多年前的文章再次拿出來，細細讀起，不由得下起筆來做些補充，呈獻給大家。我想這是對父親最好的回憶，也是對中國藏學研究者最好的肯定。因為父親是一位受人敬重，嚴于律己的長輩；是一位嚴謹、認真的學者；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知識淵博的老師和長輩。他的學問、他的為人、他的廉潔是那樣的彌足珍貴。

我的父親叫索朗班覺，是著名的藏學家和翻譯家，1996年1月他永遠離開了我們……

1932年12月，父親出生在西藏拉薩，爺爺奶奶只生了他這么一個兒子，非常寶貝。9歲那年他被送進拉薩宇妥贊康私塾，學習藏文正字法、格言、公文寫作、算術等，打下了良好的藏文化基礎。后來父親曾對我提起過讀書的事：“那時候上學非常嚴格，老師動輒會打人，我曾被老師打過一次，幾天不能下床，而原因僅僅是我的宇沒有寫好。”父親由此也練就了一手漂亮的好字。幾年的私塾學習之后，父親伴隨爺爺周游西藏各地，歷時四年。期間父親還在昌都和曲水等地拜師學習，未曾間斷他的學業。

父親16歲起在拉薩拜著名大師學習。先后師從著名學者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經師察珠·阿旺洛桑活佛、敏珠林寺著名佛學家洛追曲桑、康區活佛羅桑金巴、佛學大師阿魯仁波切、藏學家多吉杰博先生研習《三十頌》《音勢論》《修辭學》以及藏醫學、歷史、佛學等藏族傳統文化知識。名師出高徒，由此奠定了他深厚的藏學基礎。

20歲那年，父親娶回了美麗賢慧的妻子，一個值得他敬重和熱愛的人，那就是我媽媽，從此他們兩人風雨同舟，同甘共苦，直到他離開我們。

父親很早就參加了工作。那是1952年，父親到當時赫赫有名的譚冠三將軍任校長的西藏軍區干部學校擔任教員，學員都是由各地選拔出來的優秀藏漢軍人和知名人士。父親在一個班擔任教師并兼任班主任。到藏干校教書，是爺爺幫他做出的選擇。在當時那個時代，那種環境，父親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完全可以到噶廈任職或出國經商，也可以守在父母身邊盡孝道，但他沒有這樣做，可以說，他當時所選擇的到藏干校教書是他一生發展的最好起點。

在西藏軍區干部學校任教期間，父親開始學習漢語文，更廣泛地接觸到了新鮮事物和新知識。1954年，政府從藏族子弟中選拔優秀青年赴北京學習，父親也在其中。那年到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進行短期培訓，培訓即將結束時，經阿沛·阿旺晉美先生引薦，希望父親留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充實藏語廣播電臺的工作力量，父親于是就留在北京工作，擔任藏文新聞的翻譯和傳播工作。1961年奉命返回西藏工作，先后在西藏人民廣播電臺、西藏自治區文化教育廳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等單位擔任翻譯文字、新編教材、出版編輯等工作。在業余時間還承擔著教學任務。

記得我小時候，有那么一天，家里突然來了許多人，他們翻箱倒柜，把樓上樓下翻了個遍，最后帶走了我的父親。等我長大以后才知道，那是十年浩劫，父親也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長期遭受誣陷和迫害，在西藏林芝地區參加了幾年的學習班。那時有許多人家都遭此劫難。但對他所經受的磨難，父親從來沒有在我們面前訴過苦，只是說，在那些年，他打過土坯，蓋過房子，種過果樹，燒過木炭，樣樣都干得很出色。而他和同齡的好友相聚時，常常帶著幽默的口吻回憶當年勞動改造時的情景，父親輕松的言談，沒在我們心理上留下陰影，反而由衷地敬佩他那種熱愛生活、逆境不倒的情操和精神。

我父親一生在許多崗位上工作過，先后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西藏人民廣播電臺、西藏文教廳、西藏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語文翻譯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無論在哪里，父親對待工作都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在電臺工作時，他除了做好本職工作外，還幫助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翻譯、審定大型紀錄片，并和同事們一起為豐富節目制作過廣播劇、故事、電影剪輯等。在西藏文教廳工作期間，編輯、翻譯、審定了許多教材，整理了《西藏農牧業生產和手工業用術語》。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工作時，翻譯了很多難度較大的書籍，作為編輯，從審稿到封面設計，以致為書寫序，一點一滴，一絲不茍。他在審定《簡易針灸手冊》一書的譯文時，還創造出120個穴位的藏文名稱。

1979年的春天，一位北京來客出現在了父親面前，這位來客介紹了粉碎“四人幫”和改革開放后，北京思想文化界的最新情況，希望父親再次去北京，為藏族文化的傳播和文化交流做工作。父親欣然接受邀請，再次踏上他熟悉的北京，調到中央民族語文翻譯局工作，由藏文室主任直至翻譯局副局長、黨委書記，在此期間，他被評定為譯審的高級職稱。

父親一生最大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他的翻譯工作中，他的名字先后收在《中國翻譯大詞典》和《中國翻譯專家詞典》等中。他所翻譯的理論方面的著作有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的選集十幾卷，他還參與了文學方面的譯著《天安門詩抄》《水滸傳》等的翻譯和審定。這些名著的藏文版出版后，曾名揚全藏區，成為大家茶余飯后必讀圖書和學校的課外讀物，得到藏族知識界的好評。著名學者西南民族學院教授毛爾蓋·桑木旦評價《天安門詩抄》說：“該詩的翻譯是解放以來第一流的譯著”。

作為一名翻譯家，在此后的許多年里，他翻譯、編寫、審定的各類稿件、書籍、教材多達數千萬字。重要著作有：《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馬克思關于再生產的理論》《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書信選集》《劉少奇選集》《周恩來選集》《鄧小平選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匯編》等。自1982年以來，他多次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的文件翻譯和審定工作。

《水滸傳》等藏文譯著問世之后，父親開始關注另一名著《紅樓夢》。父親曾經說過：“如果能把《紅樓夢》這本巨著翻過來，那將是一個巨大的貢獻。藏族傳統文化是輝煌的，如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需要不斷地比較和借鑒，只有揚長避短，才能更上一層樓。《紅樓夢》是漢族傳統文化的精華，漢民族的生活在其中反映的很豐富，它的寫作手法也很獨特，如果翻譯過來，就可以用來比較和借鑒。兩個民族，兩種文化，交相輝映，對于民族共同進步也很有益處。”正是從這樣一個出發點，父親買了很多有關紅學的書籍，一度完全投入到紅學的世界里。  《紅樓夢》里的難解字詞非常多，父親查辭典，做卡片，電話尋問，登門求教，日以繼夜的工作。由于受到他的影響，我們整個家人都成了紅學迷，《紅樓夢》成了我們談話的熱門話題，我們幾個子女也常常拿《紅樓夢》里的人名，相互打趣逗樂。終于，《紅樓夢》第一卷出版了，得到了公眾的好評。這是父親留給后人的具有代表性的譯著，人們在閱讀這本書時，也許不會想到，父親曾為其中的一句話或一個詞，徹夜難眠。

通過《紅樓夢》的翻譯，父親在古代漢文名著，尤其是漢文詩歌的翻譯方面總結除了許多經驗。父親認為詩歌是用最凝煉的語言反映生活和感情，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詩歌產生的背景和時代，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詩的內容，更不要說感受它的韻味了。父親曾寫過一篇關于詩歌翻譯方面的文章，題為《論詩歌的翻譯》，這篇文章引起了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原會長姜椿芳先生的極大興趣，他評價說：“藏文詩歌成就甚高。”對于父親所譯《紅樓夢》中的詩詞，他說：“主題、形體、韻律的見解及探索頗深邃，可欽可佩。”這部譯著還得到了阿沛·阿旺晉美委員長的高度評價：“索朗班覺是位翻譯家，他通曉藏族文化的各個學科，……其譯作文筆優美貼切，令藏族讀者了然易懂，其味猶濃。”譯本問世后，許多讀者來信來電，盛贊這部譯著翻譯成功，并希望盡快看到后面的幾卷。

父親的主要工作體現在翻譯方面，但是他無論在西藏，還是在北京，從來沒有放棄過教學。他教學有方，又知識淵博，這使他經常被請去講課。許多年里，他先后在西藏人民出版社為編輯開辦培訓班，講授藏文文法《三十頌》《字性配法》；在民族出版社為藏文室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藏語組，以及中央民族語文翻譯局藏文室講授藏文文法；為西北民族學院來京實習生及中央民族學院實習生作關于翻譯和詩歌方面的講座；還為中央民族語文翻譯局、中央民族大學大專班講授藏文文法。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他歷任中央民族學院碩士研究生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后來為五省區編譯人員舉辦培訓班，講授藏語的規范化。90年代以來，他又在中國教育電視臺開辦了《西藏文化一百講》的講座。多年來，他為藏族的學術界和翻譯界培養了一批批的人才，比如先后擔任《西藏日報》社副總編輯的洛桑赤列、娜真，西藏軍區楊世喜，那曲軍分區司令索朗旺堆，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研究所研究員降邊嘉措等等。最為可貴的是，父親在培養人才的同時，自己也不斷吸收新文化新思想，使自己逐漸成為一名杰出的藏族知識分子。

作為學者，父親潛心研究藏族文化，對西藏的歷史、宗教、建筑藝術、唐卡藝術、戲劇藝術、藏醫學、天文歷算和西藏民俗的研究都有相當的造詣。他曾發表過《藏戲的產生及其特點》《詩境概說》《論藏語規范化》《藏族天文歷算史略》等一些在學術界頗具影響的研究論著。

1987年夏天，我從西藏拉薩調到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工作，當時父親在中央民族語文翻譯局，我時常能聽到父親的同事講述他工作的作風，他們說，父親不僅認真做自己的業務工作，而且嚴格履行崗位要求，以身作則，總是起著表率的作用。無論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上，從不搞特殊化，在處理事情、解決問題時，常常換位思考，及時了解職工疾苦，貼近群眾，關心群眾；他從不擺架子，更不居高臨下。1991年，因工作需要，組織上調任父親到藏學研究中心工作，并擔任副總干事。對于我這個已經在藏研中心工作的“老”職工，父親提出要求，不僅嚴格甚至比較苛刻。我深知父親嚴格要求的本意，但也力爭自己的基本權益，為此還有過小小的不愉快。當時的事迄今為止，我仍記憶猶新。多少次，從心底里深深感謝父親對我的嚴格要求，使我一直堅守做人的底線和做事的原則。

1991年，父親調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以后，他開始了更為緊張、繁重的工作。他夜以繼日，不斷地工作，不僅要做藏學研究領導組織工作，還要管理行政事務。那些頭緒繁多的行政事務使他勞累過度。這期間，他還多次率團赴美國、瑞士、日本、意大利、挪威等國參加學術會議和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在國際講壇上，父親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用大量的事實來揭露和痛斥國外反動勢力分裂中國的政治圖謀。

作為單位的負責人，父親非常關心群眾的疾苦，只要可能，他總是盡力去解決群眾的困難。當藏學研究中心的職工搬入新居之后，他一家一家地走訪，并詢問他們的困難，幫助解決。相反，他對我們這些孩子卻要求嚴格，要求我們政治上進步，生活上儉樸，工作上認真和鉆研。他常對我們說，做人要正直、磊落，他把自己的知識和做人的準則都點點滴滴傳授給了我們，使我們受用終身。

父親除了忙于日常工作之外，他還擔任了許多社會職務，他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翻譯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民族委員會副主任、援助西藏發展基金會理事、中國避暑山莊外八廟保護協會理事等等，為了表彰父親為我國社會科學所作出的貢獻，1993年政府頒發給他特殊津貼和證書。

正在父親為黨的藏學事業發奮努力工作的時候，病魔卻在慢慢地侵蝕他的身體。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他去世的前一段時間，他每每回到家里，就像一臺散了架的機器癱倒在沙發上，母親可口的飯菜引不起他一點食欲。夜里他常常不能入睡，要靠藥物才能睡一會兒。看著他日見消瘦的身體，全家人都很著急，可是父親總是放不下手頭的工作。直到實在不能堅持了，才同意住院做檢查。

一次次的檢查，父親的病終于定性了，那是我們最不愿意證實的疾病，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寫到這里淚水再次模糊了我的雙眼。我忘不了醫院里父親堅強的身影，每一次治療帶給父親的痛苦都是常人難以承受的，但父親總是談笑風生，不在我們面前流露一點痛苦。父親正視自己的病情，積極配合醫生治療，尊重每一位大夫和護士，他的一舉一動都感動著大家。有一次，他的主治大夫在他面前失聲痛哭，面對醫生的眼淚，他什么都明白了，但他是那樣的堅強，那樣的安詳，直到最后離開我們。

父親離開我們整整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歷歷在目，仿佛一切發生在昨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一次次深切地認識到父輩藏學家們留給我們的財富是那樣珍貴，時時刻刻滋養著我們的心靈。他們永遠值得我們銘記，值得我們緬懷！

（作者：索珍    摘自：《中國藏學》2016年第S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