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忠良（以下簡稱為：普）：您在藏語和藏文、漢藏語言和語言理論等方面，多有建樹，我想通過對瞿老師您的采訪，希望老一輩們人生的經歷、經驗和教訓，取得的成就，給我們后人以啟迪，對發揚光大我們的學科有所助益。

瞿靄堂（以下簡稱為：瞿）：經歷可以說豐富，教訓更多，經驗和成就談不上，一生做了不少語言調查和研究工作，寫書寫文章，留下點東西，毀譽參半，說出來或許能使后人少走彎路。

普：瞿老師您是中國民族語言學家、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梢哉務勀砷L的歷程和從事的教學與科研簡況嗎？

瞿：可以。我的祖籍是江蘇常熟，1934年生于上海。1956年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語文系藏語文專業，學習安多藏語；1962—1963年第二次進中央民族大學藏語文專業在職學習拉薩藏語。1956年開始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曾多次赴西藏、青海、四川、甘肅等地，調查和研究嘉戎語、阿里藏語、夏河藏語、夏爾巴藏語、迭布藏語、巴松藏語及藏語衛藏、安多和康方言。1985年以后，開始進行漢藏語言的綜合研究和語言理論研究。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生導師。兼任華中理工大學中國語言文字研究所研究員，與嚴學宭先生共同創辦《語言研究》，兼任編輯部主任。曾參加1955年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普查，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和中國語言文字地圖集藏語方言圖繪制。1988年調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任教普通語言學、語音學、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言學理論等課程，并擔任語言學專業碩士生導師和語音實驗室主任，兼任南開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博士生指導小組成員以及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對比語言學博士生指導小組成員。曾任中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顧問，中國民族語言學會理事，北京語言學會理事。1992年擔任四通公司辦公自動化部顧問，1999年后擔任《西藏自治區志?西藏語言文字志》顧問并編纂。在藏族語言文字、漢藏語言、語言理論和社會語言學等方面均有建樹，出版著作8部，發表學術論文90余篇。在半個多世紀的研究和教學生涯中，我所教授的課程和研究領域廣泛，興趣全面，對民族語言學、語言理論、藏族語言文字、社會語言學和漢字輸入和編碼等方面都有涉及，在我院工作的十余年中先后開設過普通語言學、歷史語言學、理論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言學概論、漢語音韻學、語音學、音系學、語義學、現代漢語、專業外語、論文寫作、計算機原理和應用等13門課程。

普：您是從大城市上海來的，怎么會想起學習藏語文呢？

瞿：學習藏語文是“歷史的誤會”。我1952年參加第一次全國統考。所謂統考就是大學失去自主招生權，考生沒有了自由選擇權。國家組織考試，統一分配。我高中學習成績一般，家屬中也沒有文化人，糊里糊涂報考了理工科，大概由于數理化考試成績差，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語言?；蛟S我文科的成績還可以，我喜愛文學和寫作，拿今天的話說，是一個不入流的文學青年。分配我學習語言，也不算冤枉。從上海北上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卻要有一定的勇氣。中央民族學院初創，名不見經傳，自己氣餒，親戚白眼，同學竊笑，連初戀都分手，因為學習民族語言肯定要到民族地區工作，民族地區艱苦，誰愿意放棄上海的優裕生活跟隨你到民族地區去。我有叛逆的性格，又處于叛逆的年齡，在這種逆反心理的支配下，毅然北上。

初入民院就給了我很好的印象。中央民族學院的前身是1941年在延安創建的民族學院，1949年解放遷京后，短短兩年間，在西郊建成了古典風格、民族特色的大學校舍群落，雖然只是初具規模，其工程之精良，一色磨磚對縫，可與當時協和醫院比肩，遠勝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學院是民族大家庭，民族服裝鮮艷奪目，民族歌舞豐富多彩，民族語言文字更異彩紛呈。這種獨特的文化氛圍，異樣的民族風情，是其他大學所無法體驗的。民族院校與一般大學不同，是供給制，因為按少數民族政策，吃中灶，每月有十幾元的津貼，服裝被褥全發，比其他大學優待得多，很讓一些在北大、清華上學的同學羨慕。

經過一個學期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覺悟有所提高，從到北京看看情況的想法轉變到安心留下來學習，特別是經過將近兩個月的語音學強化訓練，對語言學習產生了很強的好奇心和興趣。這門課是馬學良先生親自講授，以保爾?巴西的《語音學》為教材，按李方桂的教授方法以訓練國際音標為主，嚴格要求國際音標準確發音，學會了輔音、元音和聲調上百個音標，為后來學習、調查和研究語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想學習什么語言，自己沒有多少選擇權，基本上是統一分配。每人可以填寫三個志愿，供組織分配參考。我三個志愿都填寫藏語，是因為我想要學習一種有文字的語言，當時開班的二十來種語言，大多沒有文字，只有蒙語、藏語和維語有古老文字。蒙語因為要去北大借讀，屬于組織特別分配，不允許選擇，只剩下藏語和維語，覺得藏族歷史悠久，文字發達，加上入校后認識了幾個藏族貴族和活佛同學，對藏族比較熟悉，決心學習藏語。藏語開了兩個班，一個班學習拉薩話，一個班學習安多話。這兩種話屬于兩個方言，拉薩話像北京話，安多話像上海話，方言間差別很大，互相不能通話。分班名單揭曉，我分在安多班。馬學良先生分班有講究，北方人學習拉薩話，因為拉薩話有聲調，沒有濁音，發音比較簡單，適合北方人學習；安多話沒有聲調，有濁音，發音比較復雜，適合南方人學習。后來事實證明，這種分法很科學。這樣，我就開始了學習藏語文。

普：聽說您藏語講得很好，您是怎么學習藏語的？

瞿:上個世紀50年代，中央民族學院初創，教學的條件都比較差，一位藏族老師，漢語還不太熟練，配備一位漢族輔導員，是從我們上一班學習藏語的同學中選拔出來的。教材由輔導員記錄藏族老師的話即時編成，隨編隨教，墨跡未干，散頁分發。但教學中有一個特色，無論是不是有文字的語言，一律使用一種由于道泉先生創制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字母和語音完全吻合，簡單易學，幾天就能學會，不受文字落后于語言的牽連或吻合程度。不像英文那樣，一個音常常有七八種寫法。一字一音，見字識音，對學習口語十分方便有效。這種學習語言的科學有效的方法，后來在民院不再使用，非常可惜。即使學習外語，這也是一種可以借鑒的方法，只是沒有人推廣和實驗。使用這種方法學習的，口語都比較好，能說比較流利的民族語言。后來中央民族學院學習民族語言的漢族能說流利民族語言的越來越少了。

我會說兩種藏語，安多話是科班，自然說得比較流利。拉薩話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再次回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的，后來到拉薩勞動鍛煉一年，接著調查語言一年，順帶學習了語言。由于年齡關系，30來歲學的自然比不過18歲學的，拉薩話說起來就不如安多話地道。

至于怎么能學好一種語言，其實很簡單，語言學習是一門經驗科學，沒有什么特別的竅門，一是靠背誦，記性好的就學得好；二是靠實地交流，即到說這種語言的實際環境中與說這種語言的人交流，交流得多的，就說得好。不用心記，不開口說，是永遠學不好的。學習安多藏語的同學由老師率領都到說這種話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實習，與藏族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記得初入民院，全體藏族和學習藏語的學生與一個來訪的西藏訪問團聯歡，由于道泉先生即時翻譯，他能熟練地說得一口拉薩話，他沒有去過西藏，藏語文是業余跟雍和宮的藏族人和喇嘛學的，他把上面這兩條做到了極致，很令人敬佩。

普：您調查過很多語言，能否談談語言調查的經歷和經驗？

瞿:我沒有調查過很多語言，嚴格說只調查過兩種語言，一種是藏語，一種是嘉戎語。調查和研究什么語言，也不是我自己選擇的，完全出于工作的需要。我是學習藏語出身，藏語自然是我在研究所的工作對象語言，也是我調查和研究的重點語言。但我最初調查和研究的語言卻不是藏語，而是嘉戎語。1956年大學畢業時參加了全國少數民族語言的普查，分派我調查嘉戎語。嘉戎語是藏族使用的十多種語言之一，也是藏族除藏語外使用人口最多、與藏語關系最密切、特點最明顯的一種語言。這就是說，我大學畢業后最初幾年調查和研究的是嘉戎語。后來由于研究所工作重心轉移，要編寫語言簡志，于是放下了正在編寫的嘉戎語調查報告，參加了藏語的調查、復查、補查和校對的工作。這既是為寫藏語簡志準備資料，也是為原來全國民族語言普查的資料進行復核和補充。那時候科研工作也是“運動式”的，根據形勢和需要，想一出是一出，隨意更改，沒有可以堅持的長期計劃。全國民族語言普查后，大多數語言都在編寫調查報告，可能因為寫調查報告費時費力，先出版概況和簡志，介紹語言的情況，比較容易和省力。

我有很多機會調查新的語言，沒有這樣做，是因為覺得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調查很多語言，寫個概況和簡志，對語言的研究沒有多大意義，只能起個介紹的作用，對略為深入一點的科研工作來說，這些簡單的資料幾乎沒有用處。與其蜻蜓點水，做些類似科普的介紹工作，不如深入調查研究一兩種語言，效果更好，對語言的科學研究能起到更大的作用。當然，這種科普工作也需要人來做，只是各人的學術思想和工作目標不同而已。

我雖然只調查和研究了兩種語言，但先后親自調查了26個藏語方言點，10個嘉戎語方言點，校對了20個藏語方言點的調查材料，作為個人來說，這些田野調查的工作量可以說是很大的了。這是當年計劃經濟的好處，現在使用課題經費，很難達到這個水平。熟練而富有經驗的調查者，一個調查點至少要一個到一個半月的時間，基本的資料整理工作都要在當地完成，而且田野語言調查不允許一個人，至少兩個人，以確保資料的準確性。那年代時間有保證，經費沒有限制，當地政府密切配合，發音合作人費用低廉，雖然生活條件艱苦，交通不便，要自己背著行李徒步跋山涉水，所去的地方大多平叛剛結束，還有安全問題，需要配槍自衛。1957年我們從馬爾康縣走到金川縣，將近90公里，當時沒有公路，更無旅舍，日行崎嶇山路，夜宿藏族人家，談不上風餐露宿，卻也渴飲冷河水，饑食硬干糧，走了六七天才到大金縣城。1965年從西藏返京時走康藏公路，在道孚遇險，半道翻車，差點跌落百丈深淵喪命。1979年到西藏阿里調查藏語。阿里海拔4500公尺的高度，空氣稀薄，生存條件較差，人跡罕至，至今是西藏人口最少的地區。從新疆葉城出發經六七天爬六座大山，行駛1070公里才到達阿里首府獅泉河。沿途由于高山反應，吃掉了一瓶止痛藥。我們在呼吸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工作了六七個月，調查了阿里全境七個縣的語言。在去扎達縣的路上，遇到雪崩，堵在高山上一天一夜，饑餓寒冷，竟至無法小便。

至于田野調查的經驗，當時的調查都是團隊性質，大多是工作中形成的。總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要編寫一個具有針對性的語言調查大綱，包括詞匯和語法兩部分。對方言分歧大的語言尤其重要，要編寫統一的大綱常常是徒勞的，不是流于煩瑣，就是失之疏漏。

第二，除了受過嚴格訓練和經過團隊調查的人外，切忌單人獨騎調查。任何人都沒有記錄成千上萬個語詞以及幾百和幾千句句子而不發生錯誤的能力。我調查和校對這么多語言和方言點，包括后來全國語言使用情況的調查，不是與同事就是與學生一起，沒有一個點是一個人調查的。

第三，切忌記錄自己的語言。自己記錄自己話雖然方便，卻不準確。嚴格來說，這種自省式記錄的語料是不科學的。

第四，詳細記錄鄰近語言、方言以及所調查語言的方言使用情況，深入了解和記錄與語言有關的歷史和社會文化。

第五，嚴格選擇使用單一語言的發音合作人，調查口頭使用的語言，特別是有文字的語言，發音合作人最好是不會文字的，會文字的要嚴格區分白讀和文讀系統。

第六，無論有否翻譯者參與，只允許使用啟發式提問，不能使用所調查語言直接詢問。發音合作人犯忌或不懂的不能追問。發音合作人發生錯誤和誤判時，不宜直接否定，采取事后再記的方式。

第七，寬式記音方式必須在嚴式記音基礎上整理出語音系統后使用。

第八，記音需要三重校對:記完音后的當日校對；經初步檢查后的隔日校對；記音結束后的總結校對。經過三重校對可以確保糾錯，保證資料的準確性。

第九，記錄的資料必須在當地整理，包括語音系統的描寫，語法資料的注釋。錄音只能是一種輔助手段，離開了發音合作人，不經過他的確認和幫助，聽錄音是無濟于事的。

第十，記錄的資料無論整理和發表，要符合主流規范和參考前人經驗。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研究傳統和哲學觀念。比如你整理和發表一個語言或方言的語音系統，在中國無論漢語和民族語言研究界都使用聲韻調分析和表述方式，漢語由于歷史比較的需要，更需要使用一套與音韻學有關的術語和分析表述方式。你可以使用元、輔音或區別特征分析方法做科學研究，但很難進入主流的領域，你的資料別人也很難使用。這并不限制你創造、使用新的理論和方法以及與國際接軌，只是提醒你注意主流的研究和前人的成果，將新的理論和方法與傳統的研究和唯物哲學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推陳出新，是“接軌”，不能脫軌。

語言田野調查的經驗當然不止上面所說的幾條，這方面的專著很多，我只是就自己的體會而言。去年我發表了六七萬字的長篇論文《語言調查經驗談》（王遠新主編《語言田野調查實錄（九）》，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詳細闡述了調查語言的選擇，必要的理論和實踐知識，調查的方法等，有興趣可以參考。

還需要說明一點的是:語言田野調查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需要一定的天賦:有較強的語音分辨能力和模仿發音的能力。學不準確國際音標，不能準確模仿發音合作人的發音，就不可能合理選擇音標和記錄正確的語音。記音像學唱歌，“五音不全”和口齒不清的人也有，這樣的人就不適宜做田野語言調查。記音與學習語言不同，學習語言可以學得好些或差些，并不影響交際，記音只能記得好些，不能記得差些。研究語言不一定都要做田野調查，要揚長避短。

普：您研究的領域比較廣泛，希望您談談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學術經歷。

瞿：研究方向在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研究計劃。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計劃，要考慮四個條件：第一，工作需要。我們所處的年代，選擇研究方向、制訂研究計劃的自由度很有限，必須與工作緊密結合。脫離工作的研究，既不允許，也無可能，這是我們那個特定時代背景的限制。自己有興趣的事情，只能在有限的業余時間來做；第二，知識背景，簡單說學什么干什么，研究自己不熟悉的東西，恐怕很難成功。我學習語言，一生研究沒有離開過語言；第三，個人興趣，喜歡什么研究什么。根據知識背景，比如學習語言的，研究的內容很多，研究什么與個人的興趣有密切系。我喜歡語言文字，研究方向從來沒有脫離過語言和文字，但在語言文字中我偏向研究歷史語言學、方言學和語音學，改革開放后才逐漸擴大了研究領域，涉足語言理論、社會語言學等學科；第四，學術思想。就是世界觀和認識論，比如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無論你愿意不愿意承認，自覺或不自覺遵循，你的研究都離不開一種哲學的立場。無論創建或借鑒一種理論，進行語言的本體或應用的研究，都離不開一種哲學思想的指導。你接受哪一種哲學思想，你就會創建或借鑒哪一種理論，使用哪一種理論來指導自己的研究實踐。現在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現象：研究機械論結構主義語法的，卻動不動采用唯心論的生成語法方法，把兩種牛頭不對馬嘴的語言觀的理論融合起來，稱為跨學科或跨理論研究，肯定難以成功。

根據個人的學術經歷，就能看到一條研究方向的軌跡。因為個人的研究方向與本人條件、興趣和工作性質有密切關系，因此具有濃厚的個性化。但也有一定的共性，不外從微觀到宏觀，從本體到理論，從單學科到多學科。語言的研究可以簡單概括為四種關系，也即四大方向：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語言現實與歷史的關系、語言與語言的關系、語言與使用者的關系。我的研究經歷中這些研究方向都涉及到，只是研究的重點和深淺不同。

由于我上的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初創，開設的課程少，專門注重語言的應用訓練，也不學外語，語言學的理論和基礎知識都欠缺，特別是外語，只靠上海高中學到的一點水平是遠遠不能勝任研究工作需要的。因此，進入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后不能不進行惡補，特別是外語，自修非常困難，在當時極左思潮的情況下，學習英語還有一定的風險。我從高中的外語水平自修到翻譯發表不少語言學、歷史學、哲學等著作和文章，走的是一條很艱苦的道路。比如語言方面翻譯了張琨的《嘉戎語歷史音韻研究》、橋本萬太郎的《漢語聲調的地理研究》《比較構擬法的程序》《拉薩話元音的和諧》《圖彌三菩扎及其語法著作》《口語與書面語傳統》;綜論方面如《英國的中國研究》《日本的西藏研究》；政治哲學方面翻譯了《中國革命》《蘇聯政治生活中的階級基礎》《南斯拉夫民主化的辯論》《論國家與社會》《社會階級概念：共同的模式和不同的定義》《中蘇爭論》《科學的結構》等文章，也組織和參與翻譯了《遠征歐陸》和《南斯拉夫的實驗》兩本近代史著作。學會外語，開闊了視野，為后來的研究工作創造了條件。2011年在《民族翻譯》第4期上發表了《翻譯的不對稱原理》的文章，就是我對翻譯理論認識的一個總結了。

由于上述原因，我首先打好了語言學、哲學和外語的基礎，才進行具體語言的研究。所以發表研究性文章起步較晚，到研究所工作六年后才發表第一篇文章。我以1962年《卓尼藏語聲調與聲韻母的關系》和1963年《藏語的復輔音》兩篇發表在《中國語文》上的文章奠定了研究的基礎和學術地位。前者提出藏語聲韻母與聲調的關系，奠定藏語聲調發生和發展研究的基礎；后者從語音學上為藏語的復輔音聲母確立了前置輔音、基本輔音和后置輔音的基本概念和結構框架，描寫和研究了藏語復輔音的現狀和歷史發展，科學地說明了藏緬語言復輔音聲母的性質。這兩篇文章由羅季光先生推薦，得到陸志韋先生贊賞，因為這些研究對漢語聲調和聲母的歷史研究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我的研究經歷是按部就班的，從具體語言開始，再擴大研究范圍，最后進行理論的創建和研究。我的研究是從聲調開始的，對聲調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軌跡。

改革開放后我先發表了《談談聲母清濁對聲調的影響》，那時我已經普查過衛藏方言，熟悉了拉薩話，對藏語聲調與聲韻母的關系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后來陸續發表《藏語的變調》和《藏語的聲調及其發展》，全面探討了藏語聲調的發生和發展，使用大量的方言資料，說明了藏語聲調發生后在各方言土語中的發展演變過程和情況，并進一步研究藏語的調值，發表《藏語古調值構擬》。通過后兩篇文章，對藏語聲調的微觀研究進行了現實和歷史的總結。此后，聲調研究以漢藏語言為對象，發表《論漢藏語言的聲調》，對漢藏語言的聲調進行全面疏理和綜合研究，再進一步擴大研究范圍，研究調值和聲調發生和發展的理論，發表《漢藏語言調值研究的價值和方法》《漢藏語言聲調起源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聲調起源研究的科學論證方法》，從理論和方法上論述了聲調發生和發展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在中國，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研究調值發生、發展和研究方法的，或許我算首創。這個軌跡反映了我的研究從微觀到宏觀、從本體到理論的全過程。

從具體語言的研究進一步擴大研究范圍，進行漢藏語言的研究，是我邁向綜合和理論研究的第一步，因為做這種綜合性的宏觀研究本身就具有理論性。中國的漢藏語言有六七十種，具有共同的特點，又有不同的類型，中國又是漢藏語言的中心，將這些語言作為對象和語料，進行綜合研究，不僅能揭示亞洲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群語言的特點，而且這些特點對語言學各種學科和門類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意義，特別對所謂普通語言學，更有重大的補充和貢獻。任何一種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如果在這一大群語言中得不到驗證，行之無效，這種理論恐怕只是局域性的理論，還稱不上普遍性的理論。我也有做這種研究的條件：首先，我調查和掌握了漢藏語言中最重要的語言藏語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其次，我擔任過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語言部分的特約編輯，使我有機會全面接觸和仔細學習中國的漢藏語言；再次，編輯大百科后，又撰寫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少數民族語言》的全部詞條，將中國的所有語言編寫一遍。

我從漢藏語言的重要特點做起，研究漢藏語言的語法特點的，如《論漢藏語言的虛詞》和《論漢藏語言的形態》；研究語音特點的，如《論漢藏語言的音系學》和《漢藏語言聲調起源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研究整體特點的，如《漢藏語言的類型和共性》；研究歷史關系問題的，如《漢藏語言的系屬研究和問題》；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如《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問題》和《漢藏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新課題》等。還與馬學良先生合作發表了《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貢獻》，由我執筆馬學良先生署名的《漢藏語言的研究》和《漢藏語言的語音研究》。最近，發表了《論漢藏語言聯盟》的文章，否定了漢藏語系的存在，創建了漢藏語言聯盟的發展譜系，探討了借鑒生物學建立的語言譜系分類理論無法解決的問題，為漢藏語系的歷史研究和譜系建立提出了一個新的思路。

我的藏語文研究同樣由小到大，由具體到理論。除了上述的聲調研究外，寫了《藏語的韻母研究》和《藏族的語言和文字》兩本書。藏語聲母的特點是復輔音，韻母的特點比聲母復雜得多，我使用大量藏語方言資料，通過與藏文的比較，從縱橫兩方面論述了藏語韻母的現狀和發展，為深入和全面認識藏語的韻母以及漢藏語言的歷史比較奠定了基礎。我對藏語語法的研究比較少，比如藏語的《阿里藏語動詞體的構成》《論藏語的語法體系》，嘉戎語的《嘉戎語動詞的人稱范疇》等。我所以少做語法研究，是因為語法研究不僅需要豐富的資料，更需要準確的語感，沒有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的幫助，很難完成。

我的藏文研究是與語言學和文字學密切關聯的，如《藏文的語言和文字學基礎》，研究藏文的來源，它與藏語的關系，構擬了藏文所反映的古代藏語的語音;《音勢論和藏文創制的原理》，根據藏文的文獻和現代語言文字學，特別是音位學和音系學，研究藏文創制的原理及其科學性和一些值得探討的現象。

方言研究是我的一個重要方向，我創建了藏語和嘉戎語方言和土語的完整分類。我與譚克讓共同完成了《中國語言地圖集?藏語方言圖》，我們后來又發現了阿里和夏爾巴土語，我最后發現了巴松土語，為全面了解藏語和方言分類提供了事實根據。后來寫《藏語方言的研究方法》和《嘉戎語方言》的文章，除了描寫方言現狀外，更多探討的是方言學的理論，提出了方言非地域概念，是語言接觸的結果，為方言形成的原因和性質做了新的解釋。

我的研究興趣比較廣泛，受馬學良先生的委托，參加中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研究會，開始做民族政策、雙語教學、雙語理論等方面的研究。中國雙語研究界所以對雙語教育、雙語教學和雙語概念發生分歧，主要是在民族語言政策、民族與語言的關系、民族語言與通用語言的關系、民族語言豐富發展和衰退消亡的關系上存在錯誤的認識。為此，我寫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民族語言問題》《談談族際共同語》《民族教育中的語言問題》《民族教育中的語言選擇》《新時期的民族語文工作》《民族與語言》《民族自稱與語言》《中國的民族和語言》《民族語言文字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等一系列宣傳民族語言平等政策和正確認識上述各種關系的文章，糾正了混淆雙語教學和雙語教育概念以及在瀕危語言問題上的一些錯誤認識。最近還寫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使用情況的調查和研究》的文章，進一步討論正確處理少數民族語言與國家通用語言之間的關系，結合語言能力和語言利益，討論民族語言的發展和應用。

普：您對語言理論的研究也有建樹，希望您能談談對語言理論研究的看法和所做的語言理論研究。

瞿：中國語言研究界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界有一個通病，缺乏理論的研究。這并不是中國的學者缺乏對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哲學認識，或者缺乏創建理論的能力，而是另有原因。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奉前蘇聯的理論為圭臬，一越雷池，即為異端邪說；后來，與前蘇聯交惡，又將理論基礎與基礎理論混為一談，以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來代替具體學科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生搬硬套，囫圇吞棗。如果有所創新，立即上綱上線，后果嚴重。于是一些大學者、大專家，既不想茍同，又無法改變，只能規避理論，提出了只研究事實，不研究理論的倡議。這雖然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滅了“五四”以來科學理論思考的火花。由于長期規避理論研究，使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界淪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境地。改革開放以后，百花齊放，理論研究提到日程上。由于長期缺乏理論研究，在積累的大量資料的基礎上，不得不借鑒國外理論，洋瓶裝國酒，美其名曰引進新理論，與國際接軌，實則當了搬運工，毫無創造性，而且以“言必稱希臘”為榮，挾洋自重，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建立中國創新理論的積極性。此外，中國歷史上就有“獨尊儒家”的傳統，缺乏學術爭論和建立學派的傳統，至多修修補補，不能動搖根基。特別近些年物欲橫流，急功近利，在和諧的名義下，扼止學術爭論，不辨是非，特別對西方學術理論的批評，更在“和諧”之列。更有甚者，把學術爭論與人際關系混為一談，將學術討論和爭鳴庸俗化為朋黨之爭。在中國民族語言的研究中，當然不會例外，因此倡導中國學界要爭取創建中國自己的語言理論，特別是民族語言的理論已是當務之急。

理論和方法聽來神秘和高深，其實未必。簡單來說，理論就是人對客觀的一種系統性的認識。認識就是一種思想，是人思維的成果，所以理論就是人對客觀系統性認識的成果。不同于一般認識的地方是系統性，一般認識比較散漫，常常是自發的；系統性認識則是有組織、有目的的認識，是把一些散漫的認識，有目的的組織起來，科學地解釋一些具有關聯的現象，揭示這些現象的本質?？梢?，理論研究的目的本質上是為了解釋，系統地解釋復雜的認識對象。我們的觀察和研究對象是語言，語言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要科學地認識它就需要具有科學解釋力的理論。

理論是一種思想成果，思想是人的認識成果，所以理論第一個特性就是主觀性。理論是人創造和建立的，人的認識是有限的，無論你的理論多么接近客觀現實，不可能是絕對的，所以只有相對真理，沒有絕對真理。相對真理說明了人認識的局限性和主觀符合客觀的無限性。世界上不存在“顛撲不滅的真理”，即使“一句頂一萬句”，后面還有一萬零一句。世界上有比較接近真理的理論，稱為科學；與真理背道而馳的理論，叫偽科學?？梢?，理論有科學的和非科學的，只有科學的理論，才能反映理論的第二個特性，即理論的客觀性?？茖W的理論是主客觀良好統一，不科學的理論是主客觀完全背離。我們科研工作者的理想，就是建立能更好地反映客觀事實、接近真理的理論。這樣的理論具有較強的解釋力，能推動科學的發展。

要建立科學的理論，首先要區別自然科學理論和社會科學理論。這兩種科學有至關重要的差別，受著不同規律的支配。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社會規律往往與人的主觀能動性有關，受到人自覺行為的制約。結構主義把語言看成一個完全脫離人（語言使用者）的自組織符號結構裝置，研究語言就是研究這種裝置的結構成分和結構規則，用自然科學的自組織原理來解釋語言的發展和變化。把作為社會現象的語言所體現的社會規律等同于自然規律，認為社會規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比如為語言的現狀和歷史確立一條規則，或者發現一條規則，就認定語言會按照這種規則使用、發展和變化，陷入決定論的泥淖。社會科學的規律或規則，具有局限性、局域性、傾向性和時間性，影響因子和參數很多，特別是人的主觀認識和思想。只能說現在怎么樣，將來可能怎么樣，不能說將來一定怎么樣。這是從以人為本的思想對社會科學規律，當然也包括語言規律的科學態度。更有甚者，進一步研究語言的普遍共性，研究的結果不是沒有意義，就是反例頻頻，遭到駁斥?？茖W理論建立中最重要的證偽性，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常常難以實現。你能證明喬姆斯基所說的大腦中的語言裝置不存在嗎？由于過去過分強調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立場”，“立場”與客觀現實常常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于是有人把社會科學劃入信仰范疇，不承認它是科學。這當然是一種極端的看法，是對將社會科學等同于自然科學思潮的一種反動。

科學界一個新的潮流是跨學科研究。社會科學界的理解有偏差，認為跨學科就是讓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跨進”社會科學，語言學科尤甚。本來這兩種科學是互補的。讓自然科學“跨進”社會科學沒有什么不對。問題是這種“跨進”必須以建立在區別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基礎上，要充分認識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共同性和差異性。要使用“融合”的方式，而不是使用“嫁接”的方式。擇善而從，不能生吞活剝。舉個簡單的例子:實驗語音學原來是人類聽覺的延伸，感知的補充，幫助和補充自省式語音研究的不足，解決語言感知中的一些偏誤和困難?，F在卻喧賓奪主，試圖以物理學的聲學來完全代替人的感知和判斷，忘記了語言是人創造的，語言的編碼和解碼是發生在人與人的相互交際之中，最后判定權屬于人，而不是機器和儀器。實驗語音學的成果是幫助人來驗證感知的由來或條件，不能決定和解釋人類創造語言的動機和過程。實驗語音學竟然以揭示人在感知中忽略的冗余成分為能事，甚至企圖研究聲調發生的生理和物理機制，這無異于研究從猿到人的過程中，人類發音條件（包括器官和意識）的進化，嘩眾取寵，干擾語音的正常研究，這不能不說是本末倒置。

我做語言理論研究出于三個目的：第一，中國的語言理論研究，在改革開放前，以前蘇聯為馬首，改革開放以后，唯命歐洲的學說。這種崇洋媚外的思想漫延，有時甚至失控，以訛傳訛，誤人子弟；第二，我在教學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有些已經寫在教科書上的似乎定論的東西，實際上還值得探討，否則同樣貽誤后學；第三，中國語言學界缺乏對理論研究的興趣和傳統，理論研究還是以“販運”為主，即以中國的語料去驗證外國的理論，缺乏獨創性。我認為中國盡管在短時期內不一定能創建歷史語言學、結構語言學和生成語言學這樣的完整語言學理論，至少應該在語言理論上發表一些創見，對語言理論有所創造，有所發現，有所推動。因此，我的語言理論研究，有的具有一定的創造性，有的則具有批判性。其實，在我研究的各個方向和領域中都涉及到理論問題，比如聲調研究、漢藏語言研究、雙語研究都涉及到歷史語言學、語音學、音系學、方言學等學科的理論。比如《語音演變的理論和類型》的文章中我提出了與前人研究不同的新的語音演變原理；在《疊置式音變獻疑》文章中批評了這種音變原理；在《漢藏語言調值研究的價值和方法》《漢藏語言聲調起源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這些文章中不僅批評了根據所謂美國輔音響度新學說提出的聲調起源聲母說和反歷史主義的機械論，并提出了對聲調發生發展的原因、過程和結果的新見解?！队行虍愘|論辯》則是批評拉波夫語言異質論的哲學基礎，捍衛唯物辯證法認識論的基本原理。語言異質論在中國幾乎成為定論，不得不從哲學上進行審辨，以定真偽?！秶H音標漫議》則從理論上討論國際音標的性質，解釋了國際音標這種不科學的系統與它廣泛應用的關系，提出了如何學習和使用國際音標的方法。我的研究中，涉及到理論的方面很多，包括《相關語言學構想》《思維、思想和語言》這些比較抽象的理論研究，并不一定能得到廣泛的認可，但能提出自己的見解，創建自己的體系，即使接不上國際的軌道，至少是自己的思想成果，比一味崇洋媚外、“言必稱希臘”、無視國人研究的“販運”要好一些。研究是一種從未知到已知反復循環的探索過程，是與社會需要密切結合、解決認知和實踐問題的必要手段和方式，是研究能力、研究方向、知識背景和研究興趣的個性化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國際接軌沒有關系。

普：最后，我還想請您談談自己的學術思想。

瞿：我上面已經說過，社會科學的研究比自然科學的研究要復雜得多。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所謂學術思想就是指導你研究的理論原理和思想觀念。

首先，我是主張唯物主義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區別，不能回避，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比如以唯心的先驗論為基礎的生成語法，我當然是不能接受的，盡管在歐洲曾經風靡一時，在中國也沒有造成多大的影響。唯物主義內容眾多，也要加以分辨。比如我批評拉波夫的語言異質論，異質論也是唯物的，但它是不正確的唯物觀念和認識論。再比如機械唯物主義和科學主義，也是唯物的，以機械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結構主義語法理論，在中國傳播和應用中就進行了很大的改造。其次，我除了上文提到的在研究語言時要區別社會科學的方法和自然科學的方法外，我一直在倡導語言研究中的人本主義和人文精神。人們在認識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后，世界上正在形成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人本主義和人文精神。研究社會科學要以人為本，從人出發，充分考慮到人既是科學的創造者，又是科學的受益者。以語言研究來說，人既是語言的創造者，又是語言的使用者，還是語言的修訂者和改造者。無論共時和歷時研究都離不開語言的創造者和使用者?？磥恚瑐鹘y說研究一種語言不能脫離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的歷史，這種歷史主義的觀點還不能完全反映語言研究的本質，只有以人為本的思想，才能真正科學地解決語言的現狀和歷史。我在《語音演變的理論和類型》一文中，詳細論證了人本主義和人文精神在語音研究中的必要性和科學性，否定了連續式和疊置式音變，限定了擴散式音變的適用范圍，提出了語音發生演變的社會、心理、結構和接觸四種原因。語音演變必經的共存、共生和共變三種途徑和方式。并將語音演變分為系統性和個體性兩類，系統性包括調整型、功能型、發生型、消失型和轉移型五類；個體性包括發生型、消失型、轉移型、異變型和協合型五類。為語音演變提出了新的原理和確立了新的模式。

社會語言學原來只是研究語言和社會的關系，或者在社會環境下使用的語言狀態。隨著拉波夫“變異”學派的出現，把語言共時和歷時有機結合起來，把語言的變化和變異與使用語言的人的社會屬性關聯起來，才真正體現了語言的現狀和變化與使用語言的人的關系。人們從社會語言學的這種人文精神中汲取了靈感和營養，使語言從靜態研究進入動態研究，從描寫研究轉變為解釋研究，充分與人的行為和認知結合起來，認知語言學方興未艾，這種趨勢只要不走極端，有利于對社會科學和語言科學規律的認識，對社會科學和語言科學的研究將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再次，我倡導語言研究的本土化。本土化不是說中國的語言學理論和語言研究與外國的有什么本質的差別，理論只要是科學的，接近客觀真實的，應該具有普適性。我們所說的本土化，是指中國的語言學理論要建立在充分利本地語言資源，適應本地社會需要，繼承本地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體現中國特色，具有創造性、獨立性和先進性。很多人反對科學理論的國別特色，認為理論是普適的，普適的東西何來特色？事實是社會科學理論具有個性化、社會化、時代化等特點，已經說明了普適性的理論同樣會打上個性、社會和時代的烙印。普通語言學應該是最“普通”的語言學了，卻是最不“普通”的。不同的學者，由于知識的局限，內容就不普通。中國的普通語言學與歐洲的普通語言學，在內容上就有不小的差別。歐洲的語言學者不很了解亞洲的語言情況，特別是中國語言的很多重要特點都沒有寫進他們的普通語言學。由于不同的學者關注的對象不同，有的普通語言學更多關注語音，有的關注語法，有的關注歷史等，個性化非常明顯。早期的普通語言學更多關注歷史，因為當時語言的歷史研究是主流，后來則更多關注語法和描寫，那是描寫語言學和結構主義語法興起的原故；有一段時期大家研究語言的共性，普通語言學這方面的比重明顯增加。充分說明普通語言學同樣也反映了時代性、國別性和個體性?？梢?，科學沒有國界，科學研究的傳統、內容、方向和指導思想卻是不同國家都不相同的，因此稱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或語言研究并沒有什么不妥。

普：非常感謝瞿老師您花費這么多時間來講述自己的學術經歷和學術思想，希望您所走過的學術道路和取得的學術成就對后學能起到一定的啟發和鼓勵的作用，能對發揚光大民族語言學起到積極的影響。再次感謝。

附：瞿靄堂主要著譯目錄

一、論著

1、專著：

(1)《阿里藏語》（瞿靄堂、譚克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2)《藏語韻母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3)《藏族的語言和文字》，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版；

(4)《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瞿靄堂、勁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版；

(5)《普通語言學》（馬學良、瞿靄堂），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6)《馬學良學述》（瞿靄堂，勁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21003漢字編碼大字典》，（瞿靄堂，勁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8)《五筆字型多功能速查字典》（瞿靄堂，勁松）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年版；

2、論文

(1)《卓尼藏語的聲調與聲韻母的關系》，《中國語文》1962年第7期；

(2)《藏語概況》（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藏語小組，執筆）《中國語文》1963年第6期；

(3)《藏語的復輔音》，《中國語文》1965年第6期；

(4)《阿里藏語動詞體的構成》,《民族語文》1980年第4期；

(5)《藏語的聲調及其發展》,《語言研究》1981年第1期；

(6)《藏語方言的研究方法》，《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3期；

(7)《藏語的變調》，《民族語文》1981年第4期；

(8)《藏語中的異根現象》，《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9)《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藏語和嘉戎語》，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年版；

(10)《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各少數民族語言詞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年版；

(11)《藏語韻母的演變》，《中國語言學報》1983年第1期；

(12)《嘉戎語動詞的人稱范疇》，《民族語文》1983年第4期；

(13)《論藏語的語法體系》，《藏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藏語動詞的屈折形態及其演變》，《民族語文》1985年第1期；

(15)《漢藏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新課題》，《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5期；

(16)《漢藏語言調值研究的價值和方法》，《民族語文》1985年第6期；

(17)《中國語言地圖集?藏語方言圖》（瞿靄堂、譚克讓），香港朗文公司1987年版；

(18)《藏語的復元音》，《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

(19)《中國的民族和語言》，《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20)《漢藏語言的形態》，《民族語文》1988年第4期；

(21)《衛藏方言的新土語》（瞿靄堂、共確加措、益西、結昂）《民族語文》1989年第3期；

(22)《藏語古調值構擬》，《中國語言學報》1989年第4期；

(23)《嘉戎語方言》，《民族語文》1990年第4、5期；

(24)《夏爾巴話的識別》，《語言研究》1992年第2期；

(25)《相關語言學構想》，《民族語文》1992年第4期；

(26)《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貢獻》（馬學良、瞿靄堂），《民族語文論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27)《漢藏語言的聲調》，《民族語文》1993年第6期、1994年第1期；

(28)《漢藏語言的虛詞》，《民族語文》1995年第6期；

(29)《漢藏語言的系屬研究和問題》，《薪火集》，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6年版；

(30)《漢藏語言的研究和問題》（馬學良、瞿靄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4分冊1995年版；

(31)《漢藏語言的音系學》，《民族語文》1996年第5期；

(32)《漢字的功能文化觀》，《雙語教學與研究》（第一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3)《雙語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雙語教學與研究》第二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4)《漢藏語言的類型和共性》，《民族語文》1998年第4期；

(35)《漢藏語言聲調起源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民族語文》1999年第2期；

(36)《漢藏語言的語音研究和問題》（馬學良、瞿靄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1分冊，1999年版；

(37)《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語言研究》2000年第2期；

(38)《雙語和雙語研究》，《民族語文》2000年第3期；

(39)《思維、思想和語言》，《民族語文》2004年第3期；

(40)《聲調起源研究的科學論證方法》，《民族語文》2002年第3期；

(41)《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語言研究》2002年第2期；

(42)《思維，思想和語言》，《民族語文》2004年第3期；

(43)《語音演變的理論和類型》，《語言研究》2004年第2期；

(44)《嘉戎語上寨話》（瞿靄堂、勁松）《民族語文》2007年第5期；

(45)《疊置式音變獻疑》（瞿靄堂、勁松）《語言研究》2008年第2期；

(46)《藏文的語言和文字學基礎》，《中國語言學》第3輯，2009年12月；

(47)《尖團音新議》（勁松、瞿靄堂），《語文研究》2009年第2期；

(48)《嘉戎語藏語借詞的時空特征》（勁松、瞿靄堂），《民族語文》2009年第2期；

(49)《民族語言文字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民族翻譯》2010年第4期；

(50)《有序異質論辯》，《語言研究》2011年第1期；

(51)《音勢論和藏文創制的原理》，《民族語文》2011年第5期；

(52)《翻譯的不對稱原理》，《民族翻譯》2011年第4期；

(53)《國際音標漫議》，《民族語文》2012年第5期；

(54)《語言調查經驗談》，《語言田野調查實錄（九）》，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55)《通向語言殿堂之路》，《中國藏學》2014年第1、2、3期；

(56)《中國藏緬語族中的代詞化語言》（瞿靄堂、勁松），《民族語文》2014年第4期；

二、譯作

1譯著

(1)《遠征歐陸》（合作，統稿），三聯書店，1975年版；

(2)《南斯拉夫的實驗》（合作，統稿），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

2、譯文

(3)《科學的結構》，《當代美國資產階級哲學資料》第1集，1978年；

(4)《英國的中國研究》，《國外社會科學》1978年第5期;

(5)《日本的西藏研究》，《國外社會科學》1978年第6期；

(6)《日本西藏研究概述》，《民族譯叢》1979年，第1——2期；

(7)《中國革命》，《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1981年第20期；

(8)《蘇聯政治生活中的階級基礎》，《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1981年第27期；

(9)《論國家與社會》，《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1982年第14期；

(10)《南斯拉夫民主化的辯論》，《國外社會科學動態》1982年第5期；

(11)《拉薩話元音的和諧》，《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1983年第1期；

(12)《社會階級概念:共同的模式和不同的定義》，《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1983年第25期；

(13)《比較構擬法的程序》，《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1983年第2期；

(14)《圖彌三菩扎及其語法著作》，《民族譯叢》1983年第6期；

(15)《中蘇爭論》，《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1984年第5期；

(16)《嘉戎語歷史音韻研究》，《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1985年第1——2期；

(17)《口語與書面語傳統》，《國外社會科學》，1985年第2卷第4期；

(18)《漢語聲調的地理研究》，《語言研究譯叢》，天津人民出版1988年版。

（本文作者：普忠良，摘自 《西藏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