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70年西藏考古的回顧與展望（1951—2019）[1]藏學研究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和深厚的學術積淀，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它都已經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和幾乎與之同時興起的“敦煌學”“蒙古學”“西夏學”一樣，成果豐碩并且影響深遠。在傳統的藏學研究領域中，西方學者較早地引入了考古學[2]。但現代科學考古學（指以田野發掘為基礎的考古學）進入到藏學研究領域的時間不長，西藏高原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田野考古工作，學術界一般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作為其標志[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西藏文物考古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國內學術界走向國際學術界，近70年來西藏考古經歷了輝煌的歷程。

對于西藏考古具體取得的各項新發現，近年來已有不少學者作過總結和回顧[4]，本文不再重復介紹。除必要的舉例之外，本文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是：西藏考古[5]作為世界考古學和中國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具有哪些特殊價值和特殊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開展的西藏考古工作，對于構建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了什么貢獻？從學科發展史上加以考察，西藏考古是否形成了一定的理論和范式，可以推動中國邊疆考古的發展并提升其整體水平？

一、如何認識西藏考古的意義和價值

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但為何西藏考古與我國其他區域內的考古相比較更為引人矚目？甚至成為全球考古學家和諸多學科專家學者們共同關注的區域，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何在？筆者認為，這可以從自然和人文兩個方面來加以認識。

首先，從全球視野來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具有西藏高原的地理條件和自然環境。

這個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年輕的高原由于“喜馬拉雅造山運動”的作用力，仍然每天都以人們肉眼難以察覺到的速度緩慢地向上增高。喜馬拉雅山脈就像一條銀色的巨龍，橫亙在我國與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和不丹等國交界一帶，這個巨大的天然屏障一方面阻擋著冬季西北高寒氣流向南移動，另一方面也使夏季從印度洋吹來的溫暖濕潤的季風不能長驅北上，從而使得喜馬拉雅山脈以北的廣大地區氣候干旱，植被稀疏。據統計，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10座分布在喜馬拉雅山脈，從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到印度恒河平原只有短短的100多公里之遙，但是相對高差竟然達到8000多米。由于其舉世無雙的高度，喜馬拉雅山脈被稱為“世界屋脊”，也正是因為其高海拔造成的自然條件和環境因素，使得西藏高原一直被認為是人類生存的“禁區”。

不過，一旦真正進入到西藏高原，人們才會發現，喜馬拉雅山脈實際上是一條呈東西走向的弧形山脈，東西長達2500多公里，南北寬200—350公里，從西向東可細分為4個不同的地帶，即：西喜馬拉雅帶（也稱為特提斯喜馬拉雅帶），海拔4000米以上；大喜馬拉雅（也稱為高喜馬拉雅帶），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小喜馬拉雅帶（也稱為低喜馬拉雅帶），平均海拔3000—4000米；亞喜馬拉雅帶（也稱為外喜馬拉雅帶），平均海拔1500—1000米。[6]在這4個自然地帶上，既有林立的雪峰、縱橫的冰川，也有高亢的高原和草地，還有茂密的森林和溫濕的河谷，不同地帶的海拔高度和自然景觀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形成典型的植物垂直分布帶和多樣化的生態環境。

這種全球獨一無二的自然環境，為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預設了若干可供“科學推想”的空間。例如，在被稱為考古學“三大命題”中的“人類起源”問題上，已故考古學家童恩正教授曾經推測，包括西藏高原在內的我國西南地區，是人類可能的發源地。他認為，在上新世之后，由于喜馬拉雅山大幅度的升起，阻礙了印度洋季風的北上，對北坡的氣候和自然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氣候變得干冷，森林大幅減退，廣袤的草原出現，大量草食動物活動于其間。“由于這種生態及動植物資源的改變，本地區內原住森林的臘瑪猿才被迫走向空曠的地面，不斷適應新的食物來源，采取新的覓食方式，逐步引起了機體的改變，從而邁出了從猿到人的第一步。”[7]在同為考古學三大命題之一的“農業起源”問題上，蘇聯考古學家列·謝·瓦西里耶夫在《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一書中，也曾設想發生在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其因素可能需要到黃河流域西面的“山前地帶和山區高原”去尋找，甚至推測：“在考古學家們迄今幾乎尚未考察過的遼闊的喜馬拉雅山和西藏山區，或許能找到這種革命的遺跡。”[8]直到今天，在人類起源、農業起源、人類對高海拔地區的拓殖與適應、游牧文化的興起、原始宗教與藝術的起源、高原史前史的重建等若干重大問題上[9]，西藏高原依然是備受關注的區域，它不僅提供了高原特殊環境（如高寒缺氧、植物資源貧乏、動物分布稀散等）之下人類生存極限挑戰的最佳場域，同時還提供了高原多樣性生態環境之下人類重構人地關系的巨大的“天然實驗室”。西藏高原也因此成為全球考古學家們心目中的“處女地”，蘊藏著巨大的有待開墾的寶藏。

從人文方面而論，由于西藏獨特的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從人類踏上這片土地開始，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即是極端惡劣條件下的適應與生存。無論是西藏本土產生的原始宗教——苯教，還是后來與苯教和漢傳佛教、印度佛教相互融合之后形成的藏傳佛教，對于高原天地萬物的自然神靈崇拜無處不在，人與自然的調適共生成為人類精神世界永恒的主題，世俗生活與宗教信仰如同水乳般交融一體。所以，在這片土地上遺存下來的歷史文化遺產當中，宗教文化色彩極為濃厚。另外，如同童恩正先生早年指出的那樣，“由于西藏與外界相對的隔絕以及其歷史發展的特殊性，當其他地區的文化已經發生變遷以后，這里仍然保存著原來的因素”[10]，這種社會發展的相對滯后性，使得這個區域保留下來更多的在其他地區早已喪失不存的古老元素。但是，這種相對的封閉性卻并不意味著西藏成為一座與外界長期隔絕的“文化孤島”。近年來西藏出土的大量考古材料已經證明，從史前西藏一直到吐蕃時代，西藏與其周邊國家和地區又始終保持著密切的交往與聯系，尤其受到唐代祖國內地先進文化的影響，并經過“高原絲綢之路”廣泛接受和吸納了東亞、南亞和中亞各個文明的元素。通過考古發現的吐蕃王陵、棺板畫、金銀器、馬具、絲綢、佛教造像、大石遺跡、城堡居室等展現出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多彩的文化面貌，顯現出這片高原曾經是“亞洲古文明的薈萃之所”[11]。

正是因為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使西藏考古具有了不同一般的特質。西藏高原既鑄就了人類挑戰自身生存極限，拓殖和適應高原極端環境的唯一歷史樣本，也是保存高原古老文化基因，同時又融聚人類多元文明元素的最佳活態案例。這或許是我們認識西藏考古的特殊意義和價值的兩個重要基點。

二、西藏考古的主要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文物和考古管理機構、研究機構的設置，專業隊伍的建立、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的展開等多項內容，對此，學者多有論及[12]。本文擬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對西藏考古所作出的主要學術貢獻加以評述。

（一）重建西藏史前史

張光直先生曾經對于史前考古的重要意義作過這樣的表述：“史前時代考古學，提供并研究文字產生之前人類歷史的資料；換言之，史前人類歷史的全部資料，都是由考古學產生的。……所以，史前考古便等于史前歷史學，史前考古學者便等于史前歷史學者。”[13]著名考古學家A.H.丹尼和V.M.馬松曾對考古學與全球史前史的關系作過如下闡述：“考古學再度拓展了人們對于世界史前史的知識，令迄今未為人知的許多古代文化和古文明中心得以公布于眾。由此所導致的新觀念和新方法，也有助于形成一種理論：將世界史視為普遍與特殊情況結合的一種復雜模式。一方面，廣泛的類似性反映了全球的趨勢，或者正在以巨大的地區性差異為背景對這種類似性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對于特定地區和特定民族的研究正增添到世界文化的公共寶庫中來。”[14]這些理論，也符合西藏史前史的研究實踐。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考古學者通過不懈努力，已經不僅在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問題上作出了創造性的工作，回應了國際學術界對此的關注[15]，同時還承擔起史前歷史學者的任務，書寫了西藏史前史的全新篇章。

筆者認為，考古學總體介入藏學研究領域，所作出的最為重要的歷史性貢獻，首先在于從根本上顛覆了舊史學中有關西藏早期歷史的認識，全面重塑了西藏史前史。開啟這一歷史進程的轉折點，首推由童恩正先生主持的西藏昌都卡若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在此之后，幾乎國內外所有關于西藏歷史的開篇之作，都得從距今5000多年前的卡若文化談起。這一具有標志性的考古成果的另一個重要意義還在于，它首次將西藏史前人類的發展進程與其相鄰地區緊密聯系，科學地闡明了西藏高原并非“化外之地”，而是與同時期的黃河上游等地區相互依存、交流密切，在同一路徑和軌道上運行。繼卡若遺址之后，考古學界在西藏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和早期金屬時代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發現和重要突破，均為書寫西藏史前史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21世紀以來，全面總結西藏史前考古學成果并加以充分利用的代表性著作，可舉新近出版的《西藏通史·早期卷》[16]，這部著作的大量章節幾乎完全依據考古材料撰就，內容涉及人類定居高原的歷史、西藏舊石器時代、西藏新石器時代、西藏早期文明的起源、原始宗教與藝術、科學技術等各個方面，雖然在編寫體例方面還有不足之處，但已經具備了通史性著作的基本要素，是迄今為止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質的西藏史前史，揭開了利用科學的考古材料重新書寫西藏史前史的序幕。

另一部與之相關的著作，是由筆者與王煜、呂紅亮共同撰著的《考古發現與西藏文明史》之第一卷《史前時代》[17]。在這部著作中，筆者提出了“基于考古學的文本書寫”這個概念，認為過去主要基于漢文歷史文獻書寫的西藏上古史和藏文文獻中記載的西藏早期歷史，都充斥著神話、傳說和人為想象，難為信史。基于考古學的文本書寫從一開始便與舊式的歷史敘事和文本書寫模式分道揚鑣，在本書的各個章節中，全部依據考古發現的科學材料來書寫西藏史前史，相繼論述了西藏史前史的若干重要方面，如青藏高原最初的狩獵采集人群的出現、史前聚落與居址的形成、原始農業的起源、史前經濟與文化、史前墓葬與精神信仰、早期金屬器和“早期金屬時代”、史前交通與貿易、史前藝術的起源等。這樣的嘗試雖然還很粗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考古學對于重建西藏史前史所作出的貢獻。

（二）提供新的歷史資料

進入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西藏考古所作出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不斷提供新的歷史資料，為西藏古史研究拓展出新的空間。藏族文字書寫系統起源較晚，大致相當于中原唐代方才形成，而古藏文歷史文獻除敦煌藏文文獻，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出土的古藏文簡牘、摩崖石刻、銅鐘銘文等少數年代可以上溯到唐代吐蕃時期的史料以外[18]，大部分藏文著述都是在公元14世紀之后形成的，而且多為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教法史”之類。要獲取新的歷史資料，我們很難企望在現有的文獻體系中有新的發現（例如，某一典籍已經失傳而又復出；或許在國內不存而在國外被重新發現等情形），而最有可能得到新材料的路徑，非考古學莫屬。

當考古學進入到藏學領域之后，不斷用新的考古發現提供新的歷史資料，這些歷史資料有的本身就是具有極高研究價值的古藏文史料或漢文史料。例如，古藏文簡牘近年來在青海、新疆等地又有新的發現[19]。西藏東部地區和川西北高原陸續調查發現一批吐蕃時期的摩崖造像，伴隨這些造像都往往帶有藏文題記以及少量的漢文題記，對于我們考察漢藏交界地區佛教藝術的創造過程、吐蕃時期的宗教藝術以及唐蕃關系、造像工匠的身份以及與吐蕃供養人之間的關系，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20]。在最近的調查中，對青海大日如來佛堂吐蕃時代的摩崖造像不僅發現了帶有明確年號的造像題記，還發現用梵、藏、漢三種文字刻寫的《般若心經》[21]。青海玉樹勒巴溝內發現的多處吐蕃時期摩崖造像，除了大量題材豐富、造型精美的圖像之外，還有篇幅不等的藏文題記，內容包括《無量壽經》《般若心經》以及造像供養人題記等不同題材[22]。吉隆境內發現的唐代《大唐天竺使出銘》[23]則是西藏自治區境內迄今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一通唐代漢文碑銘，內容涉及唐代使節王玄策奉官方之命出使印度時，從唐初新開辟出的吐蕃—尼婆羅道抵達吉隆河谷的珍貴史料，是唐代中印交通史、唐蕃關系史上最為重要的考古發現，為研究這一時期的絲路交通和對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史料。近年來，巴桑旺堆、夏格旺堆、夏吾卡先等一批藏族學者對于散落于西藏民間的吐蕃碑銘、文書等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調查收集工作，成果已經陸續開始公布[24]。上述這些工作，都為西藏古史研究不僅提供了新資料，而且還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間。

另一類考古資料雖然本身不是文獻，但卻同樣是重要的實物史料，可以極大地補充、豐富和完善文獻史料的不足。例如，關于絲綢在吐蕃的傳播，以往文獻資料有所涉及，但卻語焉不詳。吐蕃人使用絲綢的情況，也主要依據文獻材料和傳世圖像資料來加以推定。如傳為唐閻立本所繪《步輦圖》中，繪出唐貞觀十五年（641）吐蕃使節祿東贊前往京都長安迎請文成公主入藏時的情景，圖中的祿東贊身著圓領長袍，畫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長袍的朱地上飾有聯珠立鳥紋。沈從文先生將這件長袍稱為“小袖花錦袍”，認為其應即《唐六典》中提到的川蜀織造的“蕃客錦袍”，由唐代成都織錦工人每年織造200件上貢，專供唐廷贈予遠來長安的使臣或作為特殊禮品[25]。近年來西藏西部發現的漢晉時代帶有漢字“王侯”的絲綢[26]，不僅將絲綢傳入西藏高原的年代提早到公元3—5世紀，也證明中原王朝將絲綢作為一種特殊的禮品賞賜給遠方“豪酋”的方式早已有之。近年來青海都蘭吐蕃墓中出土的大量絲綢殘片[27]，使我們可從中觀察到不同絲綢的質地、紋飾、織法、來源，以及使用方式的若干細節，這都是過去文獻史料中所缺乏的重要實物證據。

第二個例子可舉近年來考古發現和調查所獲的吐蕃金銀器。文獻史料記載，吐蕃金銀器不僅種類繁多，而且制作精美，曾達到很高的水平。美國學者謝弗在其名著《撒馬爾罕的金桃》（中譯本名為《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曾如此評價：“在對唐朝文化作出了貢獻的各國的工匠中，吐蕃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觀、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藝著稱于世，在吐蕃獻給唐朝的土貢和禮品的有關記載中，一次又一次地列舉了吐蕃的大型的金制品。吐蕃的金飾工藝是中世紀的一大奇跡。”[28]但是，多年來人們真正能夠見到的吐蕃金銀器實物卻并不多，無法確證文獻所言是否屬實。近年來，隨著一大批考古出土和流傳海外的金銀器的發現，方才極大豐富了我們的認識。吐蕃金銀器從造型上既有杯、盤、碗、壺等各類生活用具，也有耳墜、戒指等首飾以及作為服飾上裝飾品的各類牌飾，還有馬具、馬飾等富有民族特色的金銀飾件。此外，用作器物表面裝飾的各類金銀飾片也很流行。從裝飾風格看，吐蕃金銀器流行獅、羊、鹿、立鳥、立鳳、獨角獸等各種動物紋飾，同時也流行忍冬、卷草、纏枝花草等各種植物紋飾，還創造出一批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紋飾母題，如交頸立鳥、帶翼異獸、人面鳥身與鳥足的異人、兩相扶持的醉人、胡旋舞人等等。在制作工藝上，吐蕃金銀器采用了捶揲、鎏金與鍍金、掐絲、焊綴與鑲嵌、雕刻與鏨刻、錯金、包金與貼金等多種技法，從而形成吐蕃金銀器造型生動、紋飾豐富多彩、富于民族氣息的獨特文化面貌[29]，足證文獻所載之不誣。

第三個例子還可以從藏族文化史、藝術史的角度，舉出青海發現的一批吐蕃棺板畫的重要史料價值。近年來，在青海柴達木盆地邊緣的都蘭熱水、德令哈郭里木吐蕃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彩繪木棺板畫（包括彩繪的木制隨葬器物）[30]，畫面中出現了大量著各色服裝的人物形象、使用器物以及帳篷、商隊、宴飲、射獵、交合等各種場景，堪稱有史以來吐蕃美術史上最為重大的一次考古發現。我們第一次從中觀察到唐代史料中所記載的“赭面”習俗在棺板畫的人物形象中是如何體現的；也第一次從畫中人們鮮艷的服飾中認識到，《舊唐書·吐蕃傳》所記載的吐蕃人“居父母喪，截發，青黛涂面，衣服皆黑”的描述，可能與歷史的真實景象有一定的差別。同時，我們也還從中觀察到吐蕃傳統習俗之中的喪葬儀式可能存在的儀軌和程式[31]，以及和絲綢之路商道上的粟特人、鮮卑人可能相同的某些文化習性[32]，這都是過去在漢藏文獻史料中從未有過的新材料，也為學者們開辟出一片科學研究的新天地。

（三）尋找西藏文明發展的歷史軌跡

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包括遺跡和遺物兩大類別，當中既有上層統治階級有意為了標榜當代、傳之后世而給自己建造的宏大陵墓、殿堂與寺觀，也有下層一般民眾在無意識狀態下遺存下來的生產、生活用具，這就為考古學家們提供了觀察一個社會歷史的“橫截面”，可以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來加以觀察和分析。因此，西藏考古另一個重要貢獻，就是通過發現和梳理西藏高原不同時代、不同人群所遺存下來的考古資料，從而提供給人們觀察和尋找西藏古代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機理、內在邏輯與基本走向的客觀、科學的實物依據。

筆者曾經通過長期的考古學觀察與研究，對于西藏古代文明發展的歷史軌跡形成提出過以下觀點：第一，史前西藏一方面始終保持著自身獨特的文化傳統，但同時又與其周邊地區和族群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一些后來形成西藏古代文明內核的文化因素，都含有中國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地古代文化的豐富養分，是在與這些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過程當中孕育成形的。第二，從目前可以觀察到的自西藏史前新石器時代到早期金屬器時代時斷時續的發展軌跡上，我們既可以感受到來自中原和北方、西南等周邊區域對西藏高原所產生的持續不斷的吸引力；反之，也同樣能感受到西藏文明在自身發展過程當中對于這些地區越來越強烈的向心力，在這兩種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古代文明發展的軌跡始終圍繞其東面的祖國中原地區旋轉，而不是朝向其他方向。第三，作為西藏古代文明核心成分的吐蕃文明，一方面繼承了自西藏高原新石器時代和早期金屬時代以來已經開始孕育的自身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積極地吸收外來文明的先進成果加以融合改造。吐蕃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盡管曾經一度向南面的印度和北面的突厥、回紇等地區和民族尋求過制度、文化上的支持，但是在其社會文化的基本構架和主體因素方面，卻始終保持著吐蕃文明的傳統和“底色”；而在吐蕃社會的傳統與底色當中，如同水乳交融一般深深帶有中原文明影響的痕跡。

透過上述觀察可以看見，西藏文明最終融入中華文明這一體系的歷史過程不僅源遠流長、連綿不絕，而且自有其發展脈絡[33]。如果筆者的這些觀點能夠成立，那么，就能夠將考古材料與文獻史料相互結合，探索西藏社會更深層面的歷史問題，尋找其文明發展的歷史軌跡，這對于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無疑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三、西藏考古的范式形成及其意義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西藏考古，前期主要是不斷發掘和積累考古資料，各類遺跡、遺物的數量不斷增加，這在過去對西藏考古成就的總結與回顧中已經多有論述。進入21世紀以來，理論創新與范式建立開始被重視，中國考古學者在大量考古發掘和調查工作的基礎上，以前所未有的新的考古資料，開始創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西藏考古研究范式。

“范式”一詞，是1964年由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他所撰寫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1996年再版時，他將這個概念作了進一步的歸納與闡釋：“選擇這個術語，是指某些普遍接受的科學實踐范例——這些范例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儀器設備等在內——它們為特定統一的科學研究傳統提供基礎模型。”[34]這個既念雖然一開始只是針對自然科學而言，但對于屬于人文科學的考古學——尤其是更具針對性的西藏考古而言，這種“普遍接受的科學實踐范例”事實上也是存在的。

回觀1950年以前的西藏考古工作，基本上是由西方學者掌握話語權。如同童恩正先生客觀評價的那樣，這個時期的考古工作只限于少數地面文物的調查，絕大多數調查者并非專業的考古學家，他們以傳教士、商人、探險家等或公開或隱秘的身份潛入西藏，所公布的考古信息大多“支離破碎”地見諸于記載[35]，因此科學價值不高，也更無任何“范式”可言。

20世紀西方學者中一位值得尊敬的東方學家G·杜齊（Tucci）對于西藏考古作出的貢獻最為突出，他開始在某些領域試圖建立起科學的范式。例如，在其所著《西藏畫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 一書中，他對西藏宗教藝術中獨具特色的“唐卡”畫卷的研究，便引入了藏文文獻典籍的大量參互比較，將唐卡畫卷與藏傳佛教教派史、高僧傳記等緊密結合，考察不同流派唐卡畫卷產生的歷史和宗教背景[36],這一范式對于西方藏學和西藏藝術史研究影響甚為深遠，也對中國學者開展西藏唐卡藝術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但是，相對而言，在對地面和地下保存的其他各類考古遺跡、遺物所開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杜齊所處的時代背景則極大地制約了他建立范式的嘗試，無論是在開展工作的范圍還是在其所發現的考古資料本身，基本上都是“散點式”的，既無空間上的拓展性，也無時間上的連續性。今天如果我們再重讀杜齊早年所著的《西藏考古》這部著作，可以看到，雖然他在文中也劃出了“史前時期和有史時期”“歷史時期”“西藏藝術的起源”三個大的時空范圍和問題指向，但總體而言仍然是一種“散點式”的線性描述，缺乏對遺存物之間的相互比較、相互聯系以及可能形成的時空關系的討論。實際上，作為一名受過良好考古學學科訓練的學者，他也試圖如同像他得心應手的唐卡畫卷的研究一樣，建立起某種范式。例如，他曾考察過西藏許多佛教寺院，也注意到這些寺院在平面布局、門道與殿堂關系、轉經廊道、殿內木柱、內殿的各類神靈等諸多方面具有不同的特點，并嘗試對其作過種類的劃分[37]，然而，他卻最終無法建立起一種科學的范式，能夠較為全面、系統、深入地將西藏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佛教寺院納入到總體性的發展框架內加以闡述。

比較而言，同樣是對西藏佛教寺院所開展的考古調查，我國已故考古學家宿白先生便已經超越前人，建立起一套具有廣泛指導意義的范式，其代表性著作為《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38]。在這部著作中，宿白先生首先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根據西藏佛寺的平面布局、轉經廊道的變化、佛殿與集會殿的大小關系演變等因素，結合殿內最具時代特征的柱頭托木的變化規律，將大量看起來紛繁而復雜的考古材料按照其自身的內在聯系加以排比，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排定其相對的年代早晚關系；然后再廣泛結合歷史文獻，對具有代表性意義的佛寺的始建、改建、擴建、重建年代等進行深入考訂，并將考古資料與之相互印證，從而最終建立起從公元7世紀到19世紀西藏佛寺共五個時期（第五期又為分前、后兩段）的年代分期標尺。這個分期標尺不僅適合于西藏本地，而且也適合于對甘、青、內蒙古等地藏傳佛教寺院的考古學分期。宿白先生的這一成果，如同羅炤先生評價指出的那樣：“第一次嚴肅地對待和解決了西藏寺院的建筑分期問題，進而為一切相關領域的研究的探索，提供了年代學方面的依據和參照的標尺”，堪稱為“西藏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39]。同樣，這也是中國考古學家創立西藏歷史時期考古范式的一個成功之舉。

今天，如何學習、繼承和發揚老一輩學人的優良學術傳統，逐步在西藏史前考古和歷史時期考古兩個大的階段建立符合西藏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范式，已經成為當前和未來相當長時段我們應當追求的更高的學術目標。經過近70年的不懈努力，我們已經掌握了大量科學調查和發掘所獲得的考古資料。但是，如何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分類、歸納、分析、比較，最后對遺跡、遺物之間存在的內在規律、發展脈絡、相互聯系等問題有所認識，并且最終使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西藏古史研究有所貢獻，這就需要正確的理論指導和科學范式的建立。在這方面，西方學術界不斷提出新的挑戰，我們必須加以應對，開展國際對話。

以史前考古為例，目前關于西藏高原早期人類起源及其活動，已經成為西藏史前史研究的基點之一，國外考古學家曾力圖建立某種范式來加以闡釋。例如，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學教授布瑞廷漢姆（P.J.Brantingham）為代表的研究團隊，對于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便提出了一種范式，認為人類拓殖青藏高原的時間是在末次冰期以前，即距今22000—18000年左右，形成了一個關于人類進入青藏高原的“三級跳”模式：第一跳距今29000—25000年或者更早，現代智人進入中國西北的甘肅、內蒙古；第二跳距今25000年前后，一部分人進入到海拔達3000—4000米的青海湖地區；第三跳距今23000—22000年，人類進入到青藏高原的中部和北部地區[40]。我國青年學者呂紅亮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這種“范式”有著強烈的地域偏向，“是基于青藏高原東北角一隅的有限考古材料提出的，忽視了青藏高原其他地區的考古發現”[41]。同時，他也提出了一種新的范式，認為在探討青藏高原人類拓殖歷史的時候，不能將眼光局限于青藏高原一隅，環繞青藏高原周邊的山地，都有可能成為早期人類拓植青藏高原的出發地，早期人類進入青藏高原很可能是多路線的。而高原內部生態與環境的區域差異，也可能造成早期人類相對孤立、封閉的發展態勢，不同區域之間經歷的遷徙歷史不一定同步[42]。這一研究范式的提出，雖然還需要通過大量研究實例來加以驗證，但卻充分反映出新一代中國考古學者已經完全具備了在這一領域展開國際對話的能力。展望未來，我們可以預期，中國學者積極參與國際對話、創建西藏史前考古范式并引導科學實踐，既是西藏考古自身發展的客觀趨勢，也是中國新時期考古學科發展的時代要求。

具有中國特色的西藏考古范式的確立，對于中國邊疆考古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歷史上“中國”的形成和“邊疆”的概念，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歷史過程。西藏作為祖國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其歷史發展的進程當中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這一客觀事實，需要從多個方面來加以論證。但是長期以來，由于文獻史料的嚴重匱乏，有關這一進程的歷史框架、主體線索和重大細節還有待進一步揭示，而其中許多關鍵性的證據，則需要考古學來提供。近70年來的實踐業已證明，考古學進入到藏學研究領域，可以從全新的角度，提供更多的科學證據，拓展新的研究視野。無可否認，西藏考古在中國邊疆考古中具有典型意義和特殊價值，它的理論創新與范式形成，也必將為中國邊疆考古提供借鑒，從總體上推進其學術發展，提升其研究水平。

[1] 本文為四川大學一流學科建設區域歷史與文化專項的階段性成果。

[2] 早期的西藏考古以西方學者首開其端，其代表性人物可舉意大利著名東方學學者G·杜齊，著有《西藏考古》一書，中譯本有向紅笳譯本，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顧——為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而作》［J］，《文物》1985年第9期。

[4] 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J］，《中國藏學》2005年第3期；楊曦：《西藏考古60年（1951—2011）》［A］，《西藏文物考古研究》［C］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楊清凡：《21世紀以來西藏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及研究回顧》［J］，《中國藏學》2018年第3期。

[5]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考慮到歷史上西藏考古所涉地域的實際情況，本文所論的西藏考古也包括青藏高原東麓及青海部分地區。

[6] 鄭錫蘭編著：《世界屋脊的崛起》［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頁。

[7] 童恩正：《人類可能的發源地——中國西南地區》［J］，《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

[8] ［蘇聯］列·謝·瓦西里耶夫：《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32—133頁。

[9] 霍巍：《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問題的思考》［J］，《中國藏學》2018年第2期。

[10] 童恩正：《西藏考古綜述》［J］，《文物》1985年第9期。

[11] 霍巍：《吐蕃時代考古新發現及其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

[12] 楊清凡：《21世紀以來西藏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及研究回顧》，《中國藏學》2018年第3期。

[13] 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M］，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6頁。

[14] A.H.丹尼、V.M.馬松：《中亞文明史》［M］第一卷“導言”，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第1頁。

[15] 霍巍：《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問題的思考》，《中國藏學》2018年第2期。

[16] 張云、石碩主編：《西藏通史·早期卷》［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

[17] 霍巍、王煜、呂紅亮：《考古發現與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時代》［M］，科學出版社，2015年。

[18] 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M］之“吐蕃文獻學概述”，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4頁；王堯、陳踐：《吐蕃簡牘綜錄》［M］，文物出版社，1986年。

[19]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蘭吐蕃墓》［M］，科學出版社，2005年。

[20] ［瑞士］阿米·海勒著，楊莉譯：《公元8—10世紀東藏的佛教造像及摩崖石刻》［A］，《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C］第15輯，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霍巍：《試析西藏東部新發現的兩處早期石刻造像》［J］，《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羅文華：《四川甘孜地區民族與考古綜合考察綜述》［J］，《故宮學刊》2005年總第二輯；霍巍：《青藏高原東麓吐蕃時期佛教摩巖造像的發現與研究》［J］，《考古學報》2011年第3期。

[21] 霍巍：《青海玉樹大日如來佛堂的考古調查與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22]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四川大學考古學系：《青海玉樹勒巴溝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調查報告》［J］，《藏學學刊》第16輯，中國藏學出版社，2019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青海玉樹勒巴溝恰岡佛教摩崖造像調查簡報》［J］，《藏學學刊》第16輯，中國藏學出版社，2019年。

[23] 霍巍、李永憲：《西藏吉隆縣發現唐顯慶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銘》［J］，《考古》1994年第7期；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銘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日］《東方學報》第66冊，1994年3月；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銘相關問題再探》［J］，《中國藏學》2001年第1期。

[24] 巴桑旺堆:《一份新發現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書殘卷解讀》［J］，《中國藏學》2014年第3期；《一份新發現的敦煌古藏文兵律文書（下卷）初步解讀》［J］，《中國藏學》2015年增刊；西繞桑布：《新近發現的吐蕃時期軍事法律文獻評介》，《西藏大學學報》（藏文版）2015年第4期。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獻評述》［J］，《中國藏學》2013年第4期；夏格旺堆：《吐蕃碑刻銘文研究簡史》［J］，《西藏檔案》2016年第1期。

[25]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287頁。

[26] 霍巍：《西藏西部新出土古代絲織物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A］，樊錦詩等主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47—251頁。

[27] 許新國、趙豐：《都蘭出土絲織品初探》［J］，原載《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與趙豐合作），后收入許新國論文集《西陲之地與東西方文明》［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28] ［美］謝弗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552頁。

[29] 霍巍：《吐蕃系統金銀器研究》［J］，《考古學報》2009年第1期。

[30] 許新國：《郭里木鄉吐蕃墓葬棺板畫研究》［J］，《中國藏學》2005年第1期；羅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畫箋證》［J］，《文物》2006年第7期；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畫的初步研究》［J］，《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

[31] 羅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畫箋證》［J］，《文物》2006年第7期。

[32] 霍巍：《西域風格與唐風染化——中古時期吐蕃與粟特人的棺板裝飾傳統試析》［J］，《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1期。

[33] 霍巍：《吐蕃考古與吐蕃文明》［J］，《西藏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考古學所見西藏文明的歷史軌跡》［J］，《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考察吐蕃時代社會文化“底色”的三個重要維度》［J］，《思想戰線》2018年第2期。

[34] 此段譯文系陳勝前從庫恩原著中譯出，參見陳勝前：《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范式與范式變遷》［J］，《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35] 童恩正：《西藏考古綜述》，《文物》1979年第5期。

[36] 此書共為三卷，前兩卷為文字部分，后一卷為圖片。目前在國內只有節譯本，參見［意］G·杜齊著，李有義、鄧銳齡譯：《西藏中世紀史》，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學室編印，1980年。

[37] ［意］G·杜齊著，向紅笳譯：《西藏考古》，第38頁，圖“寺廟的種類”。

[38] 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M］，文物出版社，1996年。

[39] 羅炤：《西藏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讀宿白先生〈藏傳佛教寺院考古〉》［J］，《文物》1998年第7期。

[40] P.J.Brantingham Speculation on the Timing and Nature of Late Pleistocene Huntergather Colonization of Tibetan Plateau.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Vol.48:14,pp.1510—1516,2003。

[41] 呂紅亮：《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青藏高原的狩獵采集者》［J］，《藏學學刊》第11輯，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年，第23頁。

[42] 同上，第24—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