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之際，我區各族人民都在回顧在過去的40年里，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西藏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和各條戰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人亦擬就工作范圍所涉及的藏史研究的變化及發展，進行一些回顧與探討，以向自治區和平解放40周年敬獻一份禮物。

一、認識歷史的方法

一般而言，人類歷史就是已經過去了的事情。這是人們知識當中不同于其他知識的一門嚴肅認真的學科，而且是所有的人都應當或詳或略地掌握的一種知識。對于此種知識，藏族的先輩們亦十分重視。例如，古代史書《朗氏家族史》中就有“降生之人不知父系，猶如密林中的猴；不知母系，猶如虛假的青龍；不知祖輩精博典籍，猶如被棄的門隅孤兒”的提法，從而十分認真地提出了是否懂得歷史，乃是人與畜生的分界線的觀點。同樣，近代學者謝嘎林巴也說過，人們若是不了解與本身有關的歷史，就如同“猴子落入湖中，野鴨誤人密林”，有口難言，舉步維艱。由此可見，歷史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知識。

但是，就我們藏族而言，在“什么是真正的歷史”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而這恰恰是最根本、最首要的問題。例如，在舊社會，每當言及贊普們的歷史，就會說祖孫三代法王是三怙主的化身；拉薩大昭寺的底層是松贊干布變化出五千尊化身修建的；唐朝軍隊攻打吐蕃時，拉薩大昭寺內的憤怒金剛像用雙手分開自己的肚皮，放出一千萬兵丁，驅逐了唐軍；桑耶寺是白天由人修建，夜間鬼神修建的，而且大部分是鬼神修建的；朗達瑪王是妖魔或鐵讓鬼的轉世，等。這些說法充斥于西藏的絕大多數王系史及宗教史中，不管是否符合實際情況，都被當成“真正的歷史”，謬種流傳數百年。這些離奇的說法，在不識字的群眾當中，也以父子相傳的形式廣為流布，造成深遠的影響。關于這種情況，近世學者更敦群培在他研究西藏古代典章制度的著作結尾部分說：“因而，若口出‘藉國王’之神變，木頭皆化為兵丁，石頭皆變為馬匹，于滔滔黃河之上架一根茅草為橋，渡過大隊人馬……需一年才能辦成之事，一天即辦理完畢；需一千人才能做的事，一根手指就做到了等等離奇、夸大之詞，則傻瓜們聽后會驚嘆不已，有的交頭接耳地議論，有的高興得大笑出聲，有的感動得淚流滿面。(倘若)說‘馬年，贊普駐于文江多。葛邏祿使臣拜謁，獻駝、牛無數。剿上下地方賊匪’。當了解到人的歷史是發生在地上之時，傻瓜聽眾們會紛紛離去，越走越少。故，著史諸人不得不轉而選擇前一種說法，寫入書內。而且一個比一個賣力地把情節制造得更加荒誕無稽，因而使其他可靠史料中的王朝世系年表也變得毫無價值了。”這是對于舊西藏人們所持歷史觀的生動總結。附帶說一下，十多年前，拉薩市委統戰部召開了一個專題討論會，就本人寫的一篇關于大昭寺創建史的文章征求意見，以使該文更加完善。竊以為該文內容比較符合史實。但是，該文卻招致幾位老學者的激烈批評，他們說“否定《柱間史》就是否定西藏的歷史”，等等，不一而足。由此也可見舊的史學觀點影響深度的一斑。

但是，西藏和平解放后，整個社會都得到了發展進步，在這種實際情況的促進下，關心歷史的人們不同程度地學習了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社會科學論著，國內外學者研究西藏歷史的正反兩方面的參考資料越來越多，研究西藏古代史的資料更加豐富。在這種條件促使下，目前從事藏史研究的成百上千的老、中、青人員及治史人員，絕大多數在“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歷史”這一觀念上，發生了根本變化。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于混雜在西藏歷史中的不符合實際的假冒成分能夠長期存在的原因，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并且一致認清，所謂的真正歷史是在各個時期，處于社會中的人們的見聞和感受。包括本人在內的不少人，從思想上的盲從變為具有科學的自覺性，這是藏史研究事業方面的根本變化，也是我們的史學邁向現代世界史學的一步。這種變化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成績，它正在廣大群眾中產生越來越大的良好影響。

二、歷史的作用和目的的變化

在舊社會，講西藏的全部歷史，是以佛教的產生和傳入西藏的過程為綱，著作闡述本教派“殊勝”之處的宗教史，或是國王本紀、官員世家，大談他們做了一些什么有利于佛教的事情，借此來竭盡全力夸耀自己的族系。而對當時的社會歷史，則僅零星略述而已。這種“歷史”的作用，無非是宣揚宗教，爭取人心，以達到延續和擴展本教派本族系的勢力的目的。言史的最終目標，是要把過去了的時代的政教制度或做法，世世代代地毫無改變地傳承下去。例如，宗教方面有一種說法是“先行上師的傳記，乃后來徒眾的修持”。政治方面有一種說法是“至若往昔良法，未衰者弘揚，已衰者恢復”。這種風靡天下的不良傳統所要求的是，學史的目的就是為了了解以往的規矩，并在今后依照原樣將其傳續下去。本人年輕時閱讀過某些史書，就曾產生過這種認識，上述“未衰者弘揚”的提法中，難道能有創新的意思嗎?沒有!它是指加強以往那些沒有衰敗的規矩。后一句中的“已衰者恢復”，從字面上很易理解。在舊社會，創新是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在舊社會的公文里，到處充斥著“不得花樣翻新”的用語。而實踐當中也是這樣，例如，在舊社會，拉薩的羅布林卡里人們不準穿皮鞋。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不準戴禮帽，以致有些官員在夏天也不得不戴皮帽子。現在活著的老人們，對于這些情況也是熟知的。由于這些舊規矩在群眾中形成的深刻影響，所以也隨之產生了一些諺語，例如：

沒有樣板的佛塔

沒有經教的刷白

就是說只要沒有過去的樣板或根據，任何事物都是違反規矩的。關于這個問題，正如大學者更敦群培所言：

一切舊的都被稱作神的法規，

一切新的都被認為魔的幻化，

一切奇的都被當成不祥之兆。

這就是佛法地吐伯特的規矩，

就是我們延續至今天的規矩。

就是由于這種歷史的作用和抱有的目的，西藏才在數百年的漫長時間里停滯不前，甚至變得更加衰微與落后。

如今，西藏的社會和人們的思想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治史人員等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在了解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及對史學作用的認識方面，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新觀點。簡而言之，歷史學就是要反映人類社會發展的實際。只有依據科學的觀點進行研究，才能科學地解釋各個歷史時期內，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各種錯綜復雜的現象。才能認清社會發展的方向，找出一系列促進社會發展的方法。例如，和平解放后，西藏舊的生產關系改變了，建立了適合于生產力發展的新生產關系，使農牧業生產得到了空前的、成倍的增長。此外，歷史學還對了解國家的統一、民族感情、民族關系起著巨大的促進作用，擴大各民族的知識范圍，提高智慧的水準。通過總結歷史，可以發揮本民族的優點，自覺地克服不足之處。以前，由于西藏沒有這樣一種科學的歷史觀，不但沒有起到歷史學應起的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這一問題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察覺。

史學界的眾多研究人員都樹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所以我認為這是整個藏史研究事業的一個根本變化與飛躍，門類齊全的西藏史學必將得到健康發展，取得豐碩成果。

三、歷史研究的參考資料及歷史年代

研究歷史，需要可靠的、豐富的資料，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一環。在舊西藏，史書包括王系史、宗教史、僧人傳記、俗人傳記等，卷帙浩繁，這些書籍對于了解西藏的歷史，當然有一定價值，而且就其種類及數量而言，也是相當少見的。但是，在那樣的社會里，治史者僅是中、高階層當中的少數知識分子，而他們也僅僅是為了治史而讀史，只是見了什么說什么，依葫蘆畫瓢，幾乎沒有人去分辨是非，溯本求源。另一方面，這些史書只講了佛法后弘期以來各教派史或特殊人物的家族史。休說整個西藏的原始時代的歷史，即使是松贊干布以來的歷史，秉筆直書者亦屬罕見。例如，關于西藏人類的起源，就有的說是天神下界，也有的說是印度的“迦森五子與扎恩的十二路大軍對陣時，茹巴第國王與一千名士兵著婦人裝，逃入雪山叢中，演化而來。”關于聶尺贊普，也是有人說來自天界，有人說是印度一國王的太子茹巴第只身一人來到藏地。如上所述，贊普時期的歷史都是一些故事，數量雖然龐多，但消除不了人們的疑點。有如啞巴做夢，自己難以說明。而且有的是想說也不敢說，因為以上那些說法大都出自某某大人物之口，而那時西藏最重要的法律是《十不善法》，而這項法律中最嚴重的一條便是所謂的“邪見”，迫于法律的壓力和由法律而造成的可怕的社會輿論，所以才無人敢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較為著名的王系史和宗教史被雕成木版，印刷成書。而這些書不但廣大勞動人民不讀，就是那些識字的僧俗人員，也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讀。其他一些有一定價值的史料，因包含教派偏見，故不能成書，僅有極少量手寫本，這些寫本，也被壓在沉重的典籍堆下，一任土蔽塵封。更加令人驚異的是著有大量王系史、宗教史的作者們，他們對于贊普時期的為數不少的勒石文字竟不屑一顧!沒有人把這些無價之寶作為研究歷史的參考資料，任憑風吹日曬。甚至有的石碑被土埋至半腰，也無人對它問津。從這種情況，不難看出，舊西藏研究歷史時參考資料之貧乏，接觸面之狹窄到了何種程度。

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年來，除去“文化革命”的災難時期外，黨中央一直非常重視對西藏歷史文化資料的全面搶救、保管、搜集、研究等項事業。毫不猶豫地為其安排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經費，對贊普時期的石碑和摩崖文字拍照、抄寫、整理、注釋后正式出版。贊普時期的文書，在我們西藏早已散失無存。現在，通過外交途徑把散失在國外的從敦煌石窟和新疆舊城遺址中出土的贊普時期藏文文書影印征集回來，將其中重要部分注釋、出版二冊，成為珍貴的參考資料。為了消除西藏過去史書如：《蔡巴紅史》《郭譯師青史》《西藏王臣記》《雅隆覺沃教史》《白史》當中的紀年錯誤，了解唐蕃關系，研究者們得到了一兩頁或一兩段內地王朝史都十分珍視，作為依據加以引用。因這些史料不夠完整，所以無法進行有系統的比較。如今，已從《舊唐書》和《新唐書》中選取與吐蕃有關的章節，譯為藏文，鉛印出版發行，書名《吐蕃傳》，這為我們今后研究贊普時期的歷史和紀年提供了可靠的和較為豐富的資料。

與此同時，各個藏文出版社都堅持不懈地努力出版西藏歷史書籍，比較著名的王系史及宗教史差不多已出版完畢。此外，還出版了不少與歷史關系密切的僧人傳記、俗人傳記，甚至苯教史書。特別是幾年前成立了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該社搜集、搶救了一批藏文歷史古書，加以出版發行，這些書都是老學者們僅僅聽說過書名，而很少有人見過的，也從未雕成木版印刷過，已瀕臨失傳。這些書對于西藏的古代歷史內容起到了接續與補充的作用。尤其為研究和了解西藏分裂時期，元、明、清代西藏地方與中央關系等方面，創造了良好的資料條件。并且，不像過去那樣，這些資料僅限于少數高階層知識分子使用，而是普及到了廣大群眾當中，使大家都可閱讀到。現在的史料從種類和數量上都比舊社會有了成百倍的增長，十分豐富齊全。

然而，這些成文史料的內容，主要是松贊干布以來的情況，最遠也不過是自聶尺贊普至悉補野之間的一些零星世系記述，所言十分簡略。而從前的宗教預言中則十分肯定地寫著，釋迦牟尼佛祖在印度誕生時，西藏這里還是一片汪洋大海，絕無人跡。當我們把這種說法與內地古代史及印度古代史對照時，就會感到這樣一塊被譽為世界屋脊的大地形成于何時的問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墜云里霧中。

西藏和平解放后，隨著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在地質勘探和考古工作中，發現了萬年前的生物化石。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從林芝地區的尼洋河畔、聶拉木、定日、申扎、墨脫、昌都卡若、拉薩市北郊娘珍達等地發掘出多種石器、彩陶及花紋陶，還有古人類骨骼、村落遺址、墓葬、骨針、骨制石制飾物等，數達萬件。據專家們對部分出土石器分析研究，認為屬于新石器，距今四五千年。遺址反映出當時的人們已經從事農牧業生產了。今年，《西藏日報》上有一則消息講：“藏學專家李秉銓說，在藏北高原榮瑪丘地方發現的距今五千多年的巖畫說明藏北高原也是西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據李秉銓教授介紹，巖畫中的耕獵圖反映的是五千多年前，西藏人們生產、生活的情景。”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遼闊的西藏高原的地上地下分布著數量可觀的古代人類遺址。這些都是研究西藏遠古史的珍貴資料，僅就初步研究成果看，已把西藏古人類史的年代上限前推至近萬年前。由此可見，研究西藏原始社會的歷史，前景極其廣闊。

四、藏史研究的初步成果

以往，研究西藏的真實的歷史，條件是不具備的，情況如上所述。更有甚者，20世紀中葉，大學者更敦群培為了尋求治史的正確途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個人拼搏，今天我們仍可從他眾多的著作中看到當時的情況。但是，英帝國主義者及其追隨者西藏統治集團，卻給他妄加罪名，將他逮捕入獄，百般折磨，竟把他弄得精神失常。直至西藏快要和平解放時，才把他釋放出獄，不久即離開了人世。如今在世的老人們，也都曾耳聞目睹過他的遭遇。這就是在黑暗的舊社會能不能實事求是地研究西藏歷史的活生生的例證!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極大義憤。

西藏和平解放后，黨中央像對其他事業一樣，對于發展藏史研究事業也十分關心。但是，限于當時的歷史環境，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內的少數上層反動分子耍弄陽奉陰違的伎倆，西藏長期以來的政教合一制度造成的舊的思想影響十分深遠。針對這種情況，黨中央采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而沒有對復雜的事物實施急躁冒進的做法，進行了耐心的等待。此后不久，又出現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致使藏史研究始終未能正式提上議事日程。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才得以在這次會議正確精神的指引下，重新開始了藏史研究的籌備工作。與全國比較，我們起步很晚。但是，近十年來，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關懷與支持下，積極地組建了很多搜集、整理史料的部門與機構。特別是在北京成立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使廣大熟悉、愛好藏史的各族老、中、青知識分子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大家紛紛行動起來，根據自己的學識與條件，研究西藏的歷史，以便為現實服務。1982年，《西藏研究》創刊。此后，《中國藏學》創刊，這兩者都是專門的藏學研究刊物，均以漢、藏兩種文字出版。此外，介紹各種學科的藏文刊物亦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為廣大史學界同仁提供了大展才智、切磋知識、探討新觀點的寬廣的舞臺。1983年，中國西南民族研究會在拉薩召開了藏學討論會。1986年，召開了首屆全國性的“拉薩藏學討論會”。這兩次討論會都出版了論文選集。

此外，還出版了專家、學者們的新作，例如：《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史明鏡》等。自1987年始，我區組織三個有關單位的專家，編寫《西藏歷史知識》廣播稿120多講，由自治區人民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分別向全區播出。1990年，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編寫了《歷史造就的統一體》的小冊子，簡明扼要地闡述了西藏地方與歷代中央王朝的關系，以藏、漢兩種文字出版。同時，對上述廣播稿亦加以修改、補充，貫穿為一體，加工成《西藏簡明通史》，分為上、中、下三冊，計100多萬字。其內容上達原始社會，下迄和平解放前夕，精煉概括，其編輯、出版工作已近尾聲。以上各種論著皆以史實為依據；研究歷史人物時，亦將其置于當時的特定歷史環境中予以評價；把歷史問題與現今社會的實際相結合，提供參考意見；從有利于全局及未來出發，探討新觀點。總之，是實事求是地把西藏的史學從宗教神話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使其從根本上走上了科學的光明大道。這些成果使廣大群眾不同程度地了解了歷史，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還應述及的是以漢族為主的兄弟民族的專家、學者們通過漢文研究藏史、藏學，涉及的范圍更加深廣，著書立說，汗牛充棟。并將著名的藏文史書《蔡巴紅史》《青史》《西藏王統記》《漢藏史集》《西藏王臣記》《智者喜宴》《白史》等譯為漢文出版，這對于增進兄弟民族間的相互了解，為藏學研究提供資料、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使西藏的文化走向全國、走向世界，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為今后的藏史研究事業更健康、更全面、更深入、更正確地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毋庸諱言，與國內各單位的同行們相比，我們還有很大差距。此前，我們僅對西藏的一般歷史及政治史進行了研究，而西藏的經濟史、文化史、思想發展史，以及建筑工藝史等很多重要學科尚未涉及，或未系統地涉及。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巨大缺陷，萬萬不可掉以輕心。

須知，西藏沒有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西藏史學也同樣如此，在上千年的時間里，形成的是一片冰雪的荒原。所以，我認為能夠取得以上的成績，已使冰雪開始融化，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今后，我們應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以史學為工具，為發展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作貢獻。團結協作，為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而努力奮斗!

（作者：恰白·次旦平措著 何宗英譯   摘自：杜永彬主編《藏學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