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于1986年5月20日成立。這是藏族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國學術界長久以來翹首盼望的一件大事。當時人們預測，它的成立，必將推動我國藏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過去一年多的實踐中，人們高興地看到它已開始發揮這樣的作用。現借《中國藏學》創刊的機會，對我國的藏學研究略作回顧與展望，就教于國內外藏學界，以求共同促進藏學研究事業的發展。

藏族是我國多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民族之一。藏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至少已有1300多年。她對偉大祖國的締造和發展，盡了自己光榮的責任；在我國“四化”建設的進程中，正在辛勤地建設著萬里高原，作出了重要貢獻。藏族在漫長的歲月里，在同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中，創造了具有鮮明特色、豐富多彩的文化，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世界學術領域里也有顯著地位。近百年來逐漸形成的藏學，是一門體系龐大的綜合性學科，它包括社會歷史、哲學宗教、語言文學、音樂戲劇、建筑雕塑、繪畫工藝、醫藥歷算、風土民俗諸學科以及藏族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提出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等廣博繁富的內容。隨著藏學研究的深入發展，人們還會開發出許多新的課題，開拓出新的更為廣闊的研究天地。

藏學的故鄉和研究基地在中國。我國開展藏學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我們擁有一大批造詣很深的藏族和其他民族的藏學專家和學者，擁有世界上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的卷帙浩繁的藏學文獻資料。西藏的藏文歷史檔案極為豐富，多達數百萬件，其中元代以來的文書檔案極其珍貴。國內還保存有大批的有關藏族和西藏的漢、滿文歷史檔案，也是研究藏族社會歷史的寶貴資料。特別是還有數十萬函藏文典籍，其中包括海內獨有的大批手抄孤本。布頓、薩班、八思巴、噶瑪巴、宗喀巴等一大批世界知名的學者、大師的種種巨著，是研究藏族哲學思想史等多方面的珍貴材料，還有許多珍貴的梵文古文獻。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都需要我們大力搜集、整理和研究。另外，用比較學的方法，分析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會經濟形態，我們就可以發現與研究我國春秋戰國、歐洲中世紀、俄羅斯農奴制同樣重要的社會資料庫。藏族社會歷史的發展和近幾十年來廣泛深入的社會實踐，都為我們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全國五個省區的藏族聚居區，是天地廣闊的研究基地。我們深信，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指引下，經過藏學界的辛勤耕耘，一定能夠使藏族古老而優秀的文化遺產得到保存、繼承和發展。讓它以新的姿態，為發展藏族的社會主義文化，為繁榮祖國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作出貢獻。

從廣泛的意義上說，我國學者對藏族和西藏的研究，遠始于唐代或唐代以前。數以千計的藏事著述，屢見于官修史書和私家文集。這些著作都是不同時代的研究成果，這份遺產我們也應給予足夠的重視。至于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藏學，則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從國際范圍來看，近二十年來，藏學發展很快，正在成為熱門學科。我們高興地看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一些地區和部門陸續建立了一批藏學研究機構，形成了一支由藏族和其他民族研究人員組成的藏學研究隊伍。他們辛勤勞動，刻苦鉆研，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現今，無論研究隊伍的規模和素質，無論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其中，在研究隊伍建設和史料建設兩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為明顯。這是我國藏學事業走向興旺發達的吉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成立，正是這種新形勢的迫切需要。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務是：(1)組織和協調全國的藏學研究；(2)積極開展自身重點項目的研究工作；(3)大力培養藏學研究人才；(4)全面搜集、整理藏學文獻資料；(5)廣泛進行國內和國際藏學學術交流。現已開始的主要研究項目是：(1)校勘編輯出版《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即藏文大藏經；(2)整理研究我國現存梵文貝葉經；(3)研究元朝以來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系；(4)研究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5)編輯出版藏文歷史大詞典；(6)西藏經濟戰略研究。其中前三個課題，已列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的國家重點項目，后三項是自身規劃內的重點課題。此外，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輯出版的藏文版《五明精選叢書》、漢文版《中國藏學史料叢刊》和《中國藏學》藏、漢文版期刊，都已開始編輯或發稿，不久即將與國內外讀者見面。為逐步實現上述的五大主要任務以及近期的和當前的科研課題、編輯出版任務，我們一定堅定不移地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團結和組織各方面的藏學專家和研究工作者討論、規劃，進行研究工作，并組織好科研選題規劃，大力培養年輕的藏學研究人員，積極主動地做好開展藏學研究的各項服務工作。

我國藏學界的同仁一向奮發有為，過去作出了重大貢獻，今后他們一定會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國外藏胞、港臺同胞和海外僑胞中，有一批熱愛祖國、學養深厚、潛心學術研究、成就卓著的學者，我們真誠地歡迎他們與我們合作，共同促進藏學研究事業的發展和繁榮。他們回來做研究工作或開展學術討論或交流信息和資料，我們都將竭誠歡迎。我們也熱忱歡迎世界各國的藏學家，來我國進行藏學研究和學術交流，增進了解，增進友誼，發展合作。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隨著藏學研究和中外學術交流發展的需要，俟以后條件成熟時，將面向國內、國外招收攻讀藏學的碩士、博士研究生，還將對國外在學術上有貢獻的藏學研究者授予相應的學位，以促進藏學研究事業的興旺發達。

最近一個時期，所謂“西藏問題”甚囂塵上。去年(1987年)9月達賴喇嘛到了美國，在美國國會眾議院人權小組委員會上發表了公然鼓吹“西藏獨立”的“五點計劃”。9月27日、10月1日，隨即在拉薩市發生了由少數分裂主義分子配合達賴喇嘛分裂活動而蓄意制造的騷亂。幾個月以來，在達賴集團的鼓噪下，國外的一小部分人中，掀起了一陣所謂“西藏獨立”、“保障西藏人權”的喧囂，對這些人，看來需要進行一番西藏歷史的啟蒙教育。關于西藏歷史，我國學者撰寫的材料翔實、結論正確的著作可供學習閱讀的，無需我一一在這里列舉，我僅就幾個實質性的問題提出看法，供那些狂妄鼓噪的先生們深思。

(1)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自元朝(公元13世紀)以來，可以說從1247年開始，西藏轄屬于中國歷代中央王朝或中央政府，這有大量的、確鑿的漢、藏、滿文字歷史檔案和文獻記載。這是誰也無法推翻的歷史事實。

達賴轉世制度是明朝才開始的。第三世達賴喇嘛接受過明朝中央政府的封號，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才確立他在西藏地方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從六世達賴起，每一輩達賴喇嘛轉世，其合法的最終確認權，除中央王朝或中央政府當局者外，其他任何人都不擁有這樣的權力。

(2)自1751年到1959年存在過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廈，是 1751年由清乾隆皇帝在廢除西藏郡王制之后批準建立的。噶廈的主要官員，都要經過清帝的批準。

(3)所謂“西藏獨立”這個詞，是在英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入侵西藏以后，由他們豢養的一批親帝分子陰謀制造出來的。在此之前，西藏在藏文詞匯中，就沒有發現“獨立”這個詞。

(4)在近現代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外國(包括英、俄、日、美、法、德、印等)政府認為或宣稱西藏是獨立國家。

(5)請看一下，所謂“美妙的”、“尊重人權”的封建農奴制度社會，在這種制度統治下的西藏究竟是什么樣子。民主改革以前的舊西藏，人口銳減，生產萎縮，廣大勞動人民掙扎在殘酷的階級壓迫之下，生活在貧窮痛苦之中。所有農奴的人身，都依附于領主，在整個西藏找不出一名不屬于某個領主的農奴；每戶農奴全年辛勤勞動的收獲，有百分之五六十以上，被占人口不到5％的三大領主(貴族、寺廟、舊地方政府)所侵占。在西藏，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拉薩城區僅有兩萬多人口，城周圍各個角落，用破麻袋片搭起來的貧民和乞丐住的帳篷，比比皆是，約近千戶。戴著手銬、腳鐐、木枷的“囚犯”沿街乞討的凄慘景象，每天均可見到。1958年傳大召時，除向參加傳召的幾萬僧眾發放布施外，按“舊例”亦對麇集拉薩的乞丐發放施舍性的布施，我當時作為參加發放布施者之一，曾作過統計，結果前來領布施的乞丐竟多達一萬余人。當時在拉薩三大寺(色拉、哲蚌、甘丹)中，近70％的貧苦僧人，實際是披著袈裟的農奴，他們基本上是文盲，全被剝奪了學文化、學經卷的權利，過著赤貧的生活。在1959年以前，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西藏，各種私塾，全部在校學生不超過600人。廣大農奴有一句形容自己悲慘命運的諺語：“我們一生，行走時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腳印，帶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這就是在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農奴“生存權利”的真實寫照。西藏經過1959年平叛，進行民主改革以后，加強了各民族的團結和民族內部的團結，建設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事業，西藏社會取得了偉大的歷史進步，西藏民族走上了興旺繁榮的道路。這是有目共睹，誰也抹殺不了的事實，這是同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社會不可同日而語的。若有人妄圖在經過民主改革后進步繁榮的新西藏恢復封建農奴制度，如同“從山坡上滾下來的石頭，再也無法倒滾到山頂”一樣，封建農奴制度的歷史陳跡，只能在人類歷史博物館中再現。我們藏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理論研究和建設繁榮、幸福的新西藏，為藏族人民造福結合起來。

藏學研究，任重而道遠。我們深信，有黨中央的親切關懷，有國內外朋友的鼎力支持，我國藏學研究事業一定能夠開創一個新的局面。我國藏學研究繁榮昌盛的明天，正在向我們走來，謹向它致以“扎西德勒”的良好祝愿!  

（作者：多杰才旦   摘自：杜永彬主編《藏學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