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

藏族是我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優秀成員之一。藏民族現在主要聚居于國內西藏、四川、青海、甘肅和云南等五省區，此外還有少數僑居于南亞、歐洲和北美等國或地區。自古以來，藏族人民在同各兄弟民族的長期交往中，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創造了別具一格的藏族文化。藏族地區豐富多彩的社會歷史文化，為中國藏學研究提供了廣闊天地。藏族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世界文化領域中也占有相當的地位。

“藏學”這個概念，盡管國內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鮮明地提出來，但很快就被藏學界和學術界接受，并取代了過去“西藏學”的舊名。

藏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也可以說是一個學科群體，屬于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但也包括自然科學的部分內容。其研究對象是以西藏為主，并包括四川、青海、甘肅、云南整個藏族社會的形成、發展和演變的全過程。藏學的內容既有藏民族的歷史、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文學、藝術、軍事、法律、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也有藏醫、藏藥、天文、歷算、工藝技術等自然科學。從藏學研究近幾十年來的現狀看，藏學已經成為國內外學術界所關注的研究領域，因而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學科，跨越了國家、民族和社會的畛域，突破了傳統學科體系的范疇，發展成為對藏族社會的歷史與現狀及其各個領域的研究。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也跨越了過去。由于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語言學、心理學、考古學、生命科學以及某些技術學科在藏學研究中的應用，不僅拓展了藏學研究的范圍和深度，而且交叉學科、邊緣學科也在不斷出現，從而逐步形成了以藏族社會歷史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科群體。它使近、現代藏學和古代藏學區分開來，這是科學研究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藏學不同于其他單一學科，它類似于蒙古學、敦煌學等涵蓋各種知識的學科。

但是，藏學作為一門學科，尚待建立起自身的學科體系。藏學領域各個分支學科的邏輯結構和相互關系尚未完全確定，學科的理論、方法、術語等也尚待完善。學科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同學科發展的一定程度相適應的。對此，還需要實事求是地進行思考和探索。在當前的條件下，根據歷史和現實、基礎和應用相結合的原則，可先將藏學的分支學科初步分列為：歷史、地理、考古學科；語言、文字學科；社會、人類學科；政治、法律學科；經濟發展學科；宗教、哲學學科；文化、教育學科；文學、藝術學科；科技、醫藥、歷算學科；外向關系學科；檔案、文獻目錄學科。

二、藏學研究的階段

本文對藏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提出上述看法，不擬深入討論。這里著重對藏學研究的歷史分期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就教于方家學者。

中國藏學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考察了至今流傳下來的大量藏學專著和文章，就其產生的時代社會背景、作者的寫作思想、理論觀點、研究方法、資料運用和政治取向諸方面，可以看出他們的時代特性和明顯的發展階段性。我們認為中國的藏學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古代藏學(  —1887)

從廣義上說，我國各民族的學者，對藏族和西藏的研究歷史源遠流長。據現有文獻記載，我國學者研究藏族的記錄，可以上溯至隋唐甚至還要遠些。歷代古籍、方志、專著以及私家文集中收錄了許多有關西藏和藏族的文章，還有上千種藏事專著。

李唐一代，吐蕃唐朝聯姻，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往廣泛，留下很多珍貴的文獻。據粗略統計，僅見于《全唐文》《全唐文拾遺》和《白氏長慶集》中的與吐蕃有關的史料，就有185篇，由73人相繼在240多年間寫成；其中不少文章為我們留下唐蕃之間密切關系的記錄，還有不少文章對安定邊疆、發展唐蕃友好提出了精辟見解，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例如，(全唐文》收錄的劉元鼎《使吐蕃經見記略》一文，以生動的筆觸記錄了沿途山川風土民情，描繪了吐蕃贊普設帳會見唐使、歃血為盟的盛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蕃世代友好的情誼，也可以一窺當時吐蕃社會的風貌，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極高的史料價值。《唐書》中的《吐蕃傳》至今仍是研究藏學的重要史料。

有宋一代，有關西藏和藏族研究的文獻史料，散見于史籍和名臣奏章以及私家文集之中。《新唐書·吐蕃傳》是現存漢文記載吐蕃歷史的要籍，它記事簡要概括，行文層次分明，至今仍不失為治藏史者之必讀名著。新舊《唐書》成書后，許多西藏歷史專家都征引此書史料，如薩迦時代的大喇嘛南索堅贊《西藏王統記》、桂洛·旬奴貝《青史》和蔡巴·貢噶多杰《紅史》都引用了此書。近人王忠撰寫了《新唐書吐蕃傳箋證》，充實了藏文史料，使之更為完善，王著也是一部足以傳世之佳作。在《通鑒紀事本末》中記錄有吐蕃詣和、吐蕃人寇、吐番叛盟、吐蕃喪亂等方面的史實。《宋代名臣奏議》一書，即收錄有關吐蕃的奏章，如蘇轍《上哲宗乞夏人納還其地》(卷一三九邊防門)、《上哲宗論前后敵寇之由及當今待敵之要》(同上)，表達了蘇轍對藏事的關切。又如王韶的《平戎策》與《和戎六事》，對北宋的開邊政策影響甚大，可以說是神宗以后諸繼位者制定對西北少數民族，特別是對待吐蕃民族的政策的理論基礎(另見《太平治跡統類》卷一六)。此外，《太平寰宇記》《東都事略》《曾公遺錄》《宋會要輯要》《宋大詔令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著作中均有關于吐蕃的記述。《青塘錄》則有宋代藏族政權唃廝啰的記載。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大統一時代，蒙古軍攻入吐蕃，西藏正式歸入元朝版圖，自此之后，西藏長達四個世紀的分裂局面得以結束，從而使西藏與祖國內地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史載當時往還于西藏與內地之間的使臣和高僧大德前后相望，絡繹不絕，彼此間的了解遠勝于前代。前述新舊《唐書·吐蕃傳》就是在此時被迻譯成藏文，并被當時的藏族史家廣泛引用。在敦煌吐蕃文獻和金石簡牘類文獻發現之前，它是研究吐蕃歷史最重要的資料。當時在元朝宮廷前后有藏傳佛教各大教派如薩迦、噶舉、寧瑪等派高僧在此傳法、作佛事。有些上師如八思巴還專為蒙古王子真金寫作西藏王統類著作。這也使內地人對西藏的歷史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元代留下的一些藏族名僧如八思巴、膽巴等人的傳記和墓志，見于元代政書《元典章》中的一些關于西藏的各種詔令和文誥，藏于夏魯寺的元代文書等都是今天研究西藏歷史不可多得的資料。《元史》雖系明人編纂，但其《釋老傳》中關于宣政院和帝師傳承的記載，以及《百官志》中關于吐蕃三道宣慰使司和烏斯藏十三萬戶的記載，顯然都是根據元人留下的資料改寫的，甚至成書于1434年的藏文史學名著《漢藏史集》中關于西藏戶口的調查記載，也只是照錄了元代通典《大元通制》中的資料。元代是藏族史學的成熟期，藏人撰寫的史學專著，其代表作當推蔡巴·貢噶多杰的《紅史》和布頓·仁欽珠的《佛教史大寶藏記》，這兩部著作分別奠定了《王統記》類作品和《教法源流》類著作的基礎，后人作史都以它為藍本。尤其是《紅史》，該書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對吐蕃王朝及唐蕃關系的詳細記述，更主要的是作者蔡巴·貢噶多杰本人即是長期擔任元代烏斯藏十三萬戶之一的藏巴萬戶，他并曾以此身份來中原朝覲，在他的著作中不僅收錄《唐書·吐蕃傳》的內容，而且也將內地王統列為專門一章。此后，這也成為藏文王統記類著作的一個傳統。因此，他記載的元朝與西藏地方佛教和各派及地方勢力的關系，成為研究元代西藏歷史的重要資料。藏文《薩迦世系史》記載《闊端召請薩迦班智達的令旨》及《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致烏斯藏善知識大德及諸施主的信》，是研究西藏地方歸附蒙古汗國的最重要的歷史文獻。關于西藏地方與中央政權的隸屬關系，史籍如《元史》《新元史》及《元典章》等，類書如《永樂大典》《淵鑒類函·邊塞部》及《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等都有記載。元代官修《宋史》仍有《吐蕃傳》，但語焉不詳，殊不足觀。《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一中有《佛教之崇》，卷四一至卷五四有《阿合桑馬盧之奸》記載藏事。

明代對烏斯藏的記述，除《明史》《國朝典匯》《武備志》《寰宇通志》《明一統志》等均有專篇記載外，初步估計，不下五十余種。這些材料輾轉抄襲，不盡有用。《明史》《明史稿》《續通典》《明會要》諸書分別為烏斯藏大寶法王、大慈法王、大乘法王、闡化王、護教王、輔教王、贊善王、闡教王等八大法王立傳，敘述其事跡。在《明實錄》中有大量西藏及藏族的史料，為研究明代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的重要史料，海內外學人已摘出實錄中有關藏族史料先后出版。明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中的《番夷求貢疏》(奏議八)則是三世達賴索南嘉措致書張居正請求通貢，于是明廷允許他入貢。這是極為重要的史料。明代是藏族史學的繁榮時期，有名的史著如《漢藏史集》、《西藏王統記》、《新紅史》等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為名僧大德立傳已蔚然成風，幾乎所有的高僧都留下了同時代著作的長篇傳記，其史料價值較高的有宗喀巴、克珠杰、根敦朱巴、根敦嘉措等格魯派大師，博東班次、曲劉南杰等薩迦巴大師、唐東杰波等噶舉派大師的傳記等。另外，還有《江孜法王傳》《雅郊王統記》《仁蚌王統記》等史著，對于加深明代西藏史研究的深度極具價值。

清代，朝廷派大臣駐藏，管理西藏經營西藏，滿、漢、蒙古官員紛紛入藏，考察風俗民情，籌劃治藏方略，著書立說，一時蔚然成風。這期間，有很多重要著作問世，對西藏和藏族的認識大進一步。李鳳彩《藏記概》約成于清雍正五年(1727)以前，是漢文中已知成書最早的西藏志書。清乾隆朝駐藏的和寧，以駐藏大臣衙門的檔案文獻為主要依據編纂的《衛藏通志》，內容豐富，史料翔實，條分縷析，是西藏漢文志書中的佳作。松筠《鎮撫事宜》評述山川兵要和鎮撫之道，是治藏安定邊疆經驗的總結，至今仍給人以啟迪。此外，《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兩金川方略》《巴勒布紀略》《(欽定)廓爾喀紀略》和《平定準噶爾方略》等鴻篇巨制，都是記述清朝安定藏區或保衛祖國邊陲用兵始末的專著，成為藏事文獻中的要籍，一向受到學術界的重視。這里提到的僅為藏事專著中的幾種，說明有清一代前賢探討西藏和藏族的成就。就當時來說，無論其思想內容，還是其實用價值與文采，都是我國早期藏學研究的優秀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歷史上，藏族中一些知名的大德學者在大小五明的研究中進行了大量的著述和注釋工作，還在歷史、地理、人物傳記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其著述極為豐富，傳世的有數十萬函經典文集，數百部梵文古籍(即貝葉經)，其中布頓、薩班、八思巴和宗喀巴等一大批卓越學者的巨著，是研究藏族哲學思想史等多方面的珍貴材料。

2．近代藏學(1888—1948)

1888年和1904年，英帝國主義兩次武裝侵略西藏，遭到西藏軍民的英勇抵抗。但從此帝國主義攫取了在西藏的種種特權，逐漸使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半殖民地化。以1888年西藏軍民抗英為標志，西藏歷史進入近代。帝國主義染指西藏，震驚了我國的莘莘學子，一些掌握現代科學知識的愛國有識之士，不畏艱險，紛紛深入西康、西藏、甘肅、青海等藏區考察藏區的地理、民情、宗教、歷史和現狀，探討藏區社會的發展和藏族文化，從不同的方面尋求治藏安邊、維護祖國統一的良策，編史修志，發表文章，促進兄弟民族間的相互了解，抨擊帝國主義的侵略圖謀，喚醒世人，取得了顯著成績。

有的藏族學者用現代人文史觀和方法研究藏族歷史，令人耳目為之一新，其中藏族學者更敦群培就是杰出的代表。他通曉藏英兩文，在印度旅居甚久，見聞廣博，參考敦煌古藏文等資料寫成《白史》一書。書中作者以人文史觀觀察藏族古代歷史，考訂詳核，與傳統的神學史觀區別開來，是一部頗有價值的藏文史著。漢族和其他民族一些著名學者和高僧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做一些專題探討，發表了一批頗有分量的專著和論文，如謝彬于1916、1924年先后出版了《西藏交涉史略》、《西藏問題》，剖析了帝國主義對西藏的侵略，喚醒國人的愛國主義精神，旗幟鮮明地維護了祖國的統一。1925年李明榘揮盡家財，竭盡精力，備嘗險阻，深入調查西藏土地、政治、人民、風俗，寫成《籌藏政策》一書，“于國家邊政一科，不無小補”，受到當時政府的高度重視。藏學家任乃強畢生致力于康藏史地研究，以《西康圖經》三種，被學術界譽為“邊地最良之新志”、“開康藏研究之先河”。著名社會學家李安宅，20世紀30年代深入甘南藏區調查研究藏傳佛教，寫成《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被國內外公認為藏族宗教史第一部杰作。20年代就在北京大學史學系任講師的吳燕紹，將講義整理為《西藏史地大綱》，64萬字，系統地講述了從唐代到清朝乾隆時期的西藏歷史，內容充實、史料豐富，主要利用清代檔案，述多論少，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影響。還有修習藏傳佛教的高僧，如大勇、大剛、能海、觀空、法尊等，精研內典，深知佛法，西藏的教法通過他們的努力傳播到內地。僧人中尤其是法尊，居藏地十八寒暑，從事藏語文經典的翻譯工作，撰寫《西藏民族政教史》，他一生勤奮，譯著等身；著名的翻譯家劉立千先生譯風嚴謹，他的《續藏史鑒》在藏文譯著中另辟蹊徑，將原著中不詳盡之處，又見于他書者，引補注于原文之后，其譯注因而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妙舟撰成《蒙藏佛教史》。其他學者如韓儒林、聞宥、于式玉、黃奮生、王沂暖、金鵬、王森、馬鶴天、黃明信、劉家駒、莊學本等，就各自專業所及都曾發表過頗有分量的論著，刊登在當時反映西藏問題的雜志《邊政公論》《康導月刊》《康藏研究》《康藏前鋒》《東方雜志》等各大報刊上，不下幾千篇。對藏族的語言、歷史、宗教、民俗、文化各方面進行了探索。這些有識之士為近代藏學事業的草創、建設與發展，篳路藍縷，開一代新風，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至今仍受其惠澤，功不可沒。總起來說，這個時期發表的專著和文章比以往多得多，其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也比較高。

這一時期藏學研究的指導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入侵，維護祖國統一。學者們到邊疆，到藏族地區，與群眾接觸，學以致用，緣情造文，因事而發，絕無“無病呻吟”之弊。在治學方法上，用科學而不是神學說明歷史、解釋現實，真正把藏學研究奠定在科學的基礎上；堅持從實際出發，實地調查研究與文獻資料相結合，注意使用藏文文獻資料等多種文字史料。

3．現代藏學(1949—  )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重視藏學研究工作。50至60年代，在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全國人大民委、中國科學院先后組織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組成多學科的科學考察隊，李有義、林耀華和宋蜀華等一大批專家學者對西藏及四川、青海、西康、云南等藏區進行了社會歷史調查。這種規模較大的社會調查，50至60年代就進行過三次。專家、學者們涉艱履險，搜集整理了大量珍貴資料，為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區取得了第一手調查材料。這些調查材料1983年開始陸續公開出版，書名為《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共十輯，前六輯是關于藏族的調查資料，尤其對于藏族農業地區封建領主莊園制和牧業地區部落經濟記錄頗為詳細。

佘素的《清季英國侵略西藏史》是新中國成立后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書中引用了大量中外檔案史料，—對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來龍去脈，剖析得一清二楚。

同時，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蘭州的西北民族學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西寧的青海民族學院和咸陽的西藏民族學院等高等院校都設有藏語言文學專業，培養和造就了大批藏語文教學、科研和翻譯人才，開展藏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這一時期許多學者以自己創造性的研究成果，推動了中國藏學的發展。有關出版社出版了《藏語拉薩、日喀則、昌都方言比較研究》(金鵬)《格西曲扎藏文辭典》《漢藏新詞匯》《格薩爾王傳·霍林大戰》(王沂暖譯)《達賴喇嘛傳》(牙含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王忠)《薩迦格言》(王堯)《藏劇故事集》(王堯等)，并重印了《五體清文鑒》和《西藏王臣史》(藏文)等。除了公開的論著外，有關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作為“內部本”(非公開出版物)印出的教材、譯稿、刊物、論文數量也不小。

這期間，藏學研究工作除繼承了前輩學者的優良學風外，還特別注意了在藏學研究工作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指導，堅持藏學研究為維護祖國統一和加強民族團結服務，為藏族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傳統的藏學知識相結合，實地調查研究與文獻資料相結合，藏族和漢族學者結合，及時溝通國內和國外的信息，在藏學領域里開展多層次、多學科的研究。這些現代研究方法，使中國藏學研究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但是，這個良好的開端，被“文化大革命”打斷，藏學研究幾乎停滯了十年之久。

粉碎“四人幫”之后，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藏學研究工作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迅速恢復，新的藏學研究機構相繼建立，我國藏學事業以其獨特的姿態，蓬勃地向前發展。

十余年來，在中央和有關省區的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相繼建立了藏學研究機構，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藏史研究組、藏語研究組、農奴制研究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藏族文學研究室和格薩爾研究室，世界宗教研究所藏傳佛教研究室；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自治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央民院大學藏學系、藏學研究所；青海社科院藏學研究所、甘肅省藏學研究所、四川省藏學研究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四川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四川藏學書院、西南民院藏學研究室、四川外語學院國外藏學研究中心、云南社會科學院迪慶藏學研究所、河南大學歷史系藏學研究室等，并創辦了《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國外藏學譯文集》《中國藏學》《中國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等藏學刊物。出版機構主要有民族出版社(北京)、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古籍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等。有關藏學論著的發表，藏漢文史籍的刊布，猶如春潮涌起，數量超過以往任何時代，令人驚嘆不已。

歷史研究方面。一批藏漢文古籍文獻重新整理出版，有《巴協》《漢藏史集》《西藏王統記》《青史》《紅史》《新紅史》《白史》《吐蕃金石錄》《吐蕃王統世系明鑒》《土觀宗派源流晶鑒》《薩迦世系史》《安多政教史》《布頓佛教史》《米拉日巴傳》《頗羅鼐傳》《賢者喜宴》《多仁班智達傳》《朗氏家庭》等，上列諸藏文史籍，譯者中還有王沂暖、郭和卿、王堯、黃顥、陳慶英等學者都作出可觀的成績。漢文史籍中有關史料抄集匯編整理者，有《冊府元龜吐蕃史料校證》(蘇晉仁)《通鑒吐蕃史料》(蘇晉仁)《藏族史料集》(陳燮章、索文清、陳乃文)，史料抄自《二十五史》，已刊至元、明時代。陳家琎主持收集、編輯漢文的有關珍貴文獻，已先后出版了從明清歷朝實錄中抄錄的有關史料，輯成《明實錄藏族史料》《清實錄藏族史料》二書，此外還出版了包括《民元藏事電稿》(吳豐培)《全唐文全唐詩吐蕃史料》(范學宗、吳逢箴、王純潔)《清政府與喇嘛教》(張羽新)《清代喇嘛教碑文》(張羽新)等書。吳豐培輯錄清代康熙訖宣統有關駐藏大臣關于藏事奏牘，名為《清季籌藏奏牘》(第一輯)，收入丁寶楨、文碩、劉秉璋、升泰、鹿傳霖、安成、裕綱、有泰、張蔭棠等的奏牘。

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的《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1963年三聯書店出版《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內部發行)為基礎，增加不少新材料，包括從藏文、英文、俄文譯出的重要史料。還有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合作的《中國西藏地方歷史資料選輯)(藏文)以洛桑群覺為主，重要材料從吐蕃王朝時代金石文字、敦煌藏文寫卷、元代帝師法旨、明清藏文史書中選出。此兩種專題史料書均已出版。

為了如實介紹西藏，加強對西藏地區的研究，繼承和發揚藏族文化的優良傳統，擴大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增進民族間的相互理解，加強國際文化合作，中國藏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學術性、知識性、可讀性皆佳的《西藏知識小叢書》，包括政治、經濟、歷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迄今已出版十種，第一輯《西藏與祖國關系》共收有《元明兩代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鄧銳齡)《清朝駐藏大臣制度的建立與沿革》(吳豐培、曾國慶)《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祝啟源、喜饒尼瑪)《西藏的和平解放》(廖祖桂)、《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江平、李佐民、蔣堅永)《所謂“西藏獨立”的由來》(楊公素)六本。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藏學界和在西藏工作過的老同志以極大的熱情開展西藏當代史的研究，其研究重點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治藏方略，和中央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和措施，指引西藏革命取得勝利的歷史經驗，等等。近幾年發表了一些專著和一批論文，以紀念毛澤東同志誕生100周年為契機，把這項研究推向高潮。趙慎應主編的《西藏革命史》客觀真實、系統地敘述了從1950年進軍西藏到1965年自治區成立這一期間，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國各兄弟民族支援下，進行民主革命和建設并取得輝煌勝利的歷史，再現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從西藏的歷史、社會、民族、宗教的實際出發，解決民族問題所建立的豐功偉績的歷史；展現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人民同西藏分離親帝勢力尖銳的斗爭并戰勝他們的曲折歷程，總結了經驗教訓。

歷史檔案的發掘整理。中國第一、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央檔案館、西藏歷史檔案館、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人民出版社、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單位發掘、整理了大量歷史檔案，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為維護祖國統一，鞏固民族團結，發展藏學研究提供了最可資信的史料。粉碎“四人幫”以來，上述出版單位編譯出版的檔案史料就有：《西藏地震史料匯編》《災異志·雪災篇》《災異志·水災篇》《災異志·霜雹蟲災篇》《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坐床檔案選編》等。其中《西藏地震史料匯編》近百萬字，收錄了500多件譯自藏文的地震檔案和其他地震史料，比較系統地反映了唐貞觀十六年(646年)至1955年這一千余年間西藏及其鄰近地區的地震情況，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和實用價值，填補了漢文史料在這方面的空白。這些書全面反映了西藏歷史上的各種災異，對認識自然規律，對合理開發利用高原的自然資源有積極意義；同時，從書中還可以了解到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的一些情況。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坐床檔案選編》專題檔案史料，均選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民國時期中央政府檔案，包括電報、公函、指令等文電共47件。對十三世達賴圓寂后中央派大員前往致祭活動，尤其是對十四世達賴的轉世認定和坐床等事項均由中央政府核批并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到拉薩主持坐床典禮的經過，首次做了系統的披露。這對研究西藏活佛轉世制度、西藏地方政治制度以及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政治隸屬關系等問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還出版了藏文典籍目錄，如《北京民族文化宮所藏藏文典籍目錄·子集》第一、二卷，藏漢文對照本；《藏文文獻目錄》(原名《拉卜楞書目》)，全為藏文。

藏漢文史料整理研究和深入的實地社會調查的成果，為進一步開展藏族歷史研究，編寫通史開拓了道路，一批通史性的專著先后問世。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藏族簡史》，起自吐蕃王朝時代，依次敘述到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附有地圖和年表，是同類書中價值最高的。其中，柳陞祺執筆近代西藏與英國關系部分，功力頗深。藏族學者恰白·次旦平措主編的《西藏簡明通史》《大昭寺史》《西藏歷史講座》等著作，史料翔實，情文并茂，藏人論藏自是高人一籌，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王輔仁等撰寫的《藏族史要》《蒙藏關系史略》《西藏佛教史略》，黃奮生撰寫的《藏族史略》，亦有不少獨到見解，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宗教在藏族人民生活中有著特殊的位置，作為專題史的西藏宗教史受到特別的關注。《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是極為重要的一部著述，是王森先生的力作，1964年寫成，次年以“內部本”鉛印，70年代逐漸流傳國內，作者謹慎地引用了大量藏文史書，自成系統，見解深刻，論斷謹嚴，文筆典雅，頗受學術界的推崇和利用。1983年又作了修改增補，1987年才公開出版，易名《西藏佛教發展史略》。東嘎·洛桑赤烈《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先以藏文出版，此書是藏族學者剖析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的第一部專著，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此書問世不久，即有四種漢譯本爭相出版，足證其影響之大。《西藏佛教史略》《宗喀巴傳論》《藏傳因明學的發展》《喇嘛教對西藏文化的影響》《西藏佛教文化十講》《藏漢佛學詞典》均是這一專題下的新作。

文學研究方面。由佟錦華教授主編的《藏族文學史》的編寫，始于1958年，幾易其稿，終于在1986年集體編寫出版，這本專著系統地研究了藏族文學的發展，說清了藏傳佛教與藏族文學的關系，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關于《格薩爾王傳》這一偉大史詩，早在40年代任乃強先生就發表過《“藏三國”的初步介紹》和附《關于“藏三國”》兩文，進行了專門研究。全面研究工作則是80年代開始的。1983年，格薩爾的搶救工作納入國家六五規劃后，中國社科院成立了全國《格薩爾王傳》工作領導小組，對全國的研究工作進行協調、組織和領導。迄今為止，已搜集到格薩爾手抄本300多部，除去異文本，尚有120部。至1991年底，北京、西藏、四川、甘肅、青海各省(區)已出版《格薩爾王傳》藏文本65部，漢譯本22部，其中包括《格薩爾王傳》最精彩的六大部著作《霍嶺大戰》《門嶺大戰》《姜嶺大戰》《降魔之戰》《英雄誕生》《賽馬稱王》都已和讀者見面。隨著格薩爾資料的不斷挖掘整理，《格薩爾王傳》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長足的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降邊嘉措的《格薩爾初探》、巴雅爾圖的《北京版格薩爾研究》、王興先的《格薩爾論要》相繼問世。藏族著名學者土登尼瑪主編的《格薩爾辭典》收詞齊備，漢藏雙解，為廣大格薩爾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實用的工具書。青海社科院趙秉理整理并出版了《格薩爾王傳集成》，這是有關《格薩爾王傳》的研究論文、資料的總匯，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語言文字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這十部有關藏語的字(辭)典，詞典編纂的進展，特別是大型辭典的問世，標志著藏學研究的深入，這些字(辭)典都有相當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其中由著名藏學家張怡蓀教授主編的《藏漢大辭典》收詞5．3萬余條，是當今世界已刊印藏語詞典中收詞最多、詮釋詳細的洋洋巨著。

藏語方言的研究，已向縱深發展，對藏語幾大方言的調查、描寫、分析，使這一專題的研究，有了更好的基礎。同時，對藏語史的研究、漢藏語系語言的比較研究更有廣闊的前景。

其他方面。藏醫古籍《四部醫典》漢英文譯本的出版引起國內外醫學界的重視。藏族天文歷法研究，首推藏族著名學者桑珠加措的《藏歷運算大全》(藏文)一書，收集、整理了藏歷各科運算方法，并總結出一套最為簡便、準確的運算方法，具有較高參考、使用價值。其他還有黃明信、陳久金合撰的《藏歷的原理與實踐》，藏漢文合版，對于時輪歷和時憲歷進行了深入研究，是一部填補空白之作，水平頗高。肖懷遠《西藏貨幣史》研究西藏貨幣之興起和發展，附多幅藏幣圖片，是作者多年調查研究的結果。

總起來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13年中，據初步統計，全國各地已公開出版發行的藏文書籍達200多種，累計達100萬冊以上；漢文藏文古籍100多種；藏學專著、譯著、文集和史料叢書，有四五百種。十余年來，在省級以上刊物上以藏文發表的藏學論文有800余篇，漢文有數千余篇，研究范圍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宗教、民俗、語言、文學、藝術、民族、社會制度、民族關系、典章等各個領域。

中國藏學界在十余年里，辛勤耕耘，以繼承和弘揚藏族優秀文化的優異成績，開拓了中國藏學的新局面。

三、關于國外的藏學研究

近幾十年，藏學早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學科。關于國外藏學的發展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政治背景。早在19世紀，匈牙利人喬瑪(1784—1842)開始研究藏學，他取道中東到拉達克藏區，立即被藏族獨特的風俗和文化所吸引，一住七年，同藏胞生活在一起，致力于藏族語言歷史和宗教的研究。1834—1836年他先后發表了《藏英詞典》和《藏文文法》。喬瑪被西方學者認為是研究藏學的開山鼻祖。

在喬瑪之后，為藏學研究在西方的興起作出了特殊貢獻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來中亞、西藏地區的一批冒險家、旅行家和傳教士，他們不僅從西藏收集大量的文獻和實物資料，而且開始向西方世界介紹西藏的風土人情和宗教文化，并研究西藏的語言、歷史。西方最初的藏學家有許多是傳教士，如著名的葉施開、施密特、弗朗克等人。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歐洲各國大學中相繼開設西藏學講座，并逐漸視藏學為一門獨立學科，與印度學、蒙古學一樣，成為西方頗具殖民主義色彩的所謂“東方學”的一分支學科。幾十年來，西方藏學研究歷久不衰，人才輩出，學術成就足有可觀。法國巴考等人對敦煌吐蕃文獻的整理和翻譯，意大利杜齊對西藏古史和藝術的研究，伯戴克對西藏中古史的研究，法國石泰安對西藏歷史和史詩的研究，日本佐藤長對吐蕃歷史地理的研究等，都是西方早期藏學研究中的杰出成就。1959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失敗后，西藏一批人員攜帶大量藏文文獻和文物外逃，國外的一些藏學研究機構和學者邀請了國外藏胞中傳統文化造詣較深的一批人員，同當地原有的藏學研究人員相結合開展藏學研究。其研究范圍多局限在宗教歷史、語言和文化諸方面，更側重于宗教和文化的研究。某些國家的反動勢力也開展所謂“西藏問題”的研究，為他們的反華政策服務。

目前，藏學幾乎成為經濟發達國家的熱門學科。俄、日、意、英、法、德等國繼續保持各自的研究傳統，美國憑其超級大國的人力物力迅速追趕，甚至連澳大利亞、匈牙利、丹麥、瑞典、芬蘭、瑞士也有人在研究藏學。據悉，現在世界上有30多個國家設有藏學研究機構，擁有近千名研究人員。日本在30年前就曾經影印出版了北京版藏文大藏經；1982年，日本又開始出版德格版藏文大藏經。1971年，印度編輯出版了《西藏研究書目》，共收集了2000多種，還未包括俄文和日文的文章在內。近年來，美國也出版了《寧瑪派全集》。在國外藏學書刊中，雖然不少論著某些觀點值得商榷，但也確實占有材料，有新創見，為我國藏學的發展繁榮，全面了解國際藏學研究的歷史、現狀和趨向，提供了重要參考。尤其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流亡國外的分裂主義分子及其追隨者，他們一刻也沒有停止其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活動，他們企圖制造所謂“西藏問題”、“西藏人權問題”，攻擊我國的民族政策，污蔑藏區的現實，歪曲甚至偽造歷史，連篇累牘地鼓吹“西藏獨立”，他們的所作所為，根本談不上藏學研究，只能給藏學研究帶來極大的混亂，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

四、余  論

藏學的故鄉和研究基地在中國。我國開展藏學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擁有世界上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的卷帙浩繁的藏學文獻資料，其數量之多僅次于漢文。至今西藏和其他藏區還保存著從元代以來的藏文歷史檔案數百萬件，是研究藏族社會歷史的寶貴材料。特別是還有數十萬函藏文典籍，其中包括海內獨有的手抄孤本。布頓、薩班、八思巴、噶瑪巴、宗喀巴等一大批高僧大德的巨著，是研究藏族哲學思想史等多方面的珍貴材料。西藏各派佛教，在宗教哲學、宗教儀軌、寺院組織和修行次第等方面都各有特點；西藏宗教對宇宙人生有一套哲學理論，活佛轉世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僧侶參政制度，加強了宗教對西藏整個社會生活的影響，并傳播于青海、甘肅、四川、云南、內蒙古、新疆以及外蒙古、西伯利亞等地。由于種種原因，佛教文獻在印度保存得不太完整，佛學文獻的寶庫在中國，特別是在西藏留存著聞名世界的大量佛教典籍，對中華文化有獨特的貢獻。尤其是因明學，是一個寶藏，有關的文獻，有一部分在唐玄宗時譯為漢文，但不完全，尚在藏文文獻中保存得很完整，且未曾中斷，是藏學研究的重要資料，也是一項重要課題。藏族先哲翻譯佛經所用的大量梵文典籍(即貝葉經)現在仍有大部分保存在西藏，這是海內的秘籍、祖國的瑰寶。大力開展對西藏和其他藏區保存的貝葉經的研究，中國將成為世界貝葉經的重要研究中心之一。對西藏宗教及其經典進行科學研究，將給中國佛教史、宗教哲學增添新的活力。新中國成立以前，西藏是典型的上層僧侶貴族統治的農奴制社會，對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會經濟形態進行調查，并與春秋戰國時代中原的社會形態、中世紀歐洲及俄羅斯封建農奴制相比較，將西藏農奴制社會置于中華民族史乃至世界史的系統中進行全面研究，會加深對人類社會史上的封建前期社會形態的理解，加深對于在農奴制度廢墟上進行“兩個文明”建設的認識和理解。

藏語是漢藏語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語言。藏文是歷史悠久的拼音文字，它創制于公元7世紀，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藏語史研究，對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諸語言之間的比較研究有重要價值，而且有助于對漢語和藏緬語族其他語言的形成，有關漢、藏等民族的族源等問題的探討。

西藏與南亞次大陸諸國相鄰。近4000公里國界線外還有一部分藏族或用藏緬語族語言的民族。對于這些民族的研究，不僅能加深睦鄰關系，而且還可以輔助探討藏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等方面問題。藏族文化在各方面的極高造詣，都表現出鮮明的民族風格，大大豐富了我國文化寶庫，藏族社會歷史文化發展的實踐，都為我們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西藏和其他藏區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藏學界提出了不少研究課題，諸如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精神文明建設問題、民族干部培養問題、藏學理論和史料建設整理問題等。未來的藏學研究天地廣闊，藏學界大有用武之地。

藏學在國際東方學研究范圍內，也是一門公認的新興學科，與敦煌吐魯番學形成雙峰對峙的局面。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已經在世界范圍內進行了將近100年，給世界的學術研究增添了活力，并給世界文化寶庫增加了新內容。藏學研究的情況也是一樣，它也是一座值得攀登的高峰，等待著有志于繁榮中華民族文化的人們去一試身手。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她才剛剛嶄露頭角。有人預言，下一世紀藏學將成為繼敦煌吐魯番學之后的又一顯學。

（作者：廖祖桂、張蜀華    摘自：杜永彬主編《藏學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