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藏學源遠流長，但真正現代意義上藏學學科的誕生卻并不久遠，那基本上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事情了。但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現代藏學的興起和發展是世界藏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以匈牙利學者喬瑪開創的現代藏學在國外誕生已逾百年。如果說這段時間藏學研究的中心在西方的話，那么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世界藏學研究的中心則悄然發生了改變——逐步向藏學的故鄉轉移。出現如此變動的原因，正是因為有了中國現代藏學研究力量的注入。在現當代中國，藏學經歷了一個由傳統到現代、由西方主導到中國為主、由學術研究到學科建設的偉大轉變。而這種轉變，正是由新中國專門藏學研究機構和藏學專刊的出現起步。

一、籌建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西藏社會科學院

新中國成立前，西藏及鄰省藏區和祖國內地從來沒有成立過一家官方創辦的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開始涉足中國藏學研究事業。1947年9月18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第一所高等學校——延安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前身）正式成立，其下設立了藏民文化研究室，由牙含章同志負責，編寫了《藏族問題研究》等專著。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中國共產黨組建藏學研究機構、領導中國藏學研究事業的開端，為建國后中國現代藏學研究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經驗基礎。1950年2月28日，中共西藏工委成立政策研究室，任命王其梅兼任研究室主任，吸收一批藏學專家李安宅、于式玉、謝國安、祝維翰等參加，專門調查和研究西藏社會、經濟、政治和歷史狀況，先后研究撰寫了《西藏各階層對我軍態度之分析》《對各種政策具體實施的初步意見》《進軍康藏應該注意和準備的事項》《英美帝國主義干涉西藏問題之趨向和我之對策》等重要成果。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后，西藏哲學社會科學和藏學研究事業開始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西藏的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在政治和經濟上、尤其在精神上獲得極大解放，為中國藏學研究事業的繁榮發展開辟了廣闊道路。當時，為了更加廣泛地開展調查研究工作，以便制定切合西藏實際的方針政策，各個地區和大部分縣都成立了調查研究工作機構，有的叫政研室，有的叫民主改革辦公室。這一時期，西藏自治區黨委的一些負責同志已經開始籌劃建立西藏社會科學的研究園地，但在緊接的十年“文革”中中國現代藏學的確立與發展西藏研究被列為“禁區”、視為“復辟”而滯留于胎中。20世紀70年代末，藏學在國際上日益成為學術研究的一門顯學。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和中國對外科學文化交流的需要，由中國政府主導成立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的條件日益成熟。1978年6月，西藏自治區黨委決定籌建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由多杰才旦兼任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籌備組組長（1981年7月改任院長），同時還任命了4名藏族副組長（其中，有3名于1981年7月改任為副院長）。籌備組的主要任務是抓人員、資料、房屋設備幾方面的建設，并著手組織研究力量，從事部分學科的研究工作。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79年9月3日，籌備組向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正式提交了關于籌建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的指導思想、工作任務、建設規模、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等方案設想。1980年1月6日，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正式批復同意籌備組《關于籌建西藏社會科學院的報告》，西藏社會科學院設院辦公室、科研規劃處、民族歷史研究所、宗教哲學研究所、語言文學研究所、藏學資料中心等六個機構。從1981年7月開始，西藏社科院（籌）采取邊籌建邊開展藏學研究工作的方針，在一些領域逐步開展藏學研究工作。到1983年初，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已基本完成原定規模的組建工作。1983年5月，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任命拉巴平措為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院長，并先后兼任院黨委副書記、書記等職。此外，陸續任命了4名副院長、4名顧問及1名名譽院長。從1984年起，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根據形勢需要和自身的研究力量，將原有6個處室擴增到8個。到1985年，西藏社會科學院有162人，科研人員109人，其中高級專業職務人員21人，中級專業職務研究人員34人，初級專業職務研究人員42人。經過5年多的籌建，1985年8月5日，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正式成立。西藏社會科學院從多方面開展藏學研究，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組建的第一個專門的藏學學術研究機構。西藏社會科學院的成立，推動了西藏藏學研究單科學術研究機構的普遍建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西藏各部門陸續建立了許多專業性的學術研究機構，諸如西藏自治區《格薩爾》搶救工作辦公室、西藏自治區教育科技委員會民族教育研究所和科技情報研究所、西藏自治區文化廳西藏藝術研究所、西藏自治區藏醫院藏醫天文歷算研究所、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西藏藏學科學研究所、拉薩市市志辦公室、西藏自治區和拉薩市兩級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委員會、西藏自治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等。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于1986年11月決定成立，從1987年3月開始籌建，下設辦公室、農牧業經濟研究室、財政金融研究室、經濟信息研究室、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室、社會發展咨詢研究室、社會發展咨詢研究室等機構，有人員70余名，科研人員50多人。1996年，根據西藏自治區實際工作需要，以原西藏自治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部分人員為基礎，在西藏社會科學院內增設了2個研究所——經濟戰略研究所、農村經濟研究所。為了協調西藏藏學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和聯合，1986年8月，西藏自治區還專門成立了西藏藏學學會，以推動西藏藏學工作與國內外的交流合作。

二、建立新中國第一個藏學學術專刊——《西藏研究》

衡量一門學科的發展狀況如何，其辦報辦雜志的多少、所辦報刊質量的高低等，均是重要的衡量標志。1949年前，國民政府和民間組織舉辦的專門的藏事報刊僅有《各地新聞明鑒》《藏文白話報》《班禪駐京辦公處月刊》等幾種，加上經常刊登藏學文章的報刊比如，解放前主要刊載有關藏學研究類文章的報刊有《康藏先鋒》（月刊，1933.9）、《康藏研究》（月刊，1946.1）、《新西康》（月刊，1938.4.1）、《蒙藏月報》（漢、藏、蒙，1929.9）、《邊政月刊》（1929）、《蒙藏旬刊》（漢、藏、蒙，1931.9）等。，亦不過百余種。解放初期，1949年前刊登藏學文章的各類期刊幾乎全部停刊，主要刊登藏事文章的報刊全部是新創立的，大約有79種之多其中，西藏報刊約7種；青海報紙約19種，雜志約31種；甘肅報紙約8種，雜志約2種；四川報紙約4種，雜志約1種；北京雜志約3種；其他報刊目錄（含國外）約4種。

新中國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國藏學經歷風雨而迎來了春天，開始步入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藏學時期。從新中國成立至上世紀70年代中期，國內雖然沒有出現刊載藏學文章的專門刊物，但這一時期出版發行的報紙幾乎都刊登過與藏學有關的文章，報刊業對中國現代藏學的興起和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此期間，刊載藏學文章較多的報刊有：《民族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歷史研究》《清華大學學報》《文匯報》《新史學通訊》《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中國青年報》《中國歷史教學》《新華半月刊》《四川日報》《學術月刊》《新觀察》《展望》《民族團結》《地理學報》《現代佛學》《西藏日報》等，但是這其中還沒有出現一種公開出版的藏學專門刊物。在“文革”末期，《西藏日報》編輯部從1975年12月開始出版不定期的內部刊物《西藏歷史研究》，可以算是建國后國內籌建藏學專門刊物之肇始。比如，《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就選載了原載于《西藏日報》編輯部編《西藏歷史研究》第四期的文章——《舉世矚目的布達拉宮》（鄔朝貴），原載《西藏歷史研究》第四期，1978年12月，第1—5頁。按《西藏歷史研究》由《西藏日報》編輯部編，從1975年12月開始出版，一直到《西藏研究》創刊之前，為內部刊物，基本上一年一期，出版月份不定，如第四期為1978年12月，第五期為1979年6月，第六期為1980年4月，第七期為1980年6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藏學沖破挫折與沉寂，再次迎來了春天。這一時期，中國現代藏學的發展亟需創建藏學發展的園地，以彌補解放后藏學專門刊物存在的真空。從1979年至《西藏研究》創刊前，國內先后創辦了一批民族學院學報，如《中央民族學院學報》《青海民族學院學報》《西藏民族學院學報》《西北民族學院學報》《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等，并已經開始較為集中地刊登與藏學相關的文章，但是這些仍然還算不上是專門的藏學刊物。從1978年6月開始，隨著西藏自治區黨委按照黨和國家的要求籌建新中國的專門藏學機構——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西藏社科院（籌）于1981年下半年創辦了綜合性學術季刊《西藏研究》（藏文版于1982年創辦），這也是新中國第一個公開出版的藏學學術專刊。《西藏研究》在中國藏學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它一方面繼承1949年前中國傳統藏學時期辦刊辦報的有益經驗；另一方面首開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藏學辦刊理念，刺激和推動了中國現代藏學學術刊物的迅速發展。在《西藏研究》創辦幾年之后，1988年中國國家級的藏學研究機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及其主辦的刊物《中國藏學》的創刊，在國內掀起了藏學研究機構和藏學學術刊物的興辦熱潮，如《安多研究》《藏語文研究》《西藏藝術研究》等一大批藏學刊物得以創辦。僅以西藏自治區而言，當時的一般研究機構均設有信息情報研究部門，它們通過各種學術、工作會議和學術刊物、內部刊物傳遞信息情報，諸如《西藏研究參考》《西藏研究內參》《藏研簡訊》《國外藏學》《藏事縱橫》《發展與研究》《信息與資料》《藝研動態》《西藏黨史通訊》等。  

三、中國現代藏學學科的基本確立

中國藏學學科的基礎理論研究始終是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重大問題。不可否認，不論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只有借助理論，綜合成有機整體的知識，才稱其為科學知識；實際知識的嚴整聯結才構成了科學。”也正如胡適先生所言：“凡成一種科學的學問，必有一個系統，決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識。”在科學或者一個學科產生之前，人們就已經具有了關于它們周圍事物和現象的知識，只不過這些知識是支離破碎和雜亂無章的。傳統時期的中國藏學就好比如此。相比之下，中國現代藏學是在現代科學意義上的學術概念，是一個由多種元素構成的嚴密的相互聯系的學科系統，反映了中國藏區歷史與現實的普遍性和本質性。

中國藏學作為一種單獨的學科被提出僅僅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事情。在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藏學從屬于民族學科，研究成果也基本上放置于民族學的研究范疇。當時，國內雖然已有藏學研究機構、藏學的研究和教學，如中央民族學院、青海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等的藏語文專業，又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設有藏族歷史研究室等，但它們與上級單位均屬一個整體，還沒有成為獨立的專門事業機構。改革開放后，以新中國第一個藏學學術專刊——《西藏研究》（1981年）的創刊和西藏社會科學院的成立（1985年）并作為獨立的事業機構為起點，標志著中國藏學學科最終從民族學中脫離出來，中國藏學按照國際學科劃分的標準得以真正確立。按照國際學科劃分的慣例及標準，一個學科的確立必須具備八大標準：1、有獨立的理論指導；2、有專門的工作對象和目標；3、有明確的政府管理部門和獨立的事業機構；4、有專門的經費來源；5、有專門的專業干部培養教育系列；6、有獨立的專業技術職務系列；7、有系列化的專門知識產品和市場；8、有專門的學術團隊。參見辛希孟、孟廣均：《圖書情報工作概論》，北京：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1990年版。

西藏社會科學院的成立，使中國現代藏學學科真正地名副其實：1、有明確的指導思想。拉巴平措在《關于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籌建工作的情況報告》中明確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搞好西藏學研究的根本指導思想。” 2、有獨立的專門事業機構。根據《西藏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關于成立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的批復》，西藏社會科學院成為隸屬于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的獨立的事業機構。3、根據國家機構事業單位編制，享受西藏地方財政支持，有專門的經費來源；4、專門的研究工作對象。西藏社會科學院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發揚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和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基礎上，從政治、經濟、民族、宗教、語言、文學等方面研究西藏的歷史和現狀，探索、認識西藏社會的發展規律，努力回答西藏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5、有專門的專業干部培養教育系列。“最早籌備組只有幾人，現在（1985年）全院已有一百二十人，其中科研及科研輔助人員達到九十人，占全院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在科研和輔助人員中，藏族占百分之七十三以上，先后有二十三人次到內地各院校進修深造。在中央民族學院定向培養的三十名藏族學員，明年（1986年）即可畢業返院，走上科研第一線。” 6、有獨立的專業技術職務系列——社科研究系列職稱；7、有系列化的專門知識產品和市場，西藏社科院在籌建及成立后，創辦面向國內外發行的學術刊物《西藏研究》，編輯出版了一系列藏學文獻資料。8、有專門的學術團隊。西藏社會科學院成立后，一支以藏族為主體、老中青三結合的科研隊伍基本形成。

四、中國藏學學科名稱的演變與確立

在近代中國，學界研究藏學首要考慮的是救亡圖存、報效祖國的時代問題，但藏學學科理論已經開始萌芽。在清代，專門管理少數民族事務的理藩院下曾專門設立了一個叫“唐古忒學”的機構，主要任務是翻譯清朝皇帝頒賜給達賴喇嘛的圣旨，以及西藏地方報送清政府的一應文書。它相當于司級，與理藩院下轄的旗籍司、王會司、典屬司、柔遠司、徠遠司、理刑司同級。在這些司級部門中，柔遠司和后來增設的柔遠后司，以及唐古忒學都是管理有關西藏及藏區的部門。唐古忒學設立于順治十四年（1657年），設教習、助教等職，并在滿洲八旗子弟中選派子弟千人前來學習唐古特字義（藏文）。這里提到的“唐古忒學”，與我們現在提到的“西藏學”“藏學”等名稱已經很是相似，但它卻不是指某種學科，而是當時中央政府處理藏事的一種機構。在清末時期，有學者最早提出了“拉薩學”的概念，這可以算是中國藏學在萌芽時期學科名稱的萌芽。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現代藏學逐步確立并逐漸走向成熟。雖然國外早就使用Tibetology 或Tibetan studies來稱呼研究藏族及其文化的學問，這與藏文bod-kyi-shes-rigde的稱謂也算吻合，但中文“藏學”概念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被鮮明地提出。之初，一些論著或刊物常常出現“西藏學”“藏學”一學二名的情況，諸如1979年胡喬木在給民族事務委員會的一封信中較早提到了“西藏學”的字眼，同時期有學者將國外西藏學研究的文章漢譯為“藏學”。也許這是我們知道的最早關于“西藏學”“藏學”稱謂的記載。至于出現一學二名的原因，一是由于藏學的研究對象——藏民族及其文化，既分布在我國西藏地區也存在于甘肅、青海、四川、云南四省的部分地區；“藏”既是民族學上藏族的簡稱又是地理學上“西藏”的簡稱。“藏”的意義具有多義性和不確定性。二是由于在英文中形容詞Tibetan 既表達“西藏的”之意，又具有“藏族人”“藏族（人）的”等意義，所以英文Tibetology 或Tibetan studies在漢譯中出現了“西藏研究”“西藏學”“藏學”等不同稱謂。西藏學、藏學的提出，這不僅僅是一個概念的提出，而是學界著手創建一套理論、一個學科的肇始。自此之后，中國藏學研究蔚然成風。

名不正則言不順，中國學人最重正名。為了藏學這門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學科名稱統一可謂是必然趨勢。那么，中國藏學的學科名稱是什么時候統一的，又是如何統一的呢？很多學人已在著述中提到這一問題，但卻沒有給出確切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們知道，“藏學”（Tibetology）一詞首先由喬瑪創制，后來漢譯又經過“西藏學”和“藏學”一學二名、二者統一于“藏學”的過程。要了解這段正名的過程，我們有必要從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的藏學專刊——《西藏研究》的辦刊歷史去探尋。1981年《西藏研究》的創刊是中國藏學研究繁榮發展的一個顯著標志，單從其命名“西藏研究”來看，在創刊之初還沒有樹立起“藏學”大旗的氣概。盡管如此，《西藏研究》從創刊之始就成為了學界關于藏學理論問題探討的重要園地，創刊號首文是西藏社科院（籌）院長多杰才旦的《西藏學研究芻議》。該文雖然對藏學學科的思考不算深入，但在當時的歷史時空下無疑給中國藏學學科的構建打了一劑強心針。《西藏研究》自創刊號（1981年12月）至1985年第4期，其間文章、欄目所涉藏學名稱字眼皆用“西藏學”來稱謂參閱《關于開展西藏學研究的幾點意見》（李有義，1982年第1期）、《喜讀〈西藏研究〉創刊號》（云眾，1983年第1期）、《〈西藏研究〉征稿征訂》（1983年第4期，前內封）、《西藏學研究索引》（楊茂森，1984年第2—3期）、《近年日本西藏學研究和出版管窺》（索文清，1985年第1期）、《〈西藏研究〉創刊三周年編者的話》（1985年第1期，自本期開始設置“西藏學科普園地”專欄）、《臺港西藏學研究資料》（1985年第2期）、《〈西藏研究〉征稿啟事》（1985年第2期）、《最熱烈的祝賀——在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成立大會上的講話》（阿沛·阿旺晉美，1985年第4期）、《我們的殷切希望——在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多杰才旦，1985年第4期）、《為開創我院工作的新局面為努力——關于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籌建工作的情況報告》（拉巴平措，1985年第4期）。而自1986年第1期始起皆用“藏學”之稱謂參閱《新年祝詞》（1986年第1期，前內封）、《藏學學者遍天下 拉薩古城迎貴賓》（1986年第1期）、《〈西藏研究〉征收一九八六年訂戶》（1986年第1期，后內封）、《今年八月將召開拉薩藏學討論會》（巴旺，1986年第2期）、《熱烈祝賀》（1986年第3期，前內封）、《迎接藏學騰飛的盛會——祝賀拉薩藏學討論會圓滿結束》（1986年第4期）、《在拉薩藏學討論會上的講話》（丹增，1986年第4期）、《給我國藏學前輩的致敬信》（1986年第4期）、《西藏藏學學會章程》（同上）、《西藏藏學學會組成人員名單》（同上）、《關于適當時機在拉薩召開國際性藏學討論會的倡議書》（同上）、《團結協作發揮優勢 為我區藏學事業的繁榮興旺爭做貢獻——致全區藏學工作者的倡議書》（同上）等。《西藏研究》自1987年第1期始開辦“國外藏學”專欄。。可見，中文“藏學”名稱之確立正是在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成立（1985年8月5日）之后。這是我們追蹤《西藏研究》的辦刊史得出的結果。對此，我們還可找出兩點佐證：一是西藏社科院成立前編輯、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研究叢刊》書目中《〈西藏研究叢刊〉出版前言》（1982年）及所錄相關前言、序言參見《西藏研究》叢刊第一輯各書：《〈西藏志〉〈衛藏通志〉合刊》（1982年）、《〈西藏宗教源流考〉〈番僧源流考〉合刊》（1982年）、《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資料匯編》（1985年）、《通鑒吐蕃史料》（1982年）、《〈西招圖略〉〈西藏圖考〉合刊》（1982年）、《清代藏事輯要（續）》（1983—1984年）等中主要用“西藏學”稱謂。二是除西藏社科院（籌）出版文獻著述及《西藏研究》所刊文章之外，西藏社科院成立之前學界探討藏學理論類的文章亦是主要使用“西藏學”稱謂，之后則主要使用“藏學”西藏社科院成立（1985年8月5日）之前，諸如《西藏學簡介》（許明銀，載《中國邊政》第86期，1984）等。之后，諸如《中國的藏學研究》（西府，載《瞭望》周刊（海外版）1986年第21期）、《藏學——一門新興的國際熱門學科》（澤旺奪吉，載《歷史知識》1986年第1期）、《回顧與展望我國的藏學研究》（多杰才旦，載《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中國藏學之歷史與現狀》（格桑居冕、王堯，載《留法通訊》1988年第1期）、《藏學研究的歷史進程》（吳豐培，載《中國西藏》1989年第2期）、《藏學研究要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服務》（李冀誠，載《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藏學研究概覽》（杜永彬，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0年第11期）、《藏學研究四題》（鄧銳齡，載《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等。之所以表述為“主要”，是因為之前已經有少數文章表述為“藏學”，諸如于道泉先生在《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資料匯編·序言》（1981年）中已經使用“藏學家”“藏學”“藏學研究”的說法。又如《藏學研究與四化建設》（黎宗華，載《青海藏學會論文選輯》1983年）等。。概而言之，中國藏學的名稱由“西藏學”“藏學”一學二名混雜使用到統一于“藏學”的轉變，基本上是在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成立（1985年8月5日）后得以確立的。自此以降，中文“藏學”名稱使用頻率急劇升高，占據了主導地位，雖然學界至今仍有個別人使用“西藏學”的說法。1986年5月20日，我國建立的國家級藏學研究機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采用了中文“藏學”的學科稱謂，“藏學”成為中國藏學學科規范統一的正式名稱，中國現代藏學學科最終確立。之后，1986年8月1日召開的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藏學學術會議——拉薩藏學討論會，時間持續8天之久，第一次檢閱了中國現代藏學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使中文“藏學”稱謂更加深入人心。

五、創建一種全新的藏學研究體系

任何學科的創建和發展都需要形成并完善一套完整的學科體系，中國藏學也是這樣。囿于歷史的局限性，傳統藏學時期人們思考的更多的是救亡圖存，對藏學的學科理論問題談論較少。文國根的《也談傳統藏學的學科體系》討論的主要是藏族傳統文化的“五明之學”的學科體系，與現代藏學關系不大。西藏社會科學院在籌建成立之初，就敏銳地關注到了藏學的學科體系問題，以“逐步創建馬列主義的西藏學體系”為己任，從多方面開展藏學研究，開創了中國現代藏學研究事業的新局面。

學術是一種專門的系統活動。如果我們把學術活動看成是一個由內部諸要素組成的系統的話，那么合理配置諸要素并保障其有效運轉就顯得尤為重要。一般地，某一學科的學術研究活動必然要涉及研究機構、研究人才、研究資料和研究成果四大要素。作為一個專門學術機構，西藏社會科學院在籌建之初就著力構建一種集機構、人才、出版和資料“四位一體”的建設主干。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藏學界的首要使命是建立藏學研究機構，其次主要任務就是培養藏學科研人員和搜集整理藏學資料。

在建院定位和思想上，西藏社會科學科院建院之初，在黨的領導下，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發揚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從政治、經濟、宗教、語言、文學等方面研究西藏的歷史和現狀，探索和認識西藏社會的發展規律，努力回答西藏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還指出要把工作轉移到以科研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在抓基礎研究的同時，加強應用研究，抓好民族、宗教、經濟、南亞等方面的研究。在建院之初，在定位上明確指出，“西藏社會科學院是區黨委和政府的參謀部門，要為區黨委和政府的決策提供科學的信息和論證”。在人才培養上，尊重并善于培養和發現人才。阿沛·阿旺晉美在西藏社會科學院成立大會的講話中指出：“要善于發現人才、并尊重人才、尊重知識，還要大力培養既掌握民族傳統文化、又有現代科學知識的以藏族為主的科研隊伍。為了發展西藏的社會科學事業，我們不僅要培養一批年輕的科研人員，還要充分注意發揮藏族老學者的作用……”在隊伍建設上，1982年西藏社會科學院招收30名藏族中學畢業生，專門送到中央民族學院藏學專業定向培養，1986年畢業后分配到院屬各個研究部門。當時，院內還開辦藏語文、英語等培訓班，對在職人員以業余學習和脫產學習等形式進行培訓。根據專業需要，西藏社會科學院在發展中將部分中青年學者選送到國外高校進修學習，培養和造就了大量藏學專門人才。建院30年來，西藏社會科學院穩步推進人才隊伍建設，基本形成了一支以藏族為主體、老中青三結合的科研人才隊伍。

在圖書資料建設方面，西藏社科院著力把自己建設成為“西藏學的資料中心和情報信息中心”，在籌建中成立院屬藏文古籍出版社和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專門組織收集、整理、編輯和出版藏漢文古籍文獻。藏文古籍出版工作由時任西藏社會科學院顧問、研究員恰白·次旦平措主持，到1987年底收集約200部、數千萬字，其中不少屬于珍本、孤本和善本，有的還是手抄本。已經整理出版的有《朗氏家族》《歷算論典月輪》《三律儀論說自注》《詩鏡注釋妙音戲海》《弟吳宗教源流》《因明學匯集》《顯密經庫正文及其要義》《娘氏宗教源流》《世界廣論及總論》《佛歷年鑒及五明論略述》《嘎列文法釋難》《西藏歷代法規選編》等。漢文藏學文獻的整理與出版，由西藏社會科學院顧問、編審陳家琎主持，收集大量珍貴藏學漢文文獻資料，其中有從未付梓刊行、頻于失傳的孤本和善本，還有典章文牘、金石文字、實錄方略等200余種。陸續編纂《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西藏藏學漢文文獻匯編》和《西藏學漢文文獻別籍》三部叢書，諸如《通鑒吐蕃史料》《明實錄藏族史料》《清實錄藏族史料》《駐藏大臣傳略》《西藏奏疏》《平定金川方略》《廓爾喀紀略》《清代喇嘛教碑文》等，共出版30多萬冊，受到國內外藏學工作者的重視和歡迎。

結 語

西藏社會科學院是中國現代藏學確立與發展的重要節點。以建國后第一個藏學專刊——《西藏研究》（1981年）的創刊和西藏社會科學院成立（1985年）并作為獨立的事業機構為標志，中國藏學學科最終從民族學之中脫離而出，按照國際學科劃分的標準中國藏學得以真正確立。西藏社會科學院的成立，及其在人才隊伍建設、資料搜集編纂、專門出版機構建設等方面的工作，為后來中國現代藏學的迅猛發展提供了基本經驗和借鑒。之后，中國藏學由“西藏學”轉向“藏學”，促進中國現代藏學不斷走向專業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的發展之路。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既是對中國現代藏學確立與發展的某種探討，也是對西藏社會科學院成立30周年的一種紀念！季羨林、任繼愈等老一輩學者早就指出：“在東方學領域，21世紀將是藏學的世紀。”在中國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也祝愿中國現代藏學不斷走向繁榮發展、走向世界學術的最高殿堂！

（作者：陰海燕 摘自：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