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格薩（斯）爾》史詩傳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其文化價值與藝術成就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而作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百年來的《格薩（斯）爾》史詩研究也在中外學人的不懈努力中得以推進，在藏學、蒙古學和口頭傳統研究諸多領域中皆占有相應的學術地位。今天，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這一發軔于西方的專門化學術研究事業——“格薩爾學”——已經在我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并有了長足的發展。本文基于相關文獻資料的梳理和歸納，對百年來的學術史作一簡要回顧。限于篇幅，難免掛一漏萬。 

一、域外研究：一門學問的興起

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意義上的《格薩爾》史詩學術研究是從西方學界興起的。《格薩爾》史詩最早形成于藏族社會與文化中，后經“北傳”路線，進入以土族、裕固族和蒙古族為主的東北方廣闊地域，直至西伯利亞地區；又經“南傳”線路，傳入納西族、白族乃至喜馬拉雅南麓的各民族地區。因此，現今我們從中亞到東北亞都能看到其可愛的身影。

就其研究來說，對這部史詩的考察也最早從藏族學者開始。首先，9 至 13 世紀，以“贊頌歌”形式討論《格薩爾》史詩，典型代表如二世噶瑪巴的《獻給雄獅圣賢東珠的煨桑歌》[1]。從18 世紀起，尤其從第六世班禪向松巴堪布“討教”有關格薩爾王的身世開始，關于《格薩爾》史詩的內部研究，在藏族學者中完全公開，并成為了一門學問。但究其根底，這類純粹的“考察研究”，還不能算作是具有現代科學理念的學術研究。這是學術界的共識，不僅《格薩爾》史詩的研究情況如此，這種現象還普遍存在于我國其他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中。那么，具有現代科學理念的《格薩爾》史詩研究是如何興起的呢？

（一）史詩資料的發掘、翻譯與史詩藏文本的發現

1772 年，德國博物學家帕拉斯（P. S. Pallas，1741-1811）在西伯利亞的買賣城（mai－mai tch’eng，現屬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的恰克亭斯基地區 Kyakhtinsky District）見到了一座格斯爾廟。他在介紹這個情況的游記中，還提及蒙古地區有一部關于格斯爾的巨著，但沒有引用原文資料。[2]自此，歐洲學者開始搜集與關注《格薩爾》史詩。但是，最初搜集、研究的資料均來自俄羅斯的蒙古人、蒙古國以及中國境內的蒙古民族中傳承的《格斯爾》史詩。特別是俄國學者雅科夫·施密德（I. J. Schmidt）刊印了蒙文《格斯爾》北京木刻本，譯為德文于1839 年在圣波德堡出版，并作了序文，討論了這部史詩的起源、語言特色等問題。這可算是《格薩爾》研究這門學問最初的起源。接下來，學界開始將搜尋的目光集中到這部史詩的“原初”樣子，即它的藏語文母本的情況。

1885 年，俄羅斯學者波塔寧（G. N. Potanin，1835－1920）在現在的青海省民和縣三川地區的寺院中發現了五個故事（部）[①]的藏文《格薩爾》抄本。[3]1900 年，德國傳教士兼學者弗蘭克（A. H. Francke，1870－1930）首次在拉達克記錄了五個故事（部）的口傳藏語本《格薩爾》。[4]19 世紀 20 年代，達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éel，1868－1969）和庸登喇嘛（Lama Yongden，1899－1955）在今天的青海省玉樹州結古鎮搜集到了《格薩爾》的口傳本和手抄本，并將二者匯編成十個故事（部）的《嶺格薩爾的超人生活》。[5]在為此書所作的序言中，印裔法國學者列維（Sylvain Lévy，1863–1935）稱《格薩爾》史詩是“中亞的《伊利亞特》”，從此這個稱號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贊同，一直沿用至今。1942 年，俄羅斯學者羅列赫（G. N. Roerich）總結過去搜集的資料，提出了“原始《格薩爾》史詩”是源于佛教傳入之前的唐古特（蒙古人對安多藏族的稱呼）和西藏東北部族的英雄史詩，以及“格薩爾”一詞可能來自西藏和唐古特東北部族從突厥人那里借用的羅馬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稱號等觀點。[6]

（二）“格薩爾學”的奠基：兩本總結性的著作

1957 年，蒙古國學者策·達木丁蘇倫（Ts. Damdinsuren）的副博士論文《“格斯爾”的歷史源流》出版。這是有關研究《格薩爾》起源、歸屬問題和主題特征的重要論著，主要觀點是：（1）關于格薩爾的身份與歷史問題，論文把藏文戈斯拉斯（go－sras）等同于唃廝羅，認為格薩爾就是宋代在青塘地區（現在青海省西寧市）創建政權的唃廝羅（漢文獻有相關記載），“把史詩、中國編年史和上述藏文著作做過比較之后，我們可以得出唃廝羅和格薩爾汗是同一歷史人物的結論”， [7]力圖澄清克拉普勞特的關帝說。論文不同意歐洲東方學者的凱撒說法，對科津將格薩爾與成吉思汗混為一談進行了批駁。（2）關于《格薩爾》的民族屬性，他認為《格薩爾》是西藏、蒙古、布里亞特的獨特作品。“大家知道，中亞各族人民，蒙古、西藏和突厥的各階層的集團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但在經濟聯系方面互相合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有最親密無間的交際往來。所以這種狀況不能不反映到上述各民族的史詩作品的性質上。” [8]此外，他還認為《格薩爾》具有人民性，而非封建統治者的作品，進而提出：“顯而易見，這里有關于圣徒巴達瑪薩姆巴（蓮花生）出生傳奇故事的影響。”[9]

1959 年，法國學者石泰安（R. A. Stein）的博士論文《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的研究》出版，此書以其精深詳細的資料工作和文獻考證總結了國外的《格薩爾》研究，其出發點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策·達木丁蘇倫，但作者更關心這部史詩的形成過程。此書的主要觀點是： （1）史詩《格薩爾》至晚形成于 14 世紀； （2）史詩是以印度四天子傳說為基礎的； （3）格薩爾名字最早來自凱撒大帝，后經中亞伊斯蘭教地區和于闐傳入西藏；（4）史詩由兩大文化倉庫組成：外來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 （5）說唱藝人兼有宗教職事者和詩人的雙重角色；（6）史詩起源于民間節日； （7）史詩受到了宗教界的影響； （8）英雄格薩爾具有雙重角色特征：國王與小丑；（9）史詩可能是一些佛教“瘋子”與流浪藝人合作編輯的結果，等等。 [10]此書更加細致地分析了在他之前國外學者提出的主要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史詩的起源研究。

（三）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的研究

1965 年，自西藏安多地區搜集《格薩爾》史詩返回德國的學者赫爾曼斯（M. Hermanns）出版了《西藏的民族史詩〈嶺格薩爾王〉》，特別對《霍嶺大戰》進行了探討。依據西藏與突厥之間的戰爭歷史，得出了史詩可能產生于公元前 5 世紀至公元 3 世紀等觀點。[11] 70 年代，法國學者艾爾費（M. Helffer）依據本國研究《格薩爾》史詩的傳統，對《格薩爾》史詩中的《賽馬稱王》的音樂旋律進行了研究，進而討論了史詩反映的文化內涵。[12] 此外，德國學者胡默爾（S. Hummel）、卡舍夫斯基（R. Kaschewsky）和白瑪次仁（Pema Tsering）等人對史詩《格薩爾》進行了類型和母題研究，取得了積極的成績。[13] 90 年代，英國學者薩繆爾（G. Samuel）  [14]、美國學者科恩曼（R. Kornman）、德國學者赫爾曼（S. Herrmann）等學者也從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了《格薩爾》史詩。特別是赫爾曼女士，她在弗蘭克之后又以錄音方式記錄了拉達克地區的《格薩爾》史詩，從而保存了重要資料。[15]

此外，印度、不丹等國自 60 年代以來搜集并出版了不少《格薩爾》手抄本，比如不丹出版了 33 部，印度出版了 45 部，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礎資料。

總之，自 18 世紀《格薩爾》在歐洲引起關注，到今天發展成為一門國際性學科，二百多年來，國外學者一直沒有停止過對這部史詩的搜集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績，形成了鮮明的研究特點。特別是 1960 年以前國外對這部史詩的調查、搜集和理論探討，在《格薩爾》史詩學的建設上具有重要意義，對中國開掘《格薩爾》史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國內研究：從初創到勃興

1916 年，晚清舉人徐珂編輯的百科全書式野史巨著《清稗類鈔》出版，其中收錄了一篇稱作“西藏神話《蠻三旺》”的短小故事。這個故事估計是現代中國文獻中最早載錄的《格薩爾》史詩故事，當為《北方降魔》與《霍嶺大戰》的混合片段。[16]

（一）四川地區的搜集與研究

1928 年，任乃強參加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的西康考察計劃，初次了解到《格薩爾》史詩的抄本，見到了有關史詩的唐卡畫，欣賞了說唱史詩的熱烈場面。[17]不久，在其藏族妻子的協助下，發表了《格薩爾》史詩《北方降魔》片段的譯文。[18]

19 世紀 40 年代，任乃強先后發表了多篇文章，分別探討《格薩爾》史詩在藏區的流傳情況、其部數以及說唱特點等問題。[19] 韓儒林介紹和總結了西方學者研究這部史詩的功績與動因，同時提供了不少有關《格薩爾》的中外文獻資料和同時代人的調查研究報告，揭示了史詩的傳承情況和與之相關的民俗和信仰等。[20] 此外，四川華西協和大學的謝國安、劉立千、陳宗祥、彭公侯、李安宅等也作了翻譯、搜集、初步的介紹性研究工作。同時，他們也為石泰安提供了搜集資料與翻譯方面的幫助。[21]

總之，這個時期《格薩爾》史詩的搜集、研究以四川地區的學者為主，他們的成績有以下幾點：（1）探知了史詩“十八大宗”的目錄，認為史詩總計有 18 部、19 部和 25 部三說； （2）認為《霍嶺大戰》為史詩的中心章節，指出史詩被漢人稱作“蠻三國”的原因也來自于此； （3）辨別了格薩爾信仰與關羽信仰的區別； （4）認為西方學者研究這部史詩的目的在于尋找西方文化在東方傳播的特點。

（二）青海地區的搜集、翻譯、整理與研究

1. 華甲、王沂暖與“貴德分章本”

1953 年 3 月，在青海省組織的全省文藝匯演中發現了貴德縣《格薩爾》藝人華甲。1957 年，青海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下簡稱“青海文聯”）響應中央“繼承發揚優秀民族文化遺產”的號召，敦請華甲藝人和王沂暖翻譯、整理了華甲搜集于貴德縣的一個抄本（文革后以“貴德分章本”之名公開出版），[22] 后來在《青海湖》（1957 年 7 月號－1960 年 6 月號）雜志上連續發表了部分內容，當時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2. 徐國瓊及青海文聯的搜集

1958 年 1 月，熱愛史詩的徐國瓊從中國文聯調往青海文聯，直到 1966 年為止。他與華甲藝人去青海省貴德縣、化隆縣、黃南州，后來他獨自前往甘肅省的甘南州、四川省的甘孜州和西藏自治區的昌都地區，搜集了《格薩爾》史詩，獲得了大量資料。195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向各級宣傳部批轉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為國慶十周年獻禮擬定的“中國歌謠”叢書和“中國故事”叢書編選計劃，其中指定藏族的《格薩爾》由青海負責定稿和寫序工作。1959 年 2 月，青海文聯成立“《格薩爾》工作組”，繼續進行搜集與翻譯工作。1960 年 4月，青海文聯召開民間文學代表大會，青海民間文學研究會正式成立。此后，組建 200 多人的“青海民間文學調查團”，展開了對全省 39 個縣、135 個公社、588 個生產隊的民間文學調查工作。從此，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格薩爾》史詩的調查搜集和以翻譯為主的資料學工作開展起來。到 1966 年 7 月青海文聯撤銷前，它總共搜集到 150 多部《格薩爾》手抄本與木刻本（含同一種部本的異文本）。[23]

3. 青海文聯的翻譯、整理與研究

1959 年 4 月，青海文聯編印了華甲、王沂暖翻譯為漢文的《格薩爾王傳》（草本一、二、三、四），從此拉開了青海省翻譯、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序幕。其中參加翻譯工作的人員還有歐旺群丕、吉合老、楊質夫、吳均、納朝璽、鐘秀生、祁萬秀、茍國明、馬世林等人。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學者沒有得到在譯稿上署名的機會。到 1966 年為止， 《格薩爾》史詩“翻譯編印成書的資料本多達 74 本，計 1800 多萬字”。[24] 同時，也以王沂暖、徐國瓊、王歌行、左可國為主開始了《格薩爾》漢文本的整理工作。這種帶有一定導向的漢文本整理工作的特點 [②] ，反映在當時唯一公開出版的《格薩爾 4·霍嶺大戰上部》中，甚至還影響到了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格薩爾》史詩的漢文翻譯風格，比如王沂暖等人的漢譯本。

1959 年 4 月，青海文聯編印內部資料《搜集、研究青海藏族文學的參考材料》第一期和第二期。此后從第三期開始，此刊更名為《青海民族民間文學資料》，到 1961 年為止，總共出版了八集輯錄《格薩爾》史詩的國內外研究資料。在第一、二期上登載了楊質夫和吳均的觀點，批評了《格薩爾》是“蠻三國”之說；在沿用任乃強此論點時，提出了自己的根據。關于格薩爾為唃廝羅說，楊、吳之間則有差別，楊對任乃強的這個見解提出了質疑，而吳卻用更多的資料證明和發展了這個見解（上世紀 80 年代，吳又否定了此說）。

1959 年 12 月，徐國瓊在當時的權威學術雜志《文學評論》（中國科學院文學所主辦）上發表了《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25] 這是解放后中國學者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有關藏族《格薩爾》史詩的學術論文。這篇論文的觀點： （1）“藏族民間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是一部珍貴的富有高度人民性和藝術性的民間文學作品，廣泛流傳于我國廣大藏族民間。” （2）在作者問題上，認為“很有可能在詩人還沒有用文字記述以前，民間就流傳著格薩爾的故事，或至少流傳著能夠用來作為充實詩人記述不足的，有關對格薩爾祝福的頌詞了”。（3）在史詩的產生年代上，贊同當時國內外學者們的共識： “那末，最初的格薩爾故事，產生于十一世紀末是有可能的。”“至于全部史詩，則可能自十一世紀以后，在幾百年間逐步創作發展而成的。”

1962 年 5 月，黃靜濤的《格薩爾 4·霍嶺大戰上部·序言》是史詩被列入中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個明顯標志：（1）史詩主人公或許有這個歷史人物，但關鍵在于以他作為了“模特兒”；同時或許有這樣一些歷史事件，拿來作為史詩的內容，經過演繹，就形成了史詩。（2）指出挖掘、整理《格薩爾》史詩的巨大現實意義在于，它具有藝術價值、認識價值、社會文化的傳統價值、創造新文化的價值以及百科全書的價值等。（3）在史詩產生年代的問題上，指出這個問題的徹底解決需要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民族學家、地理學家、佛學家及文學家們的通力合作，從各方面了解它的產生和形成，從歷史的整個發展過程去把握。[26]

（三）以北京為中心的調查搜集、翻譯及出版

1978 年 11 月，青海省舉辦了為《格薩爾》史詩平反[③]的大會。1979 年 5 月 28 日， 《人民日報》轉載了《民間文學》1979 年第 2 期上的文章《為藏族史詩〈格薩爾〉平反》一文。這些舉動在社會上引起了積極的反響。[27] 1979 年 8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籌備組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聯合向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及中央宣傳部提出了《關于搶救藏族史詩〈格薩爾〉的報告》。[28] 該報告奠定了新時期 [④]《格薩爾》史詩搶救搜集的基調和風格。

1979 年，由四部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文化部、中國文聯）成立了全國統一的領導組織機構—— “全國《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⑤] ——并設立了辦公室。相應地，史詩流傳地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肅、云南、內蒙古、新疆等七省區也成立了《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各地方《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依據地方特色設在地方文聯、民委、地方大學等機構內，這樣形成了全國統一的搶救和搜集機構。[⑥]

1983 年， 《格薩爾》史詩的搜集與搶救項目被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六五” （1980－1985）、 “七五” （1986－1990）規劃，自此開始了全國范圍的十年（1980－1990）搜集搶救工作。其間，召開了四次全國《格薩爾》史詩工作會議（1980、1981、1982、1984），一次全國《格薩爾》藝人演唱會（1984），三次全國《格薩爾》工作表彰大會（1986、1992、1997）。此外，該工作領導小組還組織召開了國內《格薩爾》史詩研討會（1983、1985），國際《格薩爾》學術研討會（1989、1991、1993、1996、2002、2006）。這些活動在《格薩爾》史詩的搶救搜集和宣傳方面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總之，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搜集工作到 1991 年為止基本結束了，但各地方組織的藝人說唱錄音工作或調查藝人、抄本和文物遺跡的工作，仍在持續進行著。到 2000 年，調查到藏文《格薩爾》史詩目錄 227 部，搜集到 120 部（其中包括手抄本、木刻本、藝人說唱錄音記錄本和藝人說唱錄音等內容上不相同的《格薩爾》文本），錄制藝人說唱磁帶 5000 多小時，獲得不少《格薩爾》民俗文物，這些資料保存于各地方《格薩爾》辦公室。出版藏文《格薩爾》105 部，發現了 120 多位說唱藝人，獲得“杰出藝人稱號”的 2 位，獲得“優秀藝人稱號”的 22 位。[29] 

三、“格薩爾學”的長足發展：新時期以來的研究

1979 年至 1987 年， “用馬克思主義的史詩理論，描述《格薩爾》的主題思想，人物塑造，情節結構和語言藝術”，[30] 認為史詩反映了為民除害、保護人民，反對侵略、保衛祖國的思想。 [31] 這種討論占據著主流，事實上承襲了蘇聯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詩研究理論與問題意識。

1987 年至 2000 年，熱衷于探討《格薩爾》史詩所反映的社會歷史文化，尤其集中探討古代藏族宗教信仰文化與傳統社會制度，例如古代藏族氏族社會中錯綜復雜的姻親關系和血緣關系等。[32] 這些制度依然深刻影響著現今的藏區生活，因而史詩是藏族古代社會的一面鏡子。這種研究糅合了馬克思的史詩觀與流行的西方文化人類學的觀點。

1984 年以來，吳均、毛兒蓋·三木丹、洛哲嘉措等學者研究格薩爾的歷史真實性問題，開啟了史詩研究的“歷史學派”。后期更多藏族學者延續了這種研究，并繼承傳統藏族學者的觀點，推進了這方面的研究，最終達成共識，認為格薩爾是 11 世紀的歷史人物，史詩是其傳記。王沂暖集中探討了史詩的部數、行數、分類法以及藏蒙《格薩（斯）爾》的關系等問題，提出《格薩爾》存在分章本與分部本的差異。與此同時他認為：通過逐行計算，《格薩爾》史詩堪稱“世界上最長的史詩”；蒙古族《嶺·格斯爾》源自藏族《格薩爾》，但又有自己的特點。[33]

楊恩洪先后調查了西藏那曲地區、昌都地區，四川甘孜州、青海果洛州、玉樹州的藝人情況，對藝人的類別與說唱特點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她認為藝人從傳承方式上可劃分為五類，即神授藝人、聞知藝人、掘藏藝人、吟誦藝人和園光藝人。[34] 此外、東嘎·洛桑成列、角巴東主、恰噶·多杰才讓等也進行了相關研究。尤其是巴仲（后期歸為多巴念夏，即民間術士的一種類別）藝人的神奇創作天賦，引起了大家的關注。[35]

降邊嘉措、王興先等學者對《格薩爾》史詩研究的學科建設問題更為關注。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西北民族大學《格薩爾》研究院的研究生導師，他們從學術傳統的代際傳承出發，著眼于研究梯隊的建設，從人才培養方面開啟了“格薩爾學”的新起點。此后， “《格薩（斯）爾》史詩”這一研究方向畢業的碩士研究生與博士研究生逐漸增多。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 《格薩爾》史詩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西北民族大學的“文庫本” （1992－ ）[36]、中國社科院的“精選本”（1996－2013）、西藏社科院的“桑珠本” （2000－ ）、青海文聯《格薩爾》研究所的“優秀藝人本” （2008－ ）等大型項目得以開展。以“精選本”為例，1996 年立項，計劃精選40 部已搜集的《格薩爾》抄本，進行異文本之間的校勘后出版。但是，首批出版的前 4 部（2001 年）受到了如下詬病：或未經任何選擇，將所有異文本匯編為一冊，比如《天界篇》，或將各種異文本“根據自己喜好”進行“剪貼式”處理，比如《霍嶺大戰》。此后，經編委會討論決定，只做“精選”與文字校正工作，并將范圍擴大到藝人說唱本，至 2013 年底終于完成了全部編纂出版工作。

2000 年以來，中國相繼開展了民族民間文化搶救工程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的協調下，藏區各地開始重視史詩傳統的傳承與保護，在研究方面則呈現出兩個特征：一部分學者開始深入研究藝人問題，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比如白瑪龍·仁增、金果次平，他們或者修正前人的研究成果，比如白瑪龍·仁增提出了多巴念夏藝人類別；[37]或者對某個藝人進行專題研究，比如金果次平研究桑珠藝人。另一部分學者開始認真整理抄本文獻，比如曼秀·仁欽道吉詳細分析了十八大宗各個抄本的產生、涉及的地理、文體風格特點等，為進一步研究史詩的形成等問題提供了新視角。

四、小結

總之， “格薩爾學”的研究工作正在我國如火如荼地繼續著，特別是近年自這部史詩列入聯合國非遺名錄以來，相關的保護工作得到了加強，全國范圍內興起了新一輪熱潮。我們期望，不久的將來，隨著保護、搜集、研究工作的進展，配合“一帶一路”倡議，拓展與周邊國家和地區間的合作交流，會將“格薩爾學”的研究推上更高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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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任乃強.關于《蠻三國》的初步介紹［C］//趙秉理編.格薩爾學集成（第二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0:667.

[18]任新建.介紹一篇最早的漢譯《格薩爾》［C］//四川《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格薩爾史詩》資料小輯（第十輯）.成都:四川《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1991:54.

[19]任乃強.關于《蠻三國》［C］//趙秉理編.格薩爾學集成（第二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0:673－674；任乃強.關于格薩到中國的事［C］//趙秉理編.格薩爾學集成（第二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0:674－675.

[20]韓儒林.關羽在西藏［C］//四川民族研究所編.民族論從（第 14 輯）.四川：四川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學會，1995:133－137.

[21]古正熙.為《格薩爾史詩》做出貢獻的人們（一）［C］//四川省《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編. 《格薩爾史詩》資料小輯（第八輯）.1988:47－49；李安宅.介紹兩位藏學專家［C］//四川省《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編. 《格薩爾史詩》資料小輯（第十輯）.1991:60－64.

[22] [24]徐國瓊. 《格薩爾史詩》談藪［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25.48.

[23]徐國瓊. 《格薩爾史詩》談藪［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24.51.黃金花，李連榮.青海早期《格薩爾》史詩資料學建設研究［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15， （4）:68.

[25]徐國瓊.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J］.文學評論，1959， （6）:45－54.

[26]青海省民間文學研究會翻譯整理.格薩爾 4·霍嶺大戰上部［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1.29.

[27]徐國瓊. 《格薩爾》史詩求索［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5.16.18.

[28]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所（王克勤，何淙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所《格薩（斯）爾》案卷目錄索引（1979－1991）·專 36 號第 1 條“關于搶救藏族史詩《格薩爾》的報告” ［Z］.1991.

[29]全國《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關于授予二十四位藏蒙藝人《格薩（斯）爾》說唱家稱號的報告［C］//趙秉理編.格薩爾學集成（第四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2339－2340.

[30]張曉明.關于《格薩爾》研究的思考［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6， （4）:29.

[31]佟錦華.英雄史詩《格薩爾傳》［C］//降邊嘉措等編. 《格薩爾王傳》研究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56－58.

[32]尊勝.格薩爾史詩的源頭及其歷史內涵［J］.西藏研究，2001，（2）:27－40；孫林，保羅. “瑪桑格薩爾王”及其相關氏族考 —— — 《格薩爾》古氏族研究之一［J］.中國藏學，1996， （4）:54－67.

[33]王沂暖.蒙文《嶺格斯爾》的翻譯與藏文原本［J］.西藏研究，1987，（2）:26－29；王沂暖.關于藏文《格薩爾王傳》的分章本［J］.西北民族研究，1988， （1）:225－232；王沂暖.藏族史詩《格薩爾》的部數與行數［J］.中國藏學，1990， （2）:107－126.

[34]楊恩洪.民間詩神 ——格薩爾藝人研究［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72.83.

[35]Dung dkar blo bzang ‘phrin las kyis，’dzam gling thok dkon pa’I babs sgrung mkhas can rnams kyingo mtsar che ba’I khyad chos la dpyad pa［A］.bkra shis thse ring gis bsgrigs，ge sar rigs pa’I skor gyi dpyad rt－som gces bsgrigs ［C］.Beijing:krung go’I bod kyi shes rig dpe skrun khang，1996: 24－32.

[36]王興先.格薩爾文庫·前言［C］//甘肅省《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西北民族學院《格薩爾》研究所編.格薩爾文庫（第一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6:1－5.

[37]Padma lung rig ‘dzin.gling sgrung gi dpyad gtam dpyid kyi pho nya’dbyans rta［M］.lhasa:bod ljongsbod yig dpe rnying dpe sgrun khang.2005.111.125.

[①] 在中國《格薩爾》研究界，用“部”一詞來指《格薩爾》史詩的一個長篇完整的故事。自從王沂暖提出了《格薩爾》存在“分章本”與“分部本”的差異后，學界基本認為， “章”與“部”的差別僅在于故事的長短。蒙古族傳承的《格斯爾》一般多為“分章本”，藏族傳承的《格薩爾》一般多為“分部本”。

[②] 比如刪除宗教內容、歌頭、 “啰嗦重復”，簡化詩行，補充或修改情節。因為是民間文學，文詞須通俗化、大眾化等等。

[③]平反”是“文革”以后經常使用的詞，大意是指通過上級行政機關，撤銷“文革”期間對某人的政治身份、工作生活方面的錯誤“判定”，恢復原來的正確身份與工作職位。

[④] 這是中國文學界的一種劃分文學階段的概念，指的是“文革”以后的時期。

[⑤] 最初稱作“《格薩爾》翻譯整理協調小組”，成立于 1979 年 10 月，由中宣部領導，國家民委、中國文聯、中國社科院組成。1984 年 2 月更名為“全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自此文化部加入了進來。1990 年 11月開始使用“全國《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的名稱。自 2002 年開始，國家廣電總局也加入了進來。這樣總共由五部委組成。辦公室設于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藏族文學研究室內。

[⑥] 各地建立機構的時間有先有后，最早的地方大約于 1980 年左右成立機構，比如西藏。到 1984 年，各地的機構基本上都建立了起來。

（作者：李連榮      摘自：《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