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最早提出把對藏族文化的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藏學”，把匈牙利學者喬瑪推崇為藏學的鼻祖。但從歷史的角度看，不論是從藏族文化內部的不斷累積、總結和研究發展方面看，還是從祖國內地不斷有學者對藏族和藏族歷史文化加以探究和著述方面看，都應當說，青藏高原是藏族文化的發祥地，中國是藏學的故鄉，中國的藏學研究源遠流長。

一、現代藏學的特點

中國藏學的發展可以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階段。現代藏學指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藏學。為什么這么劃分呢？

首先是整個藏學的指導思想、理論、方法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古代藏學也有相對完備的理論和方法，但它以神學特別是藏傳佛教思想占主導地位，以大、小五明為學科體系。近代以來，由于科學知識的引入，新興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借鑒、運用，特別是在西方人文思想的影響下，藏學研究逐步脫離宗教神學范疇，開始走向社會，貼近現實。隨著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宗教學等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引入與運用，產生了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藏學，即近代藏學。

現代藏學和前兩階段的藏學是根本不同的。新中國成立以后，藏學研究工作者開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指導學術研究。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藏學工作者以鄧小平理論為指針，當前，在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國藏學研究正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廣大藏學工作者繼承了老一輩藏學家的優良傳統，堅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吸收和運用當代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方法、手段，大膽探索，勇于創新，不斷前進。

第二，研究領域有很大的突破，而且研究逐漸由廣度向深度發展。過去，即使按藏族傳統的大小五明來算，也只有十個學科，經濟學、考古學等等許多學科和課題沒有涉及。建國以后，藏學學科領域的擴展不是在個別領域，而是多領域的、全方位的，發展成為研究西藏及其他藏區社會各個方面的綜合性學科。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宗教學等一些原有的基礎性學科的研究繼續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加強；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需要，一些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語言學、法學研究等學科應運而生，快速發展，形成了自身的研究體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成為藏學領域里充滿活力的新生力量。此外，近年來還相繼出現了一些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他們在西藏的建設、發展和穩定的事業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同時，也使我國藏學研究體系得到不斷的補充和完善。

第三，學者隊伍也有很大的變化。過去，國內只有少數的學者從事藏學方面的研究，在西藏由于社會制度和經濟條件的限制，只有高僧和少數文化人做些與研究有關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藏學研究隊伍無論從民族結構還是從知識結構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僅在民族成分上有很大的擴展，而且有大批受過現代方法和理論訓練的各族學人加入了藏學研究隊伍的行列。另外，研究人員規模也有很大的發展，目前全國從事藏學研究的專業人員已超過了2000人。

第四，藏學研究的功能發生了變化，這是現代藏學很重要的一個特點。藏學研究不再是純學術的東西，而是和西藏及其他藏區整個社會生活、人民需要緊密地結合、聯系在了一起。貼近社會，繼承傳統，發揚優秀。

這是對現代藏學所作的總體把握。

二、現代藏學的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以后的藏學研究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中也可分析出一些發展階段。

1、新中國成立初期階段

這是現代藏學的起步階段，做了大量的奠基性的工作，也出現了一些成果。隨著全國的解放、國家社會制度的變革，藏學研究工作基本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方法在藏學研究工作中得到應用。西藏和平解放后，1951年5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組織中國科學院及一些高等院校的科學工作者，組成“西藏工作隊”，首次在西藏進行了歷時兩年，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眾多學科的綜合考察。在廣泛開展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同時開展了一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在社會制度、指導思想的變革的時代影響下，產生了一些基礎性的工具書，如《格西曲扎詞典》《漢藏語新詞匯》等。這些詞典的出版，為進一步發展藏學研究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礎性的資料。這一時期，國家已經開始以不同的形式培養藏學和藏族人才，藏族與漢族及其他民族學者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得到加強。盡管這一時期培養的人才規模不大，從事藏學研究的漢藏等各民族學者人數不多，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源于那時的許多成果都是由漢藏族以及其他民族學者共同完成的。

2、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區社會制度變革階段

這是現代藏學的發展階段。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區社會制度的變革，給藏學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歷史機遇，藏學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階段出現了新的特點。

一是學術資源的公眾化。以前西藏的許多學術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民主改革后這些資源轉為國家和人民所有，為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厚的基礎資料。

二是社會調查的不斷深入。在社會制度沒有變革的情況下，在西藏和其他藏區進行調查研究，總會受方方面面的制約，難以深入實際。隨著西藏及其他藏區社會制度的變革，各種社會調查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如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由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和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先后組織了兩次大規模的社會歷史調查，對西藏和各藏區的社會現狀、歷史沿革、語言文字等基本情況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為全面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區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調查材料。這些調查材料后經整理以“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的形式獲得公開出版。

三是人才培養進入了新的階段。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央民族學院等民族院校相繼開設了藏語言文學專業，大量招收培養藏族本科生，以培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用現代科學和方法從事相關工作的人才。1960年，在周總理的親自關懷下，中央民族學院還開設了藏文研究班。當時的著眼點非常清楚，藏族歷史悠久，有著豐富的文化和大量的文獻資料，必須培養高級研究人才。主講教師既有學有所長的藏族專家學者，也有漢族等其他民族的知名學者。在周總理親自出面工作下，著名學者喜饒嘉措大師也被請親自登臺授課。喜饒嘉措大師在課堂上笑稱，這是總理親自讓我來的，說是不講課，肚子里的學問是要腐爛的。

四是成果突出。我們現在看到的不少資料都是這一時期開始整理、撰寫的，只是正式公開發表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情。比如前面提到的《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達賴喇嘛傳》、《班禪額爾德尼傳》、《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1]、《藏族簡史》、《藏族文學史》[2]等，實際上都是在這一階段的大量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的。

然而，當藏學研究事業正呈現出良好發展勢頭的時候，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受極左路線的影響，文革時期全國的學術研究活動都被迫停止，藏學研究也同其他學科一樣基本上停止，而且大量資料以“破四舊”的名義被銷毀，人員遭到摧殘。

3、改革開放以后

這是現代藏學的復興階段，以1977年鄧小平批準編撰出版《藏漢大辭典》為標志。張怡蓀教授主編的由藏漢等多民族的很多學者參與編撰的《藏漢大辭典》收詞5.3萬余條，是當今世界已刊印的藏語詞典中收詞最多、詮釋詳備的洋洋巨著。到現在為止，它還讓我們引以為豪，因為不論走到世界的哪里，都會發現那里的藏學家案頭必有一本《藏漢大辭典》，誰都離不開它。

總括起來，這一階段的研究呈現出以下的特點：

一是人才方面形成了一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具有較高的專業修養、梯隊結構相對合理的研究隊伍。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陸續招收藏學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到21世紀初，全國已經培養了一大批藏學研究人才，其中碩士近200名，博士數十名，藏學研究隊伍空前壯大，形成了老、中、青結合，藏漢等各民族學者團結協作，以中青年科研人員為骨干的藏學研究隊伍的新格局，顯示出中國藏學的勃勃生機。

二是改革開放以后，黨和國家對藏學事業高度重視，先后建立了一批專業性較強的藏學研究機構，更加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藏學研究事業。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西藏社會科學院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相繼建立。此后，北京、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區，又先后建立起一批專門的藏學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在圍繞著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和西藏及其他藏區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在學術戰線、理論戰線和對外宣傳方面積極開展研究活動，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

此外，在我國的一些省區還先后成立了群眾性的學術團體，如：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會、西藏自治區藏學學會、四川省藏學書院、甘肅省藏學研究會、云南省民族學會藏學研究會，以及有關省區的藏語文研究會、《格薩爾》研究會、藏醫研究會、民族語文翻譯協會等。

三是專業出版方面，原來的民族類出版社和幾個藏區的出版機構都對藏學事業做了很大貢獻，改革開放后，不僅原有出版機構進一步加強了對藏學成果的出版發行工作，而且成立了像中國藏學出版社、西藏古籍出版社等專業出版機構，出版了大量的藏學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為我們更多地了解藏學、了解藏族文化奠定了基礎。學術刊物有《中國藏學》、《中國西藏》、《西藏研究》、《西藏大學學報》、《西藏民族學院學報》、《西藏藝術研究》、《藏語文工作》、《西藏教育》、《西藏科技》等等。它們為我國的藏學工作者搭建了施展才華的舞臺，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發表和出版成果的園地，也為我國藏學研究培養了人才、壯大了隊伍。

四是這一階段除了把先前一些階段整理、撰寫好的部分資料和研究成果加以公開出版外，還出版了很多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影響的最新成果。比如工程浩大的藏文版《中華大藏經》的對勘、整理，可謂前無古人，國家投入巨資，大批藏學界、佛學界的藏漢等各民族學者共同參與。[3]另外還有像《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史》、《西藏經濟簡史》、《青藏高原環境與發展》叢書，還有藏文古籍和《格薩爾王傳》[4]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同樣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西藏的考古和文物研究工作的進步，既拓寬了藏學的研究視野，也推動了藏學研究的深入。《昌都卡若》、《古格故城》、《拉薩曲貢》、《西藏布達拉宮》等一大批以文物考古和古建筑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相繼面世，為藏學研究開辟了一個更加廣闊的研究領域。

藏學研究工作的迅速發展，相關藏學研究成果的不斷問世，對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準確介紹藏族地區的社會變革、藏族文化，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為西藏和其他藏區的改革、開放、穩定、發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2004年秋季召開的全國藏學協調會為標志，中國現代藏學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中國現代藏學的未來展望

步入21世紀以后，國際上藏學越來越熱，國內藏學研究隊伍不斷成長、壯大，中國藏學研究面臨的任務和挑戰也日益嚴峻。在全球化、信息化這樣一個知識爆炸而社會問題頻出的時代，國內相關藏學機構之間加強聯合、協作，共同發揮我國藏學故鄉及藏學資源豐富和專家學者眾多的優勢，可以更加廣泛、深入地推進藏學研究事業，推出更多的藏學精品力作，更好地為西藏和其他藏區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和諧發展服務，向世界上一切關注、關心中國西藏和藏族人民的各界人士及時介紹西藏和其他藏區發展進步的客觀進程。2004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藏學協調會，正是適應了這一時代要求。

需要強調的是，全國藏學協調會只是一個標志。實際上，國內藏學機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不同單位專家學者之間聯合攻關課題，在這之前一直都有，一直都在進行，很多成果都是大家通力合作的結果。與協調會所要達成的目標相比，只是在此前的合作中，參與合作的機構還不夠全面，一些資源、信息、人才的優勢互補效應還遠沒有體現出來。協調會的成功在于它反映了分散在國內各藏學機構中的專家學者的共同心愿，把全國各藏學機構都納入了一個體系，確立了聯合、協作的一些機制和形式。比如，作為一種新的形式，課題招標制度為藏學研究工作者的通力合作提供了更好的機遇；“珠峰獎”的評選活動，這是藏學領域設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獎項，有利于進一步調動大家投身藏學研究事業的積極性，激勵大家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還有，協調會之后個別大課題項目組中，也開始請進了國外的同行專家，這也是一大突破。當然，2004年全國藏學協調會只是一個開頭、一個標志，確立了一些合作的機制和形式，但這是第一步，它的重要性在于達成了需要合作才能共贏的共識，至于如何進一步加強合作，整合方方面面的藏學資源，形成合力，還需要不斷探索。從2年來的實踐效果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協調會之后，中國現代藏學出現一個新的繁榮發展局面是可期的。

所以這樣看好未來，是因為我們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

一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優勢。新中國成立以后，藏學研究工作一直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被視為國家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涉藏工作的一部分，視為提高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一部分。去年新出的《中共中央關于西藏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更是提出要“加強藏學研究，培養一支堅持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藏學研究隊伍”。在中央文件中明確地對藏學研究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還是第一次，說明黨和國家對藏學工作是越來越重視了，也表明黨和國家對藏學研究工作有新的期待。

二是資源優勢。我國開展藏學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從歷史上來說，包括地上、地下的文獻資料[5]和實物資料，都保存在中華大地；從現實來說，西藏的人民、西藏和其他藏區的社會正處在國家的改革開放、建設小康社會、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樣一種活躍的、豐富多彩的社會氛圍之中，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社會長期穩定，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內容日益豐富、水平不斷提高。這樣的資源優勢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無法比擬的。這是藏學研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三是新的人才優勢。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現在我國藏學研究事業中已經匯聚了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藏學研究隊伍，其中既有國際上大師級的研究者，也有近些年培養出來的一大批優秀年輕人才，他們不僅具有傳統文化知識，而且掌握現代科學知識，與時俱進。能夠培養藏學碩士、博士的高校和科研機構越來越多，將為我們源源不斷地提供新的人才，這是很大的隊伍優勢。

四是開放的優勢。在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國際上影響力的增強，國家的對外開放、和平崛起的大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國家的藏學研究與國外的交流與合作越來越密切，特別是隨著網絡的發展，國內藏學研究工作者已然處于完全開放、與世界同步的狀態下，可以隨時獲取新的科學知識、技術和國外藏學的最新研究動態。

正是有著以上這些優勢，中國藏學在新的世紀、新的歷史階段必將會有大的發展。當然我們也不斷地會遇到這樣那樣一些困難。從一定意義上說，困難和挑戰也正是我們不斷取得成績的一種動因。我們要善于抓住機遇，創造條件，應對挑戰，破解難題，推進中國現代藏學研究事業不斷攀登新的階梯，在國際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而占有其應有的學術地位。

[1]王森先生力作，1964年寫成，次年以“內部本”鉛印，70年代逐漸流傳國內，1987年公開出版，易名《西藏佛教發展史略》。

[2]由佟錦華教授主編，始于1958年。

[3]目前已經《藏文大藏經·丹珠爾》已對勘、整理完畢，并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全部出齊；《藏文大藏經·甘珠爾》正在對勘、整理。

[4] 《格薩爾王傳》連續幾個五年計劃期間，被國家列為重點社科研究項目，設立專門機構，搶救、收集流傳在民間的文字和說唱資料，已經整理出4000多萬字的文字資料；發表學術論文1000多篇，出版研究專著30多部。通過藏學工作者的努力，使這一長期零散傳唱的口頭文學變成了一部系統、完整的文學巨著。

[5]卷帙浩繁的藏學文獻資料，其數量之多僅次于漢文。至今西藏和其他藏區還保存著從元代以來的藏文歷史檔案數百萬件，是研究藏族社會歷史的寶貴材料。特別是還有數十萬函藏文典籍，其中包括海內獨有的手抄孤本。

藏族先哲翻譯佛經所用的大量梵文典籍（即貝葉經）現在仍有大部分保存在西藏，這是海內的秘笈，祖國的瑰寶。大力開展對西藏和其他藏區保存的貝葉經的研究，中國將成為世界貝葉經的重要研究中心之一。

（作者：拉巴平措     摘自：《中國藏學》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