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的吉祥之年，舉國上下以各種形式開展紀念活動。8月20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鄧小平同志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遺產，就是他帶領黨和人民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他創立的鄧小平理論。”就是在這一理論和思想的指引下，整個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嶄新歷史時期。同中國其他各項事業一樣，中國藏學也在鄧小平同志的親切關懷和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發展階段。

1978年4月，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時刻，鄧小平同志于百忙中對編輯出版《藏漢大辭典》作出重要批示，從而使這部歷經幾十年艱苦努力，凝聚著藏漢等各族專家學者心血的重要工程不僅重新啟動，而且在不久的時間里，得以正式出版發行[1]，成為國內外藏學家和藏族文化愛好者們必備的工具書。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向世人宣告，中國藏學的春天已經到來了。

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時間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推動下，在各級黨委政府的關懷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各族學者同心協力，緊緊抓住有利時機，努力提升素質能力、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開創新的局面。中國藏學機構不斷增多[2]、學者隊伍不斷壯大[3]；學術期刊從無到有，發展到幾十種[4]，而且用網絡、數字化手段提升研究和傳播能力[5]；對外學術交流和合作廣泛開展，已經在我國召開了“格薩爾王傳國際學術研討會”[6]、“藏醫藏藥國際研討會”[7]等專題會議和5次“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8]。現在是中國藏學人才輩出、發展最快、成果最多、學術思想和活動最活躍的時期。我國藏學家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各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合作，艱苦努力，廣泛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學術成就。從而使西藏社會的面貌更加客觀真實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使藏族文化更具迷人的魅力。

1、通過對世界第三極和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進行多學科的綜合性、長時間的科學考察和研究，進一步揭開了在地球運動的作用下所形成的高山峻嶺、江河湖泊、高原物種、高原氣候等各種自然現象的神秘面紗，不斷揭示著它們的活動規律和特點。[9]這是一塊令人神往的凈土，同時又是一個生態極為脆弱的高原。人類在領略它的魅力的同時，需要千方百計保護生態環境，保持人和大自然的和諧。

2、通過開展文物普查和考古研究等工作，研究探索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傳說文化、雅礱文化、象雄文化；科學考察發現4萬年前青藏高原有人類活動；林芝文化遺存、昌都卡若遺址、拉薩曲貢遺址都說明四五千年前藏族先民在高原上生息繁衍。研究證實，這些文化與我國中原地區的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尤其自吐蕃時期以來，青藏高原實現了統一，與中原文化建立了“親如一家、親上加親”的親密聯系。[10]

3、通過田野調查和社會調查顯示，青藏高原的文化呈現著游牧文化、農耕文化、林區文化、漁鄉文化等完整體系。[11]這些文化都有自己的服飾文化、飲食文化、節日文化、喪葬文化、婚嫁文化、娛樂文化、山水文化等民俗文化，內容十分豐富，形式獨具特色。至今還保留著濃郁的古老品格和深沉的氣息，也說明與周邊各民族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茶馬古道、唐蕃古道、絲綢之路吐蕃道等交通樞紐，為這種聯系提供了便利。[12]

4、通過社會調查、文獻研究等多種學術成果顯示，青藏高原的居民以藏族為主體，還有其他兄弟民族，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區，這里有藏族文化、門巴族文化、珞巴族文化、納西族文化、僜人文化、夏爾巴人文化，還有漢族文化、回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也有外來文化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文化是各民族在青藏高原上生存發展過程中保持和傳承的，既有多元色彩，又有共同的酥油糌粑味。體現著各民族和諧相處、情同手足之情。[13]

5、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研究等形式對高原居民的原始崇拜和宗教信仰進行的研究顯示，由于青藏高原生存環境和條件的緣故，各種崇拜和宗教信仰同時并存。既有本土的苯教，又有從印度和內地傳來的佛教，還有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多種宗教。藏傳佛教內部也有多種教派，如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噶當派、格魯派等。在有些教派內部又有多個支派，在支派里還有分支。各宗教和諧相處、各教派平等相處。20世紀50年代之前，藏傳佛教在雪域高原的政治舞臺和精神領域占據著重要地位，在歷代中國中央王朝的強有力支持下，建立并長期維持了政教合一制度。[14]

6、通過對浩如煙海的藏文典籍和檔案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從多方面展示了西藏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早在吐蕃松贊干布時期，創制了現行藏文，并廣泛運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留下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我們已經整理出版了苯教《大藏經》、完成了佛教《中華大藏經》（藏研版藏文對勘本）[15]、藏醫藏藥典籍和掛圖、藏文檔案等等；還開展了西藏所存梵文貝葉經整理和保護等項目，涉藏漢文檔案等眾多文獻典籍的整理出版[16]。這些也是中國藏學給國際藏學研究和佛學研究奉獻的一份厚禮！藏研中心現在正致力于國家重大項目《中華大典》（藏文卷）的整理出版工作。

7、通過實地調查和文獻研究等多種形式，對民族文學進行廣泛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如對傳說、故事、民歌、成語等民間文學作品，以編纂“八大集成”等途徑開展收集和研究[17]；對歷代作家的文學作品如小說、詩歌、傳記等，通過搜集、研究、教學等途徑進行傳承；把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作為國家工程，開展搶救整理和研究；[18]我們還廣泛開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和申報保護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8、通過對各類藝術品的多方調查、廣泛研究，為我們繼承和發揚藏族優秀傳統文化打下良好基礎。如對繪畫藝術——唐卡、壁畫、彩繪、裝飾畫等的研究，對造型藝術——泥塑、鑄造、雕刻等的研究，受到廣泛關注，工藝技術得到保護和傳承。青藏高原素有“歌舞海洋”之稱，不同民族、不同地區都有自己的音樂舞蹈，如鍋莊舞、囊瑪舞、熱巴舞、踢踏舞、寺廟的羌木舞等豐富多彩；情歌、酒歌、牧歌、山歌、對歌、堆諧、協欽等高亢嘹亮；藏戲則是集歌舞于一體的綜合性藝術。對它們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必然要求。[19]

9、通過民間調查和文獻研究等形式，對體現藏族古代科學技術的藏醫藏藥、天文歷算、建筑工藝等，進行了大規模的搶救、研究和保護。在藏醫藏藥方面，開展對文獻、醫技醫法、藥方、藥材等的整理研究工作，出版了多種詞典。在天文歷算方面，開展文獻整理、學術研究和生產生活中的運用等工作，對高原農牧業生產和群眾生活起到了重要的服務作用，在預報災害方面也有積極表現。在建筑工藝方面，祖先留下的眾多遺產被分別列入國家、自治區、縣的保護對象名錄；對于像布達拉宮、大昭寺、桑耶寺、薩迦寺、古格遺址等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投入巨資進行了維修；傳統工藝技術得到保護和傳承。[20]

10、通過把西藏和藏區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遇到的新問題作為導向，開展對現實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族、宗教等問題的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關系、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的關系、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的關系、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關系、國家扶持與全國支援同自身造血功能建設的關系、發展教育事業同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關系、學習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同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及更多交流工具的關系、常駐居民和流動人口的關系，等等進行深入研究。[21]總之，通過研究這樣的課題，為走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獻計獻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論支撐。

春天有說不完的故事，實現夢想還任重道遠。 我國正處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只有改革，才能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能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改革給中國藏學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市場經濟決定性作用將進一步發揮、各項改革措施將進一步深化、城鎮化建設各項政策措施將逐步到位、社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將進一步提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將大步推進等等。毫無疑問，包括藏區在內的我國邊疆和民族地區也將迎來新的改革、發展的大潮，這也毫無疑問地為中國藏學及藏學工作者提供了大顯身手的難得機會。西部大開發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以及藏區發展穩定的總目標和任務，為中國藏學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闊舞臺。現實大有可為、大有作為。探索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繼承發展傳統文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處理好宗教信仰自由和依法管理、民主法制建設和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繼承發揚民族優良傳統等等，尤其是如何建設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如何建設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仍然是擺在我國藏學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課題。而這些課題的完成過程，正是中國藏學為實現中國夢建功立業的絕好途徑。

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是對體制機制的挑戰；二是對科研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挑戰；三是對人才隊伍的數量和素質的挑戰；四是對思想觀念和創新能力的挑戰；五是對對外交流合作能力和水平的挑戰。總之，機遇是歷史性的，挑戰也是歷史性的。中國藏學必將沿著中國改革的前進方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為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再創新的輝煌！

[1]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國第一部兼有藏文字典和藏學百科全書性質的綜合性藏漢雙解大型工具書。

[2]西藏社會科學院于1985年成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于1986年5月20日在北京成立，后在其下又增設中國藏學出版社、中國藏學雜志社等機構；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于1987年9月1日在北京成立；四川藏學研究所于1990年5月在成都成立；西藏、四川、青海、甘肅、云南等省區的部分高等院校、科研和相關部門相繼建立了50余個藏學研究機構。

[3]目前從事藏學研究的人員多達2000余名。

[4] 《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創辦；西藏社會科學院于1981年創辦了學術類期刊《西藏研究》；《中國藏學》于1988年2月15日創刊，目前出版漢、藏、英三種文版，為中國民族類的核心期刊之一，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管主辦。2013年6月23日，43種藏學期刊的負責人和編輯，其中包括20種藏文類期刊和23種漢文類期刊，在拉薩成立了全國藏學期刊協調會。

[5]網絡有中國藏學網、中國西藏網、西藏文化網、格薩爾研究網等，隨著圖書館數字化發展，藏學類圖書資料共享共用越來越便利。

[6] 1989年在成都召開了第一屆，1991年在拉薩召開了第二屆。

[7] 2000年西藏藏醫學院與民族醫學會、西藏自治區衛生廳共同承辦。

[8]分別于1991年9月13—16日、1997年8月20—23日、2001年7月24—28日、2008年10月14—16日、2012年8月2—4日在北京召開。

[9]這方面的成果有馬生林 ：《青藏高原生態變遷》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馬麗華：《青藏蒼茫——青藏高原科學考察50年》［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姚檀棟：《青藏高原中部冰凍圈動態特征》［M］，北京：地質出版社，2002年，等等。

[10]這方面的成果有恰白·次旦平措、諾章·吳堅、平措次仁著，陳慶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許德存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M］（漢譯本），拉薩：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祝啟源：《唃廝啰——宋代藏族政權》［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石碩：《藏族族源與藏東古文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才讓太：《古老象雄文明》［J］，《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M］，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等。

[11]這方面的成果有格勒、劉一民、張建世、安才旦編著：《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區社會歷史調查》［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南文淵：《藏族農耕文化及其對自然環境的適應》［M］，《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等等。

[12]這方面的成果有格勒：《“茶馬古道”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初探》［J］，《中國藏學》2002年第３期；史丁：《唐蕃古道》［J］，《青海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張云：《絲路文化·吐蕃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等。

[13]陳慶英、丁守璞主編：《蒙藏關系史大系·政治卷》［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年；熊文彬 ：《元代藏漢藝術交流》［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吳明娣：《漢藏工藝美術交流史》［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

[14]這方面的成果有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牙含章編著：《達賴喇嘛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班班多杰：《禪宗在藏傳佛教前弘期的傳播和對后弘期的影響》［J］，《歷史研究》 2008年第6期；廖祖桂、陳慶英、周煒：《清朝金瓶掣簽制度及其歷史意義》［J］，《中國藏學》 1995年第3期；拉巴次仁：《藏族苯教與納西族東巴教之比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阿旺嘉措：《民間苯教祭祀者“萊塢”名稱來源考釋》［J］，《中國藏學》2011年第3期；勘珠·貢確丹增：《寧瑪派源流》［M］，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等。

[15] 《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分《甘珠爾》和《丹珠爾》兩大部分，《甘珠爾》選定以德格版為底本，以永樂版和納塘版、卓尼版、理塘版、北京版、拉薩或雪版、庫倫版為參校本，共108卷；《丹珠爾》選定以德格版為底本，卓尼版、那塘版、北京版為參校本，共124卷。至2011年5月已全部完成。

[16]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M］，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黃明信：《漢藏大藏經目錄異同研究——“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及其藏譯本箋證》［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年；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賢者喜樂贍部洲明鑒》［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編：《哲蚌寺所藏古籍目錄》［Z］，民族出版社，2004年，等等。

[17]這方面成果有薩班·貢嘎堅參著、王堯譯：《薩迦格言》［M］，北京：朝華出版社，2012年；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藏語文教研室藏族文學小組編：《藏族民歌選》［C］，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毛繼祖、朱剛編譯：《藏族諺語選編》［C］，甘肅民族出版社，1986年；宋興富：《藏族民間諺語》［C］，成都：巴蜀書社，2013年，等等。

[18]從1983年開始，史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連續三次被列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國家曾先后組織數百人的學術考察和科學研究隊伍，持續數十年，調查人員的足跡遍及半個中國，到目前為止，共搜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異文本，約有100部。己正式出版的藏文本70余部，漢譯本20多部。降邊嘉措：《〈格薩爾〉論》［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年；角巴東主：《格薩爾傳疑難新論》［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

[19]宗者拉杰主編：《中國藏族文化藝術彩繪大觀圖說明鏡》［M］，民族出版社，2002年；李永憲：《西藏原始藝術》［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雪康·索朗達杰：《西藏音樂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洛桑多吉、次多：《談西藏藏戲藝術》［J］，《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劉志群：《中國藏戲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羅布江村、趙心愚等：《世界屋脊的面具文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嘉雍群培：《藏族文化藝術》［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根秋登子：《藏族傳統美術概論》［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熊文彬：《西藏江孜白居寺壁畫風格及其畫境追求》［A］，載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22卷（1997）；阿旺格桑：《藏族裝飾圖案藝術》［M］，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1995年，等等。

[20]這方面的成果有措如·才朗：《四部醫典大詳解》［M］（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米瑪：《藏醫藥史論》（藏文），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年；土登彭措：《藏醫臨床診斷》［M］，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等。

[21]這方面的成果有羅絨戰堆、次仁央宗、達瓦次仁：《機會的供給與把握——構建和諧西藏的一個重要因素及相關經濟學分析》［J］，《中國藏學》2008年第1期；馬戎：《西藏自治區人口結構與變遷》［J］，《中國藏學》2008年第3期；靳薇：《西藏援建項目的社會經濟效益研究》［A］，載《中國的民族關系和民族發展》［M］，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等。

（作者：拉巴平措     摘自：《中國藏學》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