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所謂“絲綢之路”，最早是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的一個概念，主要指代漢代中原王朝與西域、中亞和南亞等地的交通路線，因其以絲綢的貿易最為著名，故將其命名為“絲綢之路”。后來，這個概念被拓展為中國與外國古代交通往來的一個代名詞，無論是在時間、空間上都有很大的擴展，逐漸被賦予具有“中外交通網絡”意義的一個新概念。但即使如此，對于從來被人們視為“生命禁區”的西藏高原而言，過去仍然很少被納入到這個網絡當中。20世紀以來，隨著中外考古學、歷史學等學科不斷介入到西藏古史研究領域，學術界開始關注西藏高原與“絲綢之路”的關系，一批學者在其著述中開始采用“高原絲綢之路”“吐蕃絲路”等概念來指稱自公元7世紀吐蕃政權建立之后，西藏與外界、尤其是與西域、中亞和南亞等地交通往來的路線 [1] 。那么，在更為早期的漢代中國與外界交通的路線上，是否也應包括了西藏高原在內？漢晉時期的西藏高原在構建“絲綢之路”這個網絡當中曾經發揮過什么樣的歷史作用？近年來西藏西部的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發現，為解答這些問題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線索。

一、漢晉時期西藏西部的對外交通

在中原漢族史家和藏地歷史學家的文獻記載當中，西藏西部直到吐蕃政權興起之前，似乎還處在一個極為蠻荒、落后的社會發展階段。最常被人們引證的史料之一，是唐人杜佑《通典 ? 邊防六》“大羊同”條下對這個區域的一段描述：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余里，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辮發發氈裘，畜牧為業。地多風雪，冰厚丈余，所出物產，頗同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腦，實以珠寶，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以吉辰，藏諸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牦牛羊馬，以充祭祀，葬畢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大唐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2] 漢文史書中的“大羊同”，大體可以比定為藏文史書中所稱的“象雄” （Zhang zhung）之主體部分，學術界通常認為也包括了今天西藏西部地區在內。但既使是從這段漢族史家帶有濃厚傳說色彩的文字當中，也仍然透露出一些重要的歷史信息值得注意：第一，這個區域雖然自然條件極差， “地多風雪，冰厚丈余”，但已經有了較為復雜的社會分層，出現了最高統治者“酋豪”，其下設有“四大臣分掌國事”，可見其已具有基本的社會管理和組織形態。第二，這些“酋豪”享有區別于其他民眾的特殊葬禮，采用外科手術式的遺體處理方式，不僅要“抉去其腦，實以珠寶，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而且還要以大量“牦牛羊馬，以充祭祀”，甚至不惜“以人為殉”。這些特點均表明當時的社會階級分化嚴重，人與人之間貧賤分明。第三，與中原王朝之間已經建立起聯系，但在晚至唐代初年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方才正式有了通使往來。

近年來西藏西部地區考古工作的進展，獲取了一批極為重要的實物材料，與文獻記載可以相互應證與補充。概括而論，這批考古資料可以從下述幾個方面反映出這個地區社會狀況的某些特征。

其一，在噶爾縣境內發現了卡爾東遺址，這處遺址由城內的暗道、城墻、住所等構成，是一處規模宏大、具有強烈軍事防衛性質的堡塞。在卡爾東遺址的四周，分布著密集的墓葬群、石砌房屋基址和搭建營帳的石圈遺跡，其中兩座巨大的石丘墓尤其突出，在其周邊還發現有列石和石柱等構成的“大石遺址”[3] ，這些考古遺存與過去在蒙古草原、俄羅斯南西伯利亞等地發現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高等級營地具有極為相似的特點 [4] 。

其二，在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發現了噶爾縣境內的故如甲木、札達縣境內的查踏等處墓地，從墓地中出土了大量銅器、鐵器、陶器、木器等隨葬器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故如甲木墓地編號為M1的一座墓葬中發現了一骨遺骸，頭部包裹有絲綢，絲綢上面有漢字“王侯”和鳥獸紋錦，棺內還發現大量絲織物，木棺周圍有其他的金屬器、陶器和木器，人骨雙手作束縛狀置于胸前，死者年齡經鑒定約為30—35歲的男性，葬于木棺當中。另外在墓室的中南部發現的銅器當中，有一件銅盆和一件銅壺內均裝盛有茶葉狀的殘留物，并出土有黃金面具一件 [5] 。此墓的死者，覆蓋有黃金面具，頭部包裹以絲綢，棺內隨葬大量絲織物，棺外也有大量隨葬器物，其身份等級顯然十分尊貴，與文獻史料中所記載的大羊同“酋豪”的身份相當。

其三，考古學者對上述兩處墓地中流行的喪葬習俗進行細致觀察之后發現，在墓坑內發現有人殉現象，墓主人使用黃金面具暗示尸體在下葬之前經過一定的處理，墓內還有各種動物殉葬的骨骸堆積，各種動物圖案也十分盛行，認為這些特征與古代文獻記載中的“大羊同”的喪葬習俗有許多相似之處 [6] 。

其四，也是本文最為關注的一點在于：上述考古發現還為我們提供了該區域與中原漢地政治上的聯系以及和周邊地區在遠程交通、貿易等方面的諸多重要線索。故如甲木M1墓主頭上包裹的絲綢上有漢字“王侯”等字樣，其產地顯然是來自于漢地，它在西藏西部被發現可以證實文獻記載“大羊同”與中原王朝早有通使往來所言不謬，因為這類帶有“胡王”、“王侯”等字樣的漢地絲綢，往往會作為中原王朝賞賜給邊疆地區各族“酋豪”（即部落首領）的信物，過去在新疆吐魯番等地漢晉時代的墓葬中也有發現 [7] 。上引唐人著作《通典》記載唐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大羊同國曾經派遣使節出使中原唐王朝，這是雙方正式建立“朝貢關系”的標志。而新發現出土絲綢的故如甲木墓葬的年代距碳14測年和出土器物的觀察表明其年代要早到距今2000—1800年，相當于中原漢晉時代，這就說明雙方實際上發生文化交流與往來的時間可能要大為提前。

此外，在該墓中還發現了另一項重要的考古發現，就是隨葬銅器中發現有“疑似茶葉”的植物殘渣。經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所呂厚遠研究員的鑒定，認為這些殘渣具備茶葉的兩個重要標志，即存在著只有茶葉才有的咖啡因和茶氨酸，可以確認其為茶葉無疑，他還就此做出推斷： “茶樹一般生長在年溫度10度以上，海拔2000米以下溫暖、濕潤環境，在高寒的青藏高原地區無法生長。印度從中國引茶種開始種茶的歷史也僅有 200 年左右。這些茶葉不可能來自印度，茶葉到達西藏阿里一個最可能的途徑是與2200年前后漢代開通的絲綢之路有關……至少在1800年前，茶葉也經被輸送到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區，推測當時絲綢之路有一個分支穿越青藏高原”[8] 。筆者認為，呂厚遠先生的這些推斷是很有根據的，結合前述帶有漢字“王侯”的絲綢發現在同一座墓葬的情況來看，茶葉、絲綢這類在當時來說帶有奢侈品性質的物品，既不是西藏高原自產，也不是來自印度和中亞，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沿著漢代開辟的從中原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從新疆的南疆一帶南下阿里高原，作為中原王朝賞賜給羊同“酋豪”的珍貴禮物被享用，并在“酋豪”死后也隆重地隨葬入墓。

除了茶葉、絲綢之外，在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中還發現了多具黃金面具，這類特殊的喪葬用具在歐亞大陸諸多考古學文化中都有發現，對此已有學者做過詳細的論證，并且關注到西藏西部與新疆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系：“可以說新疆地區是喜馬拉雅地帶與中原和中亞地區建立聯系的紐帶，通過新疆的絲綢之路進一步延伸到了青藏高原西部地區。黃金喪葬面具的出現和使用，可能也是這條絲綢之路聯通的結果。”[9] 實際上，透過近年來西藏西部新發現的這批墓葬，所反映出的這個區域與外界多方面的交流還遠遠不止于此。考古工作者還注意到，在這批墓葬中出土的刻紋木牌、木盤、木梳、草編器等，都和新疆地區有非常密切的聯系；除了發現來自中原的一字格鐵劍之外，還有一些銅鏡、銅盆、木柄小刀可能來自尼泊爾；發現的蝕花瑪瑙珠、玻璃珠等則可能與新疆、南亞次大陸及印度洋等地的遠程貿易有關；而大量發現的束腰形銅飾片、銅鈴項飾和帶柄銅鏡等則與鄰近的拉達克列城地區有所聯系 [10] 。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研究結論：西藏西部地區早在漢晉時代其文明發展的程度便已經較高，絕非后世文獻所描述的“蠻荒之地”。它在當時已經成為一個與西域新疆、中亞、南亞次大陸等地有著密切聯系的區域性政治、文化、商貿中心，不僅可由當地“酋豪”所掌握的地方性資源（如黃金、羊毛、鹽、香料等）和上述地區進行廣泛的交流與貿易，而且還可以推測這一區域還已經和中原王朝建立起了某種朝貢關系，可以直接得到中原王朝的賞賜。茶葉、絲綢、黃金面具等高級的奢侈品已經通過各種渠道輸入當地以供“酋豪”們享用。而這一切都顯示出，漢代開通的陸上絲綢之路，幾乎在同一時期或稍晚（漢晉時代）也已經和西藏西部相連接，成為從西域新疆通向阿里高原的一條重要支線，形成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概括而言，如果我們將這條支線稱為藏西“高原絲綢之路”的話，那么它的開通與形成可以上溯到距今約2000至1800年的漢晉時代，與中原與西域交通線路的開辟幾乎同時，這是高原先民為中華民族多民族疆域的形成、各民族之間和平共處、相互交融做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二、漢晉“高原絲路”對后世的重要影響

公元7世紀，隨著青藏高原統一的吐蕃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在其后吐蕃勢力的向外擴張，吐蕃與中亞、南亞和中原唐王朝之間的聯系和交流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其對外交通的路線也形成多條重要的干線 [11] 。我們不難看到，在漢晉時代業已形成的、以西藏西部作為交通樞紐和中心通往中亞、南亞一帶的路線，在納入到吐蕃版圖之后，已經成為青藏高原對外發展和交流最為重要的干線，由此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吐蕃時期對外（主要指中國境外）交通的路線總體上有兩個大的方向：一是向西進入西域，然后進入到中亞各國；二是向南經尼婆羅（今尼泊爾）、北印度進入到南亞地區。這里，我們重點討論其中向西進入西域的路線。如果以今天西藏西部作為中心來考察吐蕃進入中亞的路線，可以細分為東、西、中三線：東線是從漢唐“陸上絲綢之路”由青海湖以西、沿柴達木盆地經南疆若羌等地通向中亞；西線是由吐蕃西北經由大、小勃律（今克什米爾西北部）經護密（今阿富汗境內）進入中亞；中線大體是由阿里高原向北越過喀喇昆侖山進入新疆南疆的葉城，或者由阿里向西進入拉達克（今克什米爾列城），然后再由拉達克通向西北印度和中亞阿富汗等國 [12] 。上述這三條吐蕃通向中亞各國的路線，很顯然都充分利用了自漢晉以來以“大羊同”國作為戰略基地和交通樞紐的地理環境、資源優勢、民族屬性等有利條件。《舊唐書 ? 吐蕃傳》載： “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其贊普棄宗弄贊始遣使朝貢。弄贊弱冠嗣位，性驍武，多英略，其鄰國羊同及諸蕃并賓服之。”實際上我們知道此時吐蕃還沒有征服羊同，但松贊干布建立統一的吐蕃政權，已經對羊同和高原諸部族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和向心力，其后吐蕃在其擴張發展的過程當中最終擊滅位于青藏高原極西的羊同國（約在公元644年），將其納入吐蕃版圖之后，吐蕃向西域和中亞發展勢力，勢必對早在漢晉時代已經形成的羊同與新疆的通道以及由羊同通往克什米爾、拉達克一帶的通道加以利用、拓展和擴充。如同王小甫先生所言： “吐蕃征服了羊同，就開辟了直接進入唐朝西域的第一條通道”[13] ，但需要略作補充的是，這條道路的開辟者并非吐蕃人，而是更早時期的羊同人。

吐蕃對西域和中亞的經略，漢晉以來所開辟出的這條以西藏西部為中心的“高原絲綢之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從政治、軍事的層面上看，吐蕃政權在其盛世時對唐朝、西突厥、大食、黠嘎斯等的用兵及其與唐爭奪安西四鎮，其兵力運作多從此線展開，對此王小甫先生已多有論述 [14] ，本文從略。其次，從經濟、商貿的層面上看，吐蕃人顯然通過對敦煌的占領和對安西四鎮的控制，對原有的通過西域、新疆、敦煌等地與吐蕃之間的絲綢、金銀制品、香料、食鹽、皮毛、馬匹、糧食、紙張等諸多重要的生產和生活物質加以了有效的掌控，其中尤其是麝香從吐蕃輸入阿拉伯帝國，更是帶動了吐蕃與阿拉伯世界之間的文化交流 [15] 。再次，從宗教文化交流的層面上看，吐蕃通過西藏西部這些古老而又富有活力的交通孔道，更是將其發展成為向吐蕃本土和東方唐王朝輸入多種宗教文化的重要集結地與中轉站。對于此點本文略作更為深入的討論。

首先，是西藏土著宗教本教（也有譯為苯教者）與西藏西部關系密切。國內外學術界有學者研究認為，在苯教發展的進程中，從波斯大食吸收了不少外來的因素，其中尤其是具有獨特儀軌的一套喪葬儀式 [16] ，可能即是通過波斯大食首先傳入到象雄（羊同），進而再傳播到吐蕃腹地。后期的藏文史料《國王遺教》記載：“大王止貢贊普時，請來大食、阿豺的本波，他們將兩勺黑石與被肢解的肉塊結合成一團，剝去人皮”[17] ，結合到前引唐人杜佑《通典》等文獻記載羊同的“酋豪”死后要施行“抉去其腦，實以珠寶，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這樣一套喪葬儀式來看，兩者之間的關系值得注意。在西藏西部新近考古發現的墓葬當中，不僅采用大量種類不同的動物殉葬，而且有跡象表明對死者尸體的處理方式也有特殊之處。如在喜馬拉雅山地與藏西相毗鄰的尼泊爾穆斯塘地區薩木宗墓地當中，有許多尸骨上都帶有刀痕，考古工作者觀察認為這些刀痕“不是出自亂砍或猛擊，很可能是在死后為制作干尸而剔除皮肉、分解尸體所留下的，最后僅將尸骨入葬”，而故如甲木墓地中發現的尸骨很多也都是二次葬，尸體很可能也經過一定處理，包括使用黃金面具覆蓋其面部等做法 [18] 。這些現象，的確和文獻記載的來自大食、波斯的所謂“本波祭師”們處理尸體的儀軌具有一定的吻合之處。這些跡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證苯教喪葬儀軌通過藏西傳入的認識。

其次，吐蕃時期漢地佛教高僧前往印度等地求法，所去往的路線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不僅仍然繼續利用漢代以來開通和形成的陸上絲綢之路，也開始更多的利用通過西藏高原直接通往印度、尼泊爾的“高原絲綢之路”[19] 。這里，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唐代高僧玄照的求法行經路線。據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

沙門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以貞觀年中，乃于大興善寺玄證明師處初學梵語。于是杖錫西邁，掛想祗園。背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雪嶺。漱香池以結念，畢契四弘；陟蔥嶺而翹心，誓度有三。途經速利，過覩貨羅，遠跨胡疆，到土蕃國。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漸向闍蘭陀國，經于四載，蒙國王欽重，留之供養。……后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旨，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羅國，蒙國王發遣，送至土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東夏。以九月而辭苫部，正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萬里 [20] 。

這段記載表明，玄照法師在唐貞觀年中西行求法的路線，既利用了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也可稱為“沙漠絲綢之路”）；同時他在唐代入蕃的唐文成公主的幫助之下，也充分利用了漢晉以來開通的藏西“高原絲綢之路”。細察其行程可知，他曾“途經速利，過覩貨羅，遠跨胡疆，到土蕃國”；其后由“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漸向闍蘭陀國”；后來在歸途中又“路次泥婆羅國，蒙國王發遣，送至土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最終完成了“巡涉西蕃，而至東夏”的長途旅行。

對于玄照行經的路線，如同王邦維先生所推測的那樣，玄照“從土蕃往北天，似乎也未取道泥婆羅，而是直接到闍蘭陀國。如此玄照則只能沿今西藏西南岡底斯山與喜馬拉雅山之間，雅魯藏布江上游馬泉河谷西北行，即略當于今新藏公路南段的路線，然后順薩特累季河上游河谷入北印度”[21] 。如果這個推測不誤的話，玄照法師所走的路線，正是本文所討論的通過西藏西部北接新疆和中亞、西行阿里高原，穿越印度河上游（即薩特累季河）河谷進入北印度的“高原絲綢之路”南段。他之所以能夠采用這條“新道”，大約應當與這幾個新出現的歷史條件相關：其一，是唐代初年唐蕃關系正處在友好發展階段，加之有唐文成公主的大力協助，他可以得到文成公主和吐蕃朝野各方面的幫助；其二，可能除他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印度和漢地的僧人早已利用過此道，有“前車之鑒”可尋；其三，更為重要的是，這條以藏西為中心的“高原絲綢之路”因其早已在漢晉時代便已開通，已為時人所知曉，它較之以往繞行沙漠、雪山的傳統絲綢之路更為便捷，在吐蕃時代已經不再是一條“畏途”，所以才會有像玄照這樣的求法高僧因“天時、地利、人和”之便而選擇此道。

三、總 結

總結本文所論，可以歸結為以下各點：

第一，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上，“一帶一路”的開通從一開始便有西藏高原古代先民的參與，他們對于構建聯系我國與中亞、南亞各國對外交流的通道功不可沒，貢獻甚巨。我們在討論“陸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歷史時，如果忽視了漢晉時代在藏西便已經形成的這條“高原絲綢之路”，便無疑是“一帶一路”這個網絡結構中一個重大的缺環。

第二，漢晉時代藏西的“高原絲綢之路”在其初開之始，便接受了來自中原漢地的文化影響，尤其是接受了以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絲綢、茶葉等最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珍貴賞賜品，與中原王朝發生了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第三，這條主要通道的走向很可能是通過西域新疆一帶至藏西阿里高原，再由此可向西、向南進入中亞和南亞各國，是傳統東西走向的“絲綢之路”上由北向南、由東向西的一條重要支線。吐蕃政權建立之后，充分利用和進一步拓展了這些業已形成的高原古道，將其進一步發展成為通向西域中亞、南亞等地的戰略基地、交通要沖、商貿集散地和宗教傳播中心與周轉站，對于穩定和發展我國西部境域，發展與中亞、南亞各國之間的友好往來，促進邊疆各古代民族之間的交往融合，為最終形成祖國“多元一體”的西部邊疆政治、經濟與文化共同體，都曾發揮過重要的歷史作用，至今也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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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川、霍巍    摘自：《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