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拉巴平措和陳慶英擔任總主編、張云為執行總主編的8卷13冊、850余萬字的巨著《西藏通史》歷經14年的編撰，2016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這不僅是我國藏學界的盛事，也是中國邊疆研究學界乃至中國史學界的大事，首先應該表示熱烈祝賀！原因有二：一是《西藏通史》是目前國內外第一部完整、全面、系統闡釋西藏地方歷史的通史性著作。二是《西藏通史》在2017年獲得了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可謂其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已經得到了國家和社會各界的認可。

我不是專門從事西藏歷史研究的學者，但30多年從事民族歷史和邊疆研究方面學術刊物編輯的工作經歷，加之多年來在業余時間也從事民族歷史、邊疆歷史及中國疆域理論的研究，對相關的研究狀況也有一定了解，而西藏歷史，尤其是吐蕃和唐朝的關系則是關注的重點方向。我知道《西藏通史》的編撰在十多年前就已經立項，也一直迫切期待著成果的早日出版。或許是機緣巧合，抑或是急切的心情冥冥中得到了回應，在參與中國出版政府獎評選活動時，尚未正式發行的該書赫然在列，得以先睹為快。盡管有時間的限制，沒有仔細認真拜讀的可能，但依然還是竭力推薦了《西藏通史》入圍。我推薦的理由大致有3個，現利用這個機會略作闡述，或有助于學界加深對《西藏通史》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認識。

其一，西藏歷史研究已經是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的顯學，但無論是西藏地區的穩定與發展，還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推進，都需要有我們自己完善的話語體系，以積極掌握國際和國內話語權，《西藏通史》的出版恰逢其時。

西藏地方有文字的歷史長達千余年，也曾經出現過實現西藏地方“一統”且和唐朝共存于中華大地上的吐蕃政權，但其整個歷史發展的軌跡，或者稱之為最終的歸宿，卻是不斷密切與中華大地上其他地區相互之間的關系，并成為了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在國勢衰弱，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條件下，西方殖民勢力將我國西南邊疆的西藏地方也視為覬覦的目標，并通過種種陰謀活動試圖將西藏地方分裂出去，但都以失敗而告終，沒有得逞，這說明西藏地方成為中國疆域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有其重要的內在動因和發展邏輯，是大勢所趨，非人為勢力所能阻擋，這是歷史史實。但是，20世紀后期以來，西方反華勢力和達賴集團分裂主義勢力，不甘心失敗，肆意歪曲歷史，制造西藏自古就是“獨立國家”的謬說，以迷惑世人，騙取支持，其中孜本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可以視作一個代表，對西藏歷史有種種不符合史實乃至肆意歪曲的解讀。[2]與此同時，國外學者撰著的有關西藏歷史的著作紛紛出版，如美國梅·戈爾斯坦撰著的《喇嘛王國的覆滅》[3]等，而我國學者的論著的影響則有待提高，有關我國西藏歷史的話語權大有被西方學者控制的態勢。實際上，這種情況并不僅僅限于西藏歷史，在以往“長城以北非中國”“騎馬民族國家”“內陸亞洲”等學說基礎上近年來出現的“新清史”學派，雖然打著“新資料”（滿文檔案）、“新視角”的旗號，更有迷惑性，并最初招致了國內不少學者的追捧，但其瓦解中國傳統歷史敘述體系的意圖卻是明顯的。[4]與此同時，2013年以來我國提出并積極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也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了構建和完善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緊迫要求，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同志在2016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明確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5]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提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的新時代要求。[6]

應該說，為了正確闡述西藏地方歷史，我國歷史學界尤其是藏學界作出了很多努力，也發表和出版了諸多的論著。在這些眾多的論著中，如果說恰白·次旦平措等先生編著的《西藏簡明通史》恰白·次旦平措主編：《西藏簡明通史》［M］，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2年。針對《西藏政治史》的種種謬論作出了系統批駁，那么《西藏通史》則是分為早期卷、吐蕃卷（2冊）、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民國卷（2冊）、當代卷（3冊），對西藏地方從早期到當代的歷史發展給出了全面系統闡述，是集大成之作，從中我們不僅可以清晰地了解西藏地方發展的區域特點，更重要的是該書客觀闡述了西藏地方成為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重要組成部分的發展軌跡。因此，無論是從西藏地區穩定和發展的迫切需要，還是構建中國有關西藏地區歷史話語體的時代使命而言，《西藏通史》順應了新時代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尤其是史學界提出的構建有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提高國際話語權的時代要求。

其二，《西藏通史》是國內眾多藏學研究學者集體努力的碩果，不僅完整展現了中國學者有關西藏歷史的認知體系，也體現著中國西藏歷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西藏通史》的總主編拉巴平措、陳慶英在該書《總序》開頭即有如下表述：“這是我們課題組的同志們多年來辛勤努力的結晶，也是中國藏學界眾多同仁通力協作的共同成果。”《西藏通史》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承擔的國家重點科研課題“西藏通史”的結項成果之一，應該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為《西藏通史》的出版付出了很多艱辛，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無論是從《西藏通史》學術顧問、編輯委員會的人員構成，還是從總主編、執行總主編、各分卷主編以及具體的編撰者的來源看，一方面稱之為中國藏學界“通力協作的共同成果”是準確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說《西藏通史》體現了我國西藏歷史研究的最高學術水平。

《西藏通史》早期卷的主編是張云研究員和石碩教授，吐蕃卷的主編是張云研究員和林冠群教授，宋代卷的主編是陳慶英研究員和張亞莎教授，元代卷的主編是陳慶英、張云和熊文彬3位研究員，明代卷的主編是熊文彬研究員和陳楠教授，清代卷的主編是鄧銳齡先生和馮智研究員，民國卷的主編是周偉洲教授，當代卷的主編是張云、朱曉明、周源、王小彬研究員。這些分卷的主編都是我國藏學研究的權威或領軍人物，在西藏地方歷史、藏族史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而執行總主編張云研究員先后出任4個分卷的主編不僅有助于《西藏通史》編撰工作的協調，更有助于貫徹《西藏通史》的編撰方針和保證其學術水準。分卷主編如此，具體參與編撰者也是如此，近百位來自國內各有關高校和研究機構學者的積極參與，一方面為《西藏通史》的學術水準提供了可靠保障，另一方面也使《西藏通史》更具有代表性，體現了我國西藏地方歷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其三，精心設計，體例完備，堪稱區域性通史撰寫的典范。

以歷代王朝為線索建構撰寫中國通史，是中國史學界的一般做法。但是，撰寫區域性通史尤其是《西藏通史》，盡管有陳慶英、高淑芬先生主編的《西藏通史》[7]和恰白·次旦平措等先生編著的《西藏簡明通史》等可資借鑒，但體例創新依然是要面對的問題。而要做到體例創新，并不是簡單的章節綱目的創新，或者內容側重不同的創新，而更需要對西藏地方歷史發展有深入了解和充分把握。在該書《總序》中，我們看到了總主編將西藏地方歷史發展軌跡作出了高度概括，即所謂的“三個高潮”“兩個低谷”。將7世紀初到8世紀中葉吐蕃王朝實現青藏高原的統一、13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中央王朝將西藏地方納入直接管轄和新中國成立后西藏和平解放至今作為“三個高潮”，而將吐蕃崩潰到13世紀元朝統一、1840年以后至新中國成立前作為“兩個低谷”，這種認識無疑是客觀準確的，顯示著《西藏通史》的組織者充分把握住了西藏地方歷史發展的大勢和總體脈絡。而具體到“早期卷”和“吐蕃卷”的劃分，雖然脫開了中國通史的一般敘事方式，但更凸顯組織者在體例上的精細安排。一方面，西藏地方在吐蕃及其之前的歷史自有其特點，照搬通史撰寫的通例不僅會給人削足適屨的感覺，和西藏地方歷史發展的早期特點也難相吻合，另一方面“早期”和“吐蕃”的劃分也明確體現了組織者對西藏地方歷史的具體認識。

以上即是我推薦《西藏通史》入圍中國出版政府獎的理由，值得說明的是其后在有時間仔細拜讀該書的過程中，上述認識不僅沒有絲毫改變，反而更加強烈，因此也可以說這3點認識也構成了我對《西藏通史》的總體評價，并且堅信《西藏通史》的出版對于我國構建有關西藏歷史的話語體系進而在國際上掌握話語權必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面對《西藏通史》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拜讀《西藏通史》尤其是該書吐蕃卷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認識唐王朝和吐蕃關系的性質？二是 “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否可以冠之以“自古”？應該說，這是兩個學界討論已久的問題，而且相信針對這兩個問題，《西藏通史》在撰寫的過程也已經有過多次認真的討論。那么為何在此再次提出這兩個問題，因為筆者在近些年對中國疆域形成理論的探討中，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是構成我們史觀的決定性因素，進而影響著我們對整個歷史敘述體系的建構和認識。故而在此略作闡述，在求教于各位專家的同時，也希望推動包括西藏歷史在內的中國邊疆研究學科的發展。

眾所周知，唐蕃關系是中華大地上唐代最重要的政權之間關系，時間長達209年，以戰、和為主要特征。對于唐蕃關系的分期，《西藏通史》吐蕃卷專列“吐蕃和唐朝的關系”一章，為主編張云先生撰寫，將唐蕃關系分為3個時期：“從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出嫁松贊干布到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是唐朝和吐蕃建立舅甥關系時期。……事實上并不完全處于相互平等的政治地位，唐朝皇帝對吐蕃贊普使用的是‘賞賜’和‘封授’，而贊普對唐朝皇帝則是‘貢獻’。”“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至唐武宗會昌二年（842），是唐朝和吐蕃政治上，不僅實際，也在名義上相互平等對待時期。”“唐武宗會昌二年（842）至唐朝滅亡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唐朝和吐蕃的關系逐漸發生微妙變化，由于吐蕃王朝的瓦解，唐朝開始在政治上對處在紛爭的中的吐蕃地區的統治者具有某種優勢地位。”[8]同樣是將唐蕃關系分為3個時期，馬大正先生在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中則分為：貞觀八年（634）至二十三年（649）和好關系的建立及迅速發展時期；唐太宗死后的170余年（650—820）雙方在交往中互相依存、爭斗中互相消耗，最終在長慶元年（821）實現會盟；其后雙方進入以和為主的時期，但都進入了衰落狀態。[9]而同是作為《西藏通史·吐蕃卷》主編的林冠群先生在其《玉帛干戈：唐蕃關系史研究》中卻將唐蕃關系細分為15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貞觀八年（634）之前，雙方完全沒有接觸；第二階段是貞觀八年以后，吐蕃成為“無封有貢”的慕禮、穆義國家；第三階段是至貞觀十二年（638）吐蕃破壞唐朝“天下”秩序成為“不臣”國家；第四階段是經戰后協商，貞觀十五年（641）以后吐蕃成為有封有貢和親的舅甥之國；第五階段顯慶元年（656）吐蕃滅白蘭至咸亨元年（670）大非川戰役止，吐蕃在唐朝“天下”秩序下著手構建屬于自己的天下體系；第六階段是咸亨元年至長安三年（703）唐朝同意和親止，一方面在邊區武力對抗，一方面互使不斷；第七階段是長安三年至睿宗朝（712），干戈未起，互派使節，和親實現；第八階段是吐蕃完成天下體系構建，名義上依然是舅甥關系，實際在西域、青海與河隴等全面交戰；第九階段是肅宗至德元載（756）至寶應元年（762），吐蕃成為上國，唐朝為吐蕃下國；第十階段是廣元元年（763）至大歷十四年（779），吐蕃攻陷長安，在維持外交關系的情況下戰和交替，唐朝試圖挽回天可汗的尊嚴；第十一階段是建中元年（780）至貞元三年（787）德宗繼位后改變政策，疏遠回紇而與吐蕃親善，中斷戰爭，視吐蕃為對等的邦交國；第十二階段是貞元三年至十九年（803），吐蕃劫盟，唐蕃成為沒有外交關系的敵國；第十三階段是貞元二十年（804）至長慶元年（821），唐蕃基本維持和睦外交關系，吐蕃不再以攻城掠地方式侵擾唐境；第十四階段是長慶二年（822）至會昌二年（842），唐蕃會盟，全面停戰；第十五階段是會昌二年之后吐蕃內亂，唐蕃不再互使，關系告終。[10]

應該說，對唐蕃關系階段劃分的不同是學者關注點存在差異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筆者認為在這些不同觀點中不存在對錯之分，但值得注意的是3位先生對唐蕃關系的性質都給予了高度關注，而筆者認為對唐蕃關系性質的認識才是如何認識唐蕃關系屬性的關鍵所在。進一步說，對唐蕃關系屬性的認識關系到我們在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如何定位唐和吐蕃這兩個王朝，而這種定位卻是關系著我們對唐朝和吐蕃歷史的解讀。

毋庸諱言，在“正統”觀念長期主導影響下，唐朝是歷代王朝敘述體系中的重要一環，被視為唐代“中國”的代表，而盡管實現了以青藏高原為核心更大范圍的“一統”，且一度占據了唐朝都城長安的吐蕃則是被排除在“正統”之外的。因此，即便是對吐蕃歷史研究造詣很深的林冠群先生也針對唐蕃會盟作出了如下評價：“唐肅宗可謂開創中國對外關系史上，第一個與外邦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首例。”[11]應該說，將吐蕃視為“外邦”在“正統”觀念長期影響下的中國學界已經屬于一種常態性的傳統認識，其對錯暫且不進行討論，需要提出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從學理上完善“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話語體系？從這一需要出發，筆者認為《西藏通史·吐蕃卷》對吐蕃及其與唐朝關系歷史的客觀闡述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接下來我國學術界尤其是藏學界依然需要作出進一步的理論回答，而影響這一理論回答的關鍵問題則也事關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

針對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翁獨健先生認為：“如果說我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有主流的話，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互相吸引，互相依存，共同締造了我們這個多民族的統一的偉大國家。”[12]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勢。”[13]那么，既然中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既有學理依據，也有政策依據，可否將“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時間界定為“自古”？這是“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話語體系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重大理論問題。

長期以來，在民族國家理論的影響下，囿于對“中國”含義及對多民族國家疆域形成的理解，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轄”被視為決定性的因素，由此元代似乎就成為了“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話語體系的起點。但是，“直接管轄”是確定近現代主權國家領土歸屬的重要標志，用于闡述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的形成實際上存在著重大的理論缺陷，并不能圓說，所以楊建新先生認為“許多論著在論證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歷史事實時, 往往強調自元代開始，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這一提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缺陷， 它強調了行政管轄這個主權標準，符合于現代領土主權的觀念。”楊先生進而在系統分析“中國”含義發展到指稱多民族國家有5個發展階段的基礎上，將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的形成歸結為“開拓”和“嵌入”兩種模式，認為：“從西藏和藏族歷史發展的進程看， 在元代之前，西藏和藏族已經嵌入了當時中國的疆域和民族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之中，聚居于西藏及青、甘、川、滇的藏族就已經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西藏的歷史就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西藏地區也成為中國歷史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元朝，西藏進一步在行政管轄方面，與中國其他地區一起，統一于元朝的管轄之下。這一結果，正是西藏從民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嵌入偉大祖國的必然結果和歷史進程。”[14]筆者則認為“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的認識并不能簡單被地視為是存在缺陷，似乎也存在不能完全圓說的問題。

從史書的記載看，唐朝人習慣用“天下”指稱唐朝的疆域，而“中國”則多用于指稱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唐朝正式府州區域及其內的百姓，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于枝葉”[15]的認識。據此，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我們給予關注的，也和我們的討論有關。一是，按照唐朝大臣李大亮的認識，吐蕃自然不屬于唐朝人所言“中國百姓”的涵蓋范圍，但此“中國”不僅和中國多民族國家之“中國”在具體含義上并不能等同，就是和作為政權稱呼的“唐朝”也不能等同。因為李大亮所言的“中國”是以中原為核心列入唐朝戶部版籍中的百姓，而唐朝的疆域則不僅包括了這一區域，在這一區域外圍的羈縻府州區域也是包括在內的，此即李大亮所言的“天下”，和今天用于指稱中國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在含義上則更是完全不同。也就是說，“天下”是用于指稱唐朝疆域的，而“中國”不是。二是，從李大亮所言的“天下”分為“中國百姓”和“四夷之人”看，唐朝也并非我們按照民族國家理論所能認定的“漢族國家”，而應該和吐蕃一樣都是多民族構成的王朝。唐朝和吐蕃都是存在于中華大地上的政權，對比今天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疆域，唐朝和吐蕃的疆域雖然并沒有全部囊括進來，但其大部分區域都是今天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的組成部分，從邏輯上說，既然今天的中國多民族國家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且唐朝可以從“自古”的視角被納入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系列之中，被吐蕃實現統一的西藏地方為何不可稱之為“自古”即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的原因，筆者認為很大程度上是傳統的“正統”史觀和民族國家理論制約著我們的意識，進而影響了我們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形成和發展歷史的認識和闡述。

當然，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并非只是針對西藏地方歷史的研究而言的，在我國其他地區尤其是邊疆地區歷史研究中有很多類似的情況。諸如漢至唐初存在于東北地區的高句麗政權、唐代中后期渤海政權，其歸屬問題至今也依然困擾著我國學術界。基于此，我們在為《西藏通史》順利出版感到高興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實現完善中國西藏地方歷史話語體系任務的完成依然任重道遠，而楊先生的觀點對于我們進一步完善“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話語體系則是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1]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長城學者資助項目“政權建構與族群凝聚”的階段成果。

[2] 參見西藏自治區《西藏政治史》評注小組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

[3] ［美］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M］，北京：時事出版社，1995年。

[4] 有關“新清史”的論爭，參見劉鳳云、劉云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5] 習近平：《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1605/t20160519_245223.html），訪問時間2018年3月10日。

[6] 有關闡述，參見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7] 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8] 張云、林冠群主編：《西藏通史·吐蕃卷》［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第221—222頁。

[9] 參見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29頁。

[10] 參見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關系史研究》［M］，臺北：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589—591頁。

[11] 同上，第4頁。

[12] 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第16頁。

[13] 巴特爾：《奮力實現中華民族一家親 同心共筑中國夢——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論述》，國家民委網站（http://jgdw.seac.gov.cn/art/2017/9/21/art_10112_289537.html），訪問時間2017年9月30日。

[14] 楊建新：《“中國”一詞和中國疆域形成再探討》［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第1—8頁。

[15] 《舊唐書》［Z］卷62，《李大亮傳》第2388頁。

（本文作者：李大龍，原載于《中國藏學》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