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拉巴平措、陳慶英兩位先生任總主編，張云教授任執行總主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牽頭，組織協調全國近30家研究機構及高校的百余位專家學者聚多方之力完成的《西藏通史》，已由中國藏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這部《西藏通史》共8卷13冊，內容從遠古到當代，記述了西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各個方面，全書850余萬字，可謂皇皇巨著。

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編撰是一項重大學術性文化工程，工作量大，難度更大，任務艱巨。此書的編撰出版是中國藏學研究的一件大事，集中展示了中國藏學研究的實力與成就，就西藏歷史研究而言，可以說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讀后掩卷沉思，已感受到編撰者的辛勤付出和勇于擔當的精神、敢于創新的氣魄、用心編撰的態度。正是有了這樣的精神、氣魄與態度，這一重大學術性文化工程才能取得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果。

一

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歷史也是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史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自古以來，西藏地區與祖國內地政治上密切關聯，經濟上相互依存，文化上水乳交融。經過長期的交往、交流與交融，藏族與全國各民族已形成了誰也離不開誰的共生關系。眾所周知，西藏歷史研究在封建時代和民國時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不可能出現全面系統的大型通史著作。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藏學研究在黨和國家的重視、支持下取得了一大批有重要影響的學術成果。幾十年來，西藏歷史研究得到不斷推進，已有多部具有開創性的簡史、通史性著作先后出版，西藏考古及西藏文獻整理、歷史資料研究等也有不少新發現、新進展。這些成果的涌現使全面系統研究西藏歷史與編撰大型通史性著作具有了良好的條件與基礎，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編撰就成為推進新時期中國藏學研究的重大學術任務和應有之舉。另一方面，西方反華勢力長期以來歪曲歷史事實，鼓吹“西藏獨立”，企圖分化肢解中國；分裂勢力也在境內外從事分裂活動，蠱惑人心，在西藏歷史地位及民族關系等問題上制造種種謬論謠言，為了維護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需要加強西藏歷史研究，正本清源，匡正視聽，編撰多卷本《西藏通史》也無疑是歷史的重任，時代的呼喚。

初閱《西藏通史》各卷內容，可以看到，由于編撰者勇于擔當，敢于創新，用心編撰，此書達到了預期的目標，既充分吸收了已有的學術成果，成為一部集大成之作；更重要的是認真落實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研究提出的要求，依據翔實的史料“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全面系統記述了西藏歷史從遠古到當代的真實軌跡及西藏地方與祖國關系的歷史真相，詳述了西藏成為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歷史原因及歷史過程，實現了正本清源。因此，多卷本《西藏通史》的出版問世既具重要的學術意義，又具重要的政治意義；此書既是一部科學嚴謹的西藏歷史研究學術著作，也是一部“讓歷史說話”的維護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好教材。

讀此書各卷，筆者認為作為一部西藏通史，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編撰做到了3個“堅持”使成果富有特色，并保證了高質量。

其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講話中多次強調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重要性，指出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理論是歷史研究的指導，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歷史演進、矛盾轉換、關系變化的內在原因就不可能被正確認識，其研究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得出經得起檢驗的結論。正確的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歷史研究講話中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從各卷內容來看，編撰者不僅明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且在編撰的全過程中始終堅持將其作為基本原則，從而保證了編撰的正確方向。

其二，堅持在體例上創新。從古到今，無論修志還是編史，都必須制定體例。劉知幾的史學理論將體例置于一空前的高度，《史通》稱：“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體例如何制定及體例是否完善、合乎實際，在古今學人看來，某種意義上決定其著作質量的高低。所謂體例包括幾個方面，其中重要的是結構。多卷本《西藏通史》基本沿襲我國常見通史著作的框架結構，即以時間為經，按時代先后，分卷記述。編撰者從實際出發，從宋代起按祖國內地中央政權更迭分時代設8卷，而“吐蕃時期”設“吐蕃卷”，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則設“早期卷”。盡管這樣劃分從結構上講與常見通史著作無大的區別，但創新已在其中，由此既可看到西藏歷史是中國歷史一個組成部分的共性，又體現出西藏歷史作為區域史的個性。值得指出的是，編撰者把各卷又分為上下編，上編以時間為經記西藏政治史發展脈絡，下編則分別記述這一時期西藏各種制度及社會各方面。下編在一定程度上結合了“志”的結構，即橫排結構。設下編并采用這種橫排結構，既避免了傳統通史著作多只記政治史的問題，又可容納更多的材料與內容。各卷皆如此，說明編撰者始終堅持體例上創新。

其三，堅持立足史料。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充分的、經過鑒別的可靠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堅實基礎。從《西藏通史》各卷內容看，編撰者高度重視史料的廣泛搜集、鑒別，既注意漢文資料，又注意藏文資料；既注意國內資料，也注意國外資料；既注意文獻資料，也注意考古資料，并根據西藏歷史演進及研究的特點，注意對各種資料的分析、對比、考證與綜合運用。習總書記對歷史研究提出了明確要求，“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基礎之上”。從內容看，各卷編撰者都把論述與結論建立在史料基礎上，堅持“用史實發言”。多卷本《西藏通史》正是在這方面做到了始終堅持，不說空話套話，使此書學術水平得到有力保證。

多卷本《西藏通史》是一部通史著作。作為通史，此書是以時間為經，縱向連貫記述西藏從遠古到當代各歷史時期的史實，一條主線，各卷相連，內容融會貫通。同時，此書因是多卷本，各卷內容獨立成篇，橫向又是記述西藏歷史某一時期的史實及這一時期西藏各方面的斷代史。總之，在編撰者的用心編撰之下，多卷本《西藏通史》資料翔實，內容系統；邏輯嚴密，經緯有序；條分縷析，表述準確。由于編撰者始終考慮到方便讀者，除每卷后附有大事記、專有名詞漢藏對照、人名地名索引及主要參考文獻，便于讀者查閱，編撰之中又各方面加以注意，內容深入而不深奧，使此書既有很高的學術水平，也不失很強的可讀性。

二

多卷本《西藏通史》是一部科學嚴謹、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型通史型學術著作，只要閱讀此書，讀者都將有此看法。以上從整體上談了筆者對此書的一些感受與淺見，下面再就此書“早期卷”“吐蕃卷”等幾卷的編撰及內容談談認識。

1.“早期卷”  “早期卷”是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第1卷，共16章。盡管此卷在整部通史中字數看來并不太多，但由于時間跨度大，且因年代久遠，資料缺乏，編撰的難度可想而知。唐代著名詩人李白在其《蜀道難》中對古蜀歷史有過感嘆，盡管其生長在四川，但對古蜀歷史已感茫然。作為西藏早期歷史情況更為復雜，棘手的問題在編撰之中實在太多，要全面系統反映難度更大。編撰者在正確理論指導下，充分吸收已有的學術成果，依據考古資料、民間傳說及有限的文獻資料作深入細致的考證分析，在此基礎上得出自己的結論，勾勒出西藏地區早期歷史發展過程的輪廓，揭示了西藏早期文化特征及與周圍地區文化的關系，并橫向記述了西藏從遠古到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經濟、文化、藝術等。讀此卷，字里行間中已強烈感受到編撰者的嚴謹態度與創新精神。正是“用心編撰”，使此卷成為西藏早期歷史研究的創新工作、成功之作。此卷從名稱到內容，有幾點值得一提。一是此卷卷名。在中國通史著作中，一般將秦漢之前的歷史統稱為先秦史，或夏商周三代史，而秦漢之后劃分斷代又稱作魏晉南北朝、隋唐等等。就西藏歷史而言，顯然不能簡單套用這種辦法。編撰者從西藏歷史具體情況出發，將從遠古到吐蕃王朝建立定名為“早期卷”。這反映了西藏歷史的個性，也說明編撰者對卷名有過深入的思考。二是此卷的內容從“青藏高原過去5萬年以來的環境變化”寫起。西藏歷史從何寫起既是此卷的重大問題，也是《西藏通史》的一個重要問題。編撰者根據科學研究取得的已有成果，從“青藏高原過去5萬年以來的環境變化”寫起，再寫“西藏高原的自然環境與人類定居高原”，然后寫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及西藏早期文明起源。這樣的寫法，堅持了唯物史觀，也充分吸收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使整個歷史發展脈絡更具科學與邏輯性。三是材料及運用。“早期卷”搜集材料廣泛，既注意考古資料，又注意藏族民間歷史傳說中的相關資料，還注意藏文出現之后的文獻記載，并注意對材料的鑒別、分析、對比與綜合運用。由于結論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所以學術性強，說服力強。

2.“吐蕃卷”  “吐蕃卷”是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第2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全卷共29章，內容十分豐富。上編記述吐蕃王朝時期政治史，從松贊干布出生與即位寫起。下編則記吐蕃時期制度及文化、藝術、體育等。吐蕃王朝崛起在青藏高原之上，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不僅推動了吐蕃社會的發展，也使藏族先民與周圍各民族關系更為密切。“吐蕃卷”上編9章中，前面幾章縱向記吐蕃王朝從建立到瓦解，7—9章則寫吐蕃與唐及國內各族以及與南亞、中亞地區關系。總的看來，這樣安排是恰當的，也是符合編撰要求的。此卷豐富的內容，反映出這部通史的確做到了厚今不薄古。在第8章第一節“吐蕃與南詔的關系”的編撰上，有這樣幾點筆者認為可圈可點。一是此節作為第一節。第8章共5節，分別記述吐蕃王朝與南詔、突厥、回紇、沙陀及黨項的關系，將吐蕃與南詔關系作為第一節。南詔是唐代西南地區具有相當實力的地方民族政權，處于吐蕃與唐之間，其發展、壯大又與兩強有關。唐于8世紀中期在西南地區陷入被動的重要原因是南詔背唐而與吐蕃結盟，而8世紀末吐蕃在西南地區失利的重要原因則是南詔與唐恢復關系聯手攻吐蕃。從漢藏史志所記看，西南地區形勢的變化，對吐蕃王朝后期唐蕃關系及吐蕃內部均產生了巨大影響。“吐蕃卷”第8章在記述吐蕃與周邊各族關系時，將吐蕃與南詔關系置于第一節，頗有新意，而且也合乎歷史事實。二是材料及運用。吐蕃與南詔關系不僅涉及吐蕃與南詔兩方的第一手材料，也涉及唐的材料，三方材料都必須加以重視。這一節的內容反映出，編撰者并非只依據某一方材料進行討論，而是將三方材料作對比之后綜合運用，這就保證了全面記述這一關系的發展與變化。三是重視吐蕃與南詔經濟、文化的交往，在此節最后安排一目記述。在有的西藏歷史著作中，對吐蕃與南詔關系雖有記述，但未放在應有位置，而且記述中又偏重記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的聯系交往很少言及。此節將經濟、文化的交往作為一個方面記，也就使吐蕃與南詔關系的記述更顯全面。

3.“清代卷”  “清代卷”共29章，內容也十分豐富。此卷的編撰及內容有幾點值得稱道。一是其下編之中，在“行政體制”這一章即下編第一章中，將“理藩院（部）”“駐藏大臣”作為第一、二節。這樣安排，依據史實反映西藏是清代中國的一部分，強調了二者在清代治藏中的重要地位。在另一章中，專門記“金瓶掣簽制度”，下又分4節，分別記述這一制度的由來、達賴喇嘛轉世系統的金瓶掣簽、班禪轉世系統的金瓶掣簽、其他活佛轉世系統的金瓶掣簽，這就將這一制度的制定、各轉世系統的具體情況及清中央政府在其中的決定作用詳細真實地反映了出來，實現了正本清源。在“宗教”這一章中，不僅記述格魯派、薩迦派、噶舉派、寧瑪派，而且記覺囊派與珀東派及苯教、伊斯蘭教與天主教、門巴與珞巴的宗教信仰，以事實說明西藏在古代就并非單一宗教地區，即使是藏傳佛教，也存在多個教派。這樣全面詳細記述清代西藏宗教，在當前是有重要意義的。二是其上編中，第1章寫明末清初西藏地方形勢，其第2節專記固始汗統一青藏高原。這一節的內容，在清代西藏歷史的記述中很重要，編撰者依據藏漢文獻記載作詳細的記述非常必要。在第3—5章中，又將清初對西藏的施政、清軍入藏驅逐準噶爾軍隊、設立駐藏大臣作了詳細的記載，幾章內容相互銜接，以大量漢藏文獻記載反映出駐藏大臣的設立既是形勢發展的需要，也是當時中央政府在藏行使主權的重要之舉。三是上編第6章“頗羅鼐主政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中，以第2節記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事件，第3節記清中央政府整頓藏政，記述非常詳細。其中第3節依據文獻資料記清中央政府廢除郡王掌政制度，于乾隆十六年建立噶廈政府，確定了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處理政務的平等地位，政教合一制度在清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確立。對清中央政府整理藏政形成的《藏內善后章程十三條》及其影響，在此章及下一章分別又作了記述及相應的分析、評述。《藏內善后章程十三條》中對達賴喇嘛地位作了明確規定，此卷這一章的詳細記述用歷史事實說明達賴喇嘛的地位與中央的決策相關，沒有清中央政府的決定，就不可能有其地位。以上記述可撥亂反正，澄清事實。編撰者對清代前期作這樣詳細記述是經過充分考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4.“當代卷”  “當代卷”為多卷本《西藏通史》的最后一卷，共41章，篇幅超各卷。其上編設20章，從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寫起，一直寫到2015年，縱向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西藏地方的政治發展脈絡作了完整、系統的記述。下編共21章，通過橫向記述分別展示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及各方面發展取得的輝煌成就。材料豐富，記述全面，是此卷的一大特點。從整卷編撰及內容來講，有幾點反映出編撰者實事求是的史家風范與嚴謹態度，值得當代編史修志者學習。一是上編從第1—5章，分別記述西藏和平解放的謀劃與爭取、西藏和平解放的進展與實現、《十七條協議》的初步落實、平穩發展及武裝叛亂的發生與平息，以翔實的文獻檔案等資料，全面、系統地記述西藏和平解放的全過程及武裝叛亂的發生與平息經過，尤其是和平解放的進展與實現、武裝叛亂的發生與平息這兩章做到了“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依據充分，記述詳盡，分析透徹，非常具有說服力。讀者只要讀這幾章內容，就可以清楚看到西方反華勢力對歷史事實的歪曲，也可以看到分裂勢力編造的所謂歷史的荒謬。二是第9章，記“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專門作一節，分五目記“文革”開始波及西藏、“文革”在西藏的發展和蔓延、“文革”對西藏造成的危害和教訓、抵制“文革”沖突及維護西藏大局穩定。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帶來巨大沖擊，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使全國各地社會陷入混亂。在內地編史修志，“文化大革命”這一段寫不寫、寫什么、如何寫都有過爭論，成為棘手問題。此卷編撰者不回避這一段歷史，依據檔案文獻材料，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將這一段歷史完整反映出來，充分說明此書是嚴肅科學的史學學術著作。三是第17章記平息“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編撰者同樣不回避這一歷史問題，根據大量史實材料作記述，并深入分析了這一事件發生的背景、嚴重危害及原因，并對事件的平息與保持西藏穩定措施一一作了記載。這一事件的發生已10年，西方反華勢力及分裂勢力在這一事件發生、經過等問題上也制造了種種謠言，此卷全面詳盡的記述，有利正本清源，匡正視聽。四是下編從21—41章，采用“志”的體例橫向記當代西藏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巨大變化與發展成就。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全國各地的大力支援下，西藏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這些發展成就，當然應濃墨重彩記錄，采取“志”的結構，也可更好地展現。在當代西藏的真實面貌前，各種謠言不攻自破。編撰者將當代西藏經濟社會發展豐富的資料、數據記入，使其記載更具可信度與說服力。

由于編撰者勇于擔當，敢于創新，用心編撰，多卷本《西藏通史》精彩之處比比皆是，要作一全面評價難度頗大，以上僅為個人管中窺豹的淺識。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講話中強調要學習歷史，借鑒運用歷史經驗，并指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筆者認為，以科學、嚴謹態度編撰的多卷本《西藏通史》已實現其預期目標，能夠發揮增強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積極作用。

（本文作者：趙心愚，原載于《中國藏學》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