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歷史組成部分的《西藏通史》，以其8卷13冊850余萬字的規模，展現了西藏地方、藏族歷史發展的漫長進程中與內地、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時空長卷。這是中國藏學研究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奠定登高望遠新高地的巨大成就。在此，我首先向這部巨著的總主編拉巴平措先生、張云教授以及各卷主編和包括海峽兩岸的藏學作者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西藏通史》的付梓面世，是中國藏學研究事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國藏學在國際藏學界居于領先地位的現實標志。毫無疑問，現代藏學研究肇始于早期西方學者對西藏地區開展的研究，如果從嚴格意義上以喬瑪算起，中國本土的現代藏學研究興起比西方人晚了近百年。但是，這部《西藏通史》的問世，卻彰顯了中國現代藏學研究跨越式發展的現實成就以及在國際藏學研究領域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學術地位。

在拉巴平措和陳慶英兩位先生為這部通史撰寫的“總序”中，很精確地指出了撰著《西藏通史》的幾個關鍵，一是必須明確以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擯棄西藏歷史上的唯心史觀和有神論思想；二是必須立足史料，充分吸收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遵循“厚今不薄古”的原則，實事求是，努力探討西藏地方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三是必須處理好西藏歷史與藏族歷史的關系。這些基本的編撰原則，事實上也是我們閱讀這部通史的思想路徑指南。

“通史”，貫通古今之史。這是《西藏通史》顯而易見的特點。但是，這部通史之“通”不僅是從古至今的編年、分代之通，而是歷史知識與科學研究的學科融通，邏輯貫通和內外兼通。《西藏通史》是典型的歷史著作，但是構成這部歷史的知識體系，涉及了諸多學科。可以說，其知識體系的綜合性、學科視野的開闊性，遠遠超越了傳統“歷史學”的學科范疇。

就《西藏通史》整體脈絡而言，在依時敘事、依史敘事的謀篇布局中，貫穿了一個基本的思想邏輯，即唯物史觀，通篇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思想方法記述歷史、考辨史證、展現史實，體現了中國史學傳統在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中的時代特色。

所謂內外兼通，則是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吸收和使用。在現有的地區—族別相互交織的地方性通史中，如果翻閱《西藏通史》各卷所附參考資料，除立足于漢文史料和研究著述外，還有兩個十分顯著的特點：一是藏文史料和研究著述的汲取，二是外文研究著述的利用，都可謂前所未有。這也正是這部通史“跨越性”成就的重要內涵之一，“跨越”是指吸收、借鑒和辨析的效率和速度，而非無視前人成就的學術過程缺失。

因此，我認為這部通史，是立足于國內外藏學研究前沿的綜合性、貫通性成果，具有獨一無二性。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論及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體現繼承性、民族性”特點時，強調了“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的問題，并具體指出了“三種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中國化的思想成就，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這部《西藏通史》，在“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方面，堪稱達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

隨手翻閱《西藏通史》早期卷，看到“雍仲”一目，短短兩三千字，濃縮的知識空間令人嘆服、令人信服。從考古范疇的巖畫遺存、到苯教文化傳統，從卍字左旋右旋的解讀，到以兩種雍仲區分苯教與佛教的誤解，從古印度雍仲的信仰符號及其伴隨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到中國甲骨文卍字出現的史證，從其符號由中亞和西亞傳入，到追溯到美索不達米亞古老文明及其在世界范圍廣泛的存在，其知識含量之多，吸收古今中外各類見解之多，見微知著地體現了《西藏通史》作為一部信史的學術質量。

《西藏通史》是一部鴻篇大作，堪稱中國西藏地區的“宏大敘事”，絕非“一口氣”能讀完的歷史。我有幸先期獲得了非正式出版的印本，期間因承擔《清史·典志·民族卷》《清史·典志·宗教卷》，以及《清史·圖錄·宗教卷》的審核工作，從《西藏通史》中獲益良多，其知識譜系如同關涉西藏歷史和現實的“百科”。同時，在涉及中國所面對的“涉藏斗爭”問題，這部通史由遠及近、直到當代，提供的知識系統性、資料豐富性、觀點鮮明性和政策實證性，都是難能可貴的。其中，各卷所附的參考資料、大事記、索引、譯名對照等附錄，不僅體現了學術規范的嚴整，而且為讀者、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精到的學術資源，為這部通史的學術權威性增添了光彩。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任務。我認為，這部《西藏通史》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有機組成部分的藏學研究方面，為踐行這一任務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作為一名讀者、學習者，我衷心感謝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集自身之職責和中國藏學界之力量于一體，為中國和國際藏學界作出的獨一無二的學術貢獻！

（本文作者：郝時遠，原載于《中國藏學》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