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來源：

西藏民主改革60年來，民生[1]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2018年即將迎來西藏民主改革60年之際，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啟動編撰“西藏民主改革60年叢書”的工作。全套叢書共8卷，于2019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鑒于西藏民主改革60年是黨的民生觀在西藏實踐并取得巨大成效的60年，叢書編委會及主編鄭堆特將原定的“社會卷”改名為“民生卷”，以突出反映在黨的領導下西藏民生事業取得的巨大成就。《西藏民主改革60年·民生卷》（以下簡稱《民生卷》）由《中國藏學》主編黃維忠擔任主編，由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各章節作者，在主編的統籌安排下，各章節作者著手收集資料、查閱文獻，相關作者還奔赴西藏山南克松村調研，獲得了最新的第一手資料。該書在編寫過程中，盡可能地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使用最新數據和資料。

作為該書作者之一和責任編輯，現試對該書評介如下，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民生卷》全書50余萬字，在概述中國共產黨民生觀的基礎上，系統梳理了中國共產黨民生觀在西藏的實踐歷程，并分別就人口、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生活、民族交往與交融等領域展示了西藏民主改革60年來民生領域發生的巨大變遷。總體來說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系統梳理了中國共產黨民生觀在西藏的實踐歷程

中國共產黨的民生觀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對廣大人民的生存、生活、發展等問題的看法和做法。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改善民生作為自身的奮斗目標，并為這一目標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時間在變，中國共產黨人一心一意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沒有變”。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實質上就是一部關注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為民謀利的歷史。從“為人民謀幸福”的毛澤東，到“改革開放富起來”的鄧小平，從忠實踐行“三個代表”的江澤民，到“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胡錦濤，再到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習近平，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民生觀既是對人民的莊嚴承諾，更是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

中央歷屆領導的民生觀在西藏的各項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落實中得到了集中展示。《民生卷》在第一章中就詳細闡述了中央歷屆領導有關西藏方面的民生觀及其實踐。毛澤東主席在處理和解決西藏問題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為黨在西藏的工作制訂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西藏革命和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鄧小平同志強調：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加快西藏發展和改革；江澤民同志指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推進西藏跨越式發展；胡錦濤同志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科學發展的軌道上推進西藏跨越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牢牢把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這個出發點和落腳點，大力推動西藏和四省藏區經濟社會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系列治邊穩藏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從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出發，立足黨和國家工作戰略全局高度，深入研究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和長治久安大計，既充分濃縮了60多年來中央治理西藏的共同智慧，又充分體現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治藏方略的創造性發展。”[2]

二、真實反映了西藏民主改革60年來民生領域發生的巨大變化

民主改革60年來，西藏民生事業發生了巨變。城鄉就業得到很大改善，人民收入顯著增長；教育普及率得到大幅提高，醫療衛生條件明顯改善，社會保障政策落實逐步惠及全民；文化娛樂設施逐步建立健全，交通通訊條件明顯改善；農牧民住房面積逐年擴大，住房條件逐年改善，人均壽命明顯提高。比如，2018年西藏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33797元和11450元，分別是1965年的73倍和105倍。西藏人均壽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6歲提高到現在的68.2歲。西藏每千人擁有的衛生技術人員從1958年的0.42人增加到2017年的4.89人，每千人擁有的床位數從1958年的0.14個增加到2017年的4.79個。又如在舊西藏，廣大農奴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適齡兒童入學率不到2%，文盲率高達97%；如今，西藏在全國率先實現15年免費教育，2018年，西藏學前教育毛入園率達77.9%，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3.9%，高中階段毛入學率達82.3%，高中教育毛入學率達39.2%。33年來，內地西藏班累計招生14.19萬人，其中初中5.3萬人，高中4.2萬人，中專（中師）1.1萬人，高校3.5萬人，為西藏培養輸送了4.6萬余名各行各業建設人才。目前，西藏已經建立起幼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中等專業技術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電視教育等具有西藏地方特色和民族特點的現代教育體系。

《民生卷》每章單獨設立發展歷程一節，以反映民主改革60年來各階段西藏民生各項事業的變遷。一般要求分1959—1976年、1978—2012年、新時期3個階段，1978—2012年間還會細分。不過因各章節情況不同，會有所調整。如教育篇分成了4個時期：民主改革后的發展階段（1959—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年）、改革開放以來的西藏教育事業（1977—2012年）、新時期的西藏教育事業（2012年至今）；社會保障篇也分了1959—1965年、1966—1978年、1978—2012年以及新時期等4個時期；民族交往與交融篇則分成了5個時期：1951—1965年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在西藏的初步實踐、1966—1978年西藏的民族關系、1978—1989年西藏的民族關系、1990—2000年西藏的民族關系，以及進入新世紀以后的西藏民族關系。可謂突顯了西藏民生各項事業各自的發展歷程。

三、突出展示了西藏民生領域的特點

民主改革60年來，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西藏的民生事業，在財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給予巨大支持，西藏各領域的巨大變遷離不開全國對西藏的支持。以中央對西藏的財政支持為例，據統計，1980—2018年中央向西藏的財政補助累計12377.3億元，占西藏地方財政總支出的91%。[3]至于民生領域，特別是在教育、醫療衛生方面，則更為突出。以教育為例，長期以來，中央全力支持西藏落實免費義務教育，保障正常事業經費的基本需求。除教育經費95%以上由中央財政撥款外，還安排各項專款和基本建設資金。同時要求全國各省、市加大資金、設備、教師援藏的力度，多渠道多形式地幫助西藏培養各類人才，保障了西藏教育的快速發展。在西藏自治區各項事業經費中，中央的財政支持始終占據主要部分，如2011年西藏自治區總收入為7787811萬元，其中中央財政補助7142541萬元，占總收入的97.1%。2011年西藏全區教育經費投入總計826102萬元，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807466萬元，占97.7%；而同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23869億元，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18587億元，占77.9%。這組數據充分體現出中央財政對西藏教育事業的全力支持。

因此，《民生卷》在教育、醫療衛生這兩章專門設立了相應的教育援藏、醫療援藏一節。在我國，教育對口支援是在政府主導下發達地區（學校）向欠發達地區（學校）輸入物資和智力援助的一種補充性教育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國家幫助欠發達民族地區協調發展的創新模式。教育對口支援作為嵌入我國扶貧開發和邊疆治理的一項重要工作，其政策配套體系不斷豐富，經歷了由“輸血”到“造血”、“硬件”到“軟件”、單向到多向、“一對一”到“多對一”等方面的數代更迭完善。教育對口援藏經歷了摸索起步階段（1956—1977年）、擴展探索階段（1978—1995年）、細化深化階段（1996—2015年）、“組團式”援藏翻開新篇章（2016年起）等4個階段。醫療援藏則展示了西藏和平解放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開放初期、改革開放深入推進時期以及新時期的“組團式”醫療人才援藏等發展歷程，重點介紹了醫療組團援藏、健康扶貧等中央醫療援藏方面的最新舉措。

四、以點帶面展示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人員為西藏民生事業作出的貢獻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于1986年5月20日，是以西藏和四省藏區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發展為研究對象的國家級科研機構。30余年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始終服務大局，圍繞新時期中央治藏方略，增強發揮涉藏智庫作用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為西藏和四省藏區經濟社會發展和長治久安提供智力支持，完成了很多相關科研項目。《民生卷》醫療衛生篇便展示了藏研中心科研人員的相關貢獻。

包蟲病的防治集中體現了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對傳染病防治工作的重視。青藏高原地區包蟲病人群患病率為1.34%，顯著高于非青藏高原地區的0.13%。西藏、青海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包蟲病患病率位居全國前三，分別為1.66%、1.10%和1.06%。高患病率區主要集中在四川、西藏和青海三省（區）交匯處。2016年，在國家衛計委指導下，西藏自治區組織全國17個援藏省市的專家和當地醫務人員共千人完成了樣本量達80384人的流行病學調查，摸清了西藏包蟲病的流行范圍、程度、發病率、傳染渠道等情況。2017年出臺了《西藏自治區包蟲病綜合防治工作方案（2017—2020）》，提出將建立黨委領導、政府主導、部門協作、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包蟲病防控和治療體系，全面落實控制傳染病，病人篩查治療全覆蓋、深入開展健康教育相結合的綜合防治措施。在患者普查方面，2017年3月啟動人群包蟲病普查工作，全國17個對口援藏省市組織工作隊派醫務人員赴西藏協助開展包蟲病普查工作，其中就有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醫藥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為包蟲病的防治、治療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北京藏醫院聯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辦、藏醫藥研究所，本著“服務藏區，為藏區培養人才”的原則，自2010年起連續舉辦了9屆全國藏醫藥高級研修班。主題涉及藏醫藥治療常見病臨床經驗、藏醫藥特色技法、藏醫藥臨床實踐、藏醫經典等；主講老師來自西藏、青海，以西藏為主。共計有890名學員，分別來自西藏及四省藏區、北京、內蒙古等省市自治區，其中西藏學員130余名。這一研修班在西藏及四省藏區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深受廣大藏醫工作者的歡迎。

五、充分利用了各種相關資料

《民生卷》在撰寫時，充分利用了各種相關材料，其中引用的重要的參考文獻近130種。這還不包括《西藏日報》《人民日報》、西藏網、新華網等各種報刊、網站上的資料。

為展示西藏民生的巨大變遷，《民生卷》利用了一些鮮活的材料，如“西藏自治區農牧民享受財政補助優惠政策明白卡”（以下簡稱“明白卡”）。為了讓西藏全區的農牧民群眾對他們所享受的優惠政策有個全面的了解，西藏財政廳編制了“明白卡”，使農牧民群眾知道惠從何來、惠在何處。“明白卡”自2009年開始由西藏財政廳負責編制，一般由直接補貼政策（現金或實物）以及間接補貼政策（公共服務優惠政策項目）兩部分構成。同年6月10日，舉行了西藏農牧民享受財政補助優惠政策明白卡首發儀式。此后幾乎每年編制一次。

自2009—2018年的10年中，從總體上看，西藏農牧民享受的財政補助優惠政策的項目在增加，從2009年的60項到2012年的71項、2015年的74項、2018年的71項。從2009年的60項到2012年的71項，增幅較大，說明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后全國對西藏的支持力度在加大。與2015年相比，2018年項目有所減少，原因有多個：一是2018年刪除的項目比較多，達7項。這是根據西藏民生的發展而采取的相應措施，比如取消間接補貼中的農村危房改造貸款貼息，這是因為2017年西藏已經全面完成農牧民安居工程。[4]二是有些項目合并了，比如從2016年起，將農作物良種補貼、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合并為農業支持保護補貼，即從3項合并為1項了。三是2018年增加了經濟困難的高齡、失能等老年人補貼、群防群測人員專項資金、動物疫病強制撲殺補助、草原鼠害防治補助、病死生豬養殖環節無害化處理補助等5項。因此，盡管2018年西藏農牧民享受的財政補助優惠政策的項目看上去減少了，但優惠政策實施的范圍則仍然在增加。

總體而言，《民生卷》的研究與撰寫特別注意學術規范。這是筆者參與寫作和編輯過程中感觸最深的地方。《民生卷》無論從立意論題、篇章架構，還是理論運用、論證邏輯，乃至行文語言、文獻引用以及注釋、附錄，都很規范，同時能自覺遵守學術倫理，尊重前人和同行的成果，這也保證了著述的品質。

當然，該書也有一些不足或遺憾，存在一些需要拓展提升的空間。如：雖然梳理引證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第一手的田野資料，但還有一些資料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個別章節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方面略顯不夠，2018年的最新數據還有所欠缺；如果能加一些圖片，做到圖文并茂，該書將更加鮮活、生動。不過，瑕不掩瑜，《民生卷》以豐富的材料、翔實的數據展示了民主改革60年來西藏民生領域各項事業取得的巨大成效，實為了解民主改革60年來西藏民生事業發展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1] “民生”一詞最早出現在《左傳·宣公十二年》中，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辭海》中對“民生”的解釋為“人民的生計”，而“生計”又被解釋為“謀生的辦法”“生活的狀況”。通俗來說，民生的字面意思指有關國民的生計與生活問題，包括謀生的手段和生活，其真正要義是滿足人民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需要，包括基本營養、基本教育、基本住房、基本保障和基本職業等。

[2] 黃維忠主編：《西藏民主改革60年·民生卷》［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9年，第29頁。

[3]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偉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4] 2006—2016年間，西藏農村危房改造工程完成投資總額301.15億元，受益人口290.16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