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年。有關民主改革的研究自然廣受各界關注，學界也推出了系列著作和文章，其中不乏分量十足的佳作[1]。不過筆者想推薦的一本書是2014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由西藏社會科學院郭克范研究員編寫的《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該書共收錄43份檔案資料，涉及的時間段為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開始至1965年自治區成立前，其中又以1959年至1960年為重點；涉及內容主要有“三反雙減”運動（農村和寺廟）、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社會經濟、醫藥衛生、文物保護等方面的內容。

這是一本關于西藏民主改革不得不讀的書。不過也許是早出版了幾年，該書在今年西藏民主改革60年的研究熱浪中竟然悄無聲息，湮沒無聞。因此筆者不揣鄙陋，試著來解讀該書的兩個特點：一是資料的珍貴性，二是觀點的創新性。

一

目前，有關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以宏觀敘事的居多，缺少微觀的細描。大部分的研究著作都是這樣寫的：先是介紹民主改革的方針政策，接著介紹農區的民主改革、牧區的民主改革、寺廟的民主改革、城鎮和邊境地區的民主改革，最后總結一下民主改革的意義[2]。引用的都是西藏出臺的各種文件或者當事人的回憶、日記[3]，再加一些數據，基本千篇一律。至于西藏民主改革在農區、牧區、寺廟和城鎮是如何開展的，一概未見。可謂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當然這也是相關檔案材料不易查尋的緣故[4]。不過，《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的出版恰恰填補了這一空白[5]。該書收錄了扎囊縣有關民主改革的檔案20份，基本展示了扎囊縣民主改革的進程：1959年6月至年底，扎囊縣開展農區“三反雙減”運動（反叛亂、反奴役、反烏拉差役和減租減息）、寺廟“三反三算”運動（反叛亂、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權，算政治壓迫賬、算等級壓迫賬、算經濟剝削賬）和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民主改革運動。1960年2月中下旬，開始土地改革復查試點工作，8月20日結束土改復查工作。

寺廟經過民主改革，實行政教分離原則，進行民主管理，成立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當時在整個山南地區對12座歷史悠久的名寺和教派主寺作為第一批保留寺廟予以保留，其中扎囊縣有兩座：桑耶寺和敏珠林寺，以后又逐漸增加到數十座。（詳見上表）

試舉一兩件檔案進行分析。一件是中共扎囊縣委1959年9月20日所做的《三個月來三反雙減運動總結》[6]。這一檔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情況，第二部分是運動的情況，第三部分是對領導“三反雙減”運動的體會。第二部分下列當前運動進展情況、“三反雙減”斗爭果實、發動面及深度、建立核心組織的情況、存在的問題等五部分。我們僅以“發動面及深度”為例：

應組織發動面和實發動面及程度。全縣總人口21499人，其中除去打擊對象6%即1282人（因打擊對象以戶計占5%，若算人則是6%左右，這是因為打擊對象家屬人口比重較窮人的家屬人口大些），于94%即20217 人是屬于勞動人民的隊伍，但其中成人占到60%左右，12—16歲的少年占到11%，11歲以下的占到29%，在60%的人中除去年特老、有病產婦等類不能參加斗爭的人約2%，所以實際發動組織面是，成年、老年占58%即11658人，12—16歲的少年占11%即2211人，兩類共實應組織面13869人。現已發動組織11277人，占應發動組織的81.4%，其中已充分發動7173人占已組織的63.6%，基本發動的2450人占21.7%，未發動的1654人占15.7%。[7]

在總結全縣發動面情況的基礎上，還具體分六種人、四種地區詳細介紹了發動情況。甲、六種人的具體發動情況（除去6%的打擊對象的人口）。農村，分四種：第一種，男應發動（16—55歲）；第二種，女應發動（16—55歲）；第三種，56歲以上老年（男女）；第四種，12—16歲的男、女少年。寺廟，分兩種：第一種，喇嘛應發動；第二種，尼姑應發動。在介紹各種人總人數后，細列已充分發動人、基本發動人、未發動人及占比情況。“對上述六種人的分析是，僧尼比俗民發動深、廣，農村中男比女深廣，少比老深、廣。” 乙、四種地區的發動情況是：第一種中心農區，第二種邊沿區，第三種半農半牧區，第四種寺廟，其下又分3類。“上述四種地區經分析是，中心農區比邊沿農區發動得深、廣；全農區比半農半牧區發動得深、廣；寺廟比農村深、廣，喇嘛廟比尼姑廟深、廣，大廟比小廟深、廣，以寺廟為主帶農村的廟比以農村為主帶寺廟的廟深、廣。”[8]

另一件是關于土地改革的，即1959年11月27日《中共扎囊縣委關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總結報告》[9]，報告分基本情況、土地改革運動的經過和收獲、主要體會、存在的主要問題與今后意見等4部分。其中，收獲部分強調“我們取得的收獲是極大的，而且是幾千年來所夢想不到的”，“隨著廣大貧苦農民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翻身解放，無論在人們的思想上、勞動勁頭上和社會風氣上，都出現了一個嶄新的面貌”。并詳細列舉了十大變化：一是由于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翻身解放，因而新的生產情緒空前高漲。二是已經在廣大群眾中初步樹立了“四愛”思想，即熱愛祖國、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熱愛幫助翻身解放的干部。三是通過土改，勞力從各個角落獲得解放，勞動光榮的風尚初步樹立，不勞而食被視為可恥。四是新翻身的農民，在土改后相互幫助，取長補短，克服困難，開始出現了自愿互利的小型的變工互助組。五是土地改革打爛了封建統治枷鎖，長期處于妻離子散、父子不能團圓的分割局面已一去不復還。六是以貧苦農民為中心的民主團結的空氣已經鞏固地樹立。七是土改后，由于廣大農民群眾階級覺悟的提高，勞動人民之間出現了一片階級友愛、相互諒解、團結和睦新氣象。八是經過土改的實際斗爭，廣大勞動人民的敵我界線更加明確，識別敵我界線的能力進一步提高。九是由于廣大勞動人民得到了政治上、經濟上的翻身解放，許多人為了進一步要求生活過得舒適，知道了講衛生的好處，因而出現了整修房子、打掃街院的新氣象；在個人方面，有許多人由過去長年不洗手臉變而為天天洗臉、洗手和洗衣服的良好習慣。十是在政治上、經濟上翻身后，文化翻身已成為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因而出現了送子女上學，興辦民校的新高潮。[10]

可以說這樣的細節、個案在該書的檔案中隨處可見。正所謂一葉而知秋，《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是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資料寶庫，正待有識之士挖掘。

二

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意義，學界已經有廣泛的討論，其中《西藏：60年滄桑巨變》一文總結得較為全面：一是廢除封建農奴制，社會制度實現歷史性跨越；二是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保障了西藏人民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三是經濟建設成績斐然，社會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四是廢除政教合一體制，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五是社會建設全面進步，民生事業欣欣向榮；六是生態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人與自然和諧共處。[11]其他的總結幾乎大同小異。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作者郭克范通過對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的解讀，得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集體主義觀念的興起”。他認為，這是西藏民主改革中“一個未被充分認識的偉大成果之一”[12]。

“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偉大的功績之一，就在于把一盤散沙式的中國集合起來，并且讓集體主義觀念深入人心。作為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藏革命同樣具有這樣的實踐結果。”[13]如果說在內地廣大地區，舊中國時，呈現過一盤散沙的局面，那么西藏地區則更甚。在舊西藏，因為實行的是莊園制領主經濟形式，談不上互助組、合作化時期的那種集體勞動。“民主改革就是一個發動和組織群眾的過程，是將群眾組織起來的過程，是集體主義觀念生長并逐漸成為主導觀念的過程。通過民主改革，人們在集體框架內，都有了自己合適的位置。”[14]

郭克范通過對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的仔細分析，指出：集合成眾并形成集體觀念，是在西藏民主改革時期開始出現的，并通過以下步驟實現的：1.通過“三反雙減”運動，把群眾發動起來；2.通過各級農牧民協會，把群眾組織起來；3.利用當時已經成型的形式，進行較為深入的發動群眾，使集體觀念開始扎下根[15]；4.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標志著集體觀念已經成為共識。第四步在《扎囊縣扎其區整頓互助組的經驗》這份報告中有所呈現：

扎其區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民主改革基本勝利的基礎上，由于廣大群眾思想覺悟的提高，迫切要求發展生產，走組織起來的道路，因而從去年（即1959年——引者注）十一月中旬開始，農民參加互助組的戶數很快就占到了總戶數的百分之八十四；第二階段是在組織起來顯示優越性的基礎上，經過十二月中旬整頓工作后，互助組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發展。[16]

扎其區全區共有1136戶5123人，2876個男女全半勞力，14416藏克土地，經整頓，已組織起來的互助組112個，參加互助組的占總戶數的94%，占總人口的96%，占總勞力的97%，占總土地的97%。

扎其區的互助組先后整頓過三次。前兩次分別在1959年12月中旬、1960年1月中旬，第三次整頓工作是在售糧后，通過開展增產節約活動，從1960年1月28日開始的。分4個步驟進行，總共用時15天。其中第二步是全面貫徹政策，深入思想發動。“具體作法是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宣傳互助合作政策，通過修訂六零年計劃，制定五年遠景規劃，進行農村發展方向的教育，目的要達到提高思想，分清是非，堅定辦好互助組的信心和決心。”[17]顯示出勞動互助觀念或者說集體觀念開始形成。

作者強調“集體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由此帶來的集體生活方式，同樣是一種傳統，對其精神價值需要有足夠的認識”[18]。對于這一集體主義的傳統，學界是有所關注的，但用詞不一樣。陳波用了“新共同體”這樣一種提法。他在《生活在香巴拉:對西藏五十年間一個文明化村落的實地研究》設專章“新共同體的實踐與瓦解”進行討論，指出新共同體是在從互助組到生產隊這些新的村落組織方式演變過程中逐漸建構的。[19]并與郭克范一樣，指出這一共同體到1984年開始逐步瓦解。

郭克范慨嘆“勞動者合作經濟曾經是中國大陸廣為采用的經濟方式，并以此構建了新型的社會關系，它曾經被認為是社會進步的一大標志；它現在卻主要成了留存人們記憶中的傳統”[20]。其實，黨的十八大以來，集體主義觀念在西藏已有所復興。這突出表現在西藏集體經濟方面。西藏集體經濟經營形式多樣，如村集體經濟農牧民專業合作社、養殖大戶等，領域包括種植業、養殖業、運輸業、民族手工業、建筑業等。其中，西藏農牧民專業合作組織從2012年的939家猛增到2018年的8364家[21]。目前，集體經濟已成為西藏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助推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西藏打贏脫貧攻堅戰、推進鄉村振興打下堅實的基礎。

此外，本書作者郭克范在《甲瑪溝的變遷——西藏中部地區農村生活的社會學調查》一書中就西藏民主改革的意義還提及了另一個觀點，即西藏民主改革在政治上的解放是全方位的：“在民主改革中占舊西藏人口5%左右的三大領主，從束縛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封建農奴制度中擺脫出來，同樣獲得了政治上的新生。”[22]

1959年8月前往西藏訪問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便接觸到了不少屬于領主階層的人，她已經感受到了他們的新生。朗頓夫人早就期待過除了農奴制以外的另一種生活方式：“我在西藏提出這個問題時，沒有得到過答案，這不是女人能過問的事。一九五一年后，我看到中國越變越好，因為如今中國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女人與男人也平等了。我開始學習，后來我們發起成立了愛國婦女組織，再后來我的疑問開始有了答案。現在我本人再也不想按以前的生活方式生活了。”[23]達賴喇嘛的誦經師、活佛嘉措林（Jaltsolin，音譯）接受斯特朗采訪時，表達了這樣的愿望：“愿世界人民熱愛和平，沒有壓迫”，“西藏這里，有人曾利用宗教剝削他人，活佛想的是如何謀取更多的土地、農奴和占有更多的財寶，這與佛教教義相悖。大寺院壓迫小寺院，上層喇嘛壓迫窮困僧人，這不是宗教自由，我本人不喜歡這樣，過去就不喜歡”，“我們現在漸漸明白了只有廢除了剝削制，才能真正遵循釋迦牟尼的教義，是共產黨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宗教自由，因為如此，我現在能夠為人們服務了，可以遵循真正的佛教教義了，我為此而感到萬分高興”。[24]顯然，三大領主政治上的新生應該是廣泛存在的，這一點有待學界關注并加以深入探討。

[1] 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推出的“西藏民主改革60年叢書”政治卷、宗教卷、民生卷、生態環境卷、文化卷等，中國藏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

[2] 如最新的研究成果《西藏通史?當代卷》第六章，參見朱曉明、張云、周源、王小彬主編：《西藏通史?當代卷》［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第205—240頁。

[3] 如林田的民主改革日記，魏克關于甘丹寺民主改革的日記。

[4] 1959年西藏開始民主改革，各地在平息叛亂、建立人民政權的過程中，開展了廣泛的社會調查，留下了十分豐富、寶貴的檔案資料。這批檔案資料基本上沉睡在各個地方檔案館里。

[5] 《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得以出版，與作者的經歷關系密切，20世紀90年代他曾在扎囊縣檔案館工作過5年。

[6] 《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第18—30頁。

[7] 同上，第21頁。

[8] 同上，第21—23頁。

[9] 同上，第95—106頁。

[10] 《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第97—102頁。

[11] 安七一：《西藏：60年滄桑巨變》［J］，《中國藏學》2019年第1期。

[12] 《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前言第24頁。

[13] 同上，第281頁。

[14] 同上，前言第24頁。

[15] 有幾個現在已經不再被提及的詞：大鳴、大放、大辯論，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是作為發動群眾的一個基本工作方法來使用的，可分三個步驟：一是培養重點，推動全盤；二是解除顧慮，輕裝上陣；三是鳴放出來，辯論清楚。詳見《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第284—285頁。

[16] 《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第114頁。

[17] 《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第115頁。

[18] 同上，第287頁。

[19] 陳波：《生活在香巴拉:對西藏五十年間一個文明化村落的實地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06—239頁。

[20] 《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第287頁。

[21] 據《偉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書，2018年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8364家。

[22] 《甲瑪溝的變遷》課題組：《甲瑪溝的變遷——西藏中部地區農村生活的社會學調查》［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第2頁。

[23]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孟黎莎譯：《百萬農奴站起來》［M］，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

[2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