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6日至20日，由首都師范大學、故宮博物院、西藏文化博物館和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聯合主辦，首都師范大學漢藏佛教美術研究所承辦的第四屆西藏考古與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紫玉飯店舉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斯塔、首都師范大學副校長王曉霞、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陳麗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鄭堆出席了開幕式。

參加此次會議的正式代表共計62位，主要來自國內外高等院校和相關文博機構，其中國外代表23人，分別為美國9人、日本5人、法國3人、瑞士3人、德國2人和印度1人。國內代表（含港臺地區）39人，列席9人。收到論文53篇，涉及近年西藏考古新發現、敦煌與吐蕃美術研究、藏傳佛教文本與圖像研究、藏傳佛教藝術與明清兩朝中央政府關系研究、藏傳佛教藝術傳統流派研究、藏區西部美術研究等主題。

近年西藏藝術研究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確立并倡導了“漢藏佛教美術”的研究趨向，重點討論以往受到西方西藏藝術史研究忽略的、自公元7世紀以來漢藏藝術的相互交流，本次會議的焦點仍然圍繞這一主題進行。西藏文物保護所陳祖軍的《青藏高原東部石棺墓遺存初探》討論青藏高原東部的石棺墓遺存，探討其與川滇文化的聯系。文章將發現于藏東地區金沙江西岸的貢覺縣香貝石棺墓地、怒江西岸的洛隆縣如瓦康石棺墓地的出土陶器與上述三支考古學文化進行了器物形態比較研究，指出至少在距今2000年前后，在青藏高原東部的藏東、川西和滇西北地區的古代先民就有了密切的聯系和文化交流。為我們就藏東、川西和滇西北地區的古代先民的交往的時間問題提出了新的考古發現和證據。中央民族大學巖畫研究中心的張亞莎認為，“赭面”是吐蕃本部對青藏高原某些部族的特定稱謂，且很可能特指與“蕃部”相對應的“卓部”族群（即北部的游牧部族）。在吐蕃佛教美術研究方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張建林的《吐蕃樣式——藏傳佛教早期的本土化造像》根據近年在川藏邊界地區的實地考察，為早期漢藏佛教美術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證。文章指出，“吐蕃樣式”造像最早出現的時代還不清楚，現可確定較早的是9世紀初，11—12世紀仍有遺風，佛教初傳西藏，為迎合傳統崇拜習慣，視佛祖如帝王，用最為尊貴的服飾裝扮佛祖，這可能是其主要原因。四川大學中國藏學所楊清凡為“吐蕃時期密教五方佛圖像的傳入及流布”梳理了新的文獻和圖像證據。西藏文物保護所和靖公布了西藏自治區墨竹工卡縣唐加寺尼瑪拉康11世紀前后繪制的壁畫。首都師范大學漢藏佛教美術研究所謝繼勝的《重建11世紀前后的西藏藝術史》指出，藝術史學者無法在9世紀和11世紀的西藏藝術之間勾勒出一個明確的文獻、圖像至風格的演變軌跡，作者認為有必要對相關藏文文獻作重新詮釋。西藏大學藝術系白日·洛桑扎西則認為聶塘寺所藏的佛教造像保存完整，是研究11世紀西藏藝術史的重要依據。

敦煌藏傳佛教美術一直是漢藏美術研究的重點之一。敦煌研究院沙武田的《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薩曼荼羅圖像補遺》通過普林斯頓大學羅寄梅影像檔案復原了八大菩薩的原貌。對敦煌晚唐至五代密教曼荼羅有深入研究的東京東部研究所田中公明（Tanaka Kimiaki，Japan）的《關于安西榆林窟第三窟中的所謂“胎藏界曼荼羅”》（On the So-called Garbhadhātu-ma??ala in Cave No.3 of An-xi Yu-lin Cave）認為敦煌研究院將第3窟曼荼羅定名為胎藏界與金剛界“兩界曼荼羅”，這在藏傳佛教圖像學中并不存在，因為兩界曼荼羅是分別傳承的。敦煌研究院趙曉星的《莫高窟第465窟八十四大成就者圖像考釋》憑借研究院的天時地利，辨認出了很多以前未曾識別的大成就者像。德國西藏藝術史學者赫爾穆特夫婦（Helmut F. Neumann and Heidi A. Neumann）《西夏金剛亥母曼荼羅》（Xixia Mandala of Vajravarahi）分析近年國外所見的一件有西夏文供養人和西夏文榜題的刺繡唐卡，這件曼荼羅不僅展示了西夏如何以宋代織繡技術將西藏風格與宗教內容相結合，同時也加深了后人對西夏宗教實踐的了解。

密歇根州立大學美術史系景安寧的《元代西藏佛教造像的材料變化》指出，從元代起，西藏佛教造像突然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作品中前所未有地開始大量使用貴重材料——金、銀、綢緞等。貴重物質開始成為西藏佛教藝術的主要特點之一。這與同時期道教造像（不包括蒙古皇室為賞賜道觀和上層道士而制作的個別作品）和文人畫的材料——木、泥、石、紙墨等——形成鮮明對比，主要原因是貴重物質開始從內地大量流入西藏。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熊文彬的論文對元代皇室成員施刊的藏文佛經及其施主、經典施刊地、插圖風格和流通等問題進行探討。法國科學院艾米·海勒（Amy Hellar）,則考察了尼泊爾多波寺藏14世紀晚期至16世紀的藏文文書，為后藏寺院造像的研究提供了文獻證據和繪畫風格比對的材料。

在藏傳佛教圖像學及其相關文獻研究方面，美國特拉華大學的旃德拉·茹蒂（Chandra L.Reedy，USA）《如何界定獅吼觀音圖像？》（What Defines a Simhanada Avalokiteshvara Image?）分析了獅吼觀音圖像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中國國家博物館李翎的論文分析吉祥天母圖像的樣式，認為其身形樣式的變化，顯示了不同流派與不同時期，對于此女神崇拜的微妙變化，其像式確立的時代不能機械地與文獻對應。浙江考古學會賴天兵的《一種新的三佛圖像》通過考察山西、北京、浙江與福建的若干佛塔或石窟寺石刻遺存，甄別出一種新的三佛圖像類型——由兩尊觸地印與一尊禪定印組成的三如來并坐像。

藏傳佛教藝術研究中文本和圖像的問題目前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對圖像學文本進行校勘考證是一項急迫的工作。哈佛大學梵語系范德康（Leonard W.J. van der Kuijp，USA）《印藏與藏傳佛教圖像學研究中的文本與考證》（Of Texts and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Study of Indo-Tibetan and Tibetan Buddhist Iconography）正是對此問題的討論，文章首先主要著眼于對已經存在訛誤的印度文本進行翻譯的一個例子展開討論，之后，又將注意力轉到兩篇對喜金剛與時輪金剛譬喻的重要評論上。從而進一步說明：關于文本的研究將有益于對佛教藝術與歷史的理解。日本金澤大學張雅靜討論《續部總集》中收錄的喜金剛曼荼羅圖像與文本。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員王微(Fran?oise Wang Toutain，French)的《乾隆陵寢地宮所刻藏文和梵文經文》（Tibetan and Lantsa Inscriptions of Qianlong's tomb）認為，在建筑上裕陵尊隨中國傳統陵寢結構，但地宮的內壁和頂的裝飾相當引人注目。券頂、券壁和石門上刻滿了佛教題材的圖案如四大天王、八大菩薩、懺悔三十五佛、五佛曼陀羅、寶塔等等，可見裕陵與佛教關系很密切。這也許是在創造一個曼荼羅虛擬空間。

藏傳佛教藝術與明清兩朝中央政府之間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的研究一直是漢藏佛教美術研究的重點，此次會議有相當數量的論文與此相關。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白瑞霞（Patricia Berger，USA）的《清朝和時輪》（The Qing and the Wheel of Time）認為，清代帝王們對時輪經有始終如一的興趣，正如轉輪王主宰整個佛國一樣，時輪傳統為帝王們自我觀念提供了經典的支持。巴黎大學藝術史系伊莎貝爾（Isabelle Charleux，French）的《從摩羯陀國到布里亞特：蒙古人視野中的旃檀佛》（From Magadha to Buryatia-The ‘Sandalwood Buddha’from the Mongols' perspective）認為，北京旃檀寺或弘仁寺中供奉的旃檀佛是蒙古人入京朝圣的主要地點。在漢地，旃檀佛為漢人提供了一條與印度直接相通的紐帶，對蒙古人來說這尊圣像的作用是同樣的。由于更容易到達，蒙古人把前往北京朝圣等同為前往印度。而且這個象征符號促使清王朝成為一個能夠統治多民族、信仰佛教國家的合法政權。臺北中華科技大學羅中展的《乾隆菩薩裝唐卡研究》，以圖像與文獻結合，探討乾隆皇帝扮演文殊菩薩造型繪制唐卡的用意與用心。北京印刷學院王艷云《古代御容發展與漢藏佛教的關系》認為作為肖像性質的帝王御容，其特殊的身份和背景，使其興衰嬗變、起伏跌宕無不與教權皇權的親疏遠近相聯系。首都師范大學吳明娣、范俊卿的論文探討明清時期藏傳佛教骨質法器在北京等地的流傳及其影響。司徒班禪卻吉迥乃從住持八蚌寺到他圓寂，與麗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美國魯賓博物館的杜凱鶴（Karl Debreczeny，USA）參閱了數種藏文資料，尤其是卻吉迥乃的日記，來重新考察司徒與麗江的關系。芝加哥大學的凱普斯坦探討拉莫卻寺、拉莫護法神及其相關的歷史事件。包頭師范學院奇潔則考察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瓊廟壁畫中白哈爾神圖像。

藏傳佛教藝術傳統流派的研究近年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關注，本次會議德國波恩大學亞洲與伊斯蘭藝術史研究所貝納黛特·布諾斯卡姆（Bernadette Broeskamp M.A）討論西藏傳統流派中的欽則風格造像。四川大學康·格桑益?？疾炝瞬刈鍌鹘y三大繪畫流派中的噶瑪嘎孜畫派唐卡中對漢地青綠山水技藝的吸納。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陳乃華的《西藏的“無我”人物:唐卡畫師的身體感與作者觀》是對安多熱貢為中心的唐卡畫師進行的藝術人類學調查。故宮博物院羅文華在甘孜自治州丹巴縣發現了4處時代在15—16世紀的藏傳佛教經堂碉均保存有壁畫遺跡。在其《甘孜丹巴藏傳佛教壁畫的時代與風格》一文中，他在初步判斷其年代的基礎上，指出有3處壁畫基本上保持了衛藏地區古典傳統的風格，另一處則風格獨特，似乎有漢地繪畫的影響。西藏博物館夏格旺堆在《沉寂數百年于佩古措湖邊上的兩座寺院——恰芒波拉康與喇普德慶寺的最新考古調查》考察吉隆縣與聶拉木縣交界處佩古措湖邊的兩座寺院，其中喇普德慶寺是一座修建于13世紀的苯教寺院。寺院內保存至今的苯教壁畫，其創作年代至遲當在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

本次會議對藏區西部美術有相當的關注。印度喜馬偕爾邦大學歷史系拉克斯曼（Laxman S Thakur）《阿里風格的出現：考古學的展望》（The Emergence of the mNga' Ris Style: the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討論藏區西部的“阿里風格”，很多圖像材料和碑銘文獻是與會學者所不熟悉的。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張長虹的《西藏阿里札達縣帕爾嘎爾布石窟的圖像辨析》找到了12世紀至13世紀衛藏樣式與西部風格的節點。美國西北大學藝術史系林瑞賓（Rob Linrothe ,USA）的《絳色喜繞桑布圖像的辨識》（“Portraiture on the Periphery: Recognizing Byang.sems Shes.rab bZang.po.”）分析拉達克地區藏傳寺院一鋪帶有題記的上師壁畫，并分析了這鋪肖像被誤讀的社會因素。與藏區西部美術相關的還有貝奇壁畫保護基金會主席巴爾茲·貝奇(Baechi Balz)與澳大利亞阿得萊德大學歷史和政治系范蓉的報告，介紹了2001年至2009年該基金會對托林寺遺址保護與維修的過程。

本次會議還設定了遼、金、西夏與吐蕃美術的關系主題，相關文章有蘭州大學藝術學院寧強的《誰創造了古典小說〈西游記〉？——來自遼、西夏考古材料的啟發》、首都師范大學于碩的《張掖大佛寺西游記壁畫內容與繪制時間推證》、故宮博物院孟嗣徽的《十一曜星神圖像考源——以西夏時期〈熾盛光佛與十一曜星神宮宿圖〉為例》、內蒙古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烏力吉的《祖州石房子的功能與契丹族喪葬習俗的變化》等。

本次會議的論文集將在會議結束后正式出版，它將是本次會議成果的一個集中展示，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