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普遍認同：“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全國各少數民族以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為重，發揚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義無反顧地投身于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以實際行動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華民族、分化瓦解中國抗日力量的企圖，為中華民族的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1]少數民族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有關藏族抗戰史的研究有《西藏人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略述藏族人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四川藏族對抗日戰爭的貢獻》《論戰時藏傳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動》《藏族抗日救亡團體評述（1931—1945）》《藏族人民是中國近代抵御外侮斗爭中的重要力量》《“藏族抗戰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等[2]，以上成果的研究對象涉及西藏各階層及各類團體，涵蓋面甚廣，足見學界有關藏族抗戰史研究的努力及深入。但是，具體到藏族女性參與抗戰的研究尚無專文，僅在民國時期第一位赴藏“女特使”——劉曼卿[3]的研究中略見一斑，令人遺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相比，同這場戰爭對中華民族和世界的影響相比，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4]抗戰史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關于少數民族女性在抗戰中的活動，特別是個案分析應得到加強。目前，部分學者已關注到邊疆少數民族婦女對抗戰的貢獻，例如對彝族婦女高玉柱（1906—1942，云南永勝人）的研究[5]。但就筆者基于目之所及的史料而言,藏族婦女馮云仙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更為突出,在當時社會的影響力更為顯著。有關馮云仙的研究，最早的是鄭舒心的碩士論文《民國時期藏族女性精英馮云仙研究》[6]，該文將馮云仙以“少數民族精英分子”的身份展開論述，意在展現民國時期少數民族精英的國家觀與民族觀，但對其參與抗戰則未作進一步深入研究。而隨著近代藏族史諸多新材料的拓展，大量史實表明，馮云仙稱得上全民抗戰中邊疆女性的典范。

一、國難家愁，心懷天下

1937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7]，周恩來指出“今天的中國婦女，在抗戰中已經表示了積極的作用”[8]，可見婦女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藏族婦女馮云仙是鮮有學者關注到的具有“邊疆”及“少數民族”兩個特殊性質的抗戰女性。

馮云仙（1909—1979），又名云先，藏名為格桑曲珍[9]，藏族，西康巴安（今四川巴塘）人。馮云仙因較好的家庭條件及社會關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開闊了眼界。1927年，18歲的馮云仙從漢源女子第一師范學校畢業[10]。同年，即由父親做主嫁給瀘定縣一位駐軍營長為妻。馮云仙的婚后生活并不如意。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傳到瀘定后，忍受不了家庭暴力的馮云仙決定前往南京，從封建禁錮的枷鎖中掙脫出來。

馮云仙短暫的不如意婚姻，激發了她改變自身命運，謀求婦女解放的志向。在當時社會中，能用寫作表達自己思想的女性仍是少數，少數民族女性就更是鳳毛麟角。1931年春，馮云仙到達南京后不久，即在《川康寧遠夷教婦女生活譚》一文中表明了其研究婦女問題、參加婦女運動的志向：“在這社會中，婦女運動的重要社會問題，也就此馬虎地忽略了。今春我到南京來，也因負這一點兒的微志，不顧一切的來奮斗”[11]。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全國各地民眾掀起了抗日愛國潮流。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時任國民黨西康黨務特派員格桑澤仁就特別提到，西康僧俗聽聞日本的惡行后，非常義憤，籌備組織抗日后援義勇軍，此外“各喇嘛寺間聯絡集資，設壇念經，祈求日軍敗退，我十九路軍勝利”[12]。他認為“查西康僧民，向無所謂國家觀念，昔聞內地被列強壓迫之慘案，如庚子聯軍等役，康人聞之，均漠然不相關，此次可謂進步多矣”[13]。抗日戰爭時期，西康人民的國家觀念較清末八國聯軍侵華時有了明顯的轉變，可見“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客觀上促進了民族覺醒和民族團結。

在時代的大浪潮中，馮云仙逐漸意識到婦女的自由平等是建立在中華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統一基礎之上的，正如她在《記劉曼卿與高玉柱》中所說的那樣，“我們都是從西南的封建草原社會里掙扎出來的人，我們都有著一顆樸實的熱忱的心，都愿意竭盡自己的一點綿力來為我們的家鄉，為國家的邊防，以至為全中國，全世界的婦女運動作一點貢獻”[14]。戰爭的爆發，使這個邊疆女子的志向從單純追求女性的獨立解放，轉變成為謀求民族解放與維護國家統一而奮斗。

她的思想的轉變是在多種因素影響下產生的：

其一，較好的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她的母親阿宗夫人，是一位“國家思想、國族意識極為濃厚”的西康藏族女性，被時人譽為“邊疆人民之楷模”[15]。在馮云仙的成長過程中，母親的諄諄教導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漢源女子師范學校求學的經歷，則為其打下了較好的知識基礎。這一點在馮云仙撰寫并公開發表的十余篇文章[16]中均可得到印證，如《苗彝與漢族之混合及文化》一文中她引用顧炎武《日知錄》以及當時國內學者、美國社會學者的研究，闡述了自先秦至清末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與涵化。足可見，馮云仙具有扎實的文化基礎和較好的思辨能力，是一位有才華且個性鮮明的女子。

其二，較為豐富的社會關系。她的舅舅格桑澤仁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阿姨（舅媽的姐姐）劉曼卿為連接中央與西部邊疆的重要人物，他倆均任職于國民政府。馮云仙與格桑澤仁、劉曼卿為親戚關系，無疑在思想上受到他們的影響。馮云仙正是在身邊人等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中華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

“九?一八”事件后不久，“西康旅京同鄉國防救亡會”成立，格桑群覺為會長，馮云仙為9名執行理事之一[17]。“一?二八”事變爆發后，馮云仙義憤填膺，即報名參戰并赴熱河宣傳抗戰。有報道稱：馮云仙“因忿暴日在滬猖獗”，特欲參加蔡廷鍇、蔣光鼐領導的十九路軍對日軍作戰，發誓“欲手刃敵人而后快”。十九路軍軍長鑒于馮云仙纖纖弱質，力不勝任，婉言拒絕了她奔赴前線作戰的請求。隨后，馮云仙“目擊熱河當局態度模棱，無抵抗準備，乃特潛行赴熱，游說二處”[18]。她的這一壯舉，被時人稱贊：“聞女士此行，抱有必達目的之決心噫，如馮女士者，其亦人杰也歟。”[19]至此，馮云仙在抗戰中嶄露頭角。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關于婦女在此次抗戰中的地位及其任務，1938年的《民族抗戰與婦女》一文有詳細的闡述。文中指出：“從民眾動員以至傷兵救護難民安插等問題，過去顯然做得非常不夠，正因為過去對這些工作做得不夠，所以使我們在抗戰過程中感受無限的痛苦和重大損失”[20]，明確提出婦女應注重對民眾的動員、傷兵的救護以及難民的安置工作。馮云仙同樣看到了婦女在進行民眾動員、傷兵救護等工作上可大有作為，并早在抗戰初期就進行了具體的實踐。她的工作主張，即“一切從基層的根本的工作做起，方能收得實效，與其做上層的政治活動，不如先在下層多做一些教育、宣傳，及調查聯絡的工作為有效。因為我認為這是第一步深入民間，深入民間宣傳聯絡，來奠立基礎的工作”[21]。

在馮云仙看來，深入民間與民眾聯合在一起，做一些基層工作，是動員所有力量開展抗戰工作的基礎。有鑒于此，馮云仙結合自身少數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在邊疆地區進行大量的抗戰宣傳及動員；結合自身女性慈愛的本能，對難民兒童進行救濟及教養。馮云仙的“國家”意識在抗日運動的實踐中得到提高，她認為“我應該更加努力于我的本位的工作，以求我們（劉曼卿和高玉柱）的理想，能夠有或多或少的實現，以求對于抗戰建國的事業，能夠有或多或少的貢獻”[22]。

二、慰勞將士，宣傳抗戰

1937年末，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馮云仙為了適應戰時的需要，積極參與戰時服務工作，在漢口與上海女工王滌之一起組織成立了著名的“婦女戰時服務團”[23]。她們的工作主要是慰勞前線將士及宣傳抗日。[24]

1938年1月1日，正是新年開始之際，也是戰火紛飛之時。馮云仙帶領著服務團團員在這個特殊日子里前往慰勞抗戰受傷戰士。當時，團員們“腳步和著腳步，臂膀挽著臂膀的歌聲，響進了平漢醫院的大門，響徹了醫院的每個角落”[25]。馮云仙率先發言，在說明此次慰勞的意義后，團員們為傷兵唱歌、替他們給親人寫信等，力圖從各方面努力使抗戰將士在精神上得到些許安慰[26]。傷員很快被服務團積極、樂觀且充滿斗志的氛圍所感染，“他們的情緒很高，都很激昂，他們的信沒有一個說泄氣話的”[27]。馮云仙在替將士們寫信時，有位戰士注意到她佩戴的戒指，感嘆道：“這位是西康人，現在也在這兒為國家服務，這正表示著我們國家現在是不分民族，不分黨派的為國努力，我們應該很快的回前線殺鬼子啊！”[28]馮云仙激動地說道：“是的！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家，現在來爭取民族的生存，當然也要大家一起來干！”[29]傷員和馮云仙之間的對話將此次慰勞活動推向高潮，使傷員們真切地感受到祖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堅強力量。無論是馮云仙、其他服務團團員還是平漢醫院的全體傷病員，均情緒高漲、斗志昂揚。

1938年4月7日，“蒙藏回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成立，馮云仙為康藏代表之一[30]。4月8日，她隨代表團出發到平漢、津浦兩戰區慰勞抗日將士。23日，馮云仙在“國民外交協會歡迎蒙藏回代表團”大會上致辭，充分表達了她“團結抗戰及擁護唯一領袖之摯誠”[31]。 6月10日，蒙藏回代表團在漢口市一江春禮堂舉行歡迎世界學生代表團茶會，黨政機關及各團體出席者約百余人，馮云仙作為藏族代表與新疆、蒙古代表等一同出席，且皆以主人的姿態在場和來賓們攀談[32]。會上馮云仙用流利的國語致詞并用藏語唱了一首“西康山歌”：“在山上打老虎，要大家的團結，方才能夠把老虎打死。”她唱完并馬上把它的意思翻譯出來，并說道：“現在日寇是老虎，我們是打老虎的人！”[33]《大公報》報道稱，“世界學生代表團對于這位極遠山區里來的女性，表示十分注意。這正是表現著中國有著‘偉大的統一’！”[34]馮云仙在歡迎世界學生代表團茶會上的表現，給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學生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展現了一位中國邊疆女子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多民族共同抗戰的決心。

伴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邊疆地位愈發重要，邊疆建設與開發的呼聲日益高漲。馮云仙尤為致力于在川西等邊疆地區的抗戰宣傳和動員。究其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群眾對抗戰的認識需要提高。“救國不分男女老少，守土莫論南北東西，以弱御強在愈挫愈奮，轉敗為勝須再接再厲”[35]，挽救民族危亡的標語在各大報刊上赫然入目，這是當時全國人民面臨的頭等大事。但是在邊疆地區的民眾一時尚認識不夠，馮云仙曾接到西康來信，詢問“是不是宣統皇帝要登基了？”[36]這如實反映了由于信息閉塞，西康民眾多不知何為抗戰，為何抗戰。當時西康雖已形成和建立起了宣傳抗戰的官方新聞傳播媒介，如《康藏前鋒》《西康新聞》《西康青年》等報刊，但影響的區域、受眾有限，特別是媒介語言以漢語為主，藏文報刊罕見，邊疆民眾文化基礎較低，傳播的局限性很大[37]。總之，受語言文化、交通地理等因素的限制，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民眾對抗戰的認識極為欠缺。

另一方面，對邊疆地區進行抗戰宣傳很有必要。當時的抗戰宣傳工作所采取的形式多是民眾不熟悉的，如“唱的歌大半還是‘洋歌’（調子老百姓不熟悉），講的話大半還是‘洋學生的調子’，大道理、演的戲，也不是老百姓熟悉的，甚至標語用的還是美術字，漫畫也是顯著西洋作風的”[38]，所以民眾不易接受。與之相反，“敵人已利用了我們民間傳統的許多方式在進行它的懷柔政策，他們現在已利用各種迷信，傳說，民間風俗，禮儀，娛樂等等，比我們的宣傳還更接近民眾，這是非常危險毒辣”[39]。在新的形勢下，需要更加重視對民眾的抗戰宣傳工作，包括宣傳的內容、形式。正如馮云仙所說，“假如老百姓連什么叫抗戰與為什么要抗戰都不知道的話，‘開發’和‘動員’如何談得上？在現時情況之下，要開發和建設邊疆，必先從事于宣傳以啟發民智，以提高民眾對抗戰建國的認識”[40]。

馮云仙生于邊疆地區，后又到內地，既有對家鄉的了解，又有對抗日戰爭的深刻認識，在這方面責無旁貸。1938年10月12日，在馮云仙的領導下，“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在重慶正式成立[41]，其重要使命就是擴大宣傳力度，使邊疆同胞亦知國家之危機。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團員多是一些富有愛國熱誠的難民兒童，共30人（男26人、女4人），年齡最大者為17歲，最小者僅9歲[42]。馮云仙認為這些團員具有3個特點：第一，團員們有信心，愿意為抗戰奔走；第二，有熱情，且能說較為流利的國語；第三，來自不同地區，有著特殊經歷。他們曾在淪陷區目睹過日寇的殘暴行徑，親身飽受敵人的皮鞭毒打，親眼看見敵人搶東西、燒毀房子等情形。基于以上3點，馮云仙采取了新的工作方式，在宣傳內容上鼓勵團員將他們的親身經歷都真實地說出來，傳播到大后方，傳播到基層社會，傳播到遙遠的邊疆，喚醒同胞，使他們認識到日本軍閥的殘暴，激發他們的抗戰情緒，自動起來參加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43]

宣傳團在團長馮云仙的率領下，原計劃轉道西康，但因環境關系，未能深入，轉向川西及川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宣傳。在川西歷經溫江、灌縣（今都江堰市）等13縣，元通場、街子場等35鄉鎮；川南方面，由眉山、嘉定進入雷馬、屏峨各縣，計在川南先后經馬邊等22縣，石腳營等43個鄉鎮[44]，歷時3年6個月。宣傳團在大小涼山一帶停留的時間最久，收獲亦最大[45]。他們的宣傳對象除了軍校學生、大學生、中小學生、士兵外，還包括一般民眾。宣傳工作由演講隊、話劇隊、歌詠隊、救護隊、文字隊、展覽隊等6個分工不同的小分隊承擔。

宣傳團意識到，過去的宣傳工作有許多亟待完善之處，主要為：“第一，宣傳方式是完全注入式的、說教式的，甚至于‘訓話’式的；第二，沒有按照每一個地方政治、經濟、社會的特點，民眾真正的要求；第三，不注意老百姓的生活，他們生活圈子內的事，他們的情緒，他們生活中發生的問題”[46]。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針對這些不足作了改進：話劇隊，演出的劇本有《祖國的兒女》《小三子》《活捉東洋人》等，同時又穿插了金錢板、花鼓、獨角戲、“機器人”、雙簧等用舊瓶子裝新酒的雜耍；歌詠隊，則從音樂方面播植了愛國種子，小團員們用響亮的吼聲，替代著英勇沖鋒的號角，替代著有文字戰士的筆桿；文字隊，主要負責編發壁報，內容圖文并重，文字著重通俗趣味；展覽隊，常常舉行街頭漫畫、抗戰照片與邊地生活照片巡回展覽，所收集的前方英勇將士浴血抗戰的照片，敵人奸淫燒殺的照片，以及邊地照片，政府救濟難童的照片共3420張，使普通民眾對抗戰與邊疆地區有了更加明晰的認識。[47]團員們注重學習當地語言、結合當地風俗，注入抗日救國的新內容進行宣傳，如廣西采茶調、四川民歌、打金錢板、打連響等。[48]他們運用多種形式開展宣傳，在城市鄉村共演講379次、演戲劇246次、歌曲計210余首[49]。當地人民十分喜愛，因而取得了很好的宣傳效果。

1940年2月22日，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與成都市立第一小學、市立第六小學、市立第九小學等一起，為響應各界春節運動，在成都市少城公園內舉行春節露天宣傳大會，全市兒童聯合參加表演話劇、歌詠、雜技等節目，及抗戰木刻漫畫相片展覽。[50]

1941年1月4日，馮云仙擔任東方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并出席首次理監事會議。會議提及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兇暴，“全國人民應同日本帝國主義奮戰到底，這不僅是保衛國家，也是保衛東方文化”[51]。次日，馮云仙參加邊疆協會等文化團體舉辦的第三次晚會，并參與合唱，晚會在全體的《義勇軍進行曲》聲中結束。[52]

三、救濟難童，贏得贊譽

抗戰期間，中華民族陷入災難的深淵，大片國土失守，數千萬同胞家破人亡。社會大動蕩中，一大批失去親人的兒童淪為難童，整日在恐慌、饑餓、病痛中掙扎。難童作為未成年人，“缺乏自我保護能力，身疲力弱，是戰爭的最大受害者，或為炮灰，或淪落街頭，情狀十分悲慘”[53]，一批批流離失所的小難童成為社會的重要問題，更成為馮云仙開展抗戰工作的重心。

1937年末，馮云仙參與組織成立的“婦女戰時服務團”，其重要工作之一便是赴抗戰前線搶救難童。服務團的一位負責人評價馮云仙，“馮同志艱苦負責，親自領導著這六十位團員，不放棄每一個工作機會，不叫喊一聲苦”[54]。服務團為了使團員們掌握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識，設定了相關課程，冼星海擔任音樂老師，肖英擔任政治及文化課老師。團員們現學現用，學會了就立即到“江邊碼頭、大街小巷、電影院、傷兵醫院等地方去宣傳。漢口市難民收容所是她們重點幫助和宣傳的點”[55]。在漢口市難民收容所內，馮云仙和團員們一起教難童們讀書、認字、算算術、唱抗日歌曲。為了使收容所內的難童們受到更好的照顧，馮云仙在征得難童家長同意后，將他們接到婦女戰時服務團，進行特別護理。女記者季洪聽聞馮云仙的事跡后，專門對馮云仙進行了現場采訪。1938年4月1日，《婦女生活》上報道了采訪內容，引起較大社會反響。馮云仙接受采訪時說道：

當我們的戰時服務團訓練期滿后，慰勞會并沒有工作分配給她們做，我覺得在這國難嚴重的今日，這么多青年婦女，整日吃飽了公家的飯，沒有事做，心里實在有點過意不去，于是便帶著她們做點防護團的工作，每當警報到來的時候，我們團員都走到街頭上去，規勸民眾躲到避難室去，還告訴他們種種防空防毒的常識，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發現了大批的難民兒童，我跟他們玩著，唱著，當警報解除后，我便要他們排列成了隊伍，教他們唱歌，我快活得不得了，因為我發現了一件最重要而最有意義的工作……我們便不分晴雨與遠近，天天上難民收容所去教育他們。[56]

記者還特別提到，難民兒童“骯臟的臉，骯臟的手，長長的發，破爛污穢不堪的衣服”，一些團員都不肯和他們接近，而馮云仙卻“拿她自己的臉盆與手巾，替他們一個個洗了臉洗了手，還給他們把頭發剪短了，剪齊了，慢慢地他們引起了團員們的歡喜，教他們唱歌，跟他們玩兒起來了”[57]。這一描述盡顯她對難民兒童的真摯愛心與滿腔熱情。該文還報道了一位難民兒童的訴說：“父親現在還不知道到哪兒去了，身邊又沒有一個錢，弟弟又害了傳染病這樣快的死了，我母親是天天在哭！”“這時馮云仙女士走來了，他倒在她的懷里，偎依著，親吻著”[58]。在烽火連天的年代，內心敏感的難童能對馮云仙敞開胸懷，可見馮云仙受到難童的歡迎和愛戴，也展現了她在救濟難童方面取得的成績。之后，馮云仙為保障學齡兒童能夠接受正常的學校教育，又爭取上級批準，開辦了一所難童學校，后增至24所短期難民兒童學校[59]。

1938年2月13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救濟和保育我們的兒童》的社論，同時刊發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著名人士的題詞和詩文。3月10日，“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武漢漢口成立，宋慶齡為名譽理事長，理事長、副理事長分別由宋美齡、李德全擔任，并推選出國共兩黨和無黨派的社會知名愛國婦女56名任理事[60]，馮云仙擔任西康省分會理事[61]。“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是一個具有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婦女組織[62]。

4月24日，“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派出的第二支前線搶救隊，由保育委員會副主任唐國楨和宣傳委員會委員徐鏡平率領，從武漢專程趕往開封、鄭州，負責搶救這一帶戰區的難童。馮云仙擔任第一分隊隊長，率領部分成員和醫護人員前往抗日戰爭前線的河南鄭州，接收約1700余名難童回漢口[63]。

武漢保衛戰后期，華中戰局吃緊，抗敵后援委員會在武漢組織成立了“戰地兒童搶救服務團”，馮云仙擔任副團長。馮云仙冒著敵機轟炸的煙火和機槍掃射的危險，“赴前線搶救了一批兒童來漢，又在當地收容后撤之難童，成立西康教養院欲撒至西康”[64]。

當時，馮云仙和鄧穎超、史良、丁玲、謝冰瑩等均為“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員，其中鄧穎超、史良為總會理事成員、常務理事會常務委員。史良還擔任設計委員會主任，鄧穎超為委員；丁玲為陜西省分會理事；謝冰瑩為湖南省分會理事[65]。鄧穎超、史良、丁玲和謝冷瑩均是中國抗戰中的典型女性代表（新中國成立后，鄧穎超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史良曾擔任司法部部長和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1939年，馮云仙的照片與鄧穎超、史良、丁玲、謝冰瑩等同時代的著名女性刊登于雜志同一頁[66]。馮云仙能與這些女性精英相提并論，由此可見她在兒童保育等抗戰救國方面的工作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認可。外國記者莎綠蒂?何登在《大公報》載文稱：馮云仙“精神氣色，顯著光榮的健壯，穿著青草綠色的襯衫，藍布的工人褲……這個青年婦人和兩個本身也是安徽難民的勇敢的助手，曾經在前線各村莊來往好幾個月，從毀墟中拯救了幾百嚇壞餓壞的兒童”[67]，形象地描述了馮云仙奔走在搶救難童工作中的精神面貌。更為重要的是，馮云仙在救濟難童方面的行動感染了這位外國記者。她呼吁國外成千上萬做父母的人們援助中國難童，“這些孩子們的熬煎所引起的人們的憤怒，還不是流淚，可洗滅的。惟一適當的表示，就是要慷慨而迅速的援助他們！”[68]另一位外國友人，成都慈幼治療院的創辦人貝珊在回答記者關于創辦慈幼治療院的動機時，說道：“某次予于街頭聆見馮云仙女士管轄之戰區兒童歌詠隊之愛國歌曲，其一種勇敢愉快與發奮努力之精神，令予感佩。”[69]這說明馮云仙救濟難童的活動，也引起國外人士對中國難童的更多關注，他們受其影響，也投入了一定的財力和物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0月10日至12日，《大公報》《掃蕩報》和《中央日報》等刊發國民政府對抗戰有功人員授勛令，并公布授予“勝利勛章”人員名單，馮云仙因在抗戰中的突出表現，被授予勝利勛章[70]。這是國民政府對她抗戰工作的肯定與鼓勵。

四、結語

2019年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71]。抗戰史作為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各民族共同譜寫的杰作。藏族婦女馮云仙將自己對祖國的熱愛落實到具體的抗戰救國事業中，被譽為“西康婦女界領袖”[72]。從馮云仙參與抗戰的活動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第一，藏族婦女馮云仙通過參與抗戰，實現了自我價值的提升。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取得的一次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運動，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于國家而言是“中國復興的樞紐”[73]；于馮云仙個人而言，是14年參與抗戰的艱苦歲月，更是她改變自身命運的重要契機。馮云仙在參與抗戰的活動中，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所謂“時勢造英雄”，全民抗戰的浪潮使馮云仙走上政治舞臺，使自身的社會影響力發生重要變化。

1931年春，馮云仙初到南京時年僅22歲，除與格桑澤仁、劉曼卿等親戚、同鄉熟絡外并無更多人脈。隨著抗戰的爆發，婦女問題、難童問題、邊疆問題成為馮云仙時常思考的主題。她將這些思考撰成文章，在《婦女共鳴》《婦女月刊》《康藏前鋒》等報刊公開發表，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之后，馮云仙在慰勞戰士、救濟難童的活動中脫穎而出，與宋美齡相識，倆人交往密切并結為干姐妹；其照片與鄧穎超、史良等時代女性刊登在報紙同一頁；她的抗戰事跡還引起世界學生代表團以及外國記者的關注。在抗日戰爭期間，她曾擔任婦女戰時服務團副團長[74]、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團長[75]、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西康省分會理事[76]等職務。抗戰勝利后，馮云仙獲得勝利勛章，這不僅是一份榮譽，還是國民政府對她抗戰工作及社會地位的肯定。此外，抗戰期間馮云仙還結識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著名藏學家、翻譯家楊質夫，開啟了新的生活。作為一名來自西康的藏族女性，馮云仙走出了屬于自己的道路，成就了自我價值。她在抗戰時期的表現，成為其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第二，藏族婦女馮云仙的抗日斗爭，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動員力及影響力。

抗戰爆發后，馮云仙曾滿腔熱血奔赴前線，立志“手刃敵人而后快”，但受各種因素影響，轉而改變方式支持抗日。1938年，馮云仙帶領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深入川西地區宣傳抗戰，成為邊疆宣傳的先鋒隊。此次抗戰宣傳的內容不再是生硬的標語，而是加入了團員們的親身經歷，同時注重民眾的語言、風俗習慣、民間文藝形式等，使得宣傳更加民眾化。宣傳團在邊疆動員的過程中，團員們以熱忱、天真去融洽漢、藏、彝、苗等各族同胞的感情，“所經各地多受歡迎，于漢夷及漢番感情增進極多”[77]，喚起了邊疆民眾的抗戰熱情，增進了民族間的交流與團結。

馮云仙不僅是一位優秀的抗戰宣傳員，還是慰勞戰士、救護難童的實踐者。1938年，她親赴平漢、津浦兩戰區慰勞抗日將士，鼓舞士氣，凝聚人心，提升了他們的抗戰信心；1937—1940年，她多次在炮火連天中救助、保育難民兒童，為難童們提供了一個溫暖的避風港；同時，通過救護難童，影響更多的人投入到抗日洪流，看清日寇的侵略野心。綜上，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抗戰的前線還是大后方，馮云仙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具有強烈的國家責任感和使命感。她的抗戰事跡表明了中國各民族共同抗戰的決心，充分說明少數民族參與抗戰的重要歷史事實，是中國全民族抗戰的典型事例。

第三，藏族婦女馮云仙參加各種抗戰活動，體現了邊疆民眾的愛國主義精神，彰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事實上，抗戰初期邊疆民眾的國家觀念，特別是對抗戰的認識并不深刻。對于馮云仙來說，為何抗戰，如何參與抗戰？如何爭取邊疆少數民族民眾投入抗戰？這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在全民抗戰、共御外辱的斗爭中，馮云仙的婦女解放意識得到進一步提高，并逐漸形成新的國家觀和中華民族意識。她從單純追求女性的獨立解放，轉變成為國家存亡而奮斗。特別是馮云仙提倡從基層出發，對邊疆地區進行抗戰的宣傳與動員，主張“要獲得我們抗戰的最后勝利，必須動員民眾，組織民眾。要動員民眾，組織民眾，必須著重宣傳”[78]，展現了其國家觀念及對抗日戰爭深入認識的過程。簡言之，在抗戰的大背景下，馮云仙的思想經歷了從追求個人發展—家鄉發展—女性解放—國家統一的演變過程，最終將個人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接在一起，展現出維護國家統一、民族獨立的愛國情懷。在這場戰爭中，藏族與中華各民族共同經歷了一場生死一體、命運與共的斗爭。在這個意義上講，有人稱之為“抗戰洗禮下少數族群的中華民族化”[79]不無道理。

需要指出的是，馮云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舊中國的政治風云中，對當時社會的認識不無偏頗，甚至錯誤。但在抗日戰爭期間，馮云仙為民族解放、抵御外辱作出的歷史貢獻則是非常突出的。縱觀馮云仙的抗日活動，完全可以說她是全民抗戰中邊疆女性的典范。

首先，馮云仙作為一名邊疆少數民族女性，“藏族”“女性”的身份本就帶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典型性。再者，馮云仙參與抗戰的形式多樣，信念堅定。她的愛國之舉，不僅提升了自己，也改變著國人及國外人士對藏族、對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她將個人、民族與國家聯系在一起，完成了從自在轉入自覺地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過程[80]。更為重要的是，她在邊疆地區歷時3年6個月宣傳抗戰，為抗戰的勝利爭取了更多邊疆少數民族民眾的支持，同時有力地推動了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民眾的覺醒和進步。

眾所周知，在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像馮云仙一樣為抗戰而奔走的少數民族同胞還有許多，例如藏族精英九世班禪、喜饒嘉措、五世嘉木樣、黃正清、格桑澤仁、劉曼卿、黃玉蘭等，以及邊疆各地少數民族的英杰。時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我們重溫歷史，就是要以史為鑒，意在立足現實，面向未來。通過研究少數民族的抗戰歷史，可以更為深刻地認識各民族團結一致、支持抗戰的信念，更加準確地展現少數民族在抗戰中的重要貢獻。從而對弘揚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促進民族團結，強化民族凝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和現實意義。

來源：喜饒尼瑪，藏族，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中國邊疆民族歷史研究院教授；李子君，女，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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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抗日戰爭史》編寫組:《中國抗日戰爭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0頁。

[2] 李培林:《西藏人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J］，《中國民族》1985年第8期，第28頁；唐蓓:《略述藏族人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第44—47頁；袁曉文、陶利輝:《四川藏族對抗日戰爭的貢獻》［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5期，第4—9頁；敏賢麟:《藏族人民是中國近代抵御外侮斗爭中的重要力量》［J］，《中國藏學》2001年第4期，第105—111頁；喜饒尼瑪:《論戰時藏傳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動》［J］，《抗日戰爭研究》2003年第2期，第64—86頁；美朗宗貞、德西永宗:《康藏人民以商抗日與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構建》［J］，《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第78—85頁；喜饒尼瑪:《藏族抗日救亡團體評述（1931—1945）》［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115—122頁；四川藏學研究所:《“康藏旅京同鄉抗日救國會”支援抗日側記》［J］，《四川統一戰線》2015年第6期，第46—47頁；四川藏學研究所:《拳拳活佛心 深深愛國情——九世班禪大師支援抗戰記》［J］，《四川統一戰線》2015年第9期，第44—45頁；喜饒尼瑪、李雙:《抗日戰爭時期的康藏交通建設評述》［J］，《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第59—79頁；鐘宇海、喜饒尼瑪:《國家認同與全民抗戰——以藏族民眾的抗日活動為例》［J］，《中國藏學》2017年第3期，第75—83頁；王川、馬正輝:《“藏族抗戰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J］，《中國藏學》2018年第1期，第163—170頁等。

[3] 有關劉曼卿的研究參見葉小琴:《論吳忠信對劉曼卿使藏的評價及其緣由》［J］，《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第57—61頁；白雪曼:《民國時期西藏女杰劉曼卿研究》［D］，西藏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羅紹明:《民國回族女杰劉曼卿與西藏》［J］，《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第84—89頁等。以上研究成果均著重闡述1929年，劉曼卿入藏后，宣傳國民政府對藏政策，為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的緩和與恢復作出的貢獻。其中也略有以抗戰史的角度去分析1938年劉曼卿率“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入藏宣傳抗戰的重要意義的內容。

[4]習近平:《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EB／OL］，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31/c_1116107416.htm，2015年7月31日。

[5] 有關高玉柱的研究參見婁貴品:《土司與邊地社會的抗戰動員——從“遠東”對邊疆宣慰團的評論說起》［J］，《貴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第187—192頁；蔡燕:《抗日女杰高玉柱》［J］，《中國檔案》2019年第9期，第84—85頁等。

[6] 鄭舒心:《民國時期藏族女性精英馮云仙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18年碩士學位論文。

[7] 紀念延安女大五十周年籌委會:《延安女大——紀念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建校五十周年（1939—1989）》［C］，（內部資料），1989年，第1頁。

[8] 同上，第2頁。

[9] 也譯作格桑雀珍、格桑曲真、格桑確珍、格桑確真。

[10]青海新聞網:《傳奇人物:楊質夫與愛妻馮云仙》［EB／OL］，http://roll.sohu.com/20150901/n420233463.shtml，2015年9月1日。

[11] 馮云仙:《川康寧遠夷教婦女生活譚》［J］，《婦女共鳴》1931年第51期，第17頁。

[12] 格桑澤仁:《康藏概況報告》［R］，1932年，第17頁。

[13] 同上。

[14] 馮云仙:《記劉曼卿與高玉柱》［J］，《婦女月刊》1943年第2期，第28頁。

[15] 國民政府檔案，《喜饒嘉措等請褒獎馮云仙之母題贈》［Z］，協助抗戰題頒匾額案（一），001-036180-00003-014。

[16] 馮云仙：《川康寧遠夷教婦女生活譚》，《婦女共鳴》1931年第51期；《苗彝與漢族之混合及文化》［J］，《康藏前鋒》1937年第7期；《邊疆婦女在社會上的環境與地位》［J］，《婦女共鳴》1941年第6、7期；《元旦日慰勞雜感》［J］，《婦女文化戰時特刊》1938年第3、4期；《一個理想的婦女工作區：大小涼山》［J］，《婦女月刊》1941年第2期；馮云仙：《記劉曼卿與高玉柱》，《婦女月刊》1943年第2期；《記抗建中的一個小小組織: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的一段小史》［J］，《組織》1943年第9期；《婦女史話：文成公主對西藏文化的貢獻》［J］，《婦女月刊》1945年第6期；《莫小看了邊疆婦女》［J］，《婦女月刊》1946年第1期；《婦女應該到邊疆去》［J］，《婦女月刊》1947年第1期等。

[17] 《西康旅京同鄉國防救亡會成立:成立經過》［J］，《蒙藏旬刊》1931年第10期，第12—13頁。

[18] 影霞:《愛國女子馮云仙》［N］，《新聞報》1931年10月21日第15版。

[19] 同上。

[20] 《民族抗戰與婦女》［J］，《婦女文化戰時特刊》1938年12月1日，第6頁。

[21] 馮云仙:《記劉曼卿與高玉柱》，《婦女月刊》1943年第2期，第29頁。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婦女界消息》［N］，《申報》（漢口版）1938年1月22日。

[25] 馮云仙:《元旦日慰勞雜感》，《婦女文化戰時特刊》1938年第3、4期，第7頁。

[26] 李樹衢:《怎樣慰勞抗戰將士》［J］，《慰勞半月刊》1939年6月20日，第9頁。

[27] 馮云仙:《元旦日慰勞雜感》，《婦女文化戰時特刊》1938年第3、4期，第7頁。

[28] 同上。

[29] 同上，第8頁。

[30] 《申報》（漢口版），1938年4月7日。

[31] 《大公報》（漢口版），1938年4月24日。

[32] 《大公報》（漢口版），1938年6月11日。

[33] 《申報》（漢口版），1938年6月11日。

[34] 《大公報》（漢口版），1938年6月11日。

[35] 《婦女文化戰時特刊》，1938年2月5日，第5頁。

[36] 楊慧琳:《開發我們的西康——漢口慰勞分會服務團與馮云仙女士訪問記》［J］，《婦女生活》1938年第10期，第11頁。

[37] 周德倉:《中國藏族聚居區的抗戰與新聞傳播》［J］，《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第87頁。

[38] 《宣傳的技術問題》［N］，《全民抗戰第75號》1939年6月17日，第1078頁。

[39] 同上，第1079頁。

[40] 馮云仙:《記抗建中的一個小小組織: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的一段小史》，《組織》1943年第9期，第13頁。

[41] 《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三年來工作地區與經過》［J］，《邊政公論》1941年，第1卷第3—4期，第200頁。

[42] 萬仁元、方慶秋:《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59冊）［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337頁。

[43] 馮云仙:《記抗建中的一個小小組織: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的一段小史》，《組織》1943年第9期，第13頁。

[44] 《中國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三年來工作地區與經過》，《邊政公論》1941年第3—4期，第200頁。

[45] 馮云仙:《記抗建中的一個小小組織: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的一段小史》，《組織》1943年第9期，第14頁。

[46] 《宣傳的技術問題》，《全民抗戰第75號》1939年6月17日，第1078頁。

[47] 馮云仙:《記抗建中的一個小小組織: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的一段小史》，《組織》1943年第9期，第14頁。

[48] 羅存康:《少年兒童與抗日戰爭》［M］，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年，第153頁。

[49] 馮云仙:《記抗建中的一個小小組織: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的一段小史》，《組織》1943年第9期，第14頁。

[50] 《小朋友今開露天宣傳會》［N］，《華西日報》1940年2月22日。

[51] 沈致金、李戰領主編:《中華民國實錄——抗日烽火（1937—1941）》［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16頁。

[52] 《大公報》（重慶版），1941年1月5日。

[53] 《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叢書》編纂委員會:《抗戰時期西南后方社會變遷研究》［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第127頁。

[54] 楊慧琳:《開發我們的西康——漢口慰勞分會服務團與馮云仙女士訪問記》，《婦女生活》1938年第10期，第8頁。

[55] 關捷:《三毛的流金歲月:三毛扮演者王龍基的精彩人生》［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頁。

[56] 《漢口的難民兒童》［N］，《婦女生活》1938年4月1日。

[57] 季洪:《歷史的足跡——季洪婦女工作文選》［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年，第258頁。

[58] 同上。

[59] 同上，第257—260頁。

[60] 全國婦聯編:《抗日烽火中的搖籃》［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第317頁。

[61] 戰時兒童保育會編:《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戰時兒童保育會規程》［Z］，戰時兒童保育會印，1938年，第33—40頁。

[62] 張純:《戰時兒童保育會研究（1938—1946）》［D］，華中師范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

[63] 《救濟協會接運難童》［N］，《申報》（漢口版）1938年5月13日。

[64] 王莊:《北碚文史資料》（第9輯）［C］，重慶市北碚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印，1997年，第184頁。

[65] 戰時兒童保育會編:《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戰時兒童保育會規程》，戰時兒童保育會印，1938年，第33—40頁。

[66] 《戰時新女性:西康婦女界領袖馮云仙參加參政大會演講》［J］，《展望》1939年第1期，第8頁。

[67] 莎綠蒂?何登:《拯救中國的孩子們》［N］，《大公報》（重慶版）1939年2月18日。

[68] 同上。

[69] 楊紀:《偉大的同情:成都慈幼治療院參觀記》［N］，《大公報》（香港版）1940年1月5日。

[70] 《國慶日國府授勛，頒發勝利及忠勤勛章》［N］，《大公報》（重慶版）1945年10月10日。

[71] 《人民日報》［N］，2019年9月28日版。

[72] 《戰時新女性:西康婦女界領袖馮云仙參加參政大會演講》，《展望》1939年第1期，第8頁。

[73] 楊策:《少數民族與抗日戰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頁。

[74] 楊慧琳:《開發我們的西康——漢口慰勞分會服務團與馮云仙女士訪問記》，《婦女生活》1938年第10期，第8頁。

[75] 萬仁元、方慶秋:《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337頁。

[76] 戰時兒童保育會編:《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戰時兒童保育會規程》，戰時兒童保育會印，1938年，第33—40頁。

[77] 萬仁元、方慶秋:《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第337頁。

[78] 馮云仙:《記抗建中的一個小小組織:戰區兒童邊疆宣傳團的一段小史》，《組織》1943年第9期，第13頁。

[79] 吳啟訥:《抗戰洗禮下少數族群的中華民族化》［J］，《江海學刊》2015年第2期，第146頁。

[80] 《中華民族意識的形成與發展》［N］，《光明日報》第5版，1997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