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紀念日。抗日戰爭是近代中華民族歷經的重大磨難，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國共兩黨高舉合作抗日的旗幟，本著持久抗日、團結抗日的宗旨，號召全國各族人民投入到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中。外敵入侵不僅沒有摧毀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意志，反而激發了全國范圍內眾志成城的愛國熱情。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原則，在抗日戰爭時期空前團結國內各少數民族群體，聯合抗日，建立起了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少數民族與抗日戰爭的相關研究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2]，其中對藏族民眾參與抗日戰爭的研究熱度在學界有逐漸升溫趨勢，目前已發表有若干圍繞特定藏族區域和藏族團體的抗戰研究成果[3]，但總體而言，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仍存有繼續挖掘的空間。有學者指出：“盡管已有一部分重要研究成果問世，但其研究視角的多樣性、全局性、囊括度仍有極大延伸空間與發掘余地。”[4]基于此，本文以媒體報道中的藏族抗戰為切入點，以《新華日報》的涉藏報道為個案，深入探討抗戰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報上呈現的藏族抗戰的報道內容、報道方式及其歷史價值。

一、抗戰時期的《新華日報》及其辦報宗旨

學術界有關《新華日報》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5]，印證了《新華日報》的重要歷史地位和政治意義。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的唯一大型日報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向全國公開發行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的創刊，有其錯綜復雜的社會背景。[6]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國革命開始進入全面的抗日戰爭時期，國共矛盾得以緩和，國共合作得以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在新的歷史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充分認識到在國統區出版公開的、大型的黨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抗日戰爭爆發后，毛澤東就正式提出全黨要在全國范圍內抓好兩件事：一件是辦學校，培養干部；一件是辦報紙，宣傳黨的主張。[7]

《新華日報》取得合法出版權利得益于中國人民一致要求團結抗戰的強烈訴求。[8]因此，在周恩來親自為《新華日報》題辭中，明確宣布“本報愿為一切為后方民眾支持抗戰參加抗戰之鼓動者，倡導者”[9]，可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報，它的創刊發行要為抗戰這個當時最大的現實需要服務。由此，《新華日報》高舉“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旗幟，為團結抗戰、爭取民族解放發揮了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10]在抗戰烽火中創刊的《新華日報》，被毛澤東稱為是新四軍、八路軍之外的“又一方面軍”。鄒韜奮在《新華日報》創刊3周年之際，撰文稱“它是在民族解放神圣抗戰的火焰中生長起來的，它是全國精誠團結最顯著的一個象征”。[11]

二、《新華日報》有關藏族抗戰的報道

《新華日報》自1938年創刊至1944年，共計刊載了44篇有關藏族的新聞報道，其中絕大多數報道內容都與藏族官民積極響應全民抗戰號召相關，表現了藏族僧俗群眾上下一心，身體力行，或請纓奔赴前線，或施以物質援助，或付諸精神祈禱，雖身處邊陲后方，但心系抗戰前線的愛國情懷。

（一）成立代表團，奔赴前線慰勞抗戰將士

根據《新華日報》的報道內容，抗戰時期藏族地區先后成立了“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勞團”和“甘肅祁連山藏民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等慰問團，派遣代表奔赴內地，致敬中央并向前線抗戰將士表達慰問。

1.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 1938年6月20日，貢嘎呼圖克圖、青攘呼圖克圖、江安西等12人成立了“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 并向前線的英勇將士們申明“西康遠處西陲，平時因交通不便，教育落后，一般民眾對于國事或少注意，猶自抗戰發生，群情激動，莫不懷同仇敵愾之心。……此次西康民眾派我們回到前線，向諸位將士致慰勞崇拜之意……雖日本妄想征服中國，獨霸亞洲，我最高統帥領導諸位將士抗戰到底，必能粉碎其狂圖，亦必能復興我中國，維持亞洲之和平”。[12]

1938—1944年《新華日報》刊載的44篇涉藏新聞報道一覽表[13]

2. 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勞團 1938年8月，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藏族，藏名洛桑澤旺）為積極鼓動藏族民眾參加第三期作戰，“在屬區召集各寺僧官及各部首腦開會，報告開會意義及邊民應有之責任”。并當場議決“組織前線慰勞團，親歷戰區，代表各族同胞，慰勞我忠勇將士，兼以傳達邊民愛國之憂”。[14]該代表團一行14人，跋涉幾千里，途經西安、成都， 于1938年11月10日到達重慶，直至1939年2月7日返抵蘭州，在內地活動時長近3個月。在此期間，按照當初成立代表團的宗旨，即“為表示拉卜楞各寺院及各部落藏族僧民抗戰勝利決心和慰勞前方抗戰將士起見，即日赴首都各地，并轉赴前線慰勞”[15]，拜謁途經各地黨政軍首長，并向空軍獻旗，“自抗戰以來，我空軍屢建奇功，故全國同胞對我空軍將士勇壯精神，備極崇敬，即邊疆民族，亦莫不熱烈欽仰”，拉卜楞民眾代表團于1938年12月21日“特在航委會獻哈達及‘神威遠播’之大錦旗一面，并作書面獻詞”。[16]還積極與各文化團體舉行聯誼活動，報告拉卜楞社會文化情形，“中央社會部及教育部，以藏族代表團此行，于邊疆文化之溝通，及抗敵工作之發動，均有重大之貢獻”。[17]

3.甘肅祁連山藏民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 1939年年初，甘肅祁連山三十三族地區藏族僧俗群眾，在當地高僧顧嘉堪布的帶領下，舉行“追薦抗戰陣亡將士暨殉難同胞大會”“抗戰救國宣傳大會”等，并于1939年年初，征集慰勞物品，推舉顧嘉堪布等為代表，組織甘肅祁連山藏民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五月中旬行抵蘭州，當以南行交通困難，乃將隨帶慰勞品、慰勞金，呈現某將軍轉致前方將士而返，并制錦旗兩幀……”[18]獻予政府首腦，以表敬意。

4.果洛、松潘等地代表團和班禪行轅慰問代表團 1939年3月27日，由12人組成的果洛土官代表團抵達重慶，“果洛土官康萬慶、康克明、黨秋、羅桑倫珠及翻譯隨從一行十二人，有川省府及中央軍校，派劉嚴宸、楊紹西領導”，“向中央黨局致敬，并陳述關于藏區事宜”。[19]同年4月10日，來自四川松潘地區的30多名土官代表前往成都，“請纓抗敵。十日上午十時，謁省黨部主委黃季陸，首由黃訓話，嗣由土官曲登保代表致辭……午后二時，戴院長亦在省黨部接見該土官等，面致慰勉”。[20]在題為“班禪行轅及西藏僧俗推代表來渝獻旗致慰”的報道中，提到1939年3月31日班禪行轅及西藏僧俗，“特組織慰勞前方將士代表團，于即日由正副團長丁杰佛位呼圖克圖，從西康甘孜出發來渝”，并“獻旗致敬，隨帶醫療費五千元，慰勞費若干，以盡藏民感念前方將士的辛勞”。[21]

（二）敬告將士書，激揚文字抒發抗日愛國情懷

《新華日報》1938年7月12日全文刊發了由“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發表的《康藏民眾代表慰勞前線將士書》，其文字、內容至今讀來仍令人熱血沸騰，藏族僧俗群眾拳拳抗日愛國之心溢于言表。其中寫道：“中華民國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個國土，中華民族，是由我漢滿蒙回藏及其他各個民族而成的整個大國族。日本帝國主義者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實際欲亡我整個國家，奴我整個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無茍全幸存之理。”[22]足見，藏族僧俗群眾是從整個國土和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高度理解全民抗戰的緊迫性，深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體現了深刻的憂患意識和濃烈的中華民族的家國情懷。

“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勞團”發表了《敬告全國同胞書》及《敬告全國抗戰將士書》，表達了不分種族地域，不惜任何犧牲，積極抗戰到底的決心。“自抗戰發生以來，全國均在政府領導之下，誓保國家民族之生存，不惜任何犧牲，決與倭寇抗戰到底，是不僅內地為然，即邊區各族，亦無不志切同仇，爭赴救亡。團結凝固，實為往昔所未有。”[23]該代表團的團長阿旺將磋指出，“在抗戰建國中，人不分男女老少，地無分東西南北，皆在抗日救亡目標下，團結一致，抗戰到底，爭取中華民族完全解放。藏族同胞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對抗敵救亡向不后人。藏族同胞對堅持抗戰具有最大決心，相信只要全國同胞抗戰到底，最后勝利一定屬于我們”。[24]

（三）征集物品，主持法會，竭盡所能助力抗戰勝利

在《新華日報》的藏族抗日報道中，征募物資和主持祈禱法會是藏族僧俗民眾身體力行積極抗戰的主要表現方式。有西康藏族民眾捐獻首飾的報道：“將西康民眾所捐之首飾，攢來貢獻中央。將來任務完畢回康，即將此次前方目睹實況，宣告西陲民眾，盡以地方人力物力，在政府指導之下，分期貢獻，而為諸位將士之后援。”[25]拉卜楞藏族民眾募集羊皮：“曾募到價值五萬余元的萬張羊皮，已送呈甘肅第×戰區司令部，轉呈軍事委員會分贈前線戰士。”[26]班禪行轅代表捐獻醫療費：“隨帶醫療費五千元，慰勞費若干，以盡藏民感念前方將士的辛勞。”[27]康定地區甚至成立了征募寒衣分會：“西康各界鑒于時值冬令，天氣轉寒，正在前線殺敵各將士，急需棉衣，特由康定市級、征募寒衣分會，發起征募寒衣運動。”同時還積極捐獻土特產：“康藏同胞多自愿將土產，皮毛藥材之類，紛向此間分會獻送，分會為轉兌便利，乃折合成款，再為轉遞。現已提前兌款二萬元，交重慶總會轉送地方，其余尚在繼續征募中。”[28]甘肅祁連山藏族民眾也積極征集物品慰勞前方將士：“本年初該山僧俗官民，自動征集慰勞物品。”[29]

篤信藏傳佛教的藏區，舉行祈禱法會是藏族佛教界特有的助力抗戰的形式。“康藏地方因極篤信佛教，自去冬今春以來，全康全藏之數千大小寺院，數十萬眾喇嘛，均一致為戰爭誦經，并修種種密法，祝我軍勝利，其盛況，實為空前所未有。此種宗教行為，康藏人民深信對于我前線諸位將士，無形中有莫大助力。”[30]拉卜楞慰勞團返回蘭州后，“為宣揚中央德意及堅定藏民抗戰必勝信念起見，特會同各寺院當局，于三日晨在拉卜楞寺舉行擴大祈禱抗戰勝利暨宣傳大會”。[31]此外，九世班禪的胞弟策覺林禪師“駐錫青海，嗣應蒙古、鄂溫克族之請，親往主持時輪金剛法會，祝禱抗戰勝利”。[32]七世章嘉呼圖克圖的胞侄朝藏呼圖克圖，“抗戰以來，兩次領導所屬寺廟僧眾設壇誦經，祈禱勝利早來，超薦陣亡將士”。[33]

（四）溝通文化，加強團結，凝聚愛國共識

翻譯是文化溝通的橋梁和紐帶。抗戰時期的國民參政員喜饒嘉措大師[34] “為喚起西藏喇嘛及庶民參加抗戰起見，特將蔣委員長暨中央各要人近來講演詞，以及最近抗戰情形，譯成藏文，分送西藏各大寺，藉以增加抗戰實力”。[35]拉卜楞寺的嘉木樣呼圖克圖，于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期間，“先后赴前后藏各地宣化佛教，并熱烈作抗戰愛國之宣傳，工作積極，印象極深。前后藏僧民，經此次宣傳，莫不切齒痛恨暴日凌我之奇恥大辱。感念我黨國浴血抗戰將士及死難同胞，除各寺院舉行大規模法會，祈禱抗戰勝利外，并誓愿擁護中央政府，服從領袖，效忠國家”。[36]在嘉木樣呼圖克圖的號召下，1938年，拉卜楞地區還成立了“藏民文化促進會”的組織，以“灌輸抗戰文化，使藏族僧民普遍明了抗戰的意義”。[37]

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勞團在內地期間，還積極參加了各種文化機構和民間社團的聯誼活動，1938年11月27日，該代表團與重慶市婦女慰勞分會、婦女抗戰救國協會、兒童保育會、女青年會等5個婦女救亡團體和市抗敵后援會婦女組舉行茶會，講述了藏族婦女生活的問題，并指出“藏族民眾對持久抗戰具有非常之決心，并堅信祖國定取得最后勝利。抗戰爆發以來，藏族民眾即開始關心前線戰事，當時，在藏族民眾間發印的抗戰情報，正獲得普遍熱烈的歡迎”。值得一提的是，“開會前，大家齊唱義勇軍進行曲。……藏族代表團兩位代表唱了一支藏族民歌，一支流行在藏族社會中的小曲，配著新的歌詞。大意說，敵寇侵略，大家團結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38]直到1944年，拉卜楞寺文化代表團還前往重慶，與陪都文化機構團體舉行了第九次聯誼會，商討聯合助力抗戰事宜。[39]

民族團結是取得抗戰勝利的重要保障。藏族慰勞前線抗戰代表團的成員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藏族僧民代表團這一行動意義的重大，不僅在粉碎了日寇離間中央和地方的陰謀，粉碎了敵人破壞民族團結的陰謀，而是在于他們的行動，說明了中華民族不分地域、不分種族一致團結抗戰的理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獲得全體人民——無論在廣大的區域內的藏族僧民在內——的一致擁護”。[40]

三、《新華日報》有關藏族抗戰報道的特點分析

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發行的唯一一份中共中央政治機關報，《新華日報》自誕生之日起，就特別注重對其宗旨的宣傳。1937年12月23日，《新華日報館章程》明載：“本報以報道新聞，發揚文化，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宗旨”。[41]可見，促進團結，加強統一是《新華日報》秉持的鮮明特質。

1.藏族抗戰報道在形式上靈活多樣，在內容上通俗易懂，反映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藏族地區的高度重視。

縱觀這44篇藏族抗戰的報道，在報道形式上有中央社訊、地方來電、本報特寫、簡訊、專訪等多種類型，報道內容雖有繁有簡，但幾乎覆蓋了這一時期主要的涉藏抗日團體和代表，包括了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藏區民眾的愛國抗日活動，尤其是其中兩篇特寫報道《訪藏族僧民代表團》和《市各婦女團體昨歡迎藏族代表團》，字數都逾千，在惜字如金的報紙版面中占據了非常醒目的篇幅，足見《新華日報》對藏族抗日活動的高度重視。在文字表達上，雖然是一份城市報紙，卻鮮有居高臨下的“精英視角”，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在報道相關新聞的同時，還附帶介紹和傳播藏族的歷史文化知識，如“拉卜楞的一百零八個寺院分布的區域很大。在甘肅夏河縣的是中心寺院，也稱為大寺，此外武都、西固（卓尼）都有寺院分布。……藏族僧民約計十萬余人，文字用藏文，方言不統一，但大同小異。所謂寺院，便是藏族文化中心的存在”。[42]這些報道無疑在非常時期促進了內地民眾對邊陲藏地的認知。

2.以“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勞團”的報道為例，以深入、細節的追蹤報道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宣傳團結抗戰的決心。

《新華日報》對“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勞團”的報道相當詳細，自1938年9月2日的第一篇報道一直跨年延續到1939年3月13日的最后一篇報道，共計25篇，內容涉及該代表團的成立、行程安排以及各項活動等，在時間上可謂貫穿始終，在內容上做到了深入細致，甚至該代表團返回拉卜楞寺后，還追蹤報道了其在當地舉辦的活動。可以說，如果沒有對“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辦報宗旨的高度自覺，對如此一個偏居一隅的地方性慰勞團的全方位的報道是無法實現的。此外，有關細節的報道令人印象深刻，如該代表團在路途中出現狀況的報道：“拉卜楞一〇八寺所組織之慰勞抗敵將士代表團十四人。十八日晨由蓉乘車來渝，夜宿內江。十九日晨復由內江來渝，殊路面過壞，車至青木關，機械失靈，不能繼續前進。即由該地電知此間公路總局，希派車前往迎接。惟今日時間過晚，行駛不便，路局決于明晨派車迎接，成當于是日正午抵渝。”[43]這類事無巨細的報道非常生動地體現了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報的《新華日報》對團結和宣傳藏族民眾抗日活動的決心和意志。

3.對藏族抗戰活動的宣傳報道，增強了藏族社會各界的國族意識和國家認同。

抗戰時期，藏族抗日代表團在內地和藏區之間的往返活動，無疑有助于溝通漢藏文化，加深相互的政治互信。一方面藏族抗日團體和個人反復重申：“藏族佛僧民眾，雖遠居邊疆，愛國不落人后”，[44] “各地民眾，地交偏僻。但抗敵情緒，并不落人”。[45]另一方面內地接應這些藏族抗戰代表團的軍政干部也深感，“此次抗戰，不啻促進我國東部與西部文化之交流，與民族感情之統一”。[46]通過會面、聚餐與聯誼，有時“餐畢，又教育部放映教育影片及抗戰影片，至夜十一時，賓主始盡歡而散”。[47]在此過程中，藏族代表了解了中央“開發邊疆之國策”[48]、“關懷邊情之至意”[49]以及“中央對于邊疆各省文化經濟之關懷”[50]，并表示返回后“必將中央德意，與抗戰必勝信念傳播拉卜楞所屬一零八寺及所屬各縣鄉藏民文化促進會，并巡視各部落，作抗戰之宣傳”。[51]

拉卜楞代表團在敬獻的書有“國家至尊”四字的錦旗，“誓在政府指導下，一心一意，精誠團結，以促進最后勝利之來臨”[52]，鏗鏘有力地展現了藏族民眾的國族意識和國家認同。

四、結語

在當前已發表的藏族抗戰史的研究成果中，有的已零星地利用了《新華日報》中有關藏族抗戰的報道，但這些研究沒有凸顯出這些報道內容的整體面貌，更缺乏從《新華日報》作為黨報的性質和地位出發，深入挖掘這類報道的歷史價值和政治意涵。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各種政治力量并存。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利益的大局出發，以《新華日報》作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動員民眾抗戰的重要輿論陣地，體現出開放、團結的態度，極大地提高和增強了社會各界對中共的政治認同。從《新華日報》對藏族同胞抗戰救國行動的積極報道中，可以管窺中國共產黨長遠的戰略眼光和開闊的政治胸懷，這些報道無疑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促進了藏族民眾的國族意識和國家認同，為抗戰后中共爭取藏族等少數民族的擁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通過研究抗戰時期《新華日報》對藏族抗戰的報道，有利于我們全面認識藏族人民的抗戰貢獻，體認到是中華各民族人民締造和捍衛了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從而在當下更加自覺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作者簡介］央珍，女，藏族，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

來源《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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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藏族社會生活史研究”（項目號：18BZS124）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2] 代表性的成果有袁林：《云南各族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第24—29頁；楊策主編：《少數民族與抗日戰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李昊原：《同仇敵愾的全民抗戰——論少數民族在抗日戰爭中的獨特貢獻及其當代啟示》［J］，《中華文化》2016年第3期，第83—86頁。

[3]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喜饒尼瑪：《論戰時藏傳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動》［J］，《抗日戰爭研究》2003年第2期，第64—85頁；美朗宗貞、德西永宗：《康藏人民以商抗日與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構建》［J］，《西藏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第78—85頁；喜饒尼瑪：《藏族抗日救亡團體評述1931—1945》［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115—122頁；鐘宇海、喜饒尼瑪：《國家認同與全民抗戰——以藏族民眾的抗日活動為例》［J］，《中國藏學》2017年第3期，第75—83頁。

[4] 王川、馬正輝：《“藏族抗戰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J］，《中國藏學》2018年第1期，第163—170頁。

[5] 在中國知網的搜索框中輸入主題“《新華日報》”，則出現3790條相關搜索結果。

[6] 相關內容詳見王永恒：《抗戰時期的〈新華日報〉及其影響》［D］，華中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

[7] 熊復：《關于新華日報的歷史地位及其特點》［A］，《新聞日報的回憶》續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2頁。

[8] 《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史學會武漢分會和華中師范大學編寫組聯合編：《黨的喉舌 抗日號角——武漢時期的〈新聞日報〉》［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5頁。

[9] 《新華日報》發刊詞，1938年1月11日。

[10] 趙劍波：《〈新華日報〉十種版本形態辨析》［J］，《新聞戰線》2019年第4期，第119—123頁。

[11] 魏長健：《承載民族救亡使命的傳播符號——論重慶時期〈新華日報〉抗戰木刻版畫的獨特使命與價值》［J］，《傳媒觀察》2019年第5期，第96—101頁。

[12] 《康藏民眾代表慰勞前線將士書》［N］，《新華日報》1938年7月12日。

[13] 相關內容查閱自國家圖書館網站：民國時期文獻-民國報紙-《新華日報》在線閱讀［EB/OL］,網址：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Pic?aid=1080&bid=4888.0&lid。

[14] 《不分種族地域一致動員，拉卜楞同胞參加抗戰》［N］，《新華日報》1938年9月2日。

[15] 《訪藏族僧民代表團》［N］，《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5日。

[16] 《西藏人民代表向空軍獻旗致敬》［N］，《新華日報》1938年12月22日。

[17] 《社教兩部招待藏族代表團》［N］，《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9日。

[18] 《甘肅祁連山藏民向蔣介石獻旗征集物品慰勞前方將士》［N］，《新華日報》1939年12月9日。

[19] 《果洛土官來渝向中央致敬》［N］，《新華日報》1939年3月28日。

[20] 《松潘土官請纓抗敵》［N］，《新華日報》1939年4月11日。

[21] 《班禪行轅及西藏僧俗推代表來渝獻旗慰問》［N］，《新華日報》1939年3月31日。

[22] 《康藏民眾代表慰勞前線將士書》，《新華日報》1938年7月12日。

[23] 《不分種族地域一致動員，拉卜楞同胞參加抗戰》，《新華日報》1938年9月2日。

[24] 《前后藏僧民擁護抗戰，效忠國家》［N］，《新華日報》1938年12月9日。

[25] 《康藏民眾代表慰勞前線將士書》，《新華日報》1938年7月12日。

[26] 《訪藏族僧民代表團》，《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5日。

[27] 《班禪行轅及西藏僧俗推代表來渝獻旗慰問》，《新華日報》1939年3月31日。

[28] 《康藏同胞捐獻土產》［N］，《新華日報》1939年11月28日。

[29] 《甘肅祁連山藏民向蔣介石獻旗征集物品慰勞前方將士》，《新華日報》1939年12月9日。

[30] 《康藏民眾代表慰勞前線將士書》，《新華日報》1938年7月12日。

[31] 《拉卜楞寺舉行祈禱抗戰勝利》［N］，《新華日報》1939年3月6日。

[32] 《章嘉呼圖克圖偕班禪弟來渝》［N］，《新華日報》1939年11月10日。

[33] 《漢藏民族聯歡》［N］，《新華日報》1944年4月20日。

[34] 喜饒嘉措（1884—1968），青海循化人。精通藏族傳統文化大小五明，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曾主持校勘編訂《布頓全集》和《大藏經?甘珠爾》，民國時期曾應邀在內地各大學講授藏傳佛教及西藏政教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后，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成為中國佛教界眾望所歸的一位領導人。

[35] 《喜饒嘉錯喚起喇嘛庶民抗戰，將政聞譯送西藏》［N］，《新華日報》1938年11月15日。

[36] 《前后藏僧民擁護抗戰，效忠國家》，《新華日報》1938年12月9日。

[37] 《訪藏族僧民代表團》，《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5日。

[38] 《市各婦女團體昨歡迎藏族代表團》［N］，《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8日。

[39] 《重慶文化團體定期歡迎拉卜楞寺代表團》［N］，《新華日報》1944年1月24日。

[40] 《訪藏族僧民代表團》，《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5日。

[41] 吳廷俊：《中國新聞史新修》［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10頁。

[42] 《訪藏族僧民代表團》，《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5日。

[43] 《拉卜楞百零八寺慰勞團今可到渝》［N］，《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0日。

[44] 《藏族僧民討汪，誓抗敵寇清除漢奸》［N］，《新華日報》1940年4月11日。

[45] 《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勞團昨抵渝 日內向林主席致敬》［N］，《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1日。

[46] 《社教兩部招待藏族代表團》，《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9日。

[47] 同上。

[48] 《前后藏僧民擁護抗戰，效忠國家》，《新華日報》1938年12月9日。

[49] 《藏族代表昨謁孫科、周佛海》［N］，《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6日。

[50] 《社教兩部招待藏族代表團》，《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9日。

[51] 《前后藏僧民擁護抗戰，效忠國家》，《新華日報》1938年12月9日。

[52] 《拉卜楞代表團昨向林(森)主席獻旗致敬》［N］，《新華日報》1938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