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中，眾多愛國人士挺身而出，他們或投入戰場，親臨前線為保家衛國浴血奮戰；或為獲取敵方情報深入簡出、隱姓埋名，犧牲自我；或以筆做槍，刺向敵寇。中國各民族、各階層、各政黨、各團體、各宗教派別均同仇敵愾，共赴國難，一致御侮，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為戰爭的最后勝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抗戰爆發，藏族僧俗民眾雖處邊疆，但意識到“倘若隱忍，國亡立至。況康藏問題久懸難決，反變本加勵者，英帝國為后盾耳，既見中國怯懦如此，日既強占沈陽一帶，雄大素稱之英國寧坐視不強占康藏乎，言念及此，欲哭無淚，哭亦非計，此時不戰，又將何待。” “警耗傳來，我等痛愴至極，發指血騰。悲憤之余，唯一希望政府者，即請立下全國總動員令，驅彼倭奴，還我故土。竊日本帝國主義之敢于悍然不顧，跡其居心，緣以垂涎甚久，宿望至殷，事前籌劃以詳，進攻步驟如此嚴整，此非抗議交涉，即能璧還失地。處此千鈞一發之際，國人無不愿以灼熱赤血，洗此奇恥，刷此大辱，以我等老髦無力，亦愿與之一擊，寧作戰死鬼，不作亡國奴。”“尚望全國同胞一致主張，共赴國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他們深感“以責任言不能袖手旁觀，以良心言，不容隔岸觀火”，組織了諸多抗日團體宣傳、支持抗戰。

組織較早的是1938年夏，西康相子翁堆、丹巴青攘呼圖克圖、康定貢嘎呼圖克圖等率領的“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一行十二人赴重慶和各大戰區慰問前線抗日將士。

該團不僅僅是到前線慰勞抗日將士，表示藏族人民對抗戰將士之崇敬。同時，也間接向國際社會說明敵方一向分化我國各民族奸計的必然失敗，昭示西康各民族作為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面對日寇侵略之下團結一致抗日的立場。

該團于1938年3月動身，6月18日始至重慶。他們隨即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獻上錦旗等，表示要在政府領導之下，同心抗戰，誓做前線抗戰將士的堅強后盾，并繼續“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貢獻國家”。該團于是立即將在藏區募捐來的金銀首飾400余件（銀質飾物四十斤零十五兩五錢，金質飾物六件，紗洋八十五元四角，大洋十九元，小洋十一元）以及狐皮、豹皮、藏族茶壺、馬鞍等禮物一并獻給國家，以應抗戰之需。隨后于24日乘船至漢口慰問前線將士，向20位“勞苦功高之高級將領”獻錦旗。代表團還參加了漢口各界“七月七日抗戰周年紀念大會”。

在內地期間，代表團發布了《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敬告將士書》《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回康宣告書》，宣傳抗日救亡，號召康藏廣大民眾積極投入抗日活動，以多種方式，為抗戰募捐。他們表示，“將西康民眾所捐之來貢獻中央，將來任務完畢回康，即將此次前方同矚實況，宣告西陲民眾，盡以地方人力物力，在政府指導之下，分期貢獻，而為諸位將士之后援，代表等并深以未及走遍各戰線為傷，就此謹祝我全體將士之健康，抗戰勝利萬歲！”

在全民抗日救亡運動中，藏族僧俗民眾積極參加抗戰，捐款捐物，組織抗日團體，進行抗日宣傳，祈禱抗戰勝利，用自己的行動為國家的安危奔走抗爭。尤其在組織邊疆抗日力量、安撫淪亡地區民眾與防范妥協勢力上，體現了他們的民族大局意識和挽救國家危亡的歷史使命感。特別是一些藏傳佛教僧人的參與，是佛教思想在現世的應用與和平理論的踐行，是他們對救國、護教行動的體現與表達。（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

主要參閱文獻：

《申報》（漢口版），1938年7月。

《新華日報》，193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