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研究一組至今尚未被人全面探討過的一批敦煌藏文卷子，即一批書信、文契和外交文書。它們僅僅是習作，雖然用藏文書寫，但卻不是在吐蕃統治敦煌的時代，而是在此之后。本人目前正在對這批文書進行詳細剖析(轉寫、翻譯、注釋和歷史背景研究)，其成果將發表于一部綜合性著作《西藏歷史文化研究》中。在本文中，我僅滿足于作一番梗概介紹：一、這批文獻中最重要的史料；二、具體寫作時間問題；三，把藏語作為王宮語言使用的問題。

一

從本人目前所研究的成果來看，一共有18卷寫本，可以完全肯定，是吐蕃對敦煌統治結束之后時代的。

1.鋼和泰藏卷背面。內容是居住在沙州的于闐使節用藏文書寫的文書，其中的和闐文文書的年代為某一雞年，即李圣天執政的第十四年(浦立本推算為公元925年)。文中提到的沙州統治者的尊號為“太保”(藏文為the-po/bo，于闐文為tte-pū)。

2.Pt.984背面第2篇文書。這是一篇呈文殘卷，由河西節度使、沙州曹令公上稟于“圣神”君主，即于闐王的。

3.Pt.1081。這是一篇行政文書，它是由沙州歸義軍尚書發出的，目的是為了改正屬于吐谷渾的保爾根千戶的某位奴隸的身份。上面蓋有一顆漢文大印，但至今尚未解讀出來。

4.Pt.1082。這是一篇已殘缺的文書，其內容是“回鶻登里可汗的命令”。作者居住于甘州城內，’Od-’bar(部族名稱或人名)統治著位于青海湖東北的野貓川。’Od-’bar一詞可能應考證成嗢末。Then-pe-kun系指太平軍，該軍于861—867年間從唐朝的東部調遣至涼州邊陲。文書中蓋有兩顆漢文大印，尚沒有解讀出來。

5.Pt.1106背面。這是一篇叫作《長兄、天子于闐王向幼弟、令公的行文》的習作(背面第2篇文書)。

6.Pt.1120背面。這是一卷已殘文書的片斷，本為一習作。其標題為《沙州曹尚書對于闐圣神菩薩王和天子的呈文》。

7.Pt.1124。全文是向某些具有漢名和漢族職稱的人下達的命令。上面蓋有歸義軍的大印。

8.Pt.1188背面第9篇文書。習作。引言程式：“河西節度使、天，司徒總部”。

9.Pt.1188背面第12篇文獻。習作。引言程式：“發自回鶻登里可汗王爺官邸”。

10.Pt.1188背面第14篇文獻。這是一卷出自與上述第9、10條引用文書同一人之手的文書，其內容是對回鶻因難于迦的贊文。

11.Pt.1188背面第15篇文獻。習作。引言程式：“發自宮邸金門，Then-Phug7年春1月15日，辛卯年”。

12.Pt.1189正面。蓋有一顆大印的書信，標題為《肅州司徒向河西節度、天大王的請牒》。在向收信人詢問了情況之后，請牒繼續說：“當您的仆人從天大王處到達那里時，因為達頭部享有地位的封臣，以傲慢的口氣同我們講話，我們于是便轉而與國王交談，國王向其大臣梅錄們下達了一道友好的命令，這些大臣們是達頭部千戶的首領。因為達頭部的梅錄前來肅州，是為了全面簽訂條約的。在沙州的永濟寺中，‘上天的有限之地’已被韃靼人、仲云人和回鶻人瓜分完畢了”。然后又是有關降伏塞種人地區匪徒，捕捉兩位正進行搶劫的匪徒和有關措施的安排。為此目的，回鶻九部離開了。但作者似乎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便將此事提交于大王。

13.Pt.1256背面。這一文書的下半部已被剪掉，但主要行文卻完整無缺。文書的開頭部分寫道：“當豬年秋第一個月16日，于闐使者司空Li'u(可能為一漢姓)、肖干木以及其他人出發了。由于對他們的姓名不太了解，這些被獲許前往于闐的使節們的情況如下：一共有9個名字，第1個名字是以于迦(ügaü)的職稱而結束的，有4位為都督，最后4位無有職稱。他們的名字可能均為于闐文。在最后一個名字的后面，在同一行中還有5個符號，即使是通過其書寫符號的特點來看，也不能認為是孩子們胡亂涂鴉的東西，而肯定是一些身份符號。在第2個符號的下面，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名單中的第二個名字，但已有殘損。

14.Pt.1284第2篇文獻。這是一篇短提要。第1行的末尾已殘缺。第2—3行為：“使節，Gi(可能為一漢姓)、首領及仆人，他們聲稱攜帶王爺命令的珠寶盒和太保的符，于春季中月到達”。

15.Pt.1284第3篇文書。開始處是一封習作信，它是由“河西北方節度使、曹太保”致于闐王爺的。

16.Pt.2111號第7篇和第2篇文書。這是由于闐王爺發出的一封信的抄本，本封信是致“甘州賢良忠實的謀臣和長史于迦”的。

在“甘州謀臣先祖世系”中，還提到了一位Hel(t)barüga。

17.斯坦因千佛洞藏卷73IV14號。這是一卷殘缺文書的片斷，標題叫作《Len-du(涼州或靈州)節度使大營仆射致沙州和瓜州刺史的將令》。其中提到了黠戛斯人襲擊一支商隊的事。

18.Pt.44第1頁正面，第25頁背面，第23頁背面和第24頁正面(見由麥克唐納和今枝由郎所編《伯希和考察團檔案，敦煌藏文文書選》第1輯，1978年巴黎版，第62和第73幅影印版)。這是一卷具有兩行(連同標題也可能是3行)文字的殘卷，但在重新使用時被剪成了碎片。文書中所剩余部分的時間，肯定不是藏歷而是漢歷：“……二年二月，虎年，同意接受……”。另外還有所鈐兩顆漢字印鑒真跡的殘片，一大一小。

二

一、在上文所羅列的文書中，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Pt.1188號背面第15篇文獻，明確地記載著發出信件的確切時間。但這種確切性僅僅是表面現象，實際上其時間是不一致的。因為Then-Phug只能是“天復”(901—903年)或“天福”(936—943和947年)年號，其第7年就相當907年或942年。因此，辛卯年(陰鐵兔年)就是871、931和991年等。我們可以把這一文書中的時間看作是臨時編寫的，絕不能夠因此而得出結論認為，這封信不會早于901年。

二、那些載有沙州王職官尊號的文書的時間，完全可以精確地確定，盡管這種精確度可能會有一年之差。

首先必須考慮漢籍中所提供的史料。但由于筆者本人并非漢學家，所以只能引證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材料。

沙州在848—890和893(或894)—919年間，系由張氏家族所統治；在890—893/894年間，又由篡權者索勛所統治；從919年左右到1036年間，便由曹氏家族所統治。

“節度使”一職只適用于851—905年和924—1036年之間。

“尚書”這一尊號最早是敕封給張議潮的(848—867或872年)，然后又敕封給張淮深(867或872—890年)。最后，在曹議金開始掌權時，也享有這一尊號(出現在920年6月)。

“太保”這一尊號的出現，與沙州兩位統治者有密切關系。在869年的一卷敦煌文書中，就以這一尊號稱張議潮了，但只是作為追謚而于872年才正式敕封。稍后，曹議金也獲得了這一尊號，它比此人在820年6月到824年7月2日之間所享有之“尚書”的官階更要高。

“令公”是“中書令”的簡稱。這一尊號是于931年2月7日敕封給曹議金的。在933年10月到934年6月間，出現的這種簡稱形式大都是指他的。

“司徒”肯定是在942年12月到943年1月間，作為曹元深的職官名稱而出現的，但在其他地方出現過的這一尊號，也可能是指曹元德的(935—939年左右)。因此，這一職稱可能產生于937或938年。

“大王”于934年1月28日首次作為曹議金的尊號而出現。從此以后，每位沙州統治者的稱號中都附有此名。

根據這些漢籍史料，那些帶有沙州王爺尊號的藏文文書，可以通過下表來表示。

曹議金(920年左右—935年左右)于920年左右，Pt.1120背；沙州，曹尚書；920年左右以后，Pt.1284Ⅱ，太保；924—931年；鋼和泰藏卷：太保(925年)。

Pt.1284Ⅲ，河西北方節度使曹太保

931—935年左右，Pt.984Ⅱ背：河西節度

沙州　曹太保

Pt.1106背I，令公

曹元德(935—939年左右)

曹元深(939年左右—946年)

935年左右—946年，Pt.1188背IX，

河西節度使、司徒

三、為了確定Pt.1189正面文獻的時間，除了“大王”這一尊號之外，我們還應考慮到其中所提到的肅州附近的韃靼人這一事實。由于漢籍注意到了這一部族于958年派出了第一個使團，所以這卷文書本身似乎不早于950年。

四、我們同樣還應考慮到Pt.1081號寫本中的文件所發出的時間。這一文件是由一位尚書在某一鼠年發出的。一方面，在890年之前的沙州諸統治者們之中，“尚書”這一尊號始終由張議潮和張淮深所享有；另一方面，在920年左右則是曹議金。在此期間的鼠年，共有856、868、880……916、928等年。在這些年代中，當曹議金還不是沙州統治者的916年以及他已享有“太保”尊號的928年當然應排除在外了，所以發出信件的時間應該為856、868或880年。由于這卷文書說明，屬于沙州的吐谷渾人生活在與伯希和敦煌藏文寫本Pt.1089號中所提到的相類似的組織形式，而后者則屬于吐蕃統治時代，這就更加強了我們將其時間確定為9世紀的做法。

五、這些文書上所蓋的印鑒非常有助于我們確定其時間。但令人遺憾的是，據我所知，唯有Pt.1124中的印鑒文字方可解讀。它肯定與陳祚龍所作的補存表中第16條的解讀相同，況且這一解讀已由936年的一卷漢文文書上的印鑒所證實。

六、有關最后7卷文書的時代，我們只能確定一個回旋余地很大的“有限時間”。

斯坦因Ch(千佛洞藏卷).73，Ⅶ，14號殘卷的時間，肯定應為848/850年之后，因為其中使用了“仆射”這一尊號和職官“刺史”，有關黠戛斯發動進攻的資料，又使我們將之確定在924年之前。

Pt.1082、Pt.1188背面第12篇文書和第14篇文書、Pt.2111號第7篇和第2篇文書，都以不同的方式與甘州回鶻汗國有所聯系。由于該汗國作為一種獨立的政體，只能是在900/905年之前的事，而在905—911年間，該汗國又與沙州處于交戰狀態，故而本文所涉及的文書可能為911年之后。現在尚無法推定更為確切的時間，盡管Pt.1082和Pt.2111第7篇及第2篇文書反映了十幾年或數十年之后的形勢。

Pt.1256背面涉及一些于闐使節，因此可以將此文書與其他某些有關于闐的文書，確定在920年以后的時代。我希望將來能根據影印件和復制件，而確定一個更為接近的時間。

有關保存在Pt.44中的片斷(第1頁正面和第25頁背面，第24頁背面和正面)，唯一可以予以考慮的是，它們均寫于吐蕃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垮臺之后。

三

因此，我們現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使我們設想一下在吐蕃統治垮臺之后，甘肅和于闐官府中使用藏語的歷史。

一、從內容來看，這些文書的分類法如下：

在16卷寫本中，有10卷肯定是與從于闐到中原絲綢之路沿途諸小邦的外交和貿易有關。這些卷子是：

于闐統治者致沙州統治者的信(Pt.1106背面第1篇文書)。

沙州統治者致于闐統治者書信的引言程式或殘卷(Pt.984第2篇文書正面，Pt.1120寫本背面，Pt.1284寫本第3篇文書)。

于闐使節致沙州統治者呈牒的兩份草稿(鋼和泰藏卷背面藏文文書)。

于闐使節隨員的通行證(Pt.1256)。

于闐統治者致甘州一位謀臣信件的詳文(Pt.2111第7篇和第2篇文書)。

甘州回鶻可汗致沙州統治者的信(Pt.1082)。

Len—cu(涼州或靈州，頗難稽考)仆射致沙州和瓜州刺史的一封信之片斷(斯坦因千佛洞藏卷73，Ⅳ，14號)。

本處可能是朝廷所頒降的一道勅旨的引言程式(Pt.1188背面第15篇文書)。盡管它是一篇臨時所寫的習作性作品，但卻可以使我們猜測到，當時所通行的就是用藏文寫信或把勅令譯作藏文。

相反，只有3卷文書涉及沙州的內部事務：其中一卷文書改正了某位吐谷渾奴隸的身份(Pt.1081)，另一卷文書是對3個人所下的命令(Pt.1124)，第3卷文書是肅州統治者向沙州統治者所作的報告(Pt.1189正面)。

對于所剩余的5卷文書，我們無法進行分類，因為簡短的提要及作為習作的詳文，均沒有向我們提供任何足夠的資料(Pt.44號第1頁正面；Pt.1188背面第9、12和14篇文書，Pt.1284第2篇文書等)。

二、從年代上來看，這些文書是相當一致的。

只有1—2卷文書是9世紀的作品，其一為856、868或880年(Pt.1081號)，其二為848—924年間之一馬年(斯坦因千佛洞藏卷Ch.73，IV，14號)。

另外15卷文書均為10世紀之作品。其中有1卷文書，我們有絕對可靠的把握將之確定在920—946年間；另一卷很可能是同一世紀下半葉的(Pt.1189正面)。

三、這些文書在內容和時間上的一致性向我們表明，在吐蕃帝國垮臺之后，一般都不再使用藏語了，除非是在甘肅和塔里木盆地官府中的某些特殊情況。相反，到了920年左右，當于闐向中原出口玉和絲綢之路南段的貿易得到了發展或在停滯一段又重新活躍之后，出于歷史原因，唯有藏文才可以作為外交和貿易關系中的工具語言。這種解釋似乎稍微有些勉強。上文所研究過的文書的語言和外交特征說明，當時各民族之間的語言和文明關系實際上是相當復雜的。

（譯自1981年《亞細亞學報》第269卷，第1—2）

知識來源：鄭炳林，主編：《法國藏學精粹》卷一，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