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地處亞太地區，有1990萬人口(Australia Statistics 2006 Census)。全國有40所大學，其中 37所公立大學，3所私立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澳大利亞與歐洲(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的政治與經濟聯系非常緊密。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以及隨后亞洲地區發生的經濟與社會的變革逐漸改變了這種狀況，澳大利亞開始注意它自身所處的地區。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亞洲移民的增加，澳大利亞與亞洲的關系更為緊密，許多大學設立了亞洲研究中心，成立了全國性的研究協會，如澳大利亞亞洲研究協會(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澳大利亞佛教研究協會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和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等。

在澳大利亞，“鼓勵從事亞洲問題研究的機構可分為3種主要類型：政府、大學、私人機構。不同于西方國家，澳大利亞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私人研究機構。”[1]澳大利亞(包括新西蘭)的研究人員主要集中在大學內，占60％以上。[2]澳大利亞的研究經費(特別是社會科學研究)主要來自政府撥款，由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3]主要負責項目撥款，資助國內大學高水平的研究。

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涉藏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主要分散在一些大學的哲學系、國際研究院和亞洲研究院(系或中心)。1972年中澳建交之后，澳大利亞中國學研究發展很快。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澳兩國貿易額迅速增長，澳大利亞一些大學專門設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集中了一批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但這些專家專門從事藏學研究的比較少，只是有些涉及藏學研究。

一、澳大利亞主要涉藏研究機構和人員

1、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4]及涉藏研究人員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是澳大利亞最好的研究型大學，成立于1946年，上世紀90年代以前沒有本科教育，只招研究生和博士生，并直接由政府重點撥款來進行國際最前沿的項目研究。它共有七大學院，包括人文科學院、亞太(亞洲和太平洋)研究學院、經濟和商業學院、工程與資源管理學院、藝術學院、法學院和科學院。

國立大學可以說是澳大利亞涉藏研究的發源地，1964-1966年英國藏學家蘭姆(Alastair Lamb)曾在它的高等研究院任高級歷史研究員。亞太研究學院的前身是亞洲研究系，2005年亞洲研究系和太平洋研究系合并成亞太研究學院。該研究院現有100多位教師(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已經注冊的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分別有265人和250人，生源來自90多個國家。它不僅是澳大利亞規模最大，研究水平最高的亞洲研究院，也是世界上高水平的亞洲研究院之一，特別是它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集中了50多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該中心主辦有《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東亞史》(East Asian History)、《亞洲研究評論》(Asian Studies Review)以及《亞太經濟文化與發展簡報》(Asian 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and Development Bulletin)等較有影響力的雜志。

狄雍(J．W．de Jong)，1921年生于荷蘭萊頓市，1949年獲萊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精通荷蘭語、法語、英語、德語、漢語、日語、俄語、藏語和梵文。他曾在哈佛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訪問學習，在巴黎大學師從法國女藏學家瑪賽樂·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7)，期間曾上過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 (P．Demiéville)的課。1954年他回到萊頓大學執教，成為柯恩[5]學院(印度學院)的第一位研究藏傳佛教的教授，并于1957年創立《印度——伊朗雜志》(Indo-Iranian Journal)。1965年受聘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設立亞洲研究系，并任系主任，主要從事佛教和印度哲學研究，直到1986年退休。他側重有關佛教語義和文獻學的研究，涉及教義、教理不多，在西方佛學界、藏學界廣有影響。狄雍也為國際藏學研究培養了不少人才，比如現在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宗教系任教授的保爾·哈里遜(Paul Harrison)就是他的博士生。

狄雍的主要著述有《歐美佛學研究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米拉日巴傳》(mi la ras pa’i rnam thar：texte tibetain de la Vie de Milarepa)、《中國佛語》(Buddha’s word in China)等，還將梵文原典中月稱的《凈明句論》的一部分譯成法文。狄雍發表有多篇學術價值很高的佛學書評，深受世界佛學界的重視。他一生收藏了大量的圖書資料，共計有 20000多冊，其中有些是18世紀歐洲出版的有關敦煌和西藏的圖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其余大部分圖書是研究亞洲和佛教所需的各種文字的參考工具書。在他2000年去世后，其中的12000冊圖書被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圖書館收藏，并建立了專題目錄。

約翰·鮑爾斯(John Powers)，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社會和歷史研究中心教授，澳大利亞國內少有的幾個專門研究西藏的專家。1984年獲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印度哲學碩士學位。1991年獲美國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宗教史博士學位。鮑爾斯教授曾先后在美國多所大學擔任教職，1995年來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他本來主要研究藏傳佛教和印度佛教哲學，近年來轉向現實研究，目前的研究課題有“中國20世紀早期的佛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宗教與國家”。他在澳大利亞藏學界非?；钴S，多次接受澳大利亞ABC、英國BBC、美聯社、洛杉磯時報等新聞機構的采訪，在各種公開場合多次發表演說，就宗教問題、藏傳佛教問題發表評論，并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全球佛教雜志》(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宗教研究評論》 (Religious Studies Review)等各類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書評、學術論文與時政隨筆，其中有許多是對我國涉藏外宣的評論。他還在澳大利亞移民與難民審核部(Migration Review Tribunal and Refugee Review Tribunal)等多家機構擔任政策研究顧問，在英國著名學術出版社勞特里奇(Routledge)擔任特約編輯。

鮑爾斯著述頗豐，主要有專著《佛教中的瑜伽行派：傳記》(The Yogācāra School of Buddhism：A Bibliography，1991)、《藏傳佛教導論》(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1995)和《作為宣傳的歷史：流亡藏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History As Propaganda：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04)等，論文《自由西藏運動：一個經過選擇的敘述性歷史》(The Free Tibet Movement：A Selective Narrative History)和《人權與文化價值：達賴喇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Values：The Dalai Lama versus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等。

凱瑟琳·莫頓(Katherine Morton)博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國際關系系研究員，英國蘇塞克斯大學訪問學者，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畢業。她的研究專長為中國的國際關系、環境政治和政策等，目前從事氣候變化對青藏高原的影響及其對區域安全影響的研究。她同中國西北一些保護環境的民間組織合作，在玉樹藏族自治州做過田野調查。她在2008年10月應邀訪問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并作了題為《脆弱的平衡：青藏高原可持續發展的挑戰》的學術報告。她認為要在地方、國家和國際層面上重新思考人類和環境的需要之間的關系?？梢詮膬蓚€方面來改善和促進青藏高原的可持續發展：一是地方層面，相關組織和單位要積極參與和配合，建立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二是國際層面，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共同支持氣候變化的適應項目。

凱瑟琳·莫頓的主要著述有專著《國際援助與中國的環境：馴服黃龍》(International Aid and China’s Environment：Taming the Yellow Dragon，2005)和論文《公民社會和邊緣化：青海省的草根非政府組織》(Civil Society and Marginalisation：Grassroots NGOs in Qinghai Province)、《環境后果時代的中國和環境安全》(China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the Age of Consequences)及《可持續性和欠發展：在西藏高原綜合權衡》  (Sustainability and Underdevelopment：Complex Tradeoffs on the Tibetan Plateau，2009)等。

白杰明(Geremie Barmé)，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亞太歷史系教授。白杰明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陽等地居住學習多年，上世紀70年代在香港擔任《九十年代》雜志的英文編輯，對中國社會各種文化現象具有長期的觀察和體驗，是澳大利亞的“中國通”。作為中國問題的評論者，他的文化時論、圖書評介等多種文章廣見于各種中英文雜志、報刊和學術期刊，其中有不少涉藏評論。

2、格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及涉藏研究人員

格里菲斯大學位于昆士蘭州，共有5個校區，分布于布里斯班和黃金海岸這兩個城市，是澳大利亞政府重點支持大學。它的亞洲研究院是澳大利亞僅次于國立大學的規模比較大的研究院。

馬克林(Colin Mackerras)教授，1961年墨爾本大學畢業，1970年獲得澳洲國立大學哲學博士，西方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劍橋中國史》系列的發起人和主編之一。他也是澳大利亞的中國民族問題專家、中國戲曲專家，曾任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會長，退休前是格里菲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亞洲與國際研究院院長。馬克林曾于1985年訪問過西藏，1995年訪問過青海和甘肅藏區。1997年和2008年應邀到北京參加北京藏學討論會，并在1997年會后再次到西藏、青海兩地訪問。

馬克林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歷史、少數民族和戲曲以及中國的西方形象和澳中關系等問題的學術著述，有些已翻譯成中文出版，比如《西方人看中國》  (Western Images of China)。他關于中國少數民族的著作有《中國少數民族：在20世紀的融合與現代化》  (China’s Minorities：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國少數民族文化：1912年以來的認同與融合》(China’s Minority Cultures：Identities and Integration since 1912)和《中國的少數民族與全球化》(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吨袊贁得褡澹?0世紀的融合與現代化》主要論述20世紀中國少數民族的經濟、人口等政策及中國少數民族與國際關系的問題?！吨袊贁得褡澹?912年以來的認同與融合》主要論述自1912年以來中國少數民族在宗教、家庭、教育、兩性關系以及文學和藝術等方面的發展變化。這兩部書覆蓋了整個20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其中有較大篇幅論述中國西藏問題和新疆的少數民族問題。馬克林認為現代化是民族融合的最佳道路。此外，他還有《西藏和中國人》(Tibet and Chinese)和《西藏自治區的戲劇》兩篇文章專門談及西藏。2008年11月他還在香港公開大學主持了一場以“少數族裔和中美關系”為題的中國研究論壇。2009年7月，勞特里奇出版了他的新作《中國、新疆和中亞：歷史、變遷及其在21世紀的互相影響》(China，Xinjiang and Central Asia：History， Transition and Cross border Interac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3、紐卡索大學(University of Newcastle)[6]及涉藏研究人員

紐卡索大學位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成立于1951年，當時是作為新南威爾士大學(UNSW)的紐卡索分校，1965年正式獨立成為紐卡索大學，是澳大利亞第13所大學。紐卡索大學的人文和社會學院的亞太社會轉型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CAPSTRANS)是與臥龍崗大學(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合作創辦，為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重點的教學與研究中心，是參與澳大利亞國家重點項目“了解我們的地區和世界(Understanding our region and the world)”的研究中心之一。該項目主要通過深入的國別研究和區域比較研究，了解亞太地區的社會轉型，提高澳大利亞參與區域和全球競爭的能力。該中心主要涉藏研究人員是杰弗瑞·薩繆爾教授[7]和桑迪·羅莎里奧。

杰弗瑞·薩繆爾(Geoffrey Samuel)教授，1964-1967年在牛津大學學物理，1967年轉到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Hall)學習理論物理，1975年獲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水晶念珠：西藏宗教的人類學研究視野和方法》(The Crystal Rosary：Insight and Method in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ibetan Religion)。杰弗瑞·薩繆爾教授精通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和藏語(閱讀)。他于1978年到澳大利亞紐卡索大學任教(1978—1995，1998—2004)。 2004年他到英國卡迪夫大學宗教和神學研究院任教，但至今還是亞太社會轉型研究中心的合作教授(Conjoint Professor)，他是英國皇家人類學會(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會員、亞洲傳統醫學研究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Asian Medicine)的副主席和《亞洲醫學：傳統與現代》(Asian Medicine：Tradition and Modernity)的編輯。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南亞地區的宗教、藏傳佛教、藏醫和傳統印度醫學以及佛教和其他宗教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的傳播。

薩繆爾教授從事藏學研究30多年，著述頗豐，有專著10多部、參與編寫的圖書幾十部、論文近百篇。主要專著有：《精神、肉體和文化：人類學與生物學的交集》(Mind，Body and Culture：Anthropology and the Biological Interface)、《文明的薩滿：西藏社會中的佛教》(Civilized Shamans：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密宗新解：對藏傳佛教和印度宗教的新理解》(Tantric Revisionings：New Understandings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Indian Religion)、《瑜伽的起源與密宗：13世紀之前的印度宗教》(The Origins of Yoga and Tantra：Indic Religion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杰弗瑞·薩繆爾還是圖齊《西藏的宗教》和德國著名蒙古學家海西西(Walther Heissig)教授的《蒙古的宗教》 (The Religions of Mongolia)的英文版翻譯。  《精神、肉體和文化》《文明的薩滿》和《密宗新解》是薩繆爾教授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可以說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幾十年的研究成果。

(1)《精神、肉體和文化》，1990年出版(2006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再版)，是一部關于社會人類學的理論著述，在這部書中薩繆爾提出了人類學研究的新模式——多模塊框架(the multimodal framework， MMF)。傳統上我們對人類行為各個方面的描述一直是從文化和社會方面來進行的，薩繆爾憑借物理學專業背景，提出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對我們提出的許多概念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他在書中整合了美國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的功能主義理論和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1920-1983)的儀式理論(Ritual Theory)。

(2)《文明的薩滿》，1995年出版，被西方學者稱作是第一部由人類學家撰寫的比較研究藏族的圖書，也是薩繆爾MMF模式的應用。在這本書中，他匯集了不同學科藏學家的研究來分析構建整個藏族地區多樣性的政治、宗教和社會結構，探討了西藏宗教的特征。他強調西藏社會中宗教角色的多樣性和流動性。

(3)《密宗新解》，2005年出版，是薩繆爾的論文集，這部著作針對印度教和佛教提出了新的觀點，特別是對印度、西藏或現代西方社會密宗的新發展提供了嶄新的認識。該論文集中有6章內容此前未曾發表過。

薩繆爾教授在澳大利亞期間承擔了許多由澳大利亞政府資助的重要研究項目，如“東部藏人的政治和社會秩序(Politics and social order among Eastern Tibetans)”等，他最近在做的主要項目有：

(1)西藏西部地區一個苯教藏醫學校和醫院里的傳統與現代(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a Bonpo Medical School and Hospital in Western Tibet)，這是一個為期3年的項目(2008-2010)，由英國的利弗休姆·托拉斯基金會(Leverhulme Trust)設立，項目經費是150256英鎊。該項目主要是對西藏苯教大師瓊欽·晉美朗嘎多杰和阿早地區藏醫院院長丹增旺扎的醫療活動進行研究，探討在偏遠的農村地區藏醫與現代中國衛生系統的相互作用。

(2)西藏的長壽修行和觀念：對敦珠傳承中的長生修行的研究(Longevity Practices and Concepts in Tibet：A Study of Long-Life Practices in the Dudjom Tradition)。該項目由英國亞洲人權委員會藝術和人文研究理事會設立，為期3年(2006-2009)，項目經費206000英鎊。

(3)西藏苯教普巴儀軌中的音樂曲式和儀軌含義(Musical Form and Ritual Meaning in the Phurpa Ritual Cycle of the Tibetan BonPo Religion)。該項目由英國科學院和臺灣科學委員會共同設立，澳大利亞紐卡索大學亞太轉型研究中心和臺灣大學合作研究，臺灣大學同他合作研究的教授是里卡多·坎齊奧(Ricardo Canzio)[8]。

桑迪·羅莎里奧(Santi Rozario)博士[9]，紐卡索大學亞太轉型研究中心合作高級講師(Conjoint Senior Lecturer)，2004年同杰弗瑞·薩繆爾教授一起到英國卡迪夫大學工作。她出生在孟加拉，孟加拉達卡大學畢業，1989年獲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學位。她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孟加拉的婦女和發展、伊斯蘭社會中的性別及西方社會的伊斯蘭教等。她主要作為杰弗瑞·薩繆爾的合作者參與藏學方面的研究。她的主要著述有論文《藏人和印度人的出生污染觀念：相似點和不同點》 (Tibetan and Indian Ideaa of Birth Pollution：Similarities and Contrasts)及合作專著《訶利蒂的女兒們：南亞和東南亞的婦女分娩和女治療師》。

4、悉尼大學(Universit of Sydney)及涉藏研究人員

悉尼大學是澳大利亞最早涉及亞洲研究的大學，早在1918年就設立了東方研究系，從美國和歐洲聘請亞洲研究學者，開始主要是教授中文和日文?，F在悉尼大學亞洲研究主要在文學院的印度次大陸研究系(Department of Indian Sub-Continental Studies)和人類學系，涉藏研究人員主要有馬克·阿倫、安德魯·麥克加里蒂和琳達·康納。

馬克·阿倫(Mark Allon)博士是印度次大陸研究系主任，是澳大利亞佛教研究會主席，主要教授梵文和巴利文。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南亞和中亞佛教，特別是阿富汗巴米揚地區的犍陀羅。

安德魯·麥克加里蒂(Andrew McGarrity)博士[10]，是印度次大陸研究系博士，博士論文是《從邏輯發展的視角看印度早期中觀學派的方方面面，及其對理解西藏格魯派經院哲學的意義》(Aspects of early Madhyamaka in the light of logical developments in lnd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ibetan dGe lugs pa(Gelukba)scholasticism)。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印度中觀學派、藏傳佛教哲學、印度和藏傳佛教邏輯等，他現在該系教授梵文和藏傳佛教。

琳達·康納(Linda Connor)，人類學教授，2009年任悉尼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和澳大利亞人類學會主席，是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人。她現在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影視人類學和民族志電影(Visual anthropology and ethnographic film)，主要研究地區是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她和T·阿什(Timothy Asch)、P·阿什(Patsy Asch)合作拍攝的人類學影片《釋放靈魂》(Releasing the Spirits，又譯《巴厘島女巫師》)，是影視人類學領域的經典影片。 1998-2008年她在紐卡索大學亞太社會轉型研究中心任教授，在此期間同薩繆爾合作做了不少涉藏研究項目。她在藏學領域的主要著述是和薩繆爾合編的《醫治的力量和現代性：薩滿教、科學和亞洲社會中的傳統醫學》(Healing Powers and Modernity： Shamanism，Scienc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Asian Societies，2001)。

5、悉尼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ydney)及涉藏研究人員

悉尼科技大學位于悉尼市中心，是澳大利亞公立大學之一。該校的國際研究學院是國際上著名的中國學家古德曼于1994年創立的，2005年該學院還專設中國研究中心，從世界各地聘請中國研究專家、教授到中心任教和合作研究，主要研究領域有中國的醫療和福利改革，環境資源治理，中國和拉美、南亞的新伙伴關系和中國地域研究等。該學院的主要涉藏研究項目是“中國省域研究”(Provincial and Local China)，此項目1994年由古德曼發起，到現在還未結束，前后有70多位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德國等地的專家學者參與，每年開一次研討會(workshop)，1997年創辦學術雜志《鄉土中國》(Provincial China)。該項目主要通過深入的各省研究，來了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變遷。古德曼教授和庫克博士選擇青海省作為研究對象。

古德曼(David S．G．Goodman)教授，1948年出生于倫敦，是一位俄裔猶太人。 20世紀60年代中期，古德曼進入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學習，專業是國際共運以及蘇聯的社會經濟變遷，1970年在該校獲得政治和現代史的學士學位，1979年到中國北京大學學習，1981年獲倫敦東方和非洲研究院的中國政治學博士學位。 1988-1994年，古德曼教授受聘于西澳大利亞州默多克大學(Murdoch University)亞洲研究系，并擔任該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從1994年起，古德曼教授來到悉尼科技大學，負責籌辦該校的國際研究學院，任該學院院長和國際研究教授?，F任悉尼大學國際研究院教授。

古德曼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有中國地區政治、地區發展、新地方主義、1997年以后的華南經濟一體化、中國省市研究等。古德曼教授重視區域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很多，著述頗豐，出版了40多部著作和 100多篇論文，其中涉藏的有論文《青海和西部的崛起：民族、社區互動和民族融合》(Qinghai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West：Nationalities，communal interaction，and national integration，2004)、《放逐的定義：在中國西北地區的工資和經濟行動主義》(Exiled by Definition：The Salar and Economic Activism in Northwest China，2005)，專著《中國的開放西部運動：民族，省和地方視角》(China’s Campaign to‘Open Up the West’：National，provinci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2004)和今年剛出版的新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和?。?955-1965年的四川和貴州》(Cenre and Provi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ichuan and Guizhou，1955-1965)等。

庫克(Susette Cooke)博士，是該校中國研究中心講師，1974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碩士畢業，1978-1980在北京大學學習，1993年獲悉尼大學博士學位。她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漢藏關系、中國西藏地區的少數民族和中國的宗教政策等。她目前在做的課題是“中國的藏傳佛教邊界：身份、文化和發展(China’s Tibetan Buddhist Margins：Identity，Culture and Development)”，為期3年(2010-2012年)。該項目主要以青海和云南兩個地區為例研究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

庫克博士的主要著述有：《將藏族文化融入中國經濟的快車道》(Merging Tibetan Culture into the Chinese Economic Fast Lane，2003)、《在西藏自治區的西部大開發》(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2003)和今年剛發表的《宗教工作：中國改革時代的宗教管理》(“Religious work”：governing religion in reform-era China，2009)等。

6、塔斯馬尼亞大學(Universitv of Tasmania)及涉藏研究人員

塔斯馬尼亞大學成立于1890年，是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最具國際聲譽的四所大學之一，校園位于塔斯馬尼亞州南部的霍巴特(Hobart)和北部的郎塞斯頓(Launceston)。塔斯馬尼亞大學在校學生有 22000人，其中有3000名國際學生和1000名博士生。著名哲學家杰伊·加菲爾德在1996-1998年任該校哲學系系主任。哲學系同印度薩爾納斯(瓦拉納西市附近)的中央高級藏學研究院(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in Sarnath，India)關系密切，每年有交換學生項目。

杰伊·加菲爾德(Jay L Garfield)教授，1955年生，擁有美國和澳大利亞雙重國籍，現任美國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哲學教授，同時兼任美國馬薩諸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塔斯馬尼亞大學和印度薩爾納斯中央高級藏學研究院的教授。他的涉藏研究領域主要是印度和藏傳佛教中觀哲學及宗喀巴研究。目前在印度他有多個研究課題，是塔斯馬尼亞大學與中央高級藏學研究院學生交換項目的主要負責人。

杰伊·加菲爾德著述頗豐，有專著和主編的圖書10多部、論文上百篇，主要有：《認知科學導論》 (Cognitive Science：An Introduction)(MIT1987)、《精神上的信仰：精神本體論研究》(Belief in Psychology：A Study in the Ontology of Mind)(MIT1988)、《中道之根本》(Fundamental Wisdom of the Middle Way)(Oxford1995)、《空觀：佛教哲學及其跨文化解讀》(Empty Words：Buddhist Philosophy and Cross-CulturalInterpretation)(Oxford2002)和同格西阿旺桑丹合作翻譯的宗喀巴大師著述《菩提道次第廣論釋》(An Ocean of Reasoning：Tsong kha pa’s Great Commentary on Nagarjuna’s Mulamadhyamakakarika with Geshe Ngawang Samten，2006)。

索南塔卻(Sonam Thakchoe)博士，2002年獲塔斯馬尼亞大學博士學位，現在哲學系教授佛教哲學。他曾在印度學了9年藏傳佛教史。他的主要著述有：專著《二諦論爭：宗喀巴與國燃巴論中道》 (The Two Truths Debate：Tsongkhapa and Gorampa on the Middle Way，2007)和論文《宗喀巴中觀哲學的俗諦》(Status of Conventional Truth in Tsong khapa’s Madhyamika philosophy)、《在西藏中觀認識論中的先驗知識》(Transcendental knowledge in Tibetan Madhyamika Epistemology)等。

安娜·阿羅麥斯(Anna Alomes)[11]，塔斯馬尼亞大學名譽研究員，她的主要研究興趣是“非暴力、和解和人權”，她曾擔任塔斯馬尼亞警察的道德導師。她的主要著述有《非暴力：擊敗全球恐怖主義的另一種選擇》(Nonviolence：An Alternative for Defeating Global Terrorism)。

7、其他大學的主要涉藏研究人員

彼得·畢曉普(Peter Bishop)博士，是南澳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傳播學院的副教授。他于1989年獲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是文化傳播學，包括西方與西藏的關系、西方佛教、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后榮格心理學等。畢曉普的主要著述有：1989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香格里拉的神話：西藏、游記與西方人對神圣景色的創造》(The Myth of Shangri- La：Tibet，Travel Writing &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和1993年英國阿斯隆出版社出版的《力量的夢想：西藏的宗教和西方想象》(Dreams of Power：Tibetan Religio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馬克，史蒂文森(Mark Stevenson)博士，墨爾本大學人類學博士畢業，現在墨爾本維多利亞大學 (Victoria  University，Melbourne)亞洲和國際研究系任高級講師。主要研究領域是當代西藏社會研究和當代亞洲的社會變遷。他的主要著述有：《許多路徑：在新中國尋找舊西藏》(Many paths：searching for old Tibet in new China，2005)，書中主要寫熱貢藝術和中國的文化政策。

蘭斯·埃科爾斯(Lance Eccles)博士，悉尼大學博士畢業，現在麥夸里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v)國際研究系任教，他曾在北京大學學習漢語，翻譯過西藏作家扎西達瓦的作品，著有論文《翻譯西藏：為說英語的讀者翻譯扎西達瓦的短篇小說》(Translating Tibet：presenting the short stories of Zhaxi Dawa to the English-speaking reader)。

二、新西蘭涉藏研究機構和人員

新西蘭是世界上年輕的移民國家之一，只有417萬人口，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新西蘭同澳大利亞關系密切，學者間的學術交流十分頻繁，上文談到的薩繆爾教授曾在兩地任過教。 1974年成立了新西蘭亞洲研究會(NZASlA)，1999年創辦《新西蘭亞洲研究雜志》，每年出兩期。

加布里·埃舍菲爾(Dr Gabriele Schafer)博士，德國弗雷堡阿爾博特—路德維希大學人類學博士 (Albert-Ludwigs-University Freiburg)，奧克蘭理工大學高級講師，主要研究領域是文化適應和種族主義，近期在研究性別、權力、宗教和民族關系等，目前在做的課題是“印度和尼泊爾流亡藏人的家庭結構”。她的主要涉藏著述有：《海外藏人：過去和未來研究》(Die tibetische Diaspora： Forschungsergebnisse und zukünftige Forschung，2008)和即將出版的《跨文化異性關系中的多重身份、運動和空間構建》(Multiple identifications，movements，and place making in cross-cultural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s，2010)。

愛萊娜·道森(Elaine Dobson)，音樂家，坎特伯雷大學藝術學院高級講師，主要研究喜馬拉雅地區的音樂和樂器，特別是西藏和不丹的音樂，對藏族樂器扎念頗有研究。著有論文《達蘭薩拉的回聲：一個西藏難民社區生活中的音樂》(Echoes from Dharamsala：Music in the Life of a Tibetan Refugee Community)、《探索喜馬拉雅不能忘懷的旋律》(Exploring the haunting tunes of the Himalayas)、《扎念的曲式和內涵探究》(Dranyen’s forms and significance investigated)、《打破傳統，創建傳統：當代為扎念彈奏創作的音樂作品》(Breaking Tradition，Creating Tradition：Contemporary Compositions for dranyen)等。

保爾·哈里遜(Paul Harrison)教授，1980年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學位，導師是狄雍，2007年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宗教系任教授，之前他在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宗教系任教20多年，現在柏林洪堡大學 (the Humboldt University)任教授的托尼·胡貝爾(Toni Huber)是他的博士生。胡貝爾1993年從坎特伯雷大學宗教系獲博士學位，他曾于1999-2003年在新西蘭惠靈頓的維多利亞大學宗教系(Victoria University)任教。哈里遜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藏傳佛教，側重文本研究，對幾種大藏經《甘珠爾》經文版本目錄作比較研究。目前在研究翻譯《金剛經》(Vajracchedika)。

三、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圖書館藏涉藏研究文獻資源

澳大利亞政府非常重視圖書資料和圖書館網絡建設，不僅在全國圖書館之間建立了資源共享和文獻傳遞網絡系統，而且還和世界許多圖書館建立了互借關系。特別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兩國之間的圖書館資源可以充分共享，讀者可以通過任何一家大學圖書館在兩地互借。

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藏學研究資源有一部分是世界各地亞洲研究學者的私人藏書，這些學者的藏書有些是圖書館買的，有些是學者捐贈的。這些藏書大部分是西方早期研究西藏、印度的圖書，其中有一些藏文圖書。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還收藏了幾種版本的大藏經：1955-1961年由日本出版的北京版藏文大藏經；1981年加利福尼亞達磨(Dharma)出版社出版的寧瑪版(Nyingma edition)藏文大藏經；朝鮮版漢文大藏經；高棉語大藏經(原版已毀于柬埔寨內亂)。另外，該圖書館還收藏了：1792年出版的《衛藏通志》和1785年出版的一幅西藏地圖，據稱是清康熙年間由到拉薩的耶穌使團繪制的西藏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圖，是世界上最早的關于西藏的地圖。該圖書館大量的涉藏研究文獻是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東南亞出版的漢文資料，比如1956年以來的《西藏日報》。[12]

除國家圖書館外，澳大利亞許多大學也收藏有大量的涉藏研究資料，如國立大學、墨爾本大學和悉尼大學等。著名的亞洲研究網站(亞洲研究虛擬圖書館Asian Studies WWW Virtual Library)和西藏研究網站(藏學研究虛擬圖書館Tibetan Studies WWW Virtual Library)是澳大利亞大學的亞洲研究學者于1994年建立的，現任主編是國立大學的馬修·西奧萊克(Matthew Ciolek)。該網站把亞洲研究按地區和專題進行分類，是全球亞洲研究的知識導航系統，通過這一網絡可以連接分散在世界各個大學、研究機構中的亞洲研究部門或圖書館系統，現在在這個網上已經有3500多萬件世界上比較古老的亞洲研究文獻的電子版。

新西蘭國家圖書館藏亞洲研究資源不如澳大利亞圖書館，但新西蘭各大學圖書館都與澳大利亞圖書館有很好的互借關系，在新西蘭的讀者借澳大利亞的圖書非常方便，只要在所在大學的圖書館登記，最長只要一周就可拿到。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收藏的狄雍藏書，極大地豐富了新西蘭藏學研究資源。

四、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涉藏研究的特點

通過以上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涉藏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的分析，可以看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涉藏研究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1、與歐洲和美國藏學研究相比，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藏學研究歷史短、研究人員數量少、研究領域較窄。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亞建國晚、歷史短，缺少歐洲東方學研究的傳統和文化底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藏學研究開始就是從歐洲“引進”的，近20多年才得到很大發展，也為國際藏學界培養了不少人才，可是一些學者功成名就后又回到了歐美，比如前面提到的保爾·哈里遜、杰弗瑞·薩繆爾·杰伊、加菲爾德和托尼·胡貝爾等現在都在歐美著名大學任教。

2、澳大利亞的涉藏研究更關注現實。例如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院的大型課題“中國省域研究”和杰弗瑞·薩繆爾參與的澳大利亞國家重點項目“了解我們的地區和世界”都是對中國和亞洲各國的現實研究。一方面，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如何保護環境，保護少數民族文化，成為國內外學者共同關注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同澳大利亞政府推行比較務實的對外政策有很大關系。澳大利亞的學術研究主要靠政府資助和協調，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澳大利亞制定對外政策服務，為其本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服務。經濟因素是澳大利亞特別關注當代中國現實的主要原因，“2008-2009年澳中貿易額達到803億澳元，增長了30％，中國代替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的最大出口國”。[13]正像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專家馬克林10年前所說：“經濟因素是澳大利亞應當了解中國的主要原因所在。眾所周知，亞洲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而中國是這一地區經濟迅速發展的主體，并且有跡象表明，這種增長的勢頭將持續下去。”[14]

3、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涉藏研究人員中從事藏傳佛教研究的占多數。澳大利亞在國際上最著名的兩位藏學家杰弗瑞·薩繆爾和約翰·鮑爾斯以及新西蘭的保爾·哈里遜都是研究藏傳佛教的，這與澳大利亞信仰佛教的人口增長有很大關系。據澳大利亞2006年的人口統計，澳大利亞信仰佛教的人數超過了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有419000人，占全國人口的2．1％，佛教成為澳大利亞第二大宗教。近10年來，不少流亡藏人定居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各地創辦的藏傳佛教中心和協會(Tibetan Buddhist Society)就有 60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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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林著，劉明新譯：《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研究》[J]《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第78頁。

[2]杜鵬：《澳大利亞高?？蒲泄芾眢w制考察報告》[J]，《中國高?？萍寂c產業化》2006年第3期，第25頁。

[3]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RC)成立于1988年，是澳大利亞國家就業、教育與培訓委員會(NBEET)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職責是管理科學研究和研究教育項目計劃，負責國家就業、教育、培訓與青年事務部(DEETYA)和NBEET交付的任務，并就國家優先研究領域或研究政策的協調等問題向NBEET提供咨詢。ARC的前身是成立于1965年的澳大利亞研究撥款項目委員會，負責資助國內大學高水平的科學研究。

[4]本文有關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信息主要來源于它的網站：http：//www．anu．edu．au

[5]Johan Hendrik Caspar Kern(1833—1917)是荷蘭大乘佛教研究的開山祖師。

[6] http：//www．newcastle.edu.au／research-centre／capstrans／

[7] http：//www．cardiff．ac．uk／relig／contactsandpeople／stafflist／prof-geoffrey-samuel-overview．html

[8]中文名字為康嘉鐸，臺灣大學音樂研究所教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民族音樂學博士。他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于西藏的宗教儀式音樂。

[9] http:／／users．hunterlink．net．au／-mbbgbs／Santi／strres.html

[10] http:／／www．arts．usyd．edu．au／indian／staff／profiles／mcgarrity.shtml

[11] http：//fcms．its．utas.edu．au／arts／philosophy／pagedetails．asp?  lpersonId=2289

[12] http：//www.nla.gov．au／openpublish／index.php／nlasp／article／view／1111／1374

[13] Exports up as China becomes Austral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releases／2009／fa-s091105.html

[14]馬克林著，劉明新譯：《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研究》，《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第78頁。

（作者：周衛紅，摘自:《中國藏學》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