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國家中，俄羅斯是最早對西藏產生興趣的國家之一。早在17世紀，為服務于在信奉藏傳佛教的中西伯利亞蒙古人地區進行擴張的政策，俄羅斯的一些學者、探險家和政客就開始了對藏族語言文字、宗教和歷史等方面的研究。由于起步較早，更由于占有地理上的優勢，俄羅斯在獲取藏文文獻和從事藏族語言、歷史、宗教等傳統藏學研究方面擁有一定的優勢，俄羅斯的藏學研究也已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并在國際藏學界占據了一定的地位。直到今天，俄羅斯學者在藏文文獻研究方面依然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在藏學國際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對俄羅斯藏學研究的發展脈絡和現狀有一定的宏觀了解，以便取長補短，豐富我們的學術視野，并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鑒。

一、俄羅斯早期對藏學的探索

俄羅斯藏學研究的誕生是近代以來沙俄在遠東地區進行侵略擴張的產物。17世紀以后，當沙俄的勢力擴張到西伯利亞中東部一帶時，了解生活在當地的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人就成為沙俄當局一項急需完成的使命，這也催生了最早的一批藏學研究人員，使俄羅斯藏學研究開始進入發端期。

18世紀20年代，一批藏文抄本在位于額爾齊斯河流域的阿卜賴寺(Ablai-yin Kyit)被人發現，此事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當時的歐洲懂藏語的人還不多，為解讀這些文獻，俄羅斯科學院的歷史學家米勒(G．F，Miller，1705—1783)于1735年深入到色楞格斯克的布里亞特人中間，結識了當地的宗教領袖阿旺·彭措。阿旺·彭措將發現的抄本第一頁開頭部分翻譯成了蒙文，并用蒙文字母標注了發音。米勒隨后請俄羅斯外交部譯員彼得·斯米爾諾夫將阿旺·彭措的譯文翻譯成俄文。之后，米勒將這個俄文譯本翻譯成了拉丁文，于1747年與藏文原稿一同發表，文章題為《西伯利亞唐古特抄本考釋》。這可以說是俄羅斯學者解讀藏文的第一次嘗試[1]。

18世紀70年代，俄羅斯科學院的東方學家和民族學家帕拉斯(P．S．Pallas，1741—1811)也開始對西藏研究產生興趣。他與一些西伯利亞的喇嘛進行了許多探討，從他們那里了解了很多關于西藏的地理、語言、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并收集了一些蒙文和藏文的文獻。俄羅斯科學院的譯員伊耶里格對部分收集的文獻進行了翻譯。帕拉斯將他收集到的材料和伊耶里格的譯文收錄進他編著的兩卷本《蒙古各族歷史資料匯編》[2]。

1774年至1782年，俄羅斯旅行家葉夫列莫夫在進行中亞旅行探險的過程中經喀什、喀喇昆侖來到拉達克地區，并在當地進行考察。1786年，他的著作《漫游和奇遇》出版，其中的“西藏”一節專門論述了拉達克地區藏人的語言、風俗以及飲食起居等。盡管葉夫列莫夫并沒有進入過西藏本土，但他的記錄可以算是俄羅斯歷史上最早的對藏人風俗的第一手記載[3]。

這一時期俄羅斯藏學研究人員主要的工作是收集有關西藏和藏族的資料和信息，因此他們多數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藏學家，甚至很多人連藏語都不懂，但他們的研究成果極大地激發了歐洲人對于藏族語言、文化的興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俄羅斯藏學研究從收集、整理資料到進行科學研究的過渡。

二、俄羅斯主要藏學研究機構及其人員

進入19世紀以后，俄羅斯的藏學研究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以1818年和1855年亞洲博物館(東方學研究所和東方文獻研究所的前身)和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的分別建立為標志，俄羅斯的藏學研究開始有了比較集中的研究平臺，藏學人才的培養、傳承也有了一定的延續性。隨著亞洲博物館演變成東方學研究所和東方文獻研究所，以及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的壯大，俄羅斯的藏學研究事業也走過了近200年的發展歷程。這幾個機構一直以來都是俄羅斯最為主要的藏學研究機構，要了解整個俄羅斯(包括前蘇聯)的藏學研究狀況，必須首先了解這幾個機構的發展脈絡、現狀和人員構成。

1．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RAS)

(1)東方文獻研究所藏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是俄羅斯從事藏學研究最重要的機構之一，其最早的前身就是俄羅斯皇家科學院亞洲博物館(Asiatic Museum of RAS)。亞洲博物館是沙俄時代保存東方文獻最重要的機構。1818年11月，俄羅斯科學院從法國人手中購買了一批穆斯林文獻，為收藏這批文獻，俄羅斯科學院決定在當時的首都圣彼得堡建立亞洲博物館，并決定日后所有科學院所藏的東方手稿和書籍都由該博物館收藏[4]。亞洲博物館收藏的東方文獻從當時全世界范圍看都是首屈一指的。它還是俄羅斯最早收藏、整理和資助研究藏文文獻的機構之一。

1930年，蘇聯政府為了加強本國的東方學研究，決定將亞洲博物館與佛教文化研究所、突厥研究室、東方學院等機構合并[5]，成立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由奧登堡任所長，研究所設在列寧格勒。在東方學研究所的早期研究工作中，主要從事藏學研究的部門是印藏研究室(Indo-Tibetan Department)，謝爾巴茨基為該室首任主任。1936年，隨著業務的拓展，印藏研究室被分為印度研究室和西藏研究室兩個部門，西藏研究室由沃斯特里科夫主持。但隨后由于肅反活動的影響，西藏研究室的業務也受到了影響，1943年謝爾巴茨基死后該研究室幾乎處于名存實亡的境地。1950年，東方學研究所被遷往莫斯科，但包括藏文文獻在內的絕大部分館藏東方文獻和對這些文獻進行研究的學者被留在列寧格勒，這部分學者和資源被整合成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由于研究藏學及相關學科的學者和主要的藏文文獻留在了列寧格勒，因此列寧格勒分所實際上是蘇聯的主要藏學研究中心，也是亞洲博物館和早期東方學研究所藏學研究正統的傳承者。

蘇聯解體后，列寧格勒分所更名為圣彼得堡分所。2007年，圣彼得堡分所與東方學研究所莫斯科總部正式分開，并更名為東方文獻研究所。作為俄羅斯藏學研究領域中實力最強的機構，東方文獻研究所現有7個研究室和1個圖書館，其中遠東研究室、東方文獻與文本研究室、南亞與東南亞研究室等部門的研究涉及藏學領域的研究。東方文獻研究所現任所長為愛麗娜·波波娃(Irina F.Popova)[6]。

(2)東方文獻研究所的藏文文獻收藏

東方文獻研究所可以說是全世界收藏藏文手本和刻本歷史最長、數量最多的機構之一。該所收藏的藏文文獻最早可追溯到18世紀在阿卜賴寺發現的藏文手抄本，這份珍貴的抄本后來被送往圣彼得堡，保存在俄羅斯皇家科學院。此后隨著米勒、帕拉斯等人在布里亞特地區的不斷搜尋和補充，俄羅斯科學院保存的藏文文獻數量也在不斷增加。隨著1818年俄羅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的建立，原先保存在科學院各部門以及其他機構的藏文文獻都被統一收藏在亞洲博物館。瓦西里耶夫在北京居住期間曾為亞洲博物館購置了大量藏文圖書。1844年清政府贈送給俄國一套北京版藏文《大藏經》，其中的《甘珠爾》被運到俄國外交部亞洲司圖書館保存，隨著后來亞洲司圖書館并入亞洲博物館，這套北京版《甘珠爾》也成為亞洲博物館的藏品[7]。亞洲博物館藏文文獻的收藏在20世紀初期經歷丁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齊比科夫和巴拉津分別在1899—1902年和1905—1907年前往藏區學習，并帶回333函和169函藏文文獻，這些文獻帶到俄羅斯后都被保存在亞洲博物館。第二個飛躍是奧登堡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兩次組織前往敦煌的考察團，并帶回了一些藏文寫卷。此外，在1914年，馬洛夫(S．Malov)發現了57件殘破的羅布泊藏文木簡。經過近300年的收集整理，如今東方文獻研究所的藏文文獻收藏已十分豐富。根據與該所合作進行藏文文獻電子化處理的“亞洲經典輸入項目”(Asian Classics Input Project)網頁上的數據，東方文獻研究所現有藏文手本、刻本共計約15萬件，分為2萬5千函[8]。在這些文獻中， 216件是敦煌寫卷[9]，包括202件《無量壽經》和10件《心經》。

(3)東方文獻研究所的藏學研究人員

施密特(J.I．Schmidt，1779—1847)是俄羅斯早期重要的藏學家，其研究領域涵蓋了藏語語法、藏文文字和藏傳佛教等諸多方面。施密特早年跟隨卡爾梅克地區的喇嘛學習了蒙語和藏語，從此走上了藏學研究的道路。他在藏語語法和詞匯研究方面著力甚深，先后出版了《藏語語法》《藏德詞典》《藏俄詞典》的著作，并開創了藏文詞典的詞根排列法。此外，施密特還對藏文文字的起源和藏語與印度語言的比較有著濃厚的興趣，并于1832年發表了《關于藏文的起源》一文。在論文中，施密特對藏文文字和印度北部的婆羅米文進行了比較，并提出了藏文源于婆羅米文字變體之一的觀點。1843年，他將藏文文獻《賢愚經》翻譯成德文發表。在他的協助下，納塘版《甘珠爾》目錄得以出版，這是西方出版的第一部藏文文獻目錄。1847年，他與比奧特林格合作編寫了亞洲博物館所藏的藏文文獻目錄，并以《皇家科學院亞洲博物館所藏之藏文抄本與刻本》為題予以發表。施密特為俄羅斯藏學研究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由于他的努力，“俄國藏學從一開始就能與歐洲藏學大國并駕齊驅，在某些問題的研究上有過之而無不及”[10]。

希弗涅爾(A．Schiefner，1817—1879)是俄羅斯第一個通過自學掌握藏語并從事藏學研究的學者，他的研究領域包括藏語語法、宗教和西藏文學。他的主要藏學著作包括《藏傳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生平》[11]和《梵藏蒙語佛教辭典》。希弗涅爾非常重視對藏文《甘珠爾》和《丹珠爾》的研究，尤其是《甘珠爾》中記載的西藏佛教文學和《丹珠爾》中有關邏輯學、醫學和語法學的內容。他還是西方第一個研究苯教經典《十萬龍經》的學者。希弗涅爾對藏文文獻的搜集整理也非常重視，在他的努力下，亞洲博物館的藏文抄本和刻本數量有了很大增長[12]。

奧登堡(S．Oldenburg，1863—1934)1885年從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畢業并留校任教，1900年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1902年他根據第13屆國際東方學大會的決議籌組了俄國中亞東亞研究委員會。 1909—1910年和1914—1915年，在俄國中亞東亞研究委員會的資助下，奧登堡兩次率團前往中國西部進行考察，并從敦煌掠走了大量藏文文獻。從1916年開始，奧登堡成為亞洲博物館館長。十月革命后，他采取與蘇維埃政權合作的態度，因而得以留任[13]。1930年亞洲博物館被改組為東方學研究所，奧登堡成為第一任所長。

謝爾巴茨基(T．Stcherbatsky，1866—1942)1889年畢業于圣彼得堡大學，后留校任教。他主要研究佛教思想，尤其重視對藏文佛學典籍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佛教中心概念和“達磨”詞義》《佛教涅槃概念》《佛教因明》、梵文《辯中邊論》英譯本等[14]。從1897年開始，他和奧登堡合作，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學院中編輯出版“佛學文庫”系列叢書，出版各國學者對佛教的研究成果。在所有出版的32卷中，14卷是關于藏傳佛教的。十月革命后，謝爾巴茨基依然是蘇俄(前蘇聯)藏學研究的干將，并成為東方學研究所印藏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

齊比科夫(G．Tsybikov，1873—1930)是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的畢業生，1900年受亞洲博物館派遣到達拉薩，在那里待了一年后又前往各藏區的重要寺院進行考察，收集了大量資料。齊比科夫最重要的藏學學術成果是《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1902年，齊比科夫開始在海參崴東方學院任教，教授藏語課，并在該學院建立了藏語教研室[15]。

巴拉津(B．Baradiyn，1878—1937)曾在圣彼得堡大學師從奧登堡和謝爾巴茨基學習蒙語、藏語、梵文和藏傳佛教主要經典。1905年，巴拉津受俄國中亞東亞研究委員會委派，化裝成香客跟隨出逃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回藏。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繼續深入研究藏傳佛教，調查藏區各大寺院的藏書情況。在調查的過程中，巴拉津對拉卜楞寺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并完成了《拉卜楞寺金殿彌勒菩薩像》和《拉卜楞寺游記》兩部著作。此外，巴拉津還從拉卜楞寺帶回了約200卷文獻，極大地豐富了俄羅斯的藏文文獻收藏[16]。

奧貝爾米勒(E．E．Obermiller，1901—1935)是蘇聯早期藏學研究領域的重要人物，1925年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1930年東方學研究所成立后，他進入該所的印藏研究室工作，是該所成立之初的學術骨干之一。奧貝爾米勒是謝爾巴茨基的得意弟子，可惜英年早逝，許多工作沒有得到及時深入的開展。在他短暫的學術生涯中，最大的成就是將藏文歷史典籍《布頓佛教史》翻譯成英文。此外，他還發表了一些研究藏醫和宗喀巴的論文[17]。

沃斯特里科夫(A．I．Vostrikov，1904—1942)也是謝爾巴茨基的學生。他1924年從列寧格勒大學畢業后先后在亞洲博物館、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東方學研究所成立后，他也來到印藏研究室從事藏學研究工作。印藏研究室拆分后，他開始主持新成立的西藏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和學術生涯也很短暫。沃斯特里科夫一生最大的學術成就是編寫了《西藏歷史文獻》，該書是第一部關于西藏歷史文獻的通論性著作[18]。

杰夏托夫斯基(Vorobyov Desyatovsky，1928—1956)1951年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之后便進入列寧格勒分所的東方文獻研究室(Department of Oriental Manuscripts)工作。杰夏托夫斯基從事藏學研究的時間不足5年，在這短暫的學術生涯中，他對列寧格勒分所收藏的由沙俄時代外交官彼得羅夫斯基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搜集的中亞文獻進行解讀和研究，這些文獻中包含了不少藏文抄本[19]。此外，杰夏托夫斯基還對俄國突厥學家馬洛夫在新疆羅布泊發現的藏文木簡的一部分進行了釋讀、翻譯，并據此發表了兩篇論文：《馬洛夫所藏藏文木簡》和《羅布泊的藏文木簡》[20]。

杰夏托夫斯卡婭(Margarita losifovna Vorobyova-Desyatovskaya，1933—)是杰夏托夫斯基的遺孀。1955年，她從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印度語言教研室畢業，并開始在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工作。1956年，杰夏托夫斯卡婭開始與科查諾夫(以及后來的薩維斯基)合作整理列寧格勒分所的藏文手本和刻本。1972年，她與薩維斯基合撰了《藏學》一文，對列寧格勒分所的藏學研究乃至18世紀20年代以來的整個俄國藏學研究狀況進行了階段性總結。杰夏托夫斯卡婭先后在列寧格勒分所的藏文圖書館、東方文獻和文本研究室以及南亞和東南亞研究室工作，現任南亞和東南亞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員[21]。

薩維斯基(Lev Serafimovich Savitsky，1932—2007)1955年進入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學習，當年該系恢復了中斷的藏語專業教學，于是薩維斯基便師從杰夏托夫斯基和庫茲涅佐夫學習藏語。1960年，薩維斯基畢業后開始在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從事研究工作。在列寧格勒分所工作期間，薩維斯基對該所收藏的藏文手本和刻本進行了整理、分類、編目和研究，并與杰夏托夫斯卡婭合作編寫了《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收藏的藏文文獻》(The Tibetan Fund Kept at the Leningrad Branch of the l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一書，并發表了他編寫的列寧格勒分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寫卷的目錄。在整理藏文文獻的過程中，薩維斯基意外地發現了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集的一部刻本和一部手本，并據此開始了他的博士論文研究。1983年薩維斯基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這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部倉央嘉措情歌的俄文譯本[22]。

克拉比維娜(Raisa Nikolaevna Krapivina，1947—)是俄羅斯的布里亞特人。從1980年起，她開始在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工作。1991—1993年，她在尼泊爾特里布文大學喜馬拉雅研究學院學習藏語，并師從當地的喇嘛學習古典藏文文獻。克拉比維娜曾長期擔任格西蔣揚欽則（???????????????????）的私人翻譯，后者一直在圣彼得堡講授藏傳佛教哲學[23]。克拉比維娜現任東方文獻研究所遠東研究室的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薩迦派歷史和藏傳佛教哲學[24]。

佐林(Alexander Valerievich Zorin，1979—)1996年進入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蒙古語言教研室學習，并先后獲得西藏語言學學士和宗教學碩士學位。在圣大學習期間，他師從克拉比維娜學習古典和現代藏語、梵文、藏傳佛教歷史和哲學，并主攻嘉木樣協巴著作的研究。之后他進入圣彼得堡分所攻讀博士學位，并開始將研究興趣轉向西藏詩學。2006年他成為了圣彼得堡藏文藏品部的負責人，并開始著手重新整理整個研究所收藏的藏文文獻。同年他獲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題為《西藏詩歌的源泉： 8至14世紀西藏文學中的贊美詩》(At the Source of Tibetan Poetry：Stotra Hymns in Tibetan Literature of the 8th—14th Centuries)。2007年，他出版了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集的俄文譯本。2009年，他出版了《度母贊》(Hymns to Tara)的俄文譯本[25]。

2．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Instiute of Oriental Studies，RAS)

(1)東方學研究所藏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東方學研究所(莫斯科)與東方文獻研究所(圣彼得堡)原同屬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1950年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進行改組，部分機構遷往莫斯科，繼續稱東方學研究所，另一部分機構和大多數文獻留在列寧格勒，成為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這也是東方文獻研究所的前身。

東方學研究所自從1950年與列寧格勒分所分開并遷往莫斯科以后便主要專注于東方學現代問題的研究[26]，不過就藏學研究而言，情況并非如此。由于主要的藏學研究資源還留在列寧格勒，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在藏學研究方面相對而言并不太突出，除了羅列赫及其學生外，進行藏學研究的學者也不多。

(2)東方學研究所的藏學研究人員

羅列赫(Roerich，1902—1960)是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最為重要的藏學家之一。他早年游學歐洲，師從伯希和、列維等學者學習梵文、巴利文、藏語、蒙語和漢語。1923—1928年，他隨父親組織的中亞考察團前往錫金、印度、克什米爾、拉達克以及中國的西藏、新疆、青海和蒙古等地進行游歷。之后，羅列赫長居印度噶倫堡。1930年，羅列赫成為烏魯斯瓦蒂喜馬拉雅研究所(Urusvati Himalayan Research lnstitute)所長。1957年赫魯曉夫訪問印度時發現了羅列赫的才華，把他帶回蘇聯，安置在東方學研究所工作，直到他3年后去世。羅列赫的藏學研究領域比較廣泛，他曾與藏族學者更敦群培合作將《青史》翻譯成英文出版。他所著的《西藏繪畫》(Tibetan Paintings)是前蘇聯第一部研究西藏唐卡的通論性著作。此外他還著有《西藏考古學的諸問題》(Problems of Tibetan Archeology)、《藏語的拉胡爾方言》(Tibetan Dialect of Lahul)、《破石儀式》(The Ceremony of Breaking the Stone)[27]等。

列昂節夫(1917—1968)是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的西藏歷史專家，其主要的研究領域是英國侵略西藏史，著有《1888—1917年英國對中國西藏的侵略》[28]《18—19世紀英國侵略史略》《1903—1904年英國對西藏的武裝干涉》[29]《西藏在古代中國的政治地位》《中華民國時期的西藏》[30]等。

巴菲歐諾維奇(Yuri Parnonovitch)和迪里科娃(Yulia V.Dylykova)夫婦都是著名藏學家羅列赫的學生，在東方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巴菲歐諾維奇曾將藏文文獻《賢愚經》翻譯成俄文出版，并與別人合著了兩卷本的《西藏醫學繪畫》[31]。迪里科娃是研究西藏文學體例和流派(genres)的專家，曾有專著專門論述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的著作有《薩迦班智達格言》《西藏文學的形成問題》等[32]。他們夫婦還在羅列赫去世后將其生前編著的《藏俄英辭典》(Tibetan-Russi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Parallels)完善并出版。

3．圣彼得堡大學

(1)圣彼得堡大學藏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成立于1819年的圣彼得堡大學是俄羅斯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在前蘇聯時代被稱為列寧格勒大學，蘇聯解體后，列寧格勒大學恢復圣彼得堡大學的名稱。在圣彼得堡大學中，主要從事藏學研究的部門是東方學系及其下設的蒙藏教研室(Chair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Studies)。圣彼得堡大學的蒙藏研究專業最早可溯源到喀山大學1833年成立的蒙語教研室。1855年，根據當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命令，全俄所有其他高校的東方語言專業全部并入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該教研室也隨之成為圣彼得堡大學的蒙古語言教研室(Chair of Mongolian Philology)。圣彼得堡大學是俄羅斯最早教授藏語的機構之一。2008年，蒙古語言教研室被改組為蒙藏教研室，現任主任為弗拉基米爾·烏斯潘斯基教授。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文獻將東方學系翻譯成亞非學系(Faculty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包括該系的英文網站也采用這一譯法)，實際這一譯法并不妥當。東方學系的俄文是Vostochnyi Fakul’ tet，翻譯成東方學系才更為準確[33]。

(2)圣彼得堡大學的藏文文獻收藏

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圖書館是俄羅斯除東方文獻研究所之外另一個藏文文獻收藏的重要機構，其藏文藏品主要是從喀山大學圖書館轉移過來的，而這些藏文文獻許多是瓦西里耶夫從中國購置的。由于瓦西里耶夫被派往北京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來在喀山大學建立藏語教研室，因此他格外注意收集藏文圖書。在瓦西里耶夫購置的藏文圖書中，比較重要的是一部納塘版的《丹珠爾》，還有《米拉日巴傳》和《青史》等[34]。1855年喀山大學東方學系被并入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喀山大學收藏的藏文圖書也轉入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圖書館收藏。此后又有一些藏文文獻陸陸續續進入圣彼得堡大學。如今圣彼得堡大學的藏文文獻有3300件[35]，分為471函。

(3)圣彼得堡大學的藏學研究人員

瓦西里耶夫(V．Vassiliev，1818—1900)是俄羅斯第一個掌握了藏語的土生土長的藏學家。他1839年從喀山大學語文系畢業并取得蒙古語文碩士學位后，于1840年加入俄國東正教會駐北京使團，并且一待就是10年。其間他學習了漢語、滿語、蒙語、梵文、藏語、突厥語等。1850年，瓦西里耶夫回到喀山大學任教。1855年，喀山大學東方語言專業被合并到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瓦西里耶夫也隨之調往那里工作，直到1900年去世。瓦西里耶夫對藏學研究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即西藏語言文學和藏傳佛教。從北京學成返俄后，瓦西里耶夫為未來的藏語教研室制定了一份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教學計劃。在這份教學計劃中，瓦西里耶夫列入了大量的西藏語言、歷史、地理、西藏與中國內地關系以及文學等方面的材料，并將《甘珠爾》和《丹珠爾》也納入了教學方案。此外，瓦西里耶夫還系統地研究了漢語和藏語的佛教文獻。他在這方面的著述主要包括：《佛教及其教義、歷史和文獻》(《總論卷》和《印度佛教史卷》)、《佛教術語詞典》《佛教文獻述評》和《西藏佛教史》，這些著作絕大部分是參考了藏族學者和高僧的文獻，有些直接就是藏文文獻的俄譯[36]。

庫茲涅佐夫(B．I．Kuznetsov，1931—1985)1956年從列寧格勒大學畢業。在學習期間，列寧格勒大學剛剛恢復了藏語教學的課程，庫茲涅佐夫對藏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于是便師從杰夏托夫斯基學習藏語。1961年，他翻譯并出版了《西藏王統記》，俄文本名為《西藏編年史——王室家族一面清晰的鏡子》，并以此取得了博士學位。庫茲涅佐夫畢業后長期在列寧格勒大學任教，教授藏語和西藏文學，他的學生日后成為俄羅斯各地藏語教學的主力。庫茲涅佐夫研究的范圍十分廣泛，除了西藏語言外，還包括西藏哲學、宗教、歷史等[37]。

烏斯潘斯基(Vladimir．L．Uspensky)1981年從列寧格勒大學畢業后進入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突厥與蒙古研究室攻讀博士學位，之后留在列寧格勒分所從事研究工作。在列寧格勒分所學習和工作期間，烏斯潘斯基得以接觸該所收藏的大量藏文文獻，并熟練掌握了藏語，加上之前在列寧格勒大學獲得的蒙古語言文獻知識，烏斯潘斯基得以在五世達賴喇嘛生平和清代藏傳佛教歷史等研究領域取得相當的成就。2005年，烏斯潘斯基成為圣彼得堡分所藏文文獻藏品部的負責人，2007年他開始在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工作，2009年成為圣彼得堡大學蒙藏教研室的主任[38]。烏斯潘斯基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藏傳佛教歷史、蒙文和藏文文獻的整理以及蒙文佛典的翻譯等。

三、俄羅斯其他藏學研究機構和人員

1．沙皇俄國時代的其他藏學人員

比丘林(N．Y．Bichurin，1777—1853)稱得上是19世紀早期俄羅斯研究中國的學者中的重量級人物，他不僅是公認的俄國漢學奠基人，同時也是俄國藏學和蒙古學研究的權威。比丘林是俄國東正教會駐北京使團的成員，1807年成為該使團的團長。他在北京居住了14年，期間大量收集中國的文獻。1828年他將《衛藏圖識》翻譯成俄文，題為《西藏志》。1833年，比丘林根據《廿三史》和《資治通鑒綱目》的資料編著了《西藏青海史》一書[39]。比丘林的這本書“首開國外利用漢文資料研究藏學的風氣”[40]。與國際藏學鼻祖喬瑪相比，比丘林的許多研究甚至還要早幾年，只是由于喬瑪精通藏文，并且使用英文寫作，因此影響力更勝一籌。而比丘林卻不懂藏文，這對他的研究有著很大的制約[41]。

19世紀下半期以來，在加緊對中國西藏侵略和滲透的背景下，一些以進入西藏考察為目的的探險家和懷抱政治目的的藏學家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普爾熱瓦爾斯基和德爾智。

普爾熱瓦爾斯基(1839—1888)是俄國有計劃、有組織地對西藏進行考察的首倡者，他曾組織過3次對西藏的考察。1879年，普爾熱瓦爾斯基第一次進入西藏考察。1883年，他出版了《從齋桑經哈密前往黃河上游》一書，記錄并總結了此次考察活動的經過。之后，普爾熱瓦爾斯基又于1883年和1888年組織了兩次進藏考察，但都沒有達到他的目的地拉薩，并且在第3次進藏途中染病身亡。普爾熱瓦爾斯基雖然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的馬前卒，但他的考察報告對于當時外界了解西藏的情況依然有著很高的學術價值[42]。

德爾智(1853—1938)是俄羅斯布里亞特僧侶，他的這一身份正好符合沙俄政府利用宗教對西藏進行滲透的政策。早在18世紀初，沙俄政府就確定了將“喇嘛教僧侶作為對外政策的傳播者”[43]的政策，在這種背景下，德爾智得以成為沙俄政府利用的一枚棋子。德爾智年輕時來到拉薩哲蚌寺學經，于1888年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后成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侍讀，并贏得了后者的高度信任，借機向后者和西藏其他官員宣揚“親俄”和“聯俄”的思想。在西藏居住期間，德爾智不但組織起了親俄的政治集團[44]，還多次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前往莫斯科尋求幫助，以對抗英國在西藏的擴張。德爾智不但在政治上積極推動西藏倒向俄國，在學術上也努力研究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以便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德爾智在藏學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對《青史》的研究，他曾著有《蒙古簡史——據蒙古文本〈青史〉》，在書中他積極宣揚俄國就是西藏傳說中的香巴拉，俄國沙皇就是香巴拉君主，企圖利用傳說和歷史為西藏倒向俄國尋找依據[45]。

2．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蒙古學、佛學和藏學研究所

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蒙古學、佛學和藏學研究所的前身是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布里亞特學術委員會。1922年該委員會改組為俄羅斯科學院布里亞特分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該研究所設在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首府烏蘭烏德，是俄羅斯藏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機構。布里亞特的藏學研究源遠流長，在十月革命以前，該地區就開始了對藏學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哲學、因明學、戒律學等宗教內容。布里亞特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后，這些內容全部被吸納進來，此外藏語文、藏族歷史、印度和西藏藝術理論、藏族歷史碑銘、藏語語法、醫學也成為該機構重要的研究內容。由于地理和民族的原因，該所藏有許多藏文文獻，在佛教的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優勢[46]。該研究所在前蘇聯時代出版的藏學著作主要包括《布里亞特社會科學研究所所藏藏文寫本和木刻本書目》《西藏貝葉文書收藏品》《西藏羅布泊地區貝葉文書》[47]等。

四、俄羅斯藏學研究的特點分析

1．俄羅斯藏學專家的產生和藏學人才的培養有3個較為分明的時期。第一個是18世紀，這一時期俄羅斯從西歐聘請了許多外國學者(主要是德國人)，其中代表人物有米勒、帕拉斯、施密特等，這些外籍學者為俄羅斯的藏學研究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第二個是19世紀上半期，這一時期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的傳教使團是培養俄羅斯藏學學者的最重要搖籃，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人都出自該使團；第三個是19世紀下半期以后至今，自從圣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開設藏學專業以后，俄羅斯藏學界就大致形成了一條從圣彼得堡(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到東方學研究所和東方文獻研究所的藏學人才培養和傳承路徑。

2．由于俄羅斯境內居住著大量的卡爾梅克和布里亞特人，這些人在宗教上信奉藏傳佛教，文化上親近藏文化，這樣就為俄羅斯提供了比較方便的研究對象和大量研究人才儲備。一方面，俄羅斯藏學學者不出國門就可以考察研究藏語文、藏文文獻和藏傳佛教，比如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成立之初，謝爾巴茨基和奧貝爾米勒就曾組織過幾次針對布里亞特地區的學術考察團；另一方面，俄羅斯藏學界一直以來就有許多來自布里亞特的學者，比如齊比科夫、巴拉津、克拉比維娜等人。

3．由于收藏著大量的藏文文獻，俄羅斯學者在藏語文、文獻和宗教等傳統藏學學科的研究方面實力比較強。俄羅斯是全世界收藏藏文文獻最多的國家之一，僅東方文獻研究所收藏的藏文手本、刻本就有 15萬件之多。由于有大量的文獻收藏、相對集中的研究平臺以及比較一致的人才培養渠道，俄羅斯藏學界在基于藏文文獻進行的傳統藏學學科研究方面有著許多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優勢。不過也許是藏文學術資源過于優越的緣故，俄羅斯學者的精力和學術興趣基本上集中于傳統學科，對于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新興藏學學科的研究著力不深。

4．俄羅斯的女性藏學學者數量相對比較多。早在沙俄時代，就有探險家波塔尼娜進入西藏考察。之后格拉希莫娃、杰夏托夫斯卡婭等藏學學者也為俄羅斯的藏學研究事業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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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閻國棟：《俄國漢學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8—609頁。

[2]閻國棟：《俄國漢學史》，第609—610頁。

[3]房建昌：《蘇聯西藏學研究小史》[J]，《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

[4] History of the l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task=view&id=46&Itemid=82-The Asiatic Museum-The l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5]劉洪記主編：《國外藏學研究概況》[M]，中央統戰部二局，1999年9月內部印制。

[6]The Structure of the IOM，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 & task=view & id=47&Itemid=53

[7]閻國棟：《俄國漢學史》第649—650頁。

[8] http：／／www．asianclassies．org／projects／st-petersburg

[9]東方文獻研究所對外公布的數據一直以來都是214件，但該所的青年學者亞歷山大·佐林于2007年在未經處理的文獻中又發現了2件，因此最新的數據應是216件。

[10]閻國棟：《俄國漢學史》第611頁。

[11]原文如此——引者注。

[12]閻國棟：《俄國漢學史》第615—616頁。

[13]同上，第626頁。

[14]閻國棟：《帝俄藏學的歷史與成就》[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15]同上。

[16]同上。

[17]房建昌：《蘇聯西藏學研究小史》，《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

[18]房建昌：《蘇聯西藏學研究小史》，《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

[19] Tibetan Studies at the IOM，http：／／tibetiea．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 & task=view & id=579 & Itemid=99

[20]房建昌：《蘇聯西藏學研究小史》，《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

[21]房建昌：《俄國和蘇聯的女藏學研究者》[J]，《青海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personalities&Itemid=74&person=79

[22] 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personalities & Itemid=74 & person=97

[23] Tibetan Studies at the IOM，http：／／tibetica.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 & task=view & id=579 & Itemid=99

[24] 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personalities & Itemid=74 & person=34

[25] 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personalities & Itemid=74 & person=64

[26]根據1970年10月蘇聯科學院主席團的規定，東方學研究所莫斯科總部主要負責東方學領域當代問題的研究，而列寧格勒分所主要負責中古史、古代文學、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參見History of the l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 & task=view & id=46 & Itemid=82-The Asiatic Museum-The l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27]馮蒸：《國外西藏研究概況》[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291頁。

[28]此書由張方廉譯為中文，名為《外國在西藏擴張：1888—1919》[M]，北京：民族出版社，1960年。

[29]房建昌：《蘇聯西藏學研究小史》，《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

[30]以上兩文載于張植榮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十輯)[C]，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1] Y．Parfionovitch,Gyurme Dorje & Fernand Meyer，Tibetan Medical Paintings，Abrams Publisher，1992．

[32]房建昌：《俄國和蘇聯的女藏學研究者》，《青海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

[33]根據烏斯潘斯基教授電子郵件的內容。

[34]閻國棟：《俄國漢學史》第650頁。

[35] http：／／www．asianclassics.org／projects／st-petersburg

[36]閻國棟：《帝俄藏學的歷史與成就》，《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37]劉洪記主編：《國外藏學研究概況》，中央統戰部二局，1999年9月內部印制。

[38] Tibetan Studies at the IOM，http：／／tibetica．orientalstudies．ru／eng／index.php?option=com-content & task=view&id=579& Itemid=99

[39]閻國棟：《帝俄藏學的歷史與成就》，《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40]房建昌：《西藏學研究在俄國和蘇聯》[M](鉛印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第4頁。轉引自閻國棟：《俄國漢學史》第613頁。

[41]房建昌：《蘇聯西藏學研究小史》，《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

[42]閻國棟：《俄國漢學史》第620—621頁。

[43]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第167—169頁。

[44]最主要的成員是噶倫夏扎·邊覺多吉，參見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第175頁。

[45]閻國棟：《俄國漢學史》第624頁。

[46]劉洪記主編：《國外藏學研究概況》，中央統戰部二局，1999年9月內部印制。

[47]馮蒸：《國外西藏研究概況》第201頁。

[48]房建昌：《俄國和蘇聯的女藏學研究者》，《青海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

（作者：肖杰，摘自：《中國藏學》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