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綜述：體制與思潮

早在公元1世紀，古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在其8卷本的《地理學指南》（Geography）中就論述了西藏西部的克什米爾地區，并首次提到了“博塔”即吐蕃人。后來，阿拉伯學者的著作中也簡要記述了與吐蕃的戰爭、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等人對吐蕃進行過部分記述，但多以傳說和逸聞為主。國外對藏區和藏族的直接了解與認識，始于17世紀20年代至18世紀40年代，當時曾有幾批歐洲傳教士從喜馬拉雅山外或從中國內地進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進行長期的傳教活動，隨后歐洲的探險家也進入青藏高原，這些傳教士和探險家對于藏區和藏族的介紹與描述，成為國外藏學研究的萌芽。

19世紀，為了適應西方殖民勢力的東擴，西方的東方學（如漢學、佛學等）成為國際性學科，藏文和藏傳佛教研究也受到重視，歐洲研究藏文的工具書開始陸續出版，為國外認識和研究藏區與藏族奠定了基礎。歐洲學者對西藏的系統研究真正始于匈牙利人杜·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oros），他終身致力于藏族歷史、語言和宗教研究，并于1834年出版了《藏英詞典》（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Tibetan and English）和《藏文文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English)等，開國際藏學的先河，被譽為西方藏學的鼻祖，他的研究也成為西方藏學誕生的標志。

20世紀初期，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腹心地帶開始地緣政治的擴張，英國的斯坦因（M.A.Stein）、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人在中亞和中國西北一帶進行探險活動，尤其是從敦煌莫高窟竊走大批珍貴的古藏文手稿和寫本，這些重要材料為西方學者的藏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其中以法國巴考（Jacques Bacot）的《敦煌吐蕃歷史文書》[1]和意大利圖齊（Giuseppe Tucci）的《西藏畫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為代表的藏學名著的問世，標志著西方藏學的正式形成。

20世紀中葉到下半葉，海外藏學研究機構的大批建立，標志著西方藏學走向成熟期。這主要包括由西藏“流亡政府”負責建立、創辦的相關機構，以及整理出1959年由流亡藏人帶出的大量藏文文獻、檔案和文物，并翻譯出版的藏文典籍。另一方面，以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為代表的西方財團資助英、美、法、意、德、日等國的大學和特殊研究機構，在購買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獻的同時，也開始成立藏學研究機構，聘請流亡藏人進行協作研究并培養本國學者。此外，由于當時中國的國際關系，西方學者無法進入中國藏區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因此只能對錫金（今印度錫金邦）、尼泊爾、印度等海外藏人聚居區進行實地考察，其學術也多以“喜馬拉雅研究”的名稱出現，而這也在客觀上推動了海外藏學的發展。

從20世紀末開始，隨著中國與西方學術交流的擴大，海外藏學與中國藏學研究互動程度也逐漸加深。在此交流合作的過程中，中國藏學界加大了對西方藏學界的了解、譯介和評析，在對話中發現異同，在學術觀念的碰觸中認識和構建自我，將西藏作為西方的政治、社會與大眾文化思潮進行剖析外，從專業知識的生產和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認識西方的“藏學”傳統，對西方藏傳佛教研究的傳統和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系，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一定的闡述，注意到西方藏學近些年在歷史、人類學、政治學和經濟學多學科發展的趨勢。[2]

在對西方藏學研究動態的分析中，汪暉和沈衛榮均從學術淵源和“東方主義”批判的角度出發，以國際政治和文化表述的視野，比較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對西藏“想象地理”的宗教、哲學、精神層面的認知，從負面、落后的形象到“香格里拉”的理想國，妖魔化、神圣化與時尚化紛至沓來，西藏成了西方認識自我的“意義型他者”和“自我精神分裂”的彌合良方，同時也是西方對中國意識形態與地緣戰略博弈的“前哨陣地”。[3]

勵軒將美國藏學研究的歷史追溯到上個世紀中葉最早一批來美國的藏傳佛教僧人，以及以圖蘭·威利（Turrell V.Wylie）為代表的美籍藏學研究者。這些來自不同地區、不同身份的學者共同奠定了今天美國藏學的基礎，形成了東、中、西部三支不同學術傳統的分布格局，以及依賴政治需要、社會對藏傳佛教感興趣等研究路徑和特點。[4]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索珍分析了美國的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等十幾所涉藏研究機構的現狀，以及代表性學者的基本情況，總結美國藏學界的特點有：高等院校起到了先導作用；學術從單一領域向多領域發展；藏傳佛教的研究占據重要地位；學術與政治交織；與中國的學術交流不斷增強，研究重心開始東移等。[5]杜永彬分析后認為美國的藏學研究重心在西部日漸式微，向東部地區轉移。[6]杜永彬對在西方社會頗具影響力的藏學文本重新進行解讀，認為這些真實性和準確性都有待考證的材料，讓西方人對西藏或西藏文明產生一種獨特的“西藏情結”和“香格里拉情節”，這種信息的不對稱以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不同，對西方人的“西藏觀”產生了很大影響，所導致的結果不僅僅是為“藏獨”提供理論基礎和學理依據，還推動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和西化。[7]

劉志揚認為海外藏人社會研究是西方藏學人類學中積淀最為豐厚、成果最為突出、影響力最為顯著的方面，這些研究有助于中國藏學界學習和借鑒西方的人類學研究方法和理念，增進國際間的學術對話，但也應該注意此類研究所表現出偏離學術研究本身的政治傾向性和對中國學者研究的忽視，需要加以甄別與糾正。[8]沈海梅從“喜馬拉雅區域研究”的角度出發梳理西方人類學領域的涉藏研究，歸納出西方從19世紀晚期開始的“東方學”范式的研究傳統，到20世紀中葉進入以結構—功能為導向的時代，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歷程，認為這種具有超越民族國家政治架構意義的研究，對于我國藏學界來講也是一筆重要的學術遺產。[9]

從以上研究來看，中國學界對西方“西藏情結”的反思與批評，或流于概括性的簡約描述，或偏重于薩義德“東方學”概念的借用與再闡釋，或是批判西方在西藏問題上的話語霸權，抑或是關注西方藏學的發展脈絡與體制、學人介紹，及其與政治和現實的關系，不過對與藏文化研究有關的西方話語體系的具體實踐——其復雜性、區域性、多學科性涉及不多，尤其是對海外新近的西藏視野之外的其他藏區（康區與安多地區）的區域性研究成果關注不夠，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內學界對兼具國際性與區域性的藏學研究的比較全面與深度的了解，而事實上追蹤和更新西方藏學界的動態不僅有利于學術對話與交流，也有助于借鑒、批判和現實政策與實踐層面的關懷。近些年來，國內藏學界相繼出現了以人類學/民族學為導向的、旨在關注海外藏學的“區域性研究”，以及在此新取向影響下開始建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藏邊社會研究”。于此，海內外藏學在區域性和實踐性等方面也開始有了認知與進一步對話的基礎。

二、新取向、新動態：區域、“邊緣”與多元

長期以來，西方的藏學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主題與范式特點，藏傳佛教的經典及其演進的歷史，哲學與宗教藝術和文化，一直都受到廣泛的關注。西方藏學的基本構架具有“中心—邊緣”的特色，有三個基本的人為與主觀的層次——西方/西藏、漢/藏、拉薩/康—安多，研究主題、興趣、地望隨國際與中國政治文化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近些年來，不僅研究的主題有所變化，研究的區域也逐漸擴大，呈現出一種從“中心”向“邊緣”擴展的態勢。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川、甘、青、滇四省藏區，即安多與康區，在國際藏學界異軍突起，改變了過去以西藏為研究重心的態勢，也從傳統的藏文經典研究向關注現實、實踐與社區參與等層面拓展。藏學研究中的“多點視野”“地方中心性”“區域與社區研究”等觀念的提出，與西方學術后現代認知觀念的轉向有著密切的關系，對“邊緣”的研究，不僅是一種地域空間的擴展，也是對一些長期被邊緣化、被忽視或遺忘的領域的重新認知與反思，對過程與實踐理論的強調。[10]

西方藏學研究的轉型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大多體現在近一二十年的專著和文章中。在這段時期內，西方的學術考察與田野研究比較容易進入西藏以外的沿邊藏區，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和經濟學對康區和安多藏區社會文化變化與社區發展的關注，對新時期的西方藏學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批新的博士和青年藏學家的成長，對藏學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有價值的觀察視角。

以學人和學術成果來看，大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辨析這些變化：

1.歷史、區域與地方

在西方藏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中，梅·戈爾斯坦（Melvyn C.Goldstein）的3卷本《當代西藏的歷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影響甚巨，從“喇嘛王國”的覆滅到20世紀50年代西藏的政治與社會變革，對復雜多變的政治格局討論甚細；在后兩卷中，戈爾斯坦越來越關注西藏的“邊緣”如康區在當代歷史中對于漢藏關系以及西藏政治與社會變遷的影響。有別于達賴喇嘛的“大西藏”觀念，戈爾斯坦在《雪獅與龍》一書中，對“西藏問題”（the Tibet question）的討論，借用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觀念，力圖從學術與政治的角度，呈現“政治西藏”（political Tibet，即在達賴傳統轄地）與“民族志西藏”（ethnographic Tibet，即在西藏以外同屬于藏文化區域的康和安多藏區）之別，為關注藏區政治與文化格局的差異與多元提供了一種較為新穎的思考方式。[11]除了“區域”文化政治空間觀念的厘清，近些年來的藏學界，也開始受到一些有后現代歷史闡釋和人類學傾向的觀點的影響，如麥考爾·阿里斯（Michael Aris）倡導的、關注如漢藏邊緣的康區這樣具有“久遠的自主意識，并由土司、喇嘛、頭人等統轄的地區”的“地方中心性”（local centrality）與區域認同問題，[12]又如勞倫斯·愛博斯坦在《康巴歷史：民眾、地方與權威》一書的前言中提出的“地方性”（the local）在藏學研究中的思路問題，既關注曾經被歷史邊緣化了的“地方聲音及事件”，也關注建構“地方”的歷史力量、態度、情感與觀念，同時將“地方”與民族—國家以及全球化的浪潮緊密結合起來，消融“地方”的邊界，不僅將“全球/地方”作為一種學術分析框架，也將其作為權力運作的檢視與批判聚焦點。

在政治文化空間觀念與學術分析概念的轉型中，近些年來，對康區和嘉絨地區的歷史研究也受到了“新清史”研究思路的影響，關注清中期與清末的國家建構與轉型、地方應對與主動性、民族—國家概念的影響、歷史記憶等方面的問題。清史與邊疆史研究的結合，體現在漢藏邊緣（Sino Tibetan frontiers）的歷史事件、過程與“中心—邊緣”的互動過程中。

畢業于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現任教威廉姆—帕特森大學（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中國史的戴英聰教授所著的《川邊與西藏：清初的帝國策略》，從區域史、邊疆史與帝國史的角度出發，討論清朝在西南川邊的系列政治與軍事行動中，尤其是大小金川事變過程中地方與中心的互動過程。川邊藏區的疆域與社會文化體制的改變，也導致了清朝財政與軍事上的衰落，地方性的偶發事件對于宏觀歷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與作用。[13]紐約大學歷史系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教授的《中國的戰爭文化：清代的帝國與軍事》，以大量篇幅描繪大小金川戰爭中所體現出的文武兼備——軍事、宗教、禮儀、地景、繪畫藝術等方面的結合，與清朝提倡的尚武精神和文化兼容的“軟實力”策略。[14]

關于清末川邊藏區社會劇變的討論，近些年來相繼有兩本英文專著頗為引人注目：一為畢業于哈佛大學，現執教于四川大學的玉珠措姆博士的《康區工布朗結的興起：梁茹的瞎眼武士》；另一本為華盛頓州立大學溫哥華校區歷史系的王秀玉教授所作的《中國最后的帝國邊疆：晚清在川邊的擴張》。[15]玉珠措姆的專著運用漢文、藏文和歐洲的文獻資料，討論19世紀康區“獨眼王”工布朗結的興起及其對漢藏關系、康區地方認同與權力視野所形成的巨大影響，凸顯地方史與地方能動性的認知框架及其闡釋意義；王秀玉的書所涉及的是清末趙爾豐川邊改土歸流及在當地的反饋與文化—政治沖突過程，從地方史的角度，對微觀歷史事件進行深度剖析，從而折射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際地緣戰略與晚清中華帝國的轉型問題。

在漢藏邊緣近現代史的研究中，牛津大學博士、現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的專著《西藏與民國邊疆：1928—1949年的謀略與民族政治》，用官方資料說明民國時期的邊疆政策既非純粹的高壓，也非步調一致。國民黨時期對西藏和其他邊疆省區的治理多停留在口頭上，而實際的經營與治理始于抗戰過程中對西部的開發與建設大后方和救亡圖存時期。[16]

2.宗教復興與漢藏交流

宗教經典、信仰與儀式研究一直都是傳統藏學研究的基石，也是其他社會學科的涉藏研究中最為關切的重點。馬克斯·韋伯曾對藏傳佛教中的圣徒崇拜現象、活佛轉世制度、教會制度，以及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進行過分析，指出西藏雙重政權的合作是西藏文化得以保存和發揚的必要條件。[17]李安宅和于式玉兩位先生也曾以人類學的觀照對夏河拉卜楞地區宗教進行實地考察，來探討知識分配方式所導致的社會分類。[18]而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藏學界對藏區宗教關注的焦點，比較集中于宗教復蘇、信仰實踐與族群和國家政治層面。人類學、歷史學和宗教學家對藏區信仰實踐的研究，涉及了文化斷裂與持續、宗教的變遷與時代變遷、國家政策的轉變、現代性與世俗化、調適與沖突等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一批帶有人類學與宗教學色彩的著述相繼問世，如梅·戈爾斯坦和馬修·凱普斯坦編著的《當代藏區的佛教：宗教復興與文化認同》、亞力克斯·麥凱編著的《藏區朝圣》、托尼·胡柏編著的《藏族文化中的神圣空間和強力地方——論文集》，涉及宗教復蘇時代國家政策的變化、社區與群體、個人的實踐，以及安多和康區不同教派的發展、朝圣與社會、歷史進程等方面的問題。[19]

有別于20世紀90年代西方藏學界比較傾向于“宗教復蘇”的關懷焦點，20世紀末以來的藏區宗教研究則關注宗教發展的歷史進程、區域性與現代性等問題。哥倫比亞大學滕華睿（Gray Tuttle）教授的《建構現代中國的藏傳佛教徒》認為，佛教是現代漢藏民族間的橋梁，他依據不少珍稀史料和中國政治家與佛教僧人的個人回憶錄，從民國時期漢藏佛教徒及政治家的人生史，討論佛教在現代中國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及其與西藏的關系。[20]畢業于加州戴維斯分校人類學系的郁丹（Dan Smyer Yu）博士所著的《藏傳佛教在漢地的傳播：卡里斯馬、金錢與啟蒙》一書，同樣關注漢藏交流中的宗教因素，以四川和青海的調查為基礎，以藏傳佛教的傳播復興為焦點，討論宗教復興與文化認同和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大眾想象中的藏傳佛教的精神意義。宗教的復興與系列因素，如全球化、現代性、國家宗教政治、當地的居民認同相連，復興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與地方—全球化的諸種嬗變力量交匯。[21]

奧斯陸大學的科恩·溫倫斯（Koen Wellens）博士出版的《藏邊的宗教復興：西南中國的普米族》一書，則將對宗教復興的研究興趣，延伸到川滇交界被劃分成藏族和普米族，但屬于同一社區的藏傳佛教與本土民間宗教的復興。科恩認為多樣性的變化應該從多元地方文化場景去理解，該書因對學界知之甚少或了解程度不深的普米文化的田野和民族志研究，被認為是“對于中國西南民族志以及當代中國宗教與文化政治的理解均具有價值的貢獻”。[22]

3.性別形塑、現代性與文化表述

著名學者阿里夫·德里克教授曾指出，當今人文與社科學界所面臨的研究問題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緊迫性——性別問題、移民問題、生態問題、認同與表述問題、全球化問題等，[23]而在當今的西方藏學研究中性別與文化認同建構也占有相當的比例。

密歇根大學人類學博士梅麗玲（Charlene Makley）的《解放的威力：后毛時代性別與藏傳佛教的復興》，[24]通過1992—2002年間在甘南拉卜楞寺的寺院與社區調查，從后結構主義的視角出發，討論語言和話語對于漢藏關系轉型的意義，涉及社區改變的多元因素——市場、旅游、政治運動、現代消費等等，對藏區性別建構的不同影響，也討論了地方多元的藏族聲音。該書對漢藏交界的邊城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話語理論的研究角度。

波士頓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現任教于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丹增金巴（Jinba Tenzin）博士新近出版的《東女國地：漢藏邊緣的性別與族群政治》，[25]根據近年來嘉絨藏區“東女國”的發現與塑造，利用田野民族志與文獻資料，討論地方族群/性別和國家—地方架構之下的文化認同。該書對邊緣、性別、藏族性和民族以及地方復雜性的討論，以及多種認同形式的揭示，傳統發明或發現的話語與展示機制，都呈現了較為獨特的研究視角。

藏區邊緣文化的“香格里拉化”、地方認同、現代化與發展驅動的利益糾葛，也受到了西方藏學界的關注。挪威奧斯陸大學的奧斯·考樂斯（Ashild Kolas）在2008年出版了《旅游與轉型中的藏族文化——一個叫香格里拉的地方》，運用“空間生產”的理論，以滇西北為基礎，討論在市場化和旅游大潮中，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的“香格里拉化”與藏族文化的重構。[26]2015年，考樂斯又與莫妮卡·梭森（Monika Thowsen）合著《西藏邊緣——漢藏邊地的文化競存》，討論當代藏族文化的表述與認同，依據川、甘、青、滇藏區的田野與訪談，涉及藏語、文學、藝術、博物館、節日等方面，同時也對藏區宗教的恢復與發展動態，如寺院的修復、僧侶人數、活佛轉世制度、寺院教育和宗教儀式的開展諸方面進行了探討。[27]

近些年來，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地理系的葉婷教授（Emily T.Yeh），[28]在藏區發展、現代化與文化政治的研究方面有兩本專著問世。2013年她出版了《馴化西藏：地景變化與中國發展之禮》的專著，依據16個月的田野調查，從民族志與文獻的角度，討論20世紀50年代到21世紀初以拉薩為基點的藏區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地景”的巨大變化以及國家權力的運作，涉及市場與公租房、城市化、流動人口，發展觀念的輸入以及在不同時代的體現等問題；2014年又與克里斯多佛·冦金（Christopher Coggins）合編《繪制香格里拉：漢藏邊緣的競爭地景》一書，是多學科研究的成果，描繪了在旅游開發和自然保護項目中，川滇邊“香格里拉”的命名所引起的地方性競爭，涉及媒體/展示、國家發展策略和地方反饋。反映了目前西方藏學的前衛研究范式的發展，如空間性、現代性、生態性、認同性，以及“雙生物權力”運作等觀念。

4.經濟、資源與生態

在藏區經濟、資源與生態開發與保護方面，西方學界與媒體在討論“中央—地方”或西藏與內地的經濟關系時，以西方思維中慣習的“沖突模式”（conflict model）來看待藏區的現代化發展、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忽視中國政府在西藏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中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持激烈批評觀點的如安德魯·費歇爾（Andrew Fischer）的《西藏的地區增長與社會排斥：近期經濟發展的挑戰》和《西藏在中國的弱勢發展：經濟邊緣化的研究》、蓋博利爾·拉菲特（Gabriel Lafitte）的《侵蝕西藏：世界屋脊上的中國與資源民族主義》、邁克爾·巴克利(Michael Buckley）的《融毀西藏：中國從西藏高原到亞洲三角洲地帶對生態系統的恣意損壞》。[29]費歇爾的書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和以量化的指標，根據城市化、移民、就業與教育、社會等因素，討論藏區在20世紀90年代后西部大開發過程中“經濟邊緣化”及“社會排斥”現象的產生，拉菲特與巴克利則是從藏區水資源、礦業以及草原的開發與利用來談青藏高原生態所遭受的破壞。

在對藏區經濟、生態與生活模式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學術性與客觀性比較強的研究，如畢業于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海詩杰（Jack Patrick Hayes）博士出版的《漢藏邊緣世界的變化：川北的政治、經濟與環境》，從微觀歷史的角度出發，討論從清末到21世紀早期川北松潘的環境、經濟和政治史，認識川西北藏區經濟生活與生態的多樣性、文化與族群的獨特性，以及市場、自然環境和各種政治歷史力量對當地施加的影響和當地居民的反饋。[30]澳大利亞迪金大學人類學助理教授吉利安·譚（Gillian Tan）的《白石圈：藏區東部的牧民的季節性遷徙》根據自己的田野過程，探討康區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社區與宗教及其他外力變化因子之間的互動，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出發，來認識藏區牧民生活及文化傳統的持續與斷裂。[31] 

三、小結：區域與多元交流

總結近年來海外藏學的研究，在范式的運作上有走向“邊緣”、地方化、區域化、多元化、多學科化等特點，具有科恩所說的“范式轉換”，以及藏學研究新時代來臨的特點。當然，國內藏學的動態也呈現出不少相似性。如最近一二十年來，國內學界對西藏及四省藏區藏族文化的研究，在學術理念上除了強調助推邊疆和諧發展和現代化的“經世致用”外，藏族文化多元一體之概念的提出，以及近年“藏邊研究”學術實踐的提倡，都是從區域的角度來推進多民族文化空間的研究，以拓展的視野來加強對西藏及其他四省藏區的研究的平衡發展，加強對傳統的“邊緣”區域的研究。

所謂的“藏邊研究”是“人類學視野下的藏族及其周邊民族研究”[32]的簡稱，國內藏學界和人類學界都曾對其定義做過闡釋，[33]簡要總結就是：相對于傳統藏文化中心的衛藏地區而言，處于青藏高原周邊或外圍，并受藏文化影響的地區，包括國內被民族識別為“藏族”，以及境內外信仰藏傳佛教的其他族群及其分布的地區的研究。然而，“藏邊”一詞的內涵從民國時期的馬鶴天、葛赤峰、古純仁等學者首次用以表示與西藏相鄰并和漢地接壤的藏區這一單純的地理概念，[34]伴隨著我國民族學/人類學和藏學研究理論范式的轉變而不斷發生變化。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就為傳統的藏學開拓了“區域研究”的新視野，并由此一改傳統以西藏為中心的藏學研究，安多研究、康巴學以及喜馬拉雅研究等隨之應運而生。然而，作為西藏中心的“衛藏”和其他地區的“藏邊”，二者由于歷史文化方面的密切聯系所形成的宗教和族屬上的一致性，以及歷史發展軌跡和地緣政治、社會變遷的差異性，使一般的“區域研究”難以解決這種更為宏大的命題，于是“藏邊”的概念被再次提出，只不過其內涵已經從地理名詞向文化空間方面發生了變化，即一方面從字面上強調了中心與邊緣的二元關系，另一方面也成為一次國內學者提出的跨族群、跨區域與跨境研究的新學術框架，并且通過多位學者的研究對此概念不斷進行深化與完善。

比如，劉志揚認為應該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對藏區、藏族及其周邊民族進行研究，且通過參與觀察等田野調查方法、結合歷史文獻來撰寫民族志，從宏觀角度來看待整個藏文化圈，關注全球化背景下藏族及周邊民族的社會文化變遷和互動關系。[35]陳慶英先生則結合歷史與當下藏區的實際情況后，認為甘、青、川、滇四省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歷史、文化、宗教、民俗，以及政治等方面都與西藏有著緊密的聯系，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在宗教文化上表現出很強的認同感，以及從元明清以來歷代中央王朝所形成的“安藏必先安康（青）”的共識；此外在現代社會中，由于國家政策投入力度的不同，“藏邊”又與西藏在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表現出較大差異，而且在民族成分上也表現出西藏以藏族為主，而“藏邊”為多民族雜居的分布格局，這些都應是民族學和藏學研究者共同關注的課題。[36]彭文斌就“藏邊”對西方藏學界的傳統意義以及威穆·范·斯本根（Win Van Spengen）的“知識考古”對當前我們認識藏族的區域性和跨區域商業化文化網絡所具有的重要參考意義進行了闡釋，進一步強調了“藏邊社會”的研究價值。[37]張亞輝則通過分析“藏邊”地區封建制度的來源與性質的多樣性，以及這些分封制度如何與作為軸心文明表征的藏傳佛教的思想知識與教區組織之間的復雜多變的關系，提出對于藏邊世界應該以更加廣闊的比較研究為基礎來書寫其民族志，認為這樣的研究不但有利于我們對藏邊世界的理解，也將貢獻于人類學的普遍思考。[38]

國內學者的“藏邊社會研究”與藏羌彝走廊研究、康藏研究和西北民族走廊研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是將康巴與安多、西南與西北的區域研究彌合在了一起。但是也需要注意該研究并不只是將研究的視野集中到藏區或藏文化的邊緣地帶來探討中心與邊緣間的文化差異，而是重新理解“衛藏”在整個藏文化中的地位，以及藏邊社會在藏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間的互動，這些對于今天的民族問題和國際關系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當然，目前中國學界的重點是放在國土境內的“藏邊”，對于其他地區的“藏邊社會”關注并不多，而這一點剛好又與西方的“喜馬拉雅研究”所契合，國內學界在面臨全球化與地方性認識彼此觀照等問題之時，必須在這一新的領域，即在所謂的區域與邊緣研究方面，與西方學界形成對話、交流和自省，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強化中國學術的主體性意識，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理論與范式，這既有助于客觀認識藏區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問題，也是推進海內外藏學發展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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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ques Bacot et al，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WT6B1〗(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51)，Paris：P.Geuthner，1940.

[2]謝繼勝：《國際藏學研究新動向——第九屆國際藏學討論會論文綜述》［J］，《中國藏學》2001年第3期，第26—48頁。

[3]參考沈衛榮：《尋找香格里拉》［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汪暉：《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M］，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

[4]勵軒：《美國藏學的歷史、現狀和未來》［J］，《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24—38頁。

[5]索珍：《美國主要涉藏研究機構和藏學研究人員現狀及其分析》［J］，《中國藏學》2006年第2期，第271—281頁。

[6]杜永彬：《美國藏學研究的發展和演變——以華盛頓大學的藏學研究為例》［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1期，第18—28頁。

[7]杜永彬：《洛桑然巴——西方人神話西藏的騙局》［J］，《中國西藏》2002年第2期，第11—14頁。杜永彬：《〈虛擬的西藏——從喜馬拉雅山到好萊塢尋找香格里拉〉評介》，《西藏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第82—88頁。杜永彬：《西方藏學研究中的一個“硬傷”——評〈西藏歷史辭典〉》［J］，《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第141—147頁。

[8]劉志揚：《海外藏人的人類學研究：圍繞北美藏學博士學位論文的評析》［J］，《思想戰線》2012年第6期，第96—100頁。劉志揚：《西方藏學人類學的研究取向：基于美國博士論文的分析》［J］，《中國藏學》2012年第2期，第223—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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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文斌 韓騰，摘自：《中國藏學》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