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后，日本對抗戰后方實行戰略封鎖，切斷海路運輸線，致使大西南商品、物資非常匱乏。邦達陽佩和邦達多吉策劃并開辟了印度經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騾馬運輸的陸路運輸國際交通線。邦達昌加強印度加爾各答和噶倫堡的商業機構，以拉薩為轉發中心，先后在玉樹、昌都、芒康、甘孜、巴塘、義敦、理塘、雅安、成都、重慶、昆明、麗江、中甸等地設立固定和流動商號及轉運站。從印度購進大批商品，如棉紗、染料、藥品（材）、皮革、毛料、布匹、香煙、卷煙備紙以及麝香、蟲草、克什米爾紅花和貝母等，從噶倫堡直發康定和麗江后轉至成都、昆明等地。邦達昌自備騾馬2000余頭，馱運費相當高，其中要翻越雀兒山、二郎山等大山，千里迢迢、忍饑受餓，途中常遇盜匪侵擾，克服種種艱難險阻，前后支援抗戰物資達1.5億美元。1942年，在愛國力量支持下，邦達昌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同年7月，在理塘設邦達昌臨時總號，動員藏商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價支援西南大后方。在邦達昌兄弟鼓動下，商人們紛紛前往拉薩或噶倫堡辦貨，分別送至康定和麗江等地。回程又辦茶葉等商品送回拉薩，在康定掀起了大辦商貿、積極支援持久抗戰的熱潮。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原來康藏沿途盜匪猖獗，為邦達兄弟大義所昭，盜匪竟銷聲匿跡，往來商旅暢通無阻。1942年冬，邦達昌派仲麥·格桑扎西（后任昌都地區政協副秘書長）帶上從印度發來的西藥、皮革、毛料、布匹、棉紗到成都。這些商品當時是俏貨，不到兩個月全部脫銷，隨后又有大批商品運到成都銷售，對繁榮戰時后方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3年，仲麥·格桑扎西參加了重慶金融市場組織，每天了解外幣特別是美金、黃金、公債行情變化，伺機買進外匯，又匯往印度購買戰時內地急需商品。1943年至1946年，匯往印度邦達昌總號1000萬盧比；在重慶、成都、昆明、麗江購進黃金1萬兩，銀元30多萬元，銀錠元寶3.3萬多兩。

來源：《中華通鑒·西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