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由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西藏民主改革60年系列叢書”發布會暨學術研討會于2019年3月26日在北京召開，來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中央黨校、中央民族大學、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西南民族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5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斯塔同志出席會議并講話，向“西藏民主改革60年系列叢書”的編寫出版和學術研討會的召開表示了熱烈的祝賀。他指出，“西藏民主改革60年系列叢書”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為慶祝西藏民主改革60年精心組織和策劃的重點項目，舉全中心之力，并發揮牽頭協調全國藏學研究的職能，協調全國藏學機構的有關專家學者參與到叢書的編寫中。可以說，“西藏民主改革60年叢書”凝聚著藏學界專家學者們的心血和智慧。叢書既對過去60年西藏各項事業經驗成就進行了回顧和總結，也對社會主義新西藏的未來發展作了展望與思考。

中國藏學出版社社長洪濤介紹了叢書的編輯和出版情況，“西藏民主改革60年系列叢書”以海量的歷史文獻和統計數據為基礎，忠實記錄并還原西藏民主改革邁出的每一步，力爭準確、客觀地呈現這一偉大變革的歷史原貌。在叢書編寫出版過程中，各編寫組上高原、下基層，廣泛收集最新資料，分頭編撰各卷各章，幾經修改統稿，拿出了高質量的作品。他表示，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應該是長期堅持并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課題，中國藏學出版社會繼續深挖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學術成果，繼續做好新時代的重大主題出版與學術傳播工作。

隨后，斯塔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安七一共同為“西藏民主改革60年系列叢書”發布揭幕。

叢書發布會后，舉行了“西藏民主改革60年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共同回顧和總結了60年來西藏取得的成就和經驗，積極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氣氛熱烈。

中央民族大學的班班多杰教授以“藏傳佛教寺廟民主改革的偉大制度實踐及寶貴成果”為題作了發言。他指出，在民主改革以前，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寺廟衍生出政治與經濟合一的權利實體，寺院上層僧人與底層的僧眾之間形成了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這是對藏傳佛教本質屬性的異化，對寺廟與僧人功能的扭曲。1959年起，伴隨平叛和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對寺廟民主改革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并對寺廟實行民主管理。寺廟民主改革取得了突出成果：憲法進寺廟，依法管理寺廟和僧人，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的現代寺院管理制度；以寺養寺，解決了寺院基本費用與僧人的生活來源問題。這是引導堅持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方向，促進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依法管理寺院的最早嘗試，取得了寶貴的成果與經驗。

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白瑪措副研究員的發言就“民主改革與西藏歷史巨變”這一主題，不僅展示了民主改革前后的西藏社會面貌與人民生活狀況的鮮明對比，而且介紹了民主改革以來，黨和政府對西藏民族干部的培養，基層政權的建設，對藏學研究不斷深入的推動，對西藏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繼承和發展等方面的成就。

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德吉卓瑪研究員的發言圍繞“民主改革以來西藏宗教工作取得的成就”，指出民主改革以來黨的宗教政策在西藏的實踐是一個發展演進的過程，遵循慎重穩進、政教分離、信教自由的基本原則，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落實利寺惠僧的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保持宗教領域的和諧穩定，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公保副院長的發言主題為“砥礪僧才培養，篤定護國利教”。他說，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社會長期處于政教合一的制度下，伴隨著民主改革的步伐，藏傳佛教也走上了健康發展之路。1987年9月，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和幫助下，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在北京成立，從培育人才著眼，不斷拓寬僧才培養渠道，為藏傳佛教健康發展儲備了大量的人才資源。高級佛學院的成立是藏傳佛教教育從傳統經院式向現代學院式的轉變，創建了一種全新的藏傳佛教人才培養模式。自成立以來，高級佛學院積極組織開展教義教理闡釋工作，充分發揮藏傳佛教界的愛國力量作用。

中共中央黨校胡巖教授的發言圍繞“西藏問題與涉藏問題”兩個概念展開，他指出，西藏農奴制的廢除這一歷史和文明的進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的，這是一個確鑿的歷史事實，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否認這一點。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使西藏農奴獲得徹底翻身解放，西藏各民族得到新生，60年來西藏社會取得的各項成就，都從這一天開始。通過相應的紀念活動，可以向世人介紹西藏歷史和現實的真實情況，批駁達賴集團散布的謊言，澄清國際社會部分人士的錯誤認識。我們常說事實勝于雄辯，但是歷史事實自己不會出來開口說話，還是要有人來進行研究，進行闡釋，應該把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記憶傳遞下去，批駁謬誤，以正視聽。

中國藏學雜志社黃維忠社長介紹了“西藏民主改革60年系列叢書”中的《民生卷》的有關情況。《民生卷》內容涉及人口、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生活、民族交往與交流等領域，該書梳理了中國共產黨民生觀的實踐發展歷程，并充分利用相關材料，真實反映了民主改革60年來西藏各項民生事業的發展變遷，取得的巨大成效，突出展示了西藏民生領域的特點。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梁俊艷研究員在發言“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參與編撰《大事記》有感”中談道，廢除農奴制、實行民主改革是西藏走向光明的起點，西藏自治區成立后，中央政府把西藏的發展和國家的利益相結合，為西藏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政府對西藏幫扶支持的力度不斷加大，先后6次召開西藏工作會議，支持西藏發展。西藏各族人民自強不息、艱苦奮斗，是西藏取得輝煌成就的原生動力。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資料館張子凌副研究館員介紹了《文獻資料卷》編撰工作。《文獻資料卷》以尊重歷史、注重時效、著重權威、看重準確、側重合理、節選和全選方式交替進行作為編撰原則，聚焦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包括重要紀念日的有關內容，共收錄了8個方面的150份文獻資料。她還對編撰過程作了扼要回顧。

中央民族大學喜饒尼瑪教授在“歷史的必然，人民的選擇”的發言中，引證了大量國內外學者的調查研究，均表明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是“必須摧毀的制度”，在舊西藏，不少上層人士對封建農奴制度也持否定的看法。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進藏官兵嚴格執行《十七條協議》，西藏人民積極支持民主改革，西藏社會的方方面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歪曲歷史、否認事實的現象仍在發生，這些現象提醒我們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不能忘記歷史。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王小彬研究員的發言主題關注“西藏民主改革的鞏固”。民主改革50年時設立了“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現在60年時又在籌備建立“百萬農奴解放紀念館”，這些都是紀念民主改革的舉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民主改革又重新給予了正確的評價。他指出，我們可以從民主改革中總結出幾條經驗，一是要加強黨的領導，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二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三是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四是處理好統一戰線與群眾工作的關系，只有處理好這層關系，黨在西藏的工作才能取得輝煌的勝利。

西南民族大學趙心愚教授就“民主改革促發展，家國情懷鑄楷模——西藏隆子縣玉麥鄉的60年歷史變遷”，以山南市隆子縣玉麥鄉為例，結合課題組收集的資料和經驗，介紹了玉麥鄉的概況，以及民主改革后玉麥鄉取得的巨大發展：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改善，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社會發展事業的歷史性突破，社會保障事業日益完善，公共服務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成果顯著。

中共中央黨校徐平教授圍繞“西藏農村60年變遷”作了發言。徐平曾對西藏班覺倫布村的帕拉莊園進行了長時間的田野調查，他回憶自己1995年第一次去時，班覺倫布村破敗不堪；2004年再去時已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班覺倫布村經歷了從1959年以前到完成民主改革，再到人民公社時期，后來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社會生產力提高，百姓生活水平改善，經濟結構向市場經濟轉變，發展旅游業，大力普及教育。徐平最后強調，研究者應該記錄西藏農村民主改革60年來發生的變化，講好西藏故事。

中央民族大學蘇發祥教授的發言為“論西藏牧區的民主改革政策、實施及其意義”，他指出西藏牧區具有海拔高、面積廣、人口稀少、同質性強的突出特點，并從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領主對牧區部落的統治、財產和生活資料的占有情況、領主對牧民的剝削形式等幾個方面對1959年以前的西藏牧區概況作了簡介。牧區的民主改革措施包括《牧區工作十條》、“三不”“三反兩利”等政策，取消各種苛捐雜稅和不合理的勞役，使牧業得到恢復，為牧業經濟發展開辟了新篇章，為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央民族大學周潤年教授談及“西藏民主改革60年教育發展的成果與經驗”，他指出，西藏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極大地推動了西藏教育的發展，西藏的現代教育事業在“世界屋脊”的特殊條件下發展壯大，國家和西藏自治區財政對教育經費的投入不斷加大，西藏教育事業從小到大、結構優化，持續快速發展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民族教育體系。他認為，發展西藏教育，必須切實加強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必須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必須從西藏的實際出發，考慮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點，把握好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發展西藏教育，離不開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扎洛研究員的發言圍繞“民主改革60年來西藏的經濟發展成就”，以具體的數據分析說明民主改革以來，西藏經濟呈現出快速發展、積極向好的態勢，宏觀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轉變、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仍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包括城鄉發展不平衡，旅游業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他認為，從中可以得出以下經驗：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經濟發展的根本保障；體制改革是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要始終把改善民生作為西藏發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要探索符合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道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全國支援西藏發展。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嚴永山副研究員在“再現社會主義文化在西藏的發展與繁榮——以《西藏民主改革60年叢書·文化卷》編纂為例”的發言中指出，西藏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本質特征，主要體現在哲學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化，生產資料和生產生活方式的公有化，文化教育的社會主義化。叢書《文化卷》具有3個顯著的特點：以民主改革為分界點，重視前后對比，體現60年來西藏文化發展的輝煌成就；以不同階段為發展面，分析內在動因，總結60年來西藏文化發展的基本經驗；以現有成績為立足點，探索發展規律，展望新時期西藏文化發展的美好前景。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楊濤副研究員以“西藏的生態文明建設歷程、啟示與展望”為題，介紹了西藏生態文明建設歷程，從而得出西藏生態文明建設的幾點啟示：即正確認識西藏生態文明建設的自然基礎、正確認識西藏生態環境質量所處階段、正確認識中央支持對西藏破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的沖突”的重要貢獻、正確認識西藏生態建設的綜合功能。最后對西藏生態文明建設作出展望：期待西藏成為中國及世界上“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典范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地。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資料館張子凌副研究館員還就“民主改革以來西藏自治區地方性法規芻議”作了發言，民主改革60年來，西藏自治區的立法不斷發展完善，可以說從法律制度上鞏固了民主改革的勝利成果，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推動了自治區的民主法制建設，以及各項事業的快速發展與全面進步。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孫宏年研究員的發言“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必然性與偉大意義——以旺欽（杰）平措事件為中心的分析”，從微觀角度觀察西藏20世紀50年代培養民族干部的情況。他首先梳理了“旺杰平措事件”的西藏社會背景，借助當時的報紙報道等相關資料，剖析事件的進展與各界不同的立場和反應，這一事件最終發展為一場要求保障人權的運動——免除藏族干部的人役稅，可以說是西藏“廢奴”的階段性成果，也充分說明民主改革當時在西藏已經打下了思想基礎，是西藏人民的迫切需求。

（執筆：張寧）

來源《中國藏學》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