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個基層黨組織的誕生

丹巴見參口述

我叫丹巴見參，1938年4月1日出生在拉薩的一戶裁縫家里。作為手工勞動者的差巴，裁縫生意時好時壞，全家過著有時相對寬裕，有時拮據的生活。我依靠父母攢下的錢，斷斷續續上了幾年私塾。十歲時，第一次上私塾。由于家里生意不好，加上差役加重，無錢付學費，上學一年后就輟學了。此后的兩至三年內，我有時外出打工，有時在家做裁縫活。后來，家境有所好轉，又供我上了兩年私塾。以后，家境日趨衰落，我不僅不能上學，為了生計，還得到墨竹工卡宗的牧區放牧。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5年1月，我獲得了重新上學的機會。只是，這次我上的是政府在拉薩建立的社會學校。這年8月，我被派到西南民族學院學習。1959年，西藏發生武裝叛亂以后，西南民族學院在校的藏族學員要求回藏參加平息叛亂工作。經學校批準，1959年4月，我們回到拉薩。 1959年5月，我到西藏山南地區，參加乃東宗克松村的社會調查工作。在社會調查中，我主要承擔翻譯、撰寫藏漢文參考資料、群眾的思想教育等工作。之所以選擇克松村開展社會調查，是因為當地建有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倫、1959年武裝叛亂的重要頭目索康·旺欽格勒的最大莊園克松莊園。該莊園占地面積大，牲畜數量多，下屬農奴人數眾多，苛捐雜稅繁重，廣大農奴的生活極端貧困。除此之外，索康·旺欽格勒是地方政府的噶倫，克松莊園比西藏的其他莊園地位高，有著特殊的司法特權。這一特權的代表，就是一年四季懸掛于莊園門口的那根又粗又長的法杖。

我們通過社會調查發現，克松莊園作為典型的封建農奴莊園，下屬的廣大農奴生活極其貧困，他們早已無法忍受農奴主的剝削與壓迫。這里可以成為認識舊西藏封建農奴制本質的活教材，成為教育全區廣大翻身農奴的基地。因此，組織上決定在克松村進行民主改革試點。在民主改革中，通過廢除農奴對農奴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使廣大農奴獲得了人身自由；沒收莊園的土地等生產資料無償地分配給農奴，使他們獲得了生產資料；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使廣大農奴從思想上認清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的本質，認清自己所遭受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我們挑選該村在民主改革中涌現出28名積極分子，自1959年10月開始，對他（她）們進行黨的基本知識、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引導他們認識舊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的本質。提高了思想覺悟的翻身農奴更加積極地參與民主改革工作。例如，原先當地許多農奴認為，農奴為農奴主干活是命中注定、天經地義的，不知道他們的大部分勞動成果被農奴主無償占有，從未想到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弄不清是農奴養了農奴主，還是農奴主養了農奴。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對他們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教育。通過教育，他們認清了封建農奴制的本質，認清了自己在舊西藏的地位，認清了是廣大農奴養活了農奴主，而不是農奴主養活了農奴。解決了“誰養誰”的問題，他（她）們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民主改革工作中。

經過民主改革，克松村已具備建立基層黨組織的基本條件。一是經過民主改革，克松村的農奴翻身得解放，這是建立黨組織的群眾條件。二是廣大農奴極端痛恨以索康·旺欽格勒為代表的參與叛亂的封建農奴主，這是建立基層黨組織的階級基礎。三是廣大農奴已經認識到自己深受莊園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對封建農奴制度深惡痛絕，這是建立黨組織的認識基礎。

1959年11月20日至12月24日，中共乃東縣委舉辦了第一期“積極分子培訓班”。來自基層農牧區的107名農牧民黨員積極分子學習了黨章、黨的任務、紀律以及黨組織方面的知識。我們克松村的28位民主改革積極分子參加過了此次培訓。這次培訓為在農牧區建立黨的組織做好了準備。12月2日.成立了克松鄉黨支部。在黨支部成立大會上，發展了尼瑪次仁（克松鄉農民協會主任）、阿旺（克松鄉農民協會副主任）、次旺扎西（克松鄉貧農聯合會的委員）、白瑪頓珠（克松鄉互助組的組長）、吉加（女，本地農民）、多吉（本地農民）等6名中共預備黨員。他（她）們是山南地區第一批基層黨員，也是山南地區第一個基層黨組織建立、發展的見證人。第一批黨員的介紹人是山南地區分工委的陳濤和山南地區團委的周建英同志，他們當時在克松村進行關于黨章知識的宣傳工作，也是乃東縣第一期民主改革積極分子培訓班的老師，對于克松鄉的6位預備黨員的情況非常了解。我本人被任命為鄉黨支部書記并主持了黨支部成立大會。我之所以被任命為第一個基層黨組織的支部書記，首先是因為我已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其次我當時是山南地區乃東縣昌珠區的區長。最初的六位黨員雖然都是中共預備黨員，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在宣傳黨的民族政策、提高廣大人民的思想覺悟以及帶領他們發展生產、加強民族團結、進行階級斗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能夠用自己曾經是農奴的親身經歷，揭露封建農奴社會的本質，教育廣大人民。1960年6月4日，上述6位同志正式轉為中共黨員。之后，尼瑪次仁同志被選為鄉黨支部書記，我調任為乃東縣昌珠區區長和區委副書記，克松鄉黨支部的所有成員均由當地農民擔任。

二、建立基層黨組織的原因

第一個基層黨組織之所以在克松建立，并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民主改革前克松村村民都是克松莊園的農奴。克松莊園作為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索康·旺欽格勒的莊園，擁有所謂的“司法自治”特權。該莊園依仗這種特權，不顧莊園農奴的死活，任意攤派各種烏拉差役。若莊園主對農奴承擔的烏拉差役不滿，就隨意處置他們。廣大農奴處于深受莊園主壓榨，有苦無處訴、有理無處講的悲慘境地。從克松莊園的名稱上，就可以體現該莊園是如何巧取豪奪當地農奴的。“克松”藏語字面的意思為“占了三大便宜”。建筑克松莊園時，所需木材、石料均通過向當地民眾支差所得，莊園主不用花費一分一毫，為第一大便宜；依靠權勢，驅使廣大農奴無償勞動建筑莊園，為第二大便宜；莊園所需牲畜均為仗勢豪取，為第三大便宜。該莊園殘酷壓榨廣大農奴，致使廣大農奴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他們所受的經濟剝削、政治壓迫，所遭受的困苦，永世難忘，他們當然倍加珍惜翻身做主的好機遇。他們痛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舊西藏，完全相信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相信只有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幸福之路。故把成為共產黨員視為人生最大的榮耀，紛紛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建立基層黨組織的主要原因。

1959年3月28日，是西藏廣大農奴得到解放、重獲自由的偉大日子，也是他們成為國家主人的開心日子。經濟上，他們自己的勞動成果能夠自己享用；政治上，能夠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參政議政，獲得真正的人權。廣大翻身農奴從內心深處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中國共產黨，向往社會主義。他們深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西藏，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給他們帶來幸福。他們渴望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克松村建立基層黨組織的第二個原因。

針對克松莊園殘酷壓迫和剝削廣大農奴的實際情況，各級部門特別注重對廣大群眾的教育，使他們的思想覺悟提高較快。民主改革時期，流傳在當地的一首民歌形象地表達了當時廣大農奴的心聲。民歌的內容是這樣的：可惡的貓頭鷹尖叫，怎能改變良駒疾馳的方向。從這個民歌中，我們能了解到克松村人民永遠跟著共產黨走的決心。覺悟了的翻身農奴，看清了舊西藏帶給他（她）們的深重災難，愿意永遠跟著共產黨走。這是在克松村建立第一個基層黨組織的第三個原因。

（節選自白瑪朗杰孫勇仲布·次仁多杰主編《口述當代西藏第一》，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