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要組織‘窮棒子互助組’”

次仁拉姆是當年聞名全國的“窮棒子互助組”的領頭人。今年已是80歲的老人了。在她澤當的家里，老人拿出彩色影集，一一告訴我們她參加老年藝術團的活動，她到北京觀摩奧運會（對首都人民的服務水準大加贊賞）的情景。照片上的她笑容可掬、氣定神閑。老人說了，“勞動的人最健康”，更不用說像她那樣一輩子與土地、與勞作結下緣分的人了。

我出生在隆子縣桑阿曲林地方的一戶農奴家庭，從6歲起做領主家的傭人，領主家的小孩長得又白又胖又壯，我是農奴的孩子，身體非常瘦弱。我有時候洗尿布，有時候背小孩，有時候喂他吃的，但我背不動他，有時候不小心把他摔在地上，領主就打我耳光，揪耳朵，受盡了各種折磨，可以說食不果腹，衣不遮體。

6歲到8歲拿著斧頭到山上砍柴，如果砍的柴多，就會給一碗“吐巴”喝，如果砍的柴少不要說給吃的，還要打我一頓。12歲起我被領主交換到另一個谿卡，領主是沒有憐憫心的，交換奴隸時從不會管奴隸的感受。但無論到哪里，剝削人的社會制度是一樣的，農奴只有受苦，沒有享福的，我到那里以后無論是上山放牧，還是替人出工，不可能有片刻休息的時間，這樣一直干到32歲。我們自己能帶走的只有身后的影子，能留下的只有地上的腳印。

舊社會，我25歲的時候生過一個小孩，當時沒有東西喂養小孩，小孩餓得不行，吐血死掉了。這個痛苦我永遠忘記不了。人民解放軍不惜用鮮血和生命解放了我們窮苦人家，從那天起我們的心頭升起了溫暖的太陽。聽說媽媽生我的時候，扯下身上的一塊破布蓋在我身上，告訴我別偷東西，不要撒謊，要好好干活。解放軍來了以后給我分了房子，分了牛羊，不但給了我做人的權利，還給了我賴以生存的各種生產資料。我帶頭成立互助組的時候，就是想到這些痛苦的經歷。當時4個村有6個組，上面的領導來了以后說要把大組撤銷，成立小組，就是互助組。那6個大組改編成了20個小組。那時候那些有生產經驗和有生產資料的人家一起喝茶，一起喝酒，幾個人湊到一起成立了自己的互助組。還有11戶人家過去有的在莊園里放羊、放馬、放騾子，有的是掃地燒茶的。他們也不是懶惰，主要是這些人一方面沒有生產技術（不會種地），一方面沒有經濟實力，也沒有太多的生產資料，因此，誰也不想要他們。我看這樣實在不行，能不能我們自己成立一個互助組呢？現在的政策是只要自己干活賣力，收成都歸自己。我們的區長當時在別的鄉里，我到那里給他匯報我的想法。我問他這樣行不行，他說可以，我們支持。這樣我們這11戶特別困難的人家就自己成立了互助組，雖然困難很多，但有了各級領導的關心和支持，我們就能克服困難。為什么呢？因為當時那些領主和富戶根本不相信我們能自己組織生產，只能又回去當奴隸，甚至有的人說，他們連飯都不會做，還會種地？我們沒有低頭，挺起身板，別人勞動的時候我們勞動，別人晚上休息的時候我們還要勞動，沒有牲口馱運，就自己背著肥料上田。秋后一看，在21個組里我們組的收獲是最多的。生產提高了，地區和縣里給予了支持及嘉獎，我們就更加充滿信心。別人能發展我們也能發展，我們經常開會商討怎樣發展生產，后來我們的生產一年比一年發展的好，我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了，多余的糧食我們獻給了國家。

我們感到，雖然窮，但只要自己有骨氣什么事都能干，最主要的是推翻了壓在我們頭上的封建農奴制度，我們得到了人身自由。我們都清楚地認識到了只有跟著共產黨才有我們的出路。后來六五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大家集資時我們組是最多的，有馬牛羊糧食耕牛等。這些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是我們全組人齊心協力，互相學習，團結一致，共同勞動的成果。

當年“窮棒子組”里的小孩都去上了學，有7個農奴子女現在在國家機關里上班，過上了好日子，這些都是黨的恩情，這是其一。第二，現在由于國家和其他兄弟省市的援助，我們的鄉，比其他地方發展得更好，現在的生活比過去不知是好了多少倍。現在人們都蓋起了樓房，房屋都跟以前的莊園似的，里面的家具都是新的?，F在我們的生活完全自食其力，不用求靠別人。

“我成為西藏第一批女拖拉機手”

格桑玉珍從小就是一個孤兒，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她被招工到解放軍的農場，后來成為了西藏第一代女拖拉機手。為此，她感到十分自豪。

我的家鄉在彭波地方，小時候父母把我送給我們的親戚，他們沒有小孩，我就成了他們的小孩，那里就成了我的家。我和兩個老人住在一起，他們有一塊耕地。他們靠耕地可以過日子，平時我就去干些農活，有時去給村里的莊園當苦工，干些收割、曬麥子的活，叫我去哪兒我就去哪兒，在這中間干些自己家里的活。

后來我的親戚去世了，我就回到拉薩。我的母親沒有什么耕地，到秋天的時候到農村去，在人家的農田里撿灑落在地上的青稞粒，同時給人家打工掙點錢，就是這樣過日子的。

我有兩個兄妹，但他們無事可做，到處流浪。后來解放軍到西藏后，開始到處招工，我就參加了工作。

記得以前我小的時候，解放軍剛進藏，我們就跑到他們跟前去看，解放軍也和我們打招呼，還拿出東西給我們吃，說是雞蛋做的，我以前沒有見過這些。我們村子里的人卻說不能去，他們給你的東西是毒，不要接受他們給的東西，還有的說解放軍來時不能出門，他們要割小孩的耳朵吃，然后小孩都不敢出門。但后來才知道這些都是造謠的，那些不喜歡解放軍的人造的謠，是他們不讓我們小孩接近解放軍。

招工后，我們先到了八一農場干掏肥料的活，當時我們有好幾個人，但現在都不在了。就這樣掏肥料大概干了4年。當時領導認為我年輕，準備把我送到北京民族學院學習，可我自己沒有去，那時我不懂漢語，我又有點害怕。后來說我年輕，這樣下去以后怎樣過，領導給了我一封信，當時我也不知道上面寫的什么。后來才知道讓我學習駕駛拖拉機。

我們和解放軍一起，到處去開荒，還要去耕菜地。后來我就認識了孩子他爸，我們有了孩子后我就沒法去到鄉下耕地了，把我派到蔬菜大隊，我們就是這樣生活的。我們有4個小孩。我是八八年退休的，那時候我愛人的身體還可以，小孩都在各自的單位上班?，F在我的大女兒都退休兩年了，她有個女兒，今年剛上了大學。

當時我去開了拖拉機后，有些漢族同事問我你一個女孩子開拖拉機去耕地有什么感想，我自己那時是單身，能開著拖拉機到處去心里覺得很高興，身體也好，年輕嘛。天天想著去工作，更沒有害怕的感覺。無論白天、夜間都一樣工作。

我沒有當拖拉機手前，在八一農場，在這里視野廣，見得也多。1959年發生的叛亂我看到了，拉薩市的叛亂兩三天里就平息了，我們得到了解放，心里很高興。不像以前，總有夏天吃了冬天吃什么的擔心，現在拿上碗和筷子就可以吃飯了。那時候年紀小，心情好，時間在工作中不知不覺中過去了，從不覺得累，那時候軍隊也來勞動，有時候一來三四車，跟他們一起勞動心里更加的快樂。

因為我年紀小，他們常讓我干輕松的活，領導對我很好，我自己也努力地勞動，不怕辛苦。我心里想，共產黨到了西藏，我得到了解放，有機會開拖拉機，很開心。我們單位里有些人可能是妒忌我，給領導提意見，說什么為什么讓她學開拖拉機，她為什么有好被子蓋等。

1959年快要叛亂的時候我在卡其林卡掏肥料，那時候藏軍駐在羅布林卡，經過羅布林卡邊上時，那些人就罵我們，還從墻上扔石頭，但我們不敢頂嘴，只有躲開。叛亂的時候，就在八一農場老場，我們挖了很多地洞，用樹干和軍隊的舊棉衣蓋了地洞，留個小門，我們就住在里面，晚上睡在里頭。當時有個漢族女的，晚上槍聲響了后她趕快起來把我們召集到一起說，不要到處亂跑，跟著我后面來，把我們安排在七一農場的地洞里，吃的也送到地洞。叛亂很快平息了，當時我看到那些藏軍在木棍上拴條哈達朝我們農場方向來了，那時我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后來才知道是投降。河邊有些受傷的康巴人，用擔架抬著走了。

開始八一農場連一輛馬車也沒有，是用駱駝運肥料的，后來才有了四輛馬車，之后慢慢有了四輛汽車。我開拖拉機的時候運什么都是汽車，除了運草外馬車基本不用了。我開著拖拉機去播種，看著自己耕作的幾十畝農田綠油油的，心里特別高興。有時候單位帶我們去參觀自己種下地的莊稼長得怎么樣，長得好不好。

解放軍進藏以后，我們窮苦人有很多渠道可以走上工作崗位，各自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我就當上了拖拉機手，當時我心里就想：這樣的機械化設備到了西藏，我作為一名婦女，能駕駛著拖拉機到處去耕地開墾，多驕傲??！自己覺得很有幸福感，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過幸福的生活，我經常這樣想的。

“民主改革時，政策是分得很清的”

1966年，拉旺多布結參加工作，先后擔任那若地方的民兵連長、區委書記、副縣長、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成為江孜地區農業戰線的一把好手，辦完退休手續后被縣政府返聘在縣農發辦等單位工作多年，現在已經正式退休，住在江孜縣國防路的退休屋里，過著安逸的晚年生活。

我出生在江孜縣的突如崗村。我的父親是仁布宗強欽寺的屬民，生活不堪重負逃到江孜的那若地方，在那里遇到我的母親和她結了婚。我媽媽是仁布庫龍地方逃來的，原來是曲德林寺的屬民。他們兩個到那若以后給噶錫莊園一個叫吞波的人家里當傭人。突如崗村有42戶人家，差巴戶有11家，其中吞波、麥吉和麥波三家屬于富裕差巴，他們的條件很好。還有3個差巴戶生活自給自足，另外5戶差巴已經（被債務）逼得不行了，自顧不暇。

除此之外的31戶人家就租種一點地，溫飽都沒有保證。噶錫地方本來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噶錫，藏語里是“四喜”之意），所謂“河泊縱橫諸龍喜，林木茂盛群鳥喜，谷物豐盛眾人喜，青草叢生牲畜喜”。但農奴的生活很艱苦。我3歲的時候父親去世，家里有三男一女，只有3分土地養活5口人，母親不管春夏秋冬都給吞波家干活（還是不行），實在活不下去了，大哥去討飯，二哥被活活餓死，我在仁布那邊有個姨媽，9歲的時候，母親把我送到那里寄養。

9歲到13歲，我給他們家放羊、喂牛、砍柴。13歲到14歲，在強欽寺里當提水工，天亮前到半公里以外的泉眼里挑水6趟，真是又餓又冷。

西藏的寺廟跟社會上一樣，喇嘛們窮的窮富的富，有的大喇嘛放債，有很多錢，利率是“4生5”，就是春天借4藏克秋天還5藏克（糧），延期加罰。而有的窮喇嘛背著一千多藏克的債，延期還不完，就只有給他當傭人。

13歲那年，我姨媽家太窮，養不了我，又把我送到一個叫扎洛的人家。他家很富有，我給他放養200只羊，6頭驢子，3頭犏牛。早晨他給我半碗叫“薩如”的粗糌粑糊糊喝，中午再給一碗“薩如”糌粑，總是半饑半飽的。

舊西藏社會發展非常滯后，除了個別大的莊園有私塾，其他地方見不到學生的身影。醫療條件也很落后，村里70歲老人都很少，病人常常是見不到醫生的。聽說溝口的村里有一個醫生，我們村里的人如果生病了，只能把尿接在一個簡陋的容器里，托一個健全的人連夜翻山越嶺送到醫生跟前，討一個藥吃。至于藥能不能管用，根本不知道。聽說現在有的醫院靠現代化的設備給病人進行遠程會診，那我說這就是舊西藏的“遠程醫療”吧？（苦笑）。

1959年叛亂前后，我印象最深的是謠言很多，村里來了個喇嘛，說是漢人得罪了本地的守護神，死了很多；又來了幾個武裝叛匪，戴著金銀胸佩（噶烏），說是達賴喇嘛加持的，刀槍不入，等等。但政府對參叛的領主和愛國的領主分得很清的。我們那有個叫德吉林的，他是愛國人士，那時候交通很落后，我記得他經常騎個很新潮的自行車在山間小路上自由出入。有個叫桑丁阿旺益西的，頭腦比較守舊，他剛開始裝得非常積極，被政府任命為小學老師（那時候有文化的人也太少），后來他思想變了，聽說用水銀毒死了兩個積極分子，政府就給他判了刑，政策界限是很分明的。

我18歲那年家鄉進行民主改革，“三反雙減”、劃分階級，我們被集中起來，給我們吃的，宣布現在馬上改革了，你可以繼續待在這里，也可以回家，給我們出了證明，這樣我和妹妹就回家了。

（選自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協會編《親歷西藏民主改革》，中國藏學雜志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