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德欽娜姆，1935年出生在昌都一個城市平民家庭中。西藏和平解放之際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后任西藏自治區婦聯權益部部長，長期從事西藏婦女工作，下面我就簡單介紹一下和平解放后西藏婦女事業60年來的發展歷程。

一

20世紀50年代之前，婦女地位低下，特別是宗教盛行，女性被視為不潔之物，勿近女色的戒律就是歧視婦女的具體表現。

舊西藏的婦女根本沒有人身自由，更沒有政治地位和任何權力，《六大法律》之一，即是“不與女議”；《人法十六凈法》中有“莫聽婦人言”的告誡，其他法律條款中也明文規定“勿予婦女議論國事之權”，“奴隸與婦女不許參與軍政事宜”等等。舊西藏，《十六法》將人分成三等九級，婦女被列在等級之外，在殺人賠償命價律中規定，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高低不同，而婦女的命價比下等下級的人還要低，為草繩一根。根據當時的法律條文，不僅出身貧苦的婦女被徹底剝奪了所有參政議政和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力，即使生活優裕、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婦女，也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力。舊西藏歷史上沒有女職員，更談不上女官員。因此，婦女受壓迫最重。

在《草地藏族調查材料》中記載，男子命價等于婦女命價的兩倍，并完全忽視婦女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地位，“絕嗣之家，其妻室有父歸父，無父歸其兄弟近親”或“無父，則將其女人與另一半牲畜、庫物給其兄弟近親中之一人”等等。根據這些條款，婦女和牲畜為同一等級，可以作為財產的一部分轉贈給他人，即使貴族婦女也同樣可以被當作禮品饋贈他人。廣大婦女生兒育女也是一種災難，從懷孕到哺乳期根本沒有享受到正常人該有的營養和休息，反而還要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更談不上衛生，所以當時產婦和嬰兒的死亡率非常高。

廣大西藏婦女備受壓迫和摧殘，她們的勞役極為繁重。在舊西藏大多數男子入寺為僧的情況下，婦女不得不承擔起大部分繁重的社會勞動。婦女雖也是農奴主賦稅差役的主要承擔者，卻不能與男子享有同等的待遇，收入極少。婦女還被誣為“妖魔”、“不祥之物”、“災難的化身”等，除每年重大節日允許婦女進入寺廟拜佛外，一般情況則加以禁止，唯恐她們“玷污圣地，

我家共有兄弟姊妹9個，兩個女孩7個男孩，我是老大。父親是做鞋的，主要是靠父親一人做鞋賣來維持全家的生活；我母親在家除了做家務、帶孩子，還要幫有錢人家做飯，有時回家還可以帶點糌粑或是剩菜給我們吃，日子非常苦。所以，童年時代，讀書根本與我們無緣，特別是女孩子，就是有學校也是不能進的。女孩子生來只能做家務、干活，聽從父母的指定嫁人，然后自己又像母親一樣伺候老人、丈夫，帶孩子，一輩子總有干不完的活。

封建農奴制社會，婦女不僅沒有社會地位，更沒有政治權利。女性承受著農奴主超強度的經濟剝削和社會生活中的歧視，身心健康得不到保證。婦女懷孕臨盆，都不能在家生產，而是要到羊圈去生產，婚姻更是不能自主，還要受宗教歧視、迫害，生活極其痛苦。

二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西藏獲得了和平解放，從而為西藏各族人民爭取各項平等權利拉開了序幕，也為藏族婦女爭取平等的人身權利奠定了社會政治基礎。

民主改革結束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西藏婦女得到與男子同等的地位，農村婦女和男子一樣分得了土地，成為土地的主人。大批藏族婦女和其他民族婦女一樣走出家門，參加社會工作，進入各類學校讀書。

1952年，中央派駐西藏的機構中就設立了“中共西藏工委婦女委員會”，主要任務是做上層婦女的統戰工作。1953年3月8日，又成立了“拉薩市愛國婦女聯誼籌備委員會”，經過一年的籌備，在報請張經武代表和達賴喇嘛批準后，于1954年3月8日正式成立了“拉薩市愛國婦女聯誼會”。

經過幾年的努力，黨在西藏的婦女工作有了一定基礎，先后在拉薩、昌都、日喀則、江孜、那曲等5個地區，成立了婦女組織或籌委會，婦女群眾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提高了婦女的文化、思想覺悟水平。

1956年，根據中央為西藏制定的方針政策，西藏婦聯籌委會與拉薩市婦女聯誼會聯合辦公，即“拉薩市愛國婦女聯誼會兼西藏婦女愛國聯誼會籌備委員會”。同年11月22日正式成立了“西藏愛國婦女聯誼會籌備委員會”，下設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福利部和辦公室。當時其主要工作對象及任務是聯合上層愛國婦女，做她們的統戰工作。

1960年在拉薩召開的西藏自治區第一次婦女大會上正式成立了自治區婦聯。西藏婦女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實上開始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從舊制度的覆亡到新制度的誕生，西藏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有了本質性的變化。西藏民主改革以前，無論家境貧富，男子代表家庭可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而婦女卻被排斥在社會生活之外。西藏民主改革后，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一些舊西藏的陳規陋習在百姓中逐漸消除，尤其是廢除了廣大農奴對三大領主的人身依附后，農奴獲得了自由，并成為新社會的主人，享受著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各項權利，并直接參與各種政治和經濟活動。西藏廣大婦女從此也和其他人一樣，不但分得土地、牲畜等，而且社會地位、家庭地位都有了明顯提高，與昔日的主人平起平坐。另外，在民主改革斗爭中，一大批婦女干部成長起來，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地位和權力，一樣參政議政，無論在農牧區還是在城鎮機關，她們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就我自己而言，則是通過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跟著共產黨干革命，才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1951年2月2日，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多吉（系十八軍情報處干部）跟著我舅舅到部隊（也就是18軍）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當時，我參加部隊的事還引來社會上很多閑話，說我父母違反了天規，得罪了神靈，會遭報應的；什么一個女人不知羞恥到處亂跑等，反正說什么的都有。那時，因為孩子多，家里窮，我父母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我出去有飯吃有衣穿就行。就這樣我走進了部隊，可以說這是我新生命的開始，我也是第一個走出昌都參加革命，改變命運的女人。

當時部隊的條件十分艱苦，每人每天的糧食都是定量的，有的同志還是吃不飽。在部隊，女同志較少，組織上對我們特別關心，從來沒有因為我們是女人而歧視我們，周圍的同志對我們也特別照顧，我們和男同志一樣，地位平等，相互尊重。參軍不久，我就隨部隊一起踏上了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征程。在部隊，我們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樣一邊修路一邊戰備，還要開荒生產，生活條件極苦，很多女兵都患上了多種疾病。比如腎炎、婦科病、心臟病等，即便這樣，大家也咬著牙，堅持下去。到了拉薩，為了不給群眾增加負擔，我們都用牛羊骨頭當柴燒來做飯、燒開水。我在部隊鍛煉了三年，學文化，學做許多事情，也懂得了許多做人的道理。在部隊討論某一件事時，領導還要征求我們女同志的意見，使我第一次有了參政議政的權利，我真正明白了一個道理，如果我不走出窮苦的家庭，不跟共產黨干革命，就會一輩子待在家里吃苦受累，永遠沒有地位。

1954年我結束了部隊生活，轉業到地方，政府送我去北京中央團校學習，這是我做夢都沒想到的。過去我們沒有上學識字的權利，現在黨和政府不僅讓我們吃飽穿暖，還送我們進高等學府學習文化、學做人的道理。國家從方方面面給我們提供方便，說真的，在部隊的幾年，得到了鍛煉，也學會不少的東西，但在學校的這三年，我又學到了許多過去不知道的東西，見了世面，增長了知識。我作為舊西藏出生的婦女，能第一個從昌都走出來，走上革命的道路，感到很驕傲。如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今天，也就談不上幸福的生活，我很感激共產黨。我過去沒有上過學，到了部隊，組織上處處關心我，照顧我，到了學校，老師和同學又關心幫助我，使我成長為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的新女性。

三

西藏民主改革后不久，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改革在西藏城市和農牧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這就是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西藏和全國一樣，都在搞階級斗爭，那時剛成立不久的自治區婦聯黨組處于癱瘓狀態。整個運動基本上是政治主導性的變革，社會和政治革命的步伐明顯快于經濟水平的提高，而物質生產力并沒有相應地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這場變革對西藏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在這場變革中，削弱了家庭的生產功能，強調階級斗爭，農牧民家庭成員都在生產隊統一管理下，憑勞動記分，靠工分吃飯。大部分婦女這時有更多的機會離開灶臺，參與社會活動。

自治區婦聯的工作因為這場運動也中斷了8年，西藏婦女第二次代表大會后的1974年2月，經自治區黨委討論同意區婦聯重新建立黨組，婦聯組織得以恢復，又擔負起領導全區婦女組織的工作。

“文革”期間，雖然大家都在搞運動，但人們的思想很單純，有問題就積極向組織交代，沒有問題就埋頭工作。我和廣大婦女一樣，一心一意地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從來沒有考慮過個人的得失。共產黨把我們從窮苦的地方帶出來，給我們這么多的關心和榮譽，根本沒有理由去計較什么，反而認為如果工作做不好就對不起共產黨。說真的，那個年代的人的思想基本上都是這樣，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黨叫干啥就干啥，思想很單純。

四

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和各項改革事業的不斷深入發展，婦女組織工作得到了加強，婦女組織機構也相應地得到完善。1976年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撥亂反正，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從而使各項建設事業發展得很快。

自1978年年底開始實施對外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西藏同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城市與農牧區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西藏婦女組織恢復后，廣大婦女在政治、經濟、家庭生活方面均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她們的聰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施展。特別是中央及自治區政府高度重視婦女兒童權利的保障工作，制定和執行婦女發展規劃，解決婦女面臨的各種特殊的社會問題，在農牧區分別開展了扶助貧困婦女、加強婦女兒童醫療保健工作、開辦掃盲教育等許多方面的活動，極大地改善了西藏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境況，提高了她們分享社會進步成果的機會和權利。

自治區婦聯是全區各族婦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爭取進一步解放而聯合起來的社會群眾團體，主要的職責是：團結動員全區婦女積極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增強自尊、自強、自信、自立的精神，宣傳西藏和西藏婦女，參與制定有關婦女兒童的法律、法規等，同時經常組織婦女干部下基層進行宣傳教育工作。1987年2月，自治區黨委、自治區政府第八次聯席會議研究決定自治區婦聯行政編制為25人，內設辦公室、組宣部和權益部。隨著我國一系列有關婦女法律、法規的陸續出臺，婦女自我保護、自我發展的意識也隨之增強，其中《婚姻法》的出臺，為廣大西藏婦女送來了福音。《婚姻法》給全國婦女撐起了一把“保護傘”，而在這一“保護傘”下，西藏婦女在受益的同時仍受過去的歷史傳統、宗教勢力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如包辦婚姻、“父母之命”仍然存在，自己無擇偶權利。但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成為西藏婦女婚姻觀念轉型的重要時期，她們逐漸從包辦婚姻觀念向自主婚姻觀念轉化，為后來形成較普遍的婚姻自主風尚奠定了基礎。我們通過大會宣傳，小會補課，分組討論，入戶宣講，提高婦女的思想認識，使她們轉變了婚姻觀念。

從1965年至今，西藏自治區頒布了80多部（項）地方性法規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決議和決定，內容涉及政權建設、經濟發展、婚姻、教育等諸多方面。其中一些法規、決議和決定對保護西藏婦女權益，促進男女平等發揮了重要作用。所有這一切，無不使西藏婦女享有的權利具有民族區域自治的特點。

自西藏和平解放開始，西藏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婦女從政的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黨中央先后召開了5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在大力發展生產、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對西藏婦女干部的選拔和培養，把培養選拔婦女干部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力求抓緊辦好。

在黨的關懷和培養下，如今西藏廣大婦女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素質普遍得到了提高，特別是農牧區的婦女，她們不但有強烈的參政意識，而且有參政能力，在各條戰線上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婦女干部、女能人、女強人，成為了西藏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婦女代表比例不低于30%。各級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中的婦女干部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各行各業中活躍著一批有才華、有建樹的婦女代表人物。今天的藏族婦女以她們所特有的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以自強不息、勇于進取的姿態，在各行各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婦女社會地位的變化。婦女地位的提升與整個民族的解放是息息相關的。社會主義制度、中華民族大家庭，是改變西藏婦女地位的根本保證，只有當民族的解放得到實現，婦女的解放才成為可能。在封建農奴制社會里，西藏婦女的地位低下，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過著非人的生活。195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的農奴推翻了黑暗的舊制度，廣大婦女獲得了人身自由，不再擔心吃不飽、穿不暖，也不再任人隨意打罵，自己可以當家做主了。婦女可以和男人一樣工作，在社會上挺胸抬頭做人，得到社會的尊重。

婦女家庭地位的提高。自古以來西藏婦女勤勞純樸、心地善良。她們從來都不愿多說話，只知道拼命干活、相夫教子、勤儉持家。和平解放前的舊西藏為婦女規定了“幾十條不準”的禁忌，如天下雨時婦女不準看天，窮人的女兒不準和有錢人結婚，窮人女兒結婚后不準長期在一塊住，不準在家里生孩子，女人不準走大路等，此外還有許多歧視婦女的說法、叫法。如說100名女人中只有一個是菩薩，99個都是鬼、黑女人等。婦女在家庭中也是沒有地位的，干最重的活，還不能有怨言，一輩子默默地起早貪黑，放牧、揀牛糞、磨麥子……一生注定了辛酸，注定了操勞，也注定了隨遇而安。女人的婚姻沿襲傳統，靠“父母之命”，自己無擇偶權利。20世紀80年代初期，婦女就業機會增加，經濟上越來越不再依附于他人，廣大婦女渴望自由戀愛，自主婚姻。1981年全區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精神，正式通過了《婚姻法變通條例》。從此，很多西藏婦女都自主地先建立感情后再結為夫妻，充滿著自由氣息。由此，很多人打破了陳規，走向了自主婚姻的道路。

和平解放以來，隨著新舊社會正反教育的洗禮，婚姻觀念不斷變化，婦女的家庭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婚姻上不再是父母做主，沖破了所謂的“禁忌”，自己可以發表意見，可以做主。改革開放以來，西藏婦女的家庭地位獲得了更大的提高。很多家庭婦女說了算，掌管家庭的各項開支，民主、平等已成為家庭關系的主流。

能夠參政議政。在舊西藏，明文規定婦女的許多不準，不能參政議政埋沒了婦女的聰明和智慧，即使是貴族婦女也不能參政，普通婦女就更不可能了。過去有這樣的說法：婦女參政，房頂上要長草，房子要漏雨……

自愛國婦女聯誼會成立后，婦女們看到了黨對婦女的優惠政策，倡導男女平等，都要求入會。參政議政對婦女來說成了正常的事。我們的工作就是宣傳黨的政策，宣傳反帝愛國，提高婦女素質，調節家庭糾紛。

1960年召開了西藏自治區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成立了西藏自治區婦女聯合會，代表西藏各族各界婦女參與社會事務和進行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代表婦女參與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制定涉及婦女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規，并監督法律、法規的實施，建議和監督政府有關部門施行關于解決婦女問題的政策性文件，向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企事業單位推薦婦女干部。西藏婦女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實上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政府對婦女事業的發展目標是：提高婦女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決策及管理的程度；組織婦女積極參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實現男女同工同酬。

婦女文化素質的提高。舊西藏窮人家的女兒是根本不可能讀書的，同時舊西藏地方政府還為婦女規定了許多嚴厲的法規。民主改革后，政府高度重視婦女的素質的提高，保障婦女受教育權，提高婦女的科技文化水平，重視婦女教育，逐步提高女性接受各級、各類教育的比例，全面提高婦女勞動者素質。現在，國家實行義務教育，提高適齡女童入學率，降低女童失學、輟學率，有很多的女孩子讀了很高的學位，大力發展各級、各類職業教育、職業培訓和適用技術培訓，積極培訓各級各類女性專業人才。

保障婦女的勞動權益。政府高度重視改善勞動條件，保護婦女在工作和勞動時的安全和健康，提高女職工職業安全衛生水平，婦女在方方面面都享受到了國家提供的優惠政策，保障婦女享有實行計劃生育的權利，享受良好的生殖保健服務的權利。

眾所周知，舊西藏是黑暗的、野蠻的、殘酷的農奴制社會，可有些人別有用心地將其美化，還指責新西藏這不如過去，那不如過去，以此破壞共產黨在我們心中的形象。我們的幸福生活全靠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們的翻身解放，也就不可能有我們婦女的今天。

60多年來，西藏婦女充分享受了中國共產黨的親切關懷，享受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深入踐行后當家做主的權利，享受了改革開放帶給西藏人民的新發展、新進步。西藏各族各界婦女和全區人民從切身經歷中認識了我們的黨，選擇了我們的黨，從而更加擁護我們的黨。廣大婦女以自己的勤勞、善良和智慧，撐起西藏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半邊天”。

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幾十年，西藏婦女在風雨中經歷了許多，收獲了許多，她們在各行各業、各條戰線上辛勤工作著。各民族婦女在西藏跨越式發展的大潮中積極進取，成為新時期的新婦女。她們熱愛自己的事業，熱愛淳樸、善良而熱情的西藏人民，也深愛自己的家庭。她們揮灑辛勤的汗水，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毫無保留地獻給了西藏的人民、西藏的事業。

民主改革，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西藏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開展了許多促進男女平等、提高自身素質、建設精神文明的活動。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藏婦女界代表就隨中國婦女代表團等出訪了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友好國家；到80年代，西藏自治區的婦女同與中國友好的許多國家的婦女組織進行了交流和往來，與許多國家的政府和民間婦女兒童組織建立了友好聯系。西藏婦女對國家、社會所作的貢獻，也是對世界婦女解放運動作出的貢獻，是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的貢獻。

早在1994年，自治區政府就批準了西藏婦女運動的發展目標，其主要內容有：廣泛宣傳文明進步的婦女觀，增進全體公民對婦女權利的認識，推動全社會為保障婦女權益創造良好的環境；大力促進各類婦女人才成長，增加婦女參與經濟和政治決策及在科技領域的人數比例；保障婦女受教育的權利，提高女性在各級學校的入學比例，發展女子成人教育、職業技能教育、實用技術培訓，提高適齡女童入學率，遏制女童輟學；加強《婚姻法》及其變通條例的宣傳等等。

近年來，西藏自治區婦女組織在開展各種社會活動的同時，還進行了婦女問題的專題調查和理論研究，編寫和出版了各類宣傳讀物和反映西藏婦女在經濟、政治、社會發展與現實生活中的專題片，向區內外、國內外介紹西藏廣大婦女勤勞、善良、淳樸的社會形象。

西藏婦女占西藏人口的50%左右，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她們用自己獨特的聰明才智，在社會的生產、文化傳承以及人類自身的延續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今天，在西藏的跨越式發展中涌現出了各行各業的許多優秀婦女代表，她們有自治區領導、科技界專家、教育界學者等。可以說，西藏婦女以自己的努力，贏得了屬于她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更贏得了來自世界的喝彩。當然，西藏婦女事業60年的輝煌成就，從根本上說離不開黨的堅強領導，離不開全國婦女事業的進步和各族人民的支持、幫助，離不開西藏婦女自身不斷地努力和奮斗！

（選自白瑪朗杰孫勇仲布·次仁多杰主編《口述西藏百年歷程》，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