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被譽為“西藏的西藏”“離太陽最近的地方”。

這個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嚴重高寒缺氧的地方與中國其他地域一樣正在進行著自己的蛻變。

獅泉河，阿里地區首府所在地，常住人口一萬多，有著這樣規模的城市應該有的所有設施。人們上班上學，節奏緩慢，扎著鮮艷紅色頭巾的進城務工牧民，不時在街頭走過，一切大致與內地城市無異。

而在兩個多小時車程以外的阿里牧區，牧民們仍需直面嚴酷的自然環境，居住在祖輩留下的黑帳篷中，以放牧為生。

在這里，有九個兄弟姐妹成了牧區的傳奇——因為命運和自身際遇，兄弟姐妹中有的已經成為知名學者、成功商人，或者政府高級干部，有的仍然留在牧區，繼承家業，與牛羊為伴。

這個傳統藏族家庭半個多世紀的演變，可以作為我們觀察西藏社會直面現代化具體而微小的切片。

“紅漢人來了”

1959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在阿里窮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兩個簡單的印記——“無法繼續祖輩的生意”和“來了一群講道理的紅漢人。”

次仁加布，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長。

2008年4月15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北京見到他時，他正要飛往奧地利參加一個關于藏學研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1961年，次仁加布出生在阿里地區噶爾縣左左鄉朗久村，從記事起便跟著姐姐牧羊，曾經的生活與現在相比，恍若隔世。

父親強巴，母親拉姆次仁。西藏和平解放之前，這對年輕的牧民夫妻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1994年，父親因肝病去世；母親在2006年也撒手人寰，享89歲高壽。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次仁的父親一直給別人家里干活，放羊、搬家、找牛，“養活一家人”。有時，父親強巴會對次仁的弟兄們回憶起自己年輕時的生活經歷，兒子們瞪大雙眼。“家里的帳篷誰都可以隨便出入，父親回家發現有人來過，如果是朝圣的人，他會非常高興。”次仁加布說。

1959年，發生西藏叛亂，達賴喇嘛出逃，部隊進駐西藏。

因為路途遙遠消息閉塞，遠在西北疆的阿里地區反應并不像拉薩那樣劇烈。當部隊快來到阿里時，一個傳言開始在草原上散播:“紅漢人要來了！”

所謂“紅漢人”是當地牧民對于紅軍和漢人的混合想象。想象在傳播中變形，“牧民竟然聽說‘紅漢人’是要吃富人的肉”。后來人們又都知曉共產黨是要“共富人的產”，于是拉薩叛亂后不久，阿里地區的富人幾乎全部外逃印度。

“當時邊境意識不強。”次仁加布說。原本有著50多戶的鄉村這時只剩下30多戶。

富人走后，留在當地的窮人也有些害怕。祖輩很多都曾與印度有原始形態的鹽糧和畜產品生意往來，因為有著幾輩人的傳承和固定的生意對象，有時一筆生意的錢款可以等到來年對方寬余的時候再付賬。而1959年始，因為嚴格的邊境概念，對父親強巴來說，世世代代做生意的朋友永久失去了聯系，曾經欠下的賬再也無法返還。

在次仁加布的記憶里，父親經常念叨的是，“哎喲，我那邊(指印度)的朋友怎么樣。我還不了別人啦，我吃了別人東西的啊。”

部隊的帳篷就駐扎在牧區附近，因為傳說中“紅漢人壞得很”，沒有女人敢靠近。有一次，父親因為接活，到部隊駐地附近去了一次。回到家就說，“那些人好得很，講道理。”

1959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在阿里藏族窮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兩個簡單的印記——“無法繼續祖輩的生意”和“來了一群講道理的紅漢人。”

阿里的“文革”歲月

“文革”徹底改變了這一切。據次仁加布回憶，到目前為止，整個郎久只出過一個僧人，且已還俗。

“西藏叛亂”之后，1951年簽署的《十七條協議》實際被終止。后來，大量廟宇被關閉，傳說西藏政權被廢除，上層貴族的財產也被沒收，西藏的政權重新建立。

發生在拉薩的這一切傳導到遙遠的阿里，又慢了幾拍:

1966年之前，次仁加布家里的牛羊仍然歸己所有，只是成立了互助組，“工作在一起干”。這是人民公社的前奏。在這之后，一些被稱為“工作組”的干部出現在這片曾經人煙稀少的牧區。

“工作組”多是鄉里或者縣里來的漢族干部，也有從拉薩來的藏族干部，主要是陪同翻譯。“工作組”組織牧民“提高思想覺悟”，干部們還出錢從富裕一些的牧民家里買來羊和牛分給那些沒有牛羊的人家。

那時，次仁加布開始幫助家人放羊。他的大姐，18歲但沒有上過學的多吉卓瑪，其中一個身份是鄉里7個共青團員之一，這時也因“各方面要求進步”，當上了生產隊的會計。這位年輕的會計不會算術，“記賬只能用小石頭”。

而大哥，在1965年，通過招工來到城里——這是這個藏族家庭第一個走出牧區的人。

1959年到文革發生前的那段日子，次仁加布每天早出晚歸，放羊，或者向二姐學習藏語，“夏天在沙地上劃，冬天在雪地上寫，指頭都是紅紅的”。

日子就在寫字的指間偷偷流逝。直到有一天，一直供奉在帳篷最前面的一卷經書被父親偷偷拿走，那是次仁的“自學材料”。祖傳的“自學材料”被父親藏到了嘛呢石堆，后來下落不明。

“那是一卷類似于佛教全集的經書，還包括地方歷史和家族歷史。”次仁加布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后來次仁加布才知道，“文革”來臨了。

在當時的次仁看來，“文革”只意味著他的一個稍微富有的舅舅被批斗。“我就知道連小孩都可以踢他，可以罵他，心里很不舒服。”次仁加布說。

因為牧民居住大多分散，所以很少能組織起像內地一樣的批斗大會。政治學習會議上時而會有批斗場面出現，次仁的姐姐回家時告訴家人，“舅舅的牙齒和頭發都被打掉了。”

這個時候，大姐多吉卓瑪帶領牧民學習文件，告訴牧民“這么多年吃不飽穿不暖，是由于寺廟里的僧人和牧主的壓迫造成的”。

“窮人們都懂這個道理。”2008年4月25日，已經六十歲的多吉卓瑪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我自己也斗過牧主。年輕人和窮人都支持斗牧主。”

1969年，次仁加布世代居住的牧區更名為“紅旗公社”，曾經屬于自己的牛羊都化歸集體所有。如果羊丟了，年底要扣工分。

次仁家分到了600多只羊，但是“沒有肉吃，也不能殺”。這600只羊“放得好”，每人一天可以記10個工分，年底按照工分分配下一年的肉食、奶渣和酥油，生活上“湊湊合合能吃飽”。

不滿十歲的次仁加布搞不清楚這一切的真實含義。他照舊過著自己的生活，放羊的時候仍舊偷偷拿著家里傳下的經書坐在草場上看。其時，這些書已被視為批判革除的對象。

不讓看，次仁就把經書藏在合法出版的藏歷中。晚上回家前，把書隨便藏在一個山洞里。即便如此，父母也常常大光其火:“你在那看書，狼來了，把羊吃掉了，隊長要是責怪我們怎么辦呢？”

父親憤怒了就揍他，“你這個破書能解決你的吃飯問題嗎？你現在不去做僧人，天天看這樣的書？”

在世俗西藏社會，讀經書的目的和最好的出路便是進寺廟做僧人，那不但解決了溫飽，而且意味可以受到教育受人尊敬。

但是“文革”徹底改變了這一切。據次仁加布回憶，到目前為止，整個郎久只出過一個僧人，且已還俗。“一方面因為文革的破壞，一方面因為改革開放的大潮，年輕人已經不再向往寺院。”次仁分析。

文革進行得最熱火的時候，阿里像內地一樣到處“破四舊”，“紅衛兵”帶頭去砸拆寺廟。次仁家鄉神圣的地方神也被拆毀，供奉的珠寶散落一地。

僧人被迫還俗參加日常勞動，像普通牧民一樣放羊放牛。

“學大寨”和命運轉折

“我天天跟父親鬧，我不放羊了，我也要上學。”如今已經是阿里地區煙草公司總經理的旺扎說。但是父親給他的回答，通常是幾個耳光。

1975年，大姐多吉卓瑪被吸收為公社干部。

經常和其他工作組成員一起騎著馬下鄉向牧民宣傳毛澤東思想，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雖然有細糧供應，但還是吃粑，“蔬菜基本沒有”。為了讓牧民們理解共產黨的政策，多吉卓瑪和牧民們一起勞動，在勞動中，多吉卓瑪告訴牧民，“以前凍死餓死都沒人管，現在趕上了形勢”。

家里開始發生變化:大哥洛桑已經成為電工，大姐多吉卓瑪忙于對群眾搞“路線教育”，次仁加布也走出牧區開始上學——家鄉需要會計和小學老師，次仁藏語基礎好，公社推薦他到地區讀小學。

這時的阿里，“農業學大寨”如火如荼，據三姐才旺卓瑪回憶，即使青稞種得好也只夠吃半年，但是“上面有政策，必須要種田”。次仁家要留出三個人放600只羊，其他人都要參與農田建設。

但在生產隊長的堅持下，次仁還是進了鄉上的小學。

兩年多后，因成績優秀，次仁被送到噶爾縣中學，“學的其實是小學的東西，只是加了填寫賬目表格。”

因為次仁的離開，牧羊的任務就落到了8歲的弟弟旺扎身上。

“我天天跟父親鬧，我不放羊了，我也要上學。”如今已經是阿里地區煙草公司總經理的旺扎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說。

但是父親給他的回答，通常是幾個耳光。

在葛爾縣中學讀了兩年書，次仁加布又被送到了拉薩。按當時的規定，一共有四個學生可以繼續深造，包括兩個干部子女和兩個牧民子女。因為“干部有門路”，所以兩個干部子女被送到陜西咸陽的西藏民族學院，次仁加布和另一個牧民的孩子被送到拉薩師范學院(即今天的西藏大學)。

這更像一個師范訓練班。20多個同學中年紀最大的60多歲，最小的14歲，比次仁加布還要小兩歲。

在去拉薩的路上，次仁看到了游行的隊伍，人們高舉著牌子，上面寫著“打倒四人幫”。在西藏師范學院，次仁第一次跟著藏族老師學習漢語拼音和簡單的漢語句子，比如，“華國鋒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1977年恢復高考，西藏師范學院建了一個附屬中學，要求三十歲以上的學生結業回家，年齡小的放到附屬中學，讀一年預科，然后正式念三年初中。

在此之前，從上海、遼寧等六個省市選調的382名教師進入西藏援助當地教育事業。次仁加布所在的附中就有一位來自上海的援藏教師，他教授大家漢語。

“他要求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只能說漢語，要不就處罰。那個老師太好了，要不我們根本學不會。”次仁加布回憶說，“他每天就用茶水泡饅頭，睡在辦公室。”

1981年，次仁參加正式高考。當時的政策規定，藏文專業學生初中畢業就可以參加考試。中央民族大學當年向西藏地區招收26名學生。

那一年，次仁考上了北京的大學。

走出牧區與回到拉薩

只有一個人感到有些傷感——在12歲的旺扎看來，“包產到戶”將徹底掩埋自己走出牧區的夢想；而次仁加布忍受不了親情割離。研究生畢業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薩。

就在次仁加布在拉薩讀書準備考大學的前夕，他的故鄉阿里，鄉里的干部開始把曾經屬于公社和集體的牛羊返還給牧民。

牧民們逐漸知道，這個新的政策叫做“包產到戶”。絕大多數人不能理解這些復雜政策變化后的背景，有老人嘟囔，“政策還不如一頭牛的生命長，以前牛是公家的，這牛還沒死又成自己的了。”

家里只有一個人感到有些傷感——曾經拼命想去上學的弟弟旺扎。1978年，旺扎12歲，在他看來，“包產到戶”將徹底掩埋自己走出牧區的夢想。

9歲的時候，旺扎有第一個夢想，以后一定要吃上饅頭穿上干凈的中山裝。“為了這個夢想，我可以說嘗盡了酸甜苦辣。”旺扎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知道包產到戶的時候我覺得完了，父母不會放我出去讀書了。”

這一家重新分到了三百多只羊、八頭牛和一匹馬。家庭成員中，除了成為電工的大哥、當了地區干部的大姐，仍在牧區的二姐已經出嫁，旺扎的兩個哥哥都在拉薩讀書，旺扎仍舊放牧。

1978年夏天里的一個午后，旺扎在牧羊，一輛八座吉普車因為拋錨停在草場上。旺扎好奇，湊上前去。

車里一個“領導模樣”的人用藏語問他，“小孩，想不想去上學？”旺扎說，“我做夢都想，求求你，你帶我走吧。”

“你家住哪？”

“就在那個坡坡后面。”

“那去問問你的父母。”

“別問了，問了肯定不讓我去了。”

“那你的羊怎么辦？”

“可以讓鄰居晚上趕回去。”

“那行嗎？”

“有啥不行。”

旺扎已經背著裝了粑的干糧袋上了車。

后來旺扎知道，這個干部是專門來阿里牧區招生的。上面給噶爾縣下達了硬性指標，整個阿里地區必須招收36名學生入學，因為“包產到戶”，孩子都被家長留在家里放牧，干部只好用這樣的方式“搜索”生員。

旺扎像做夢一樣，當晚就到達了噶爾縣中學。

在那里，旺扎開始了他遲到的知識啟蒙。

一年之后，旺扎被轉到阿里地區中學師范專業師訓三班學習。第三個藏歷年剛過，旺扎和班里的其他九名同學接到通知，要他們到當地郵電局報到，去拉薩學習發電報和譯碼。培訓半年之后，旺扎成為郵局正式職工。

兩年之后，旺扎覺得“沒有意思，每天滴滴答答”。他一再打報告要求自費到內地深造，并與領導“約法三章”，如果拿到畢業證，郵電局必須接收自己，如果拿不到，一切后果自負。

終于來到河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習，旺扎因為藏族身份，校方把學費從每年3000元減免到1200元。他每天下午仍需到當地一家賓館門口卸煤車掙生活費，“卸一車20～30塊，我一下午可以卸四五車。”旺扎說。

兩年之后，旺扎拿到大專文憑，郵電局履行諾言，安排旺扎做辦公室副主任兼文書。但是旺扎清楚，這已經是自己在國有單位的終點。

他決定“下海”。

與旺扎的叛逆相反，哥哥次仁加布要“循規蹈矩”得多——大學畢業后，次仁執意要回阿里。經老師勸說，他同意留京，在中國社科院讀研三年。

暑假里，次仁加布回到家鄉。

父母問，“有女朋友了嗎？”

他點頭，“有，有。”

1991年，次仁加布和一位藏族女孩結婚，他們是大學同學。父母兄姊對他說，“不回阿里，回拉薩也可以，朝圣時還可以見到。如果在北京，我們一輩子也見不到你了。”

次仁加布忍受不了親情割離。

研究生畢業，應導師的要求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薩。

旺扎“下海”

旺扎如今已經是成功的商人，他說如果不是前年做了個大手術，元氣大傷，他“還想有點變化”。

1992年，內地經商大潮風起云涌。

雖然家人都安于現狀，但旺扎“還是想改變一些什么”。

郵電局投資30萬辦了一個小企業，這個“通訊發展公司”5年賠掉了25萬。旺扎提出要承包。利用剩余的5萬元，一個七八十平米的門面房和一輛半舊的東風卡車作為啟動資金，和郵電局簽定協議，“承包三年，返還25萬現金，每年上繳郵電局10萬”。

“日用百貨，什么掙錢我就做什么。”旺扎說。承包六年，他掙了300萬元。

郵電局決定收回公司再投資300萬擴大規模，并邀請旺扎做總經理。旺扎卻謝絕了，“算我傻，我不干了”。

旺扎的邏輯是，“我從安多買一車酥油，有的十塊一桶有的六七塊，我一路賣，到阿里可能就已經賣完了，從收購到賣的程序誰也說不清楚。但是給公家干，一車酥油必須得拉到阿里，入庫，再拉出去賣，這樣成本大大增加，根本賺不了錢。”旺扎說，“到時候審計來一下就夠你吃一壺。我得考慮后果。”

領導賞識他的能力，又把他調回單位繼續從前的工作。

一段時間后，鄰縣一家郵電局局長挪用匯兌款，稽查組想抽調一名年輕人接任，看中了旺扎。口頭承諾，到鄰縣鍛煉一段時間，回阿里地區后可直接升任地區副局長。旺扎卻要求領導給出書面保證，卻不想因此開罪了上司。

升遷道路已斷，旺扎又提出辭職。他決定開家公司，但母親不同意，覺得他“翅膀硬了，不管公家了”。

獅泉河糧食公司很不景氣，總經理找到旺扎，給他一個副經理的位置，“一起把糧食公司搞起來”。1997年，旺扎從郵電局辭職的時候，月薪4600元，而糧食公司的薪水只有800塊。

兩年之后，當地煙草公司瀕臨破產，行署領導覺得旺扎是個經營人才，調他到煙草公司做主管煙草的經理。2003年，旺扎又得到了阿里煙草專賣局局長和煙草公司總經理這“兩個名分”，一直到現在。如今煙草公司年收入已經達到一個億。

旺扎已是成功的商人，他說如果不是前年做了個大手術，元氣大傷，他“還想有些變化”。

那次手術之后，旺扎覺得自己應該多關注一下家庭。

“特別是幫助一下還留在牧區的弟弟。”

東旦的2008

“他常跟我說，要是沒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顧牛羊了。”

和獅泉河的繁華相比，阿里牧區顯得遙遠而荒涼。

兩個多小時的路程只有越野車才能通過，到達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山后，車輛就不能進入，只能步行。爬過一座幾百米的荒山，就能看到一頂黑色的帳篷扎在山窩間。

這個用牦牛毛織成的黑帳篷是旺扎一家小時候用過的，從帳篷里可以透過網眼看到天空。弟弟東旦今年40歲，但是看起來比旺扎還要老上很多。他的妻子和大女兒都在家里放羊，小女兒曲卓瑪今年19歲。

曲卓瑪從5歲起就被旺扎接到獅泉河上學，一直讀到中專，住在伯伯家里，現在伯伯旺扎的煙草公司做業務員。

“我小時候上不了學，我姐姐哥哥都上了，小時候要是都上了就沒人放羊了，但我愿意上學。”東旦不停地倒著酥油茶，他只能用藏語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交流。

“我家里有30頭牛，山羊綿羊加起來280頭，算中等吧。生活來源就是靠羊和牛，這些肉可以到賣到獅泉河去。這兒長不了青稞，生活上哥哥姐姐會幫幫忙，否則會有點困難。”如今的牧區，草場都已劃分給各家所有，東旦家分到大約兩三平方公里。

從今年3月起，這個牧區的大多數年輕男人都到獅泉河和牧區中間的一個鄉去打工，當地政府在那里投資600萬種植青稞，這些男人負責搬運石頭和平整土地，每天可以掙40～50元，“可以干到6月份”。

“他有時候常跟我說，要是沒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顧牛羊了。”旺扎說。

在阿里牧區，一頭牦牛可以賣到1000元，一只羊可以賣到250元，但即使這樣，也要趕上好的年景，當地雪災風災連年不斷，一場大災可以導致牛羊死掉一半。最好的年景里，一個家庭可以掙到幾萬元，但這樣的時候很少，最差的時候，一年收入不足一萬。

東旦的帳篷里仍然放著父母留下的酥油茶壺和一些小小的銀器，門外的羊圈里，十只剛出生的小羊羔不停地叫喚。東旦點了根煙，說，“我明年準備再去要點錢，把門口的路修一修，這路太難走。”

去年，東旦到獅泉河各部門要了大約5萬塊，平整了一段路，他計劃明年“再要8萬”。旺扎說，這些錢都是東旦自己要到的，他沒有幫忙，今年如果可以要到6萬，他的煙草公司準備贊助2萬。

旺扎的二姐次仁卓瑪，也仍然生活在牧區，離小弟弟東旦的帳篷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二姐的生活更加艱難，帳篷是用布匹制成，坐墊邊上立著兩只風干的羊，顏色血紅。

帳篷頂端有一臺錄音機，可以用太陽能電池開啟，有一個包裹得很嚴密的經卷，是老人婆家祖傳的信物。次仁卓瑪今年58歲，從14歲起就嫁到這兒，據說自學過藏文。

長期封閉的放牧生活，老人已經很難與外界人接觸，終日與一只已經20多歲的老藏獒為伴，“只知道倒茶微笑”。次仁卓瑪的大兒子仍然在牧區放牧，已經分家另過，小兒子在獅泉河的一家銀行工作。

她家有1200多只羊，很少出售，“夠吃就不賣”。

在城里長大的第三代

到了牧區，小女兒不愿意下車，旺扎問為什么。女兒說，“臟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發酸”。

大哥洛桑已經去世，小時候因不慎掉進火堆，落下一點殘疾，所以父親一直教他讀經，希望他以后能到寺院有個著落。

洛桑最終沒能成為僧人，卻因為自己的努力進城做了電工，終生未娶。1991年，弟弟次仁加布結婚那年，洛桑落寞過世。

大姐多吉卓瑪如今已經60歲，曾經的“積極分子”如今已在噶爾縣婦聯副主任任上退休，退休金4000多元。

因為兒時家窮，三姐才旺卓瑪被送到親戚家寄養三年，后來因為“不喜歡他家”，又跑回自家的黑帳篷。她“學過一點算術”，曾經做到了當地一家農業銀行的副行長，“想照顧家庭”于是辭去職務做普通柜員。得益于工齡長，才旺卓瑪保持了以前的待遇，現在每月8000多元工資。

二哥索南平措已經調任拉薩成為西藏自治區工商聯合會主席，從12歲離開家鄉就一直在外，從政后一路順風順水，如今的職位屬于正廳級。兩個子女都已送到內地讀書。他不愿作更多采訪。

這一家9個兄弟姐妹，6人走出牧區成為“公家人”，在當地備受尊敬。

如今，阿里牧區的年輕人，更愿意上學或者外出打工。但是，往往初中畢業后，卻無法考上高中，回到牧區又可能“難以適應放牧的生活方式”，這成為很多牧區父母頭疼的事情。

去年，旺扎帶著自己4歲的女兒回了一次牧區老家。到了牧區，小女兒不愿意下車，旺扎問為什么。女兒說，“臟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發酸”。

東旦的小女兒，在獅泉河生活了十幾年的曲卓瑪也很少回到牧區了，《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問她，“你喜歡牧區還是城里?”

她猶豫了一下，用磕磕絆絆的漢話說，“城里，城里。”

本文來源：網易新聞，http://focus.news.163.com/08/0612/16/4E8JVPV600011SM9.html，轉引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