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到現在已經是50年了，在人類的整個歷史長河中，它只是彈指一瞬間，但是對于西藏來講，這個1959年，意義是非同小可的，它敲響了封建農奴制度的喪鐘，徹底推翻了封建農奴制度，百萬翻身農奴從此站起來了！這是個很值得紀念、很有意義的日子。

從參加工作到“文革”前，我基本都在昌都，可以說，我親眼見證了這個地區是如何成為西藏叛亂的首發地，又親身經歷了這個地區叛亂的平息和民主改革的進行，見證了那些人是如何倒行逆施，結果卻只落得為自己極力維護的封建農奴制敲響喪鐘的下場。

昌都叛亂的由來

昌都的叛亂要比整個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全面發動武裝叛亂還早。1956年甘孜州民主改革的時候，有個縣長叫其美多吉，搞叛亂，失敗后，帶了一部分叛亂武裝過江，到了昌都地區；云南一些地方也有叛亂，也跑過來一部分人，到了鹽井一帶。

昌都江達宗的大頭人齊美工布，是咱們昌都地區解放委員會下屬的江達宗解放委員會的主任，1956年4月，他在參加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大會期間，拜見了達賴喇嘛，當時，達賴的三哥洛桑三旦對他說：昌都地區應按江東地區行動（指金沙江以東的叛亂），還親口說，這是達賴喇嘛的意思。返回江達宗不久，應該是在7月間，齊美工布就伙同金沙江東的德格土司降央白姆的兒子武噶、管家俄瑪日郎上山叛亂。據我們的調查，先是德格土司的兒子帶了人馬到江達，與齊美工布會合后，昌都地區的叛亂就開始了。

這年8月5日，蘇聯專家隨地質勘察隊外出工作，汽車在川藏公路上開到妥壩，遭到100多個叛亂分子的伏擊，我們解放軍犧牲了4個人，受傷的有5人，蘇聯專家在警衛戰士冒死保護下脫險；13日，叛亂分子又在江達以西的雪霽拉山下襲擊我汽車團車隊，解放軍死了1人、傷了2人。光在這一個月里，江達地區的叛亂分子在川藏公路崗拖到妥壩這一線，經常打伏擊，襲擊道班，到月底，這段公路上的21個道班全部被搶劫。那時如果不是結隊的車輛，根本不能安全通行。

當時昌都警備區司令部的司令兼政委是王其梅，我們稱他四號首長。有一天通知我，說是王四號叫我去。去了后，四號首長跟我說，已經跟警備區司令部其他同志商量好了，你帶一個加強排，5輛嘎斯車，不是大型嘎斯，也不是小型嘎斯，就是上面可以坐一個人，又可以放沙袋、搞工事的那種，到川藏公路上，專門叫叛匪打。當時有個“不能打第一槍”的政策。因為當時叛亂分子來回伏擊、破壞交通、襲擊道班工人、殺害我們的過往行人、襲擊我們的部隊和零星車輛啊，弄得烏煙瘴氣。咱們當時示弱，積蓄力量，讓他們先開槍，咱們不放第一槍。

這樣，我帶一個加強排，從崗拖到昌都，又從昌都到崗拖，在那些個叛匪猖獗的地方，來來回回地走，我們專門在叛匪喜歡打伏擊的地方，選擇比較開闊的地方停車，等著他們來襲擾。我們的車上都是沙包，他們如果遠距離射擊，沙包可以抵擋一陣子；另外我們車上機槍、沖鋒槍，還有步槍，只要你開了第一槍，那我就對不起了。我的槍法，不是吹牛的，遇到叛匪，如果他第一槍把我打死了，那我沒辦法；要不然，他就別想跑了，我槍法好，打得準。我們來回走，將近執行了一個多月的任務，卻沒人開槍，沒有遇到任何情況。叛匪們恐怕也知道了我們這個小車隊不能碰。隨后，這段路上的情況有了好轉。

當然，更主要的，是中央及時調整了政策。因為這年底，中央決定對昌南（指昌都以南寧靜即今芒康、左貢、鹽井）的叛亂采取政治爭取的方針，任命邦達多吉擔任昌都警備區昌南指揮部司令員，并充分尊重他的意見。這樣，一部分上層分子的不滿情緒得到宣泄，那些被裹脅進去的藏族群眾也回了家，昌都地區暫時恢復平靜。

那么，昌都的叛亂究竟是怎么起來的？

根據后來查出來的情況，昌都的叛亂，表面看是江達齊美工布發動的，但究其實，總的策劃指揮恐怕還是達賴集團。

叛亂全面爆發

昌都的叛亂開始后，我們一直貫徹“不打第一槍”的政策，叫他們打。這樣示弱后，叛匪們認為，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不管他們怎么弄，我們都只有被動，只有挨打，沒有還手之力。他們誤認為是這樣，所以一直搞到1959年規模這樣大的武裝叛亂。

實際上，五九年的叛亂并不是從1959年3月才開始的。追根溯源，恐怕還得從1954年算起。

1954年，達賴、班禪聯袂到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后，班禪是從原路回拉薩，達賴一伙呢，包括索康·旺清格勒、達賴的經師赤江活佛等，到了康定以后，決定達賴和索康他們走中路，赤江走南路，就是從理塘這里走。當時，有個叫阿樂群則，就是偽人民會議的頭頭，他是理塘人，他當時事先已經到了康定，和理塘的一些頭人有了聯系，這樣，從南路也好，中路也好，已經對怎么叛亂都計劃好了。

后來，叛亂分子成立“四水六崗”，向達賴獻“金寶座”，達賴還給這些青川滇藏各地的500多名代表掛了哈達。1957年底，噶廈調整西藏境內的宗本（相當于縣長）、基巧（相當于專員）官員和行政區劃，委任了一批反動分子，光是藏政府內四品以上的官員就調換了16個。到1958年，他們在山南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美國還把經過訓練的藏籍特務空投到山南，等等。所以說這個叛亂的起因，誰組織，誰策劃，不管是當時還是目前看來，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還得到了國外帝國主義的支持。我們這樣說，是比較有證據，而且是有比較確鑿證據的。

這樣，1959年初，叛亂武裝又開始在昌都各地向我發動攻擊。

1959年元旦剛過，從山南竄到昌都的恩珠倉·工布扎西為首的叛亂武裝1600多人，向我扎木（今波密縣城）中心縣委發動攻擊，我守備部隊一個排和縣委參戰人員60人與叛亂武裝激戰10晝夜，直到我軍從昌都和拉薩東西兩面馳援，敵人聞訊在14日早晨向邊境方向逃遁；

1月24日，叛亂分子在雪霽拉山下一道班附近，突然伏擊我從江達前往昌都開會的兩輛軍車，車上20多人奮力還擊，犧牲16人，斃敵5名；

同日，丁青頭人呷日本為首的叛亂武裝300多人，突然向丁青縣委發動攻擊，后來叛匪又增加到3000人，對縣委進行圍困，切斷水源等，歷時90多天，直到4月26日；

到這年3月，拉薩武裝叛亂開始時，昌都地區基本上形成了全區性的叛亂，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各宗解放委員會的委員大都參加了叛亂。

4月2日，軍委命令由成都軍區副司令員黃新廷任司令員、西藏軍區副政委王其梅為政委，組成人民解放軍301部隊指揮所，進駐昌都，負責昌都地區的平叛作戰。我們都在這個指揮所領導之下，對各自轄區內的叛匪進行肅清。

增額列帕的故事

說起這個平叛改革，我印象里比較深的，還有一個人。

按西藏歷史上的規矩，八宿縣的宗本必須是功德林派過來的，有4個涅經藏語音譯，大管家。：一個叫洛桑登達，一個是向巴仁欽，一個叫阿旺赤列，還有一個增額涅經，叫列帕。增額涅經列帕，他就是那個功德林派來駐昌都八宿的，他是拉薩人。昌都解放后，他也是昌都解放委員會的委員之一。開會的時候，我因為經常擔任翻譯，與他早就熟悉了。

1958年初，恩珠倉·工布扎西帶了幾百個叛亂武裝分子，從扎木逃竄到了八宿區。

我到八宿平叛前，科長讓我帶人先去偵察一下八宿的路線，怎么樣進去？怎么樣把八宿包圍起來？當時我們認為恩珠倉·工布扎西還沒走，就連夜急行軍，結果到了八宿后，才發現叛匪已經跑了，已經跑了兩三天了，但向巴仁欽、增額列帕等把八宿宗倉庫里的武器彈藥，一共是98支英式步槍、46還是64箱子彈，我記不清了，反正全部支援了叛匪，都給了叛匪。

有一天，我因為第二天早晨要去仁布縣，就帶了另一個漢族參謀，何參謀一起，我們兩個去增額列帕那里，去了解些情況。到了他府上，他還沒起床，他很客氣，叫傭人打酥油茶，他就在那洗漱啊什么的。我們兩個坐下，等著他洗漱完畢。進來后，他的傭人就給我倒一杯茶，給何參謀倒一杯茶。他喝茶的茶杯好像是……央赤！我們藏語叫“央赤”漢語借詞，即羊脂玉。，不知漢語叫什么，反正不是銀的，不是玉的，也不是翡翠或者瑪瑙的，薄薄的，特別好看。

他那個碗，我印象最深，就在他家里面，他用那個“央赤”，我們當然不是，我們用的是一般的瓷碗。那個傭人剛一給他倒茶，就聽“嚓”的一聲，一家伙就爆了。哎呀呀，爆了。我看他那一天啊，緊張得……

咱們現在從科學角度講，冬天，他用冷水洗，馬上倒熱的，哪有不壞的？咱們熱水瓶還會自動爆呢，對吧？那個碗很好看，很薄，一家伙炸了，嚓！我趕緊安慰他，“沒事沒事，再換個碗就行了”。但是他非常恐懼，一直在那里說，“不好”，“這是個極不好的象征”，“不好”，等等。我說，沒事沒事，他怎么也聽不進去。我們也沒法談話了。

叛亂平息后，因為他把八宿的武器彈藥都給了恩珠倉·工布扎西這支叛匪，我們準備判他死刑。那是六○年、六一年了，當時他駐在昌都，先要在群眾會上對他進行揭發和斗爭，就把他從昌都派回去。他從夏里回去，翻一個山，那個山，從怒江一直要上到頂，才到八宿。爬到山半腰，因為過去他都是騎馬騎牛什么的，哪里受過這樣的罪？他氣喘不上來，死了。我們都還沒宣布對他的判決呢。

打野鹿吃頓飽飯

說起列帕，想起當時的生活。我們那時候生活的清苦，你們現在沒法想象。我自己也難以相信，能夠從那種日子里熬過來，健健康康地活到今天。

從18軍打下昌都，到人民解放軍全面進駐西藏，一直到后來，我們都是執行毛主席的“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思想，在西藏工作的人員和部隊的物資供應，都是從內地運送進去，還有就是在當地自己生產。那時候，我們不僅沒有肉吃，還經常吃不飽，又不能從老百姓那里買（這個是規定）。怎么辦呢？我給你講個故事。

1960年的四、五月份，我去支援在夏雅區蹲點的王四號首長平叛，帶了將近上千頭馱牛和馬、驢，三百多民工，還有通訊員，從八宿營出發，快到洛隆邊，馬里那個溝里。我這個人呢，那時候已經到過北京到了內地，但沒有見過野鹿。我們到了馬里，非常累，就在那里休息。通訊員過來說，縣長，有鹿子，你打不打？我說在哪里？他帶我翻過一個小山坡，就看見雪山下一群黃黃的，我有點擔心，怕把老百姓的馬或者牛給打了，再看，有的頭上長著長長的枝杈似的角，通訊員說不是馬，肯定是鹿，有公的有母的。他這樣說，我放下心來，上面是雪山，我把槍一夾，慢慢地靠攏，一槍一只，把那一群十來只野鹿全部打倒了。

打到這些個野鹿后，老百姓把它們都剁了，發現有的母鹿還懷著胎，我當時也不知道鹿胎有什么好，就讓架起大鍋煮，煮好了，幾百號民工一人一份，大家吃得那個飽，那個香啊，最后把湯都喝了。沒想到，吃完肉，喝完湯，沒多久，大家就開始流鼻血，老百姓流鼻血，我也流鼻血，流鼻血流的啊……

后來，不知怎么的，這個事傳到了四號首長耳朵里，他又把我叫去，跟我說，“你上次任務完成得好啊，你把鹿子打了，鹿胎吃了，老百姓還流鼻血”，他那都是話里有話，我趕緊檢討，“大家都沒有吃的，上山了，又看見了鹿，總得讓大家吃點肉啊，所以我才打鹿子”。他說，這回你是給大伙解了餓，不追究了，下不為例啊，再不能這樣弄了。

從那以后，我就再沒打過鹿，再餓，再饞，也只好忍著了。

幾十號“豁豁”叛匪 

前面說了，昌都的叛亂是比較早的，如果說徹底平息的話，那還是比較晚的。因為直到1962年我還在平定零星股匪，最后還收拾了幾十個叛匪。

全區平息叛亂后，在鹽井這里還有一股叛匪，有十七八個吧，不知道他們先前在哪里躲躲藏藏。1962年，當時我是八宿縣長，他們一路搶劫、燒殺，強奸婦女，做了不少壞事，跑到八宿夏里區這個地方。我當時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個叛匪個子特別高，還是個“豁豁”（兔唇）。牧區牧民看到來了這樣一些人，嚇壞了，他們來給縣里報告，說這些叛匪啊全都是豁豁。我們問有多少人？他們說有幾十號，實際上最后我們知道就是十七八個。根據情勢分析，估計那個豁豁到帳篷里面進去出來，再出去又進來的，恐怕反復多次，被牧民看到了，嘿嘿，他們就以為有好多豁豁，這樣子就亂了。

我們得到報告，昌都通知我去平息，我帶了武警、民警，還有民兵到了夏里的瓦鄉，把他們都消滅了，多數是投降了，擊斃了一兩個。那個豁豁是這最后一股叛匪的頭頭，我們把他也抓住了，把他們全都俘虜了。這在八宿來說是最后一次。

民主改革

我奉命帶兵到八宿追擊恩珠倉·工布扎西等叛匪，沒追到，又奉命留下，同時留下的還有一個騎兵連、一個電臺、一個機要員，就這么幾個人留下來建政。我就這樣留在了八宿，從部隊轉到地方，5月份任命我當了縣長。

當時形勢是相當嚴峻的，因為八宿是一個純牧區，不是半農半牧區，農區有但比較小，整個牧區叫夏雅區。八宿宗的一個涅經叫向巴仁欽，還有個活佛叫土登降村，他倆不僅自己專門跑到洛隆去參加叛亂，還放出很多謠言。當時最可怕的謠言是什么呢？一是“共產黨的政策是濕牛皮政策，越豁越緊，越過越緊”；二是“共產黨殺人放火，現在還好，將來就不知怎么樣了”，嚇得群眾都往洛隆、邊壩這些地方跑，逃跑。實際上，老百姓里只要有那么一兩戶有影響的帶頭，大家就會跟著跑。叛匪還煽動說，珞瑜地區，就是今天的墨脫，有糌粑洞、有牛奶湖，有森林一樣的干牛肉，都是自然生成的，隨便吃隨便喝，根本不用擔心。老百姓很相信這樣的話，就都跑了，當時夏雅區的牧民起碼跑了三分之二。

我們到夏雅區去做爭取工作。怎么做呢？告訴他們不要去，走不了，但他們不聽勸阻，當時咱們的力量也達不到。他們成群結隊的，把東西都帶著，一伙一伙地走了。純牧區的人到了洛隆，牧民到了熱的地方，如果沒有水草，他們生存不了。結果一到那個地方，從昌都逃過去的叛匪就把那些青壯年牧民都抓起來，強迫他們參加叛亂，那些老百姓的牛羊呢也損失了不少。

昌都的叛亂開始后，大量叛匪聚集在洛隆、邊壩那一帶，西南軍區派了301部隊到昌都來平叛。部隊進來時，我們3個縣，洛隆、八宿、類烏齊的縣長帶隊去支援。那時候，八宿已經開始建政好幾個月，盡管不是非常摸底，還是有一些成績的，而且當時我們做統戰工作，還是團結了一些過去的八宿上、中層人士，這些人支前他們當然不去，但不會再去參加叛亂。我們就帶上牦牛帶上馬，到那個地方去支援部隊平叛，恐怕前后有四五個月。最后，咱們外逃出去的那些牧民啊，牛沒了，羊沒了，就剩人了。他們聽說八宿的縣長也來了，過來幾個人找我，我跟他們說，還是回來吧，回來可以給你優待，回來我們是“四不政策”，回來了，槍繳了，把過程說清楚，就回家去，回去生產。這樣，爭取到部分群眾回來。

這些牧民回來后，我們就組織群眾、發動群眾訴苦、算賬，這就叫開展“三反”。在農區是開展“三反雙減”，反叛亂、反剝削、反奴役和減租減息；牧區呢是“三反兩離”，三反是一樣的內容，兩離是牧工牧主兩離。當時牧區還有一個政策，叫“三不政策”：不分不斗不劃階級。不分牛羊，不把牧主代理人的牛羊分了，畜群破壞了麻煩就大了。那么，不劃階級又怎么知道他是牧主還是牧工呢？怎么體現出他是牧主呢？通過牧工牧主兩個訂合同，我們兩個，比如你是牧工我是牧主，通過我們訂合同就體現出來，我是牧主。

對于叛亂回來的這些人，首先政策上強調，叛亂的人一定要嚴格區別是匪首、骨干和堅決分子，還是被裹脅的群眾，被裹脅參加的還是大多數，堅決分子骨干分子還是少部分，當然匪首就僅僅是個別的了，所以要按非常嚴格的政策界限區別對待。

當時的政策，我覺得還是比較穩妥的。

對于寺廟呢，叫“三反三算”，反剝削反特權反貪污，算政治壓迫賬、經濟剝削賬、人身奴役賬。當時的這些政策，我現在回憶起來，確實比較細。當然，你說執行政策上完全沒問題，那也太武斷，但畢竟這些政策，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當時執行過程中不出偏差，那是相當相當好的，而且能夠團結大多數。

在發動群眾、接觸群眾的過程中，我們就靠著這樣的政策，還有我們認真的真誠的態度，使群眾慢慢接受了我們，相信我們是真正為他們做好事的，這樣將工作開展了起來。我記得在一個邊境縣里，有幾個姑娘給我們工作隊唱了個歌，很好地表達出他們的心情。什么歌呢？歌里說：

“不相識的時候都是康巴人，（咱們那時候都是便衣啊）

熟悉了可以作為終身伴侶，

不熟悉的地方是一片荒涼，

熟悉了同樣是你的家鄉。”

這個歌子我到現在還記得。

所以說，1959年的叛亂，發起者是西藏上層的反動分子，當時也確實有一部分民眾被裹脅進去，但是，最終結果，卻是西藏一百萬農奴和牧奴砸碎了封建農奴制的枷鎖，獲得了翻身解放，做了自己的主人；而那些死心塌地、妄圖維護封建農奴制的農奴主們，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當了自己的掘墓人。

（選自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協會編《親歷西藏民主改革》，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