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西藏民主改革轟轟烈烈地進行時，我作為《西藏日報》記者，投身于那場翻天覆地的運動，奔忙于江孜、日喀則兩個專區，成了歷史的見證人，忠實地記錄了這一偉大的變革，結識了數以百計的農奴和奴隸。每當翻閱當時的筆記，眼前仍閃爍著農奴們聲淚俱下的訴苦場面和翻身后歡樂幸福的音容笑貌。

當時領導江孜地區改革的是分工委書記陰法唐和以他為主任的軍管會。副主任中有愛國進步的上層朋友吉普·平措次旦。領導日喀則地區改革的是分工委書記梁選賢。這兩個地區各有不同的特點。江孜地區主要是叛亂地區，而日喀則地區，當時有自治區籌委代理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和他領導下的堪布會議廳（藏語：囊瑪崗），還有未叛的西藏四大寺之一扎什倫布。所以兩地的工作重點、工作進程、工作方法不完全一樣。給我的印象是，江孜地區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日喀則地區慎重穩進，進展和緩。

叛亂地區，也有未叛的甚至是愛國進步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未叛地區，甚至是班禪堪布會議廳所屬宗谿和扎什倫布寺下屬的小寺也有參叛的代理人。準確地劃分叛與未叛，需要充分發動群眾，做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有的還需將材料上報中共西藏自治區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工委)研究確定。

那時，愛國進步的西藏上層人士靠攏共產黨，擁護改革，有的甚至搶先(搶在土改工作組進點之前)進行“改革”。在自己所屬莊園免去差役、烏拉，給堆窮分點土地，讓朗生當傭人，或減少家庭傭人，給傭人發工資、發糧食、給衣物等等，總之是施以小恩小惠，緩和群眾斗志。在江孜、白朗、日喀則、拉孜都發生過類似情況。分工委領導在肯定他們支持、擁護民主改革的積極性的同時，嚴肅地指出，民主改革不能搞自上而下的恩賜，而是要充分發動群眾，提高群眾的覺悟，達到徹底推翻封建農奴制度，解放生產力的目的；推翻封建農奴制度，并不是從肉體上消滅農奴主，只要放棄了剝削，還是有前途的，不用擔心群眾不諒解、生活受影響；共產黨不會忘了你們；贖買，是贖買生產資料和多余的房屋，不是分浮財、分金銀財寶，不是分茶碗、墊子、噶烏和首飾。這些朋友后來一直和共產黨合作共事，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作出了貢獻，這是后話。

在江孜，我從集中學習的中上層人士中了解到，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士當時對改革惶恐不安。他們沒有參加叛亂，但與叛亂分子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怕斗爭，怕強迫勞動，對改革持無可奈何的態度，勉強或不太勉強地贊成改革。如江孜六大管家之一的堯西·平康的管家達興說：“現在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所以我要求改革。”寺院上層朋友則擔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和廢除舊債、取消特權后，實行政教分離，影響寺院的經濟收入，還有僧侶會不會后繼無人等。這些思想顧慮，通過學習初步得到解決。

江孜是西藏貴族比較集中的地方之一，有中上層貴族近70戶。1959年參加叛亂的有十幾戶、40多人。白居寺堪布土登白瑪和四品俗官(仁希)帕拉·扎西旺久、尼雪·桑杰群培是比較典型的。

1959年6月我到江孜時，那里的群眾正在揭發叛亂分子土登白瑪的罪行。白居寺近千名僧尼中，參叛的有50多人，土登白瑪是參叛頭領。除了寺院上層叛亂分子外，群眾的矛頭還指向殘酷壓迫、剝削他們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帕拉·扎西旺久、尼雪·桑杰群培、都仁·丹增羅什的管家澤地·澤仁頓珠，以及加聶·朗杰、堯西·平康等。通過訴苦斗爭，原來只怨自己生來命苦的農奴和奴隸，提高了階級覺悟，懂得了富人為什么富、窮人為什么窮，明白了到底誰養活誰的道理。他們理直氣壯地要求奪回勞動成果，要求土地還家，他們把啟發教育他們，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干部，特別是從內地去的干部稱為“格根啦”(老師)，那股親熱勁兒是難以用筆墨形容的。

江孜最早成立的四個平叛生產委員會是帕拉谿卡、麥松谿卡、東卜谿卡和占堆谿卡。帕拉谿卡又稱班覺倫布，是叛亂頭子帕拉·土登維登的莊園，由他弟弟帕拉·旺久管理，名聲很大。兄弟二人早已逃亡印度。帕拉谿卡在西藏農奴主莊園中是比較典型的，因此，我先去了那里。

帕拉谿卡本身(不包括下屬20多個小谿卡)有耕地565藏克。差巴24戶，每戶差巴下屬又有一兩戶堆窮，每戶堆窮種地3藏克至7藏克不等，差徭(或作才約)15戶64人；朗生27戶41人。朗生主要在谿卡從事家務勞動和手工業生產，如為莊園看門、喂馬、炊事、熬茶、撕毛、捻線、織墊等。與西藏其他谿卡稍有不同的是帕拉·旺久在管理期間進行了所謂的改革，就是給朗生發工資，根據不同工種，年工資額青稞10藏克至16藏克不等。這種貌似雇傭關系的表象，并未改變人身依附的實質。莊園對他們仍操有生殺予奪之權。莊園設有谿堆、谿聶、勒本、強佐、多當巴等，這些人一手掐著念珠，一手拿著皮鞭監督農奴和奴隸勞動的情景，我依然記憶猶新。

帕拉谿卡平叛生產委員會主任是原來的朗生吉呂，委員中，朗生9人，差巴1人。這些昔日沒有人身自由，被領主蔑視為“連自己的糌粑口袋都管不好的窮鬼”們，而今登上了帕拉·旺久的高樓，接管了領主的耕地、牲畜、農具，有條不紊地組織生產，深挖叛亂的根子，探索自己命運轉好的原因。在生產中，許多朗生過去沒有干過農活，便由差巴出身的委員格桑頓珠教。格桑頓珠29歲(陽金馬年生)，原是帕拉下屬谿卡拉群哇的差巴。十幾歲時，因繳不上差糧，還不清祖孫債，被迫逃到卡卡地方，后被捉回，挨打不說，還被沒收了差地，淪為朗生。逃跑期間，借債的保人塔野谿卡的親戚也受到了牽連。農奴和奴隸們控訴帕拉私設公堂，殘害群眾，甚至與江孜宗政府勾結，害死了白居寺仁頂扎倉的僧人江繞。

到1959年9月底，江孜地區的民主改革運動已取得了第一階段的勝利。除邊境縣外，群眾已基本發動起來，建立農民協會59個，會員1.4萬多人。已完成“三反雙減”的地區共13281戶，占總戶數的70.46%；67858人，占總人口的71.88%，占農奴和奴隸總數的83%的人已發動起來。

帕拉莊園和噶西莊園(即都仁·旦增羅卜的莊園)已進入分配土地試點。噶西莊園的主人都仁·旦增羅布年邁，平日基本上不過問莊園的事，也沒有參加叛亂。莊園里掌實權的是聶巴澤地·澤仁頓珠，此人已參叛，所以都仁的財產是贖買，聶巴的財產被沒收。

在“三反雙減”運動中，江孜地區僅廢除舊債(1958年以前農奴借領主的債務)和減息兩項合計藏銀2665531兩，農奴平均每人受益39.3兩。廢除糧食舊債和當年實行“誰種誰收”政策，以及“二八減租”，合計青稞653357藏克，平均每人受益9.7藏克；沒收叛亂領主的牲畜52075頭(只)，分配給農奴所有，平均每人0.77頭(只)。解放并安家的朗生512人，其中帕拉莊園41人、噶西莊園24人，分給他們房屋300間、糧食14971藏克、各類牲畜1300頭(只)，還有足夠的衣物和炊具等。

日喀則地區的改革是在1959年6月份由工委周仁山副書記主持在江孜召開的三級干部會議后進一步展開的。此前，根據工委指示，先在叛亂地區進行試點。協噶爾宗的叛亂是明顯的，中共定日縣委進駐協噶爾。土改工作組到時，宗政府和曲德寺已人去樓空。試點工作很快展開，雪務谿卡、洛路谿卡、乃哇谿卡的農民協會相繼成立，群眾一發動起來，曾任過6年谿本的堪窮龍多群培成了眾矢之的。不久，“三反雙減”運動在朋曲河兩岸展開，西至定日，東至長所、崔科，運動搞得轟轟烈烈，生產搞得扎扎實實。完成“三反雙減”時，農奴痛飲美酒(協噶爾的藏酒在后藏是有名的)，唱歌、跳舞至深夜。到年底，全縣大部分地區已完成土地改革。

薩迦寺的情況有點特殊。1959年4月工作組進去后。覺得它既不同于噶廈公開叛亂，也不同于堪廳未叛，模棱兩可。于是就將摸到的情況匯報到分工委，并轉報工委請示。5月18日，分工委向工作組傳達了工委關于薩迦寺問題的指示：兩位法王既已逃跑，應以叛亂論處。他們如和寺院、藏政府無勾結，法王是不會跑的(大意)。指示還特別強調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保護文物古跡等事項。因薩迦寺是藏傳佛教中不同于黃教的另一個教派，要貫徹各教派一律平等的精神。薩迦寺歷史悠久，元代曾是西藏的政治中心，遺存的文物古跡很多。后來的學者對其有“第二敦煌”之稱。接到工委指示后，成立軍管組，進駐薩迦南寺，接管宗政府，宣布法王所屬卓瑪頗章和平措頗章的差地當年實行“誰種誰收”。自營地由管家負責耕種。廢除烏拉差役，廢除寺院特權。對文物古跡，大部分發動貧苦扎巴看管，部分由工作組集中保管。寺僧共342人，其中67人集中學習，內有中、上層人士33人。其余一般僧人分小組學習，每天除念經外，參加“三反三算”(反叛亂、反對奴役、反對封建特權，算政治壓迫賬、算等級壓迫賬、算經濟剝削賬)運動。不久，寺院內中、上層所干的丑事、緋聞被一一揭露出來，斗爭矛頭指向總堪布仁欽桑布和翁則滾噶才旺、格貴楚臣等人。

寺院試點帶動了社會。它的影響像一石擊起千層浪，向四面八方擴散開去。改革的浪潮澎湃激蕩，勢不可擋。有次開大會，周圍百里的群眾聞訊自發地派代表來參加，包括下布吉定、色宗、拉孜等地。拉孜代表問工作組：“這里解放了，我們怎么辦?”他們準備回去自己組織農民協會干起來。

不僅農奴要求改革，堪廳也提出早日進行改革的要求。根據工委8月7日指示，分工委與堪廳協商同意，在堪廳所屬日喀則蘭谿卡、重堆谿卡、南木林、拉孜等地開展“雙反雙減”運動的試點。在“雙反雙減”運動中，也對群眾進行反叛亂教育，如發現參與叛亂的上層分子或代理人，必須發動群眾堅決打擊。重堆工作組的工作范圍，涉及噶廈管轄下的夏魯寺，該寺屬叛亂寺院，進行“三反三算”，但對其文物仍妥加保管。1959年冬筆者到夏魯寺時，看到大量的貝葉經和元、明等朝賜的玉印等由專職扎巴保管得很好。

日喀則地區的試點中有一個特點，各工作組都有堪廳中、下級官員參加。一方面是為了叫他們接觸群眾，在運動中受教育，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鍛煉干部，作好統戰工作。堪廳也下令叫他們服從縣委的絕對領導。堪廳所屬蘭谿卡，就是雅魯藏布江邊出產優質青稞的那個地方，派去工作組干部13人，內有堪廳官員9人；春堆工作組干部23人，內含堪廳官員4人；屬于叛亂谿卡的聯阿、下布吉定工作組，也各有堪廳官員4人；由分工委秘書長白銘章率領的拉孜縣工作組260人中，藏族干部占140多人，其中有堪廳官員8人。有的工作組進點時，群眾夾道歡迎，當他們發現內有堪廳官員時，便高呼口號：“歡迎工作組!不要囊瑪崗!”使堪廳官員十分尷尬。后來在工作中他們向群眾說明情況，表示擁護改革和追求進步的決心，求得群眾諒解。工作組領導對堪廳官員講清政策，大膽使用，與他們協商辦事，通過他們的口，宣傳黨的政策。他們了解和反映的情況，有時甚至比組內其他干部反映的還要深透。事實證明，群眾發動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團結上層，上層也越靠攏共產黨。即使在急風暴雨般的階級斗爭中，也有可能與愛國上層協商辦事。

在推翻封建農奴制度的偉大群眾運動中，斗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尖銳的。比如工作組用“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一交(同群眾交心)”的方法了解群眾要求，發動群眾提高階級覺悟，發現和培養進行民主改革的骨干隊伍，在這個骨節眼上，有的農奴主卻利用他們殘存的權力，鉆政策的空子，或歪曲政策，和黨進行較量。在丁珠、薩瑪谿卡，就遇到扎什倫布寺派去收租的洛伊，趕著膠輪馬車，揚鞭策馬，耀武揚威，又不按“二八減租”(1959年當年產量，減去種子后，農奴主得二成，農奴得八成)精神，干擾發動群眾，引起工作組警覺和群眾反感。扎寺扎瑪康村還派人到拉孜芒噶收債，并企圖把已經明令廢除的舊債按現行“減息”政策收利，被工作組制止。

如何根據實際情況，幫助未叛的愛國農奴主過好民主改革這一關，排除他們對民主改革運動的干擾，是民主改革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工作組除采取吸收他們中的一些人親身參加群眾運動外，更多的是堅持原則，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用訴苦斗爭等辦法，打掉農奴主的威風，樹立貧苦農奴的優勢。在訴苦斗爭時，又根據不同情況，采取多種辦法。“背對背”的斗爭就是對未叛農奴主采用的辦法之一。

“背對背”的斗爭，區別具體對象，也采取不同的方式。一是在群眾訴苦斗爭會上，未叛領主、代理人不出面，由工作組轉達訴苦內容；二是斗爭會選在領主、代理人樓下，領主、代理人在樓上聽，群眾在樓下訴苦；三是先由未叛領主、代理人向群眾交待自己的罪行，向群眾認罪、道歉，然后他們離開會場到樓上去聽群眾訴苦；對個別頑固分子、民憤較大的地頭蛇，經分工委批準，也像對待叛亂分子一樣，進行面對面的斗爭。另外，工作組或縣委召開中、上層分子會議，講形勢，講贖買政策和土改政策，指明前途，穩定思想情緒，以減輕改革阻力，變阻力為助力。

經過訴苦斗爭等形式，群眾充分揭露、控訴叛亂分子破壞祖國統一、反對民主改革、殘害人民群眾的罪行；傾訴農奴和奴隸在三大領主壓迫剝削下所遭受的苦難；揭露封建農奴制度的反動本質；認識到只有推翻三大領主的統治、廢除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農奴才能翻身解放。

如何看待班禪堪布會議廳?這是擺在日喀則群眾和有關領導面前的現實問題。

梁選賢書記1959年11月底在分工委擴大會議上談到堪廳地區工作時說：由于歷史情況，堪廳中大多數人過去反帝愛國，現在贊成改革，擁護共產黨的贖買政策，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從組織方面講，堪廳保持著一整套封建統治機構，從它本身直到宗、谿、村。他們利用這個機構和我們進行斗爭。由于以上情況，我們的工作就更復雜、更艱巨。我們必須采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自下而上地充分發動群眾，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地與愛國進步人士充分協商。協商時，上層總希望和平改革，企圖盡量多地保留他們的物質利益和聲譽。他們最怕充分發動群眾與之斗爭。他們統治下的農奴和奴隸因為受壓迫重，受苦深，只要我們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群眾是完全可以充分發動起來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在堪廳所屬地區進行“雙反雙減”運動，作為民主改革第一步，就是從以上特點出發的。在堪廳所屬地區進行“雙反雙減”時，還要緊密結合運動，逐步查清叛亂問題，如發現叛亂分子，發現現行破壞活動，就要及時堅決打擊。通過民主改革運動要徹底挖掉堪廳集團在農村中的根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斗中有統，統中有斗，與上層協商，本身也是斗爭。只要充分發動了群眾，就會更有利于協商。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述梁選賢書記的講話，是想說明日喀則分工委在堪廳所屬地區的工作是從當地實際出發的，是穩妥的，健康的，與堪廳的斗爭是得力的。而且重大問題都是事先請示了工委，得到工委批準后進行的。本文提到的5月中旬關于薩迦問題的請示，6月三級干部會議，8月7日關于“雙反雙減”的請示，后文還要提到的11月關于贖買問題的請示等都是佐證。

到1959年11月底，日喀則地區的“雙反雙減”和“三反雙減”運動已在6.2萬人口的地區展開，占轄區總人口17.3萬多人的36%強，占農業區人口的45.70%；在5個縣的20個試點中，16個試點已轉入分配土地階段。這16個試點的88.5%的群眾已發動起來，貧苦農奴和奴隸的優勢已經樹立。近萬名農奴和奴隸已分別加入25個農民協會。在那里，農民協會起著基層政權作用，領導斗爭，安排生產，調解糾紛。他們把農協比作水磨上的軸，說沒有軸我們大家就不好轉動。在上述20個試點中，僅廢除舊債、“減租減息”和“誰種誰收”使群眾得益合計青稞達74.4萬藏克，即2000多萬斤，群眾每人平均得益928斤多。群眾歡呼：“毛主席的太陽照到了窮人頭上。”

1959年11月，分工委關于堪廳地區(包括扎什倫布寺)的4類11種土地的贖買問題，報工委同意后，贖買和土改工作隨即展開。贖買中遇到一個特殊問題，即蘭谿卡一帶的刺柴地，按休耕地處理，不予贖買，也不分配，由農會統一管理，教育農民切實保護。既保護了生態環境，也使炒青稞的最佳燃料合理利用，受到群眾歡迎。

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第一季度，筆者在日喀則期間，先后訪問過堪廳官員拉敏·益西楚臣、詹東·計晉美、王樂階(羅桑堅贊)、德夏·頓珠多吉等。他們談歷史，談第九世班禪的坎坷經歷。談第十世班禪在塔爾寺坐床和由牙含章、梁選賢護送進藏，他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談得更多的是關于贖買政策和民主改革，談話無拘無束，講得真誠，對分工委是擁護的。

年楚河彎彎曲曲，日夜奔騰不息。她流經康馬、江孜、白朗、日喀則，匯入東去的雅魯藏布江，滋潤著兩岸肥沃的土地。這些土地換了主人，她歡笑著獻出乳汁，她是這段歷史的見證。

（選自中國西藏雜志社《西藏民族的新生》，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