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在西藏這場武裝叛亂中，許多寺廟的反動活佛裹脅一部分僧人參加了叛亂，并以寺廟為據(jù)點來襲擊和伏擊我軍政人員。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廟的當權(quán)僧侶，更是西藏叛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他們不顧西藏歷史事實，破壞《十七條協(xié)議》，分裂祖國，背叛人民，成了叛亂的急先鋒。所以，在平息西藏叛亂時，徹底肅清三大寺的叛亂分子，摧垮三大寺的反動基礎，就成了西藏人民急迫的愿望和要求。

當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公然發(fā)動武裝叛亂時，毛主席就斷言：“少數(shù)反動分子的武裝叛亂，其結(jié)果帶來了大多數(shù)勞動人民的比較徹底的解放。”

為了徹底平息西藏的武裝叛亂，實現(xiàn)西藏人民徹底解放的愿望，經(jīng)中央批準，中共西藏工委，于3月26日組成三個軍事管制委員會，分別進入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進行平叛改革工作。甘丹寺的軍事代表兼工作組組長是楊東生同志，我是副代表兼副組長(由于工作的需要，楊東生同志只在甘丹寺工作很短時間就離開了，后來的工作主要由我負責)。我們和三十多位藏漢族工作同志進入甘丹寺，進行了一場反叛亂、反特權(quán)、反剝削的激烈而又艱苦的革命斗爭。

(一) 

我們軍管會全體工作人員于3月30日的午夜，在武裝部隊護送下向甘丹寺進發(fā)。為了防止叛亂分子據(jù)寺頑抗，部隊包圍了寺廟，進行喊話，命令寺內(nèi)參加叛亂的人員出來投降。到中午一點，參叛僧人表示投降，并交出步槍四支和一些火藥槍、刀、矛。我們立即向全寺人員宣布：從這一天起，甘丹寺實行軍事管制。我們按照西藏工委對三大寺采取政治爭取、軍事戒備和充分發(fā)動群眾，并把三者緊密結(jié)合起來的指示，向在寺的僧人重申：黨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變；對于愛國守法的活佛、堪布及宗教人士均予保護；對于利用寺廟和宗教進行叛亂的活佛、堪布等如不悔過自新就要依法懲辦。對于參加叛亂的寺廟，如果表示投降，應按下列辦法處理：1.交出寺廟內(nèi)的武器；2.參加叛亂已逃跑了的僧人，應由寺廟派人設法叫回來，并交出其全部叛亂武器；3.保護愛國守法的寺廟和愛國守法的宗教人員，但對于參加了叛亂的活佛、堪布等如不悔過自新應予法辦；4.隱藏在寺廟的叛亂分子、反革命分子及叛亂和反革命的文件、證件必須全部交出來；5.軍用物資應全部交出來。

經(jīng)過我們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平叛政策，結(jié)合清查工作，充分發(fā)動僧人檢舉、揭發(fā)寺廟叛亂分子的人員及其罪行，到4月10日，我們已初步分清哪些人參加了叛亂，哪些是愛國守法的僧人，并立即召開大會，宣布對參加叛亂的骨干分子54人進行集訓。并把搜繳來的45支槍，其中有叛亂分子從噶廈領的英式步槍12支；山南叛匪要求甘丹寺支援的信件；被涂污撕毀的毛主席像一百多張；帶著斑斑血跡的解放軍軍大衣一件，及叛亂文件、圖片一部分，在寺內(nèi)進行了展覽。用這些活生生的事實，來揭露叛亂分子的罪惡，啟發(fā)廣大僧人的愛國覺悟。

我們軍管會在4月～5月間，向寺內(nèi)僧人反復深入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平息叛亂的政策，組織大家認真學習周恩來總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guān)西藏的部分和國務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學習國際形勢和國內(nèi)形勢，以開闊全體僧人的眼界，揭露反動上層的欺騙伎倆，不斷提高大家熱愛祖國、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jié)的覺悟，進一步啟發(fā)僧人們對上層叛國集團反動本質(zhì)的認識；認真培養(yǎng)在平叛斗爭中涌現(xiàn)出來的積極分子并選出了以貧苦僧人羅桑諾拉為主任，軍管會雍王同志和愛國活佛巴蘇為副主任的平叛委員會，負責組織和領導全寺的平叛工作；逐步恢復了寺廟正常的宗教活動，開放了宗喀巴大殿，讓僧人和信教群眾念經(jīng)朝佛；為52名十五歲以下的小僧人們發(fā)放糌粑、茶葉和牛羊肉，改善了貧苦僧人的生活。通過上述工作，把全寺的僧人緊密團結(jié)起來了。

甘丹寺徹底肅清叛亂分子的斗爭，隨著我們工作的深入，發(fā)展順利，成績顯著。除繼續(xù)揭發(fā)一般叛亂活動和搜繳叛亂武器及反動文件，各個康村的僧人交出叛亂分子的名單和罪行材料外，還挖出了以乃窮娃·頓巴江村為首，丹增索巴藏巴、欽繞貢覺等5人組成的應變組織。這是甘丹寺的叛亂頭子在離開寺廟之前委任組成的。給他們的任務是：召集各康村的會議，研究假投降的辦法，有計劃地埋藏武器和焚燒文件，并統(tǒng)一口徑來對付軍管會，不準向解放軍揭發(fā)寺廟的叛亂活動等。對于這一應變組織，經(jīng)過查證屬實后，便召開了全寺的控訴和斗爭大會。會上除寺廟的僧人揭發(fā)檢舉這些叛亂分子的罪行外，附近的群眾也跑來參加了控訴叛匪罪行的斗爭。我們根據(jù)僧人和群眾揭發(fā)的事實，報請工委批準，逮捕了乃窮娃·頓巴江村等人，同時宣布對49名有悔改誠意、主動交待問題的僧人解除了集訓。這樣就使寺廟的反叛亂斗爭，目標更加集中，斗爭更加深入了。

繼揭發(fā)控訴乃窮娃·頓巴江村的斗爭之后，根據(jù)自下而上的檢舉揭發(fā)材料，又組織了對甘丹寺駐拉薩代表、叛亂頭子齊洛班登的斗爭。參加這次斗爭大會的包括附近寺廟的僧人和群眾1300多人。在兩天的大會中，廣大僧俗人民用事實迫使齊洛班登交待了甘丹寺和西藏上層反動分子進行叛亂的罪惡。據(jù)他供認：早在1950年甘丹寺就派出22名僧人到昌都，妄圖阻擋大軍解放西藏；1952年甘丹寺派代表參加了策劃反對祖國的偽人民會議的活動，1955年甘丹寺的大活佛、達賴的副經(jīng)師、叛亂頭子赤江·羅桑依希到巴塘一帶策劃康區(qū)的武裝叛亂；1958年甘丹寺派僧人到山南參加圍攻駐澤當?shù)慕夥跑姡?959年１月從噶廈領了英式步槍230支，把18歲以上、60歲以下的僧人組成叛匪預備隊，強迫50名僧人到羅布林卡去當“敢死隊”，誰不去就遭殺害；下令甘丹寺的所屬莊園差民去干燒橋、毀路、襲擊汽車等破壞活動。另外還交待了他參加叛亂會議中討論成立“西藏獨立國”的內(nèi)情和通過帝國主義分子在噶倫堡為叛國分子來往發(fā)電報、策劃叛亂的情況，等等。把甘丹寺一些叛亂頭子背地里的勾當徹底暴露在僧人的面前，使大家看清了這些披著袈裟的上層反動分子的真實面目。僧人們說：他們口口聲聲說僧人不能殺生，是佛法規(guī)定了的。可是他們領來那么多槍炮，給什么護身符，強迫貧苦僧人去當衛(wèi)教軍，襲擊解放軍，殺害老百姓，他們不是活佛，是披著袈裟的吃人魔鬼。

經(jīng)過僧人們兩個月的揭發(fā)和斗爭，查清了甘丹寺原來堪蘇以上的參叛人員和強迫參叛的僧人。僧人們說：“我們甘丹寺成了叛亂的馬基康(叛亂司令部)，反動的活佛和堪布成了馬基(叛匪司令)。”僧人們還揭露了西藏上層的索康、柳霞、夏蘇等人和噶廈的叛亂罪行。僧人們完全擁護國務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大家高興地說：“噶廈成了一件生滿虱子的破皮襖，它只能吸食我們的血肉，我們早該丟掉它。”

(二)

要挖掉叛亂的根子，就必須砸爛萬惡的封建農(nóng)奴制度。西藏工委根據(jù)斗爭的趨勢和廣大僧俗人民的要求，提出對叛亂寺廟要進行反叛亂、反特權(quán)、反剝削的“三反”斗爭。甘丹寺便在1959年6月～7月間開展了這一斗爭。

各組的僧人先從米村、康村清算迫害賬、壓迫賬、剝削賬，使大家認識到，貧苦僧人到寺廟是給上層僧人當奴隸的。所有貧苦僧人一入寺，必須給全康村的所有僧人一次“達”(掛名費)。如果放不起，就要在寺廟進行長期勞役或終身勞役，沒有人身自由，受到格干、鐵棒喇嘛的隨意打罵、體罰，甚至殘酷的刑罰。僧人阿旺次仁在控訴中說：“我從8歲到甘丹寺當僧人，到32歲的二十五年中，不僅不會念經(jīng)，連30個藏文字母都不會，整天替寺廟當牛作馬地干活，是個穿著袈裟的奴隸。”

甘丹寺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受害最嚴重的還包括寺廟所屬莊園的農(nóng)奴和奴隸。根據(jù)“三反”的斗爭發(fā)展，逐步由寺內(nèi)擴展到了寺屬莊園，由貧苦僧人發(fā)展到了各谿卡的農(nóng)奴中。為了斗爭的需要，西藏工委在5月初任命我兼任達孜縣委的第一書記，統(tǒng)一領導甘丹寺和達孜縣的“三反”斗爭。

為了讓群眾不誤農(nóng)時搞好春耕播種，我們軍管會早在4月21日就抽出六位同志，分成3個農(nóng)貸小組，對甘丹寺所屬的16個谿卡的540戶農(nóng)奴，發(fā)放了6543藏克種子，對特別貧窮的農(nóng)奴發(fā)放了救濟糧。群眾有了種子和吃的，春播搞得又快又好，為農(nóng)奴翻身后的第一個豐收年創(chuàng)造了良好條件。

5月底，我們軍管會首先派工作組，在受苦最深的塔吉谿卡進行了“三反”試點。經(jīng)過一段艱苦的發(fā)動群眾工作后，于6月6日召開了有僧人參加的群眾訴苦斗爭大會。對甘丹寺派出的叛亂谿本達龍娃·強估群則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朗生旺姆在會上控訴說：“達龍娃經(jīng)常給叛亂分子送糧、送錢、送槍；我是他的家奴，我的丈夫被他打死，我更是經(jīng)常地挨打罵。有一次我打壞了一個陶罐，他打了我還不算，還給我戴上了手銬腳鐐關(guān)進監(jiān)獄；我有幾個孩子都因為他不給口糧全餓死了。我剛滿一歲的孩子，冬天沒有衣服穿，達龍娃逼我去支差，等我回來，孩子已經(jīng)活活凍死了。”大家揭發(fā)達龍娃有一支槍，他拒不承認。旺姆十四歲的女兒次仁央宗當場說出他槍的式樣、什么時候拿出去藏了等等。逼使他不得不帶路到河灘里挖出了槍和子彈。老阿媽單增卓瑪在控訴中說：“我19歲給他當傭人，今年已63歲了，白天給他干活，夜晚還要給他倒屎倒尿，我給他干了幾十年的活，到現(xiàn)在只有身上這件破衣裳。他這個披著人皮的野獸，還把我的小女兒給糟踏了……”在兩天的控訴斗爭大會上，群眾揭露了達龍娃參加叛亂的許多事實，清算了他壓迫和剝削農(nóng)奴的種種罪行。

在塔吉谿卡控訴斗爭大會之后，軍管會除繼續(xù)深入開展寺內(nèi)的“三反”斗爭外，抽出大部分人員，帶領貧苦僧人積極分子，分頭下到達孜縣的章多、珠西、夏扎窩、巴納雪等莊園去發(fā)動群眾，進行反叛亂、反特權(quán)、反剝削的斗爭。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艱苦工作，把寺外的群眾充分發(fā)動起來了。一股革命的烈火在甘丹寺的內(nèi)外迅猛地燃燒起來了。

甘丹寺軍管會和達孜縣委根據(jù)群眾的強烈要求，經(jīng)西藏工委批準，于8月5日，在甘丹寺召開了僧俗人民控訴斗爭大會。參加斗爭大會的有甘丹寺所屬的122個宗谿，33座寺廟的農(nóng)牧民和僧人3216人。在五天的大會上，有108位苦主，對甘丹寺反動上層的罪惡進行了揭露和控訴。

在控訴寺廟的封建特權(quán)時，德慶宗的一戶叫卓瑪?shù)木用裾f：赤江拉讓為了霸占她的房屋，硬把她家的人趕跑的趕跑，害死的害死。光德慶宗就被赤江拉讓打死或致殘300多人，挨過打的達到2300多人次。從108名苦主的控訴和從1200名到會的群眾提供的材料來看，就有541人被打，其中165人被打傷致殘，121人坐過監(jiān)獄，89人被流放過，538人被逼當奴隸，1025人被逼逃亡在外，有265戶有親人被活活打死或用其他手段被殘害死，有72人被拆散婚姻，有484名婦女被強奸或輪奸。拉姆一個才13歲的女兒次仁央宗，被6個叛亂僧人輪奸后，病倒了幾個月。西藏農(nóng)奴祖祖輩輩在這種殘酷的壓迫下，人身沒有自由，生命沒有保障。大會上展出的東西中，不僅有割舌、挖眼、抽筋、剝皮的刑具，還從甘丹寺搜出人頭蓋骨、人手、人心、喉管、人眼、人皮和少女腿骨等。群眾聽到、看到甘丹寺反動活佛和堪布干的這些罪惡之事，無不萬分憤慨。群眾說：這些反動的活佛對我們說，如果做了壞事，人死后要進十八層地獄，要被挖心、剝皮等。如果有地獄的話，應該把他們打進地獄，他們干的壞事太多了！

群眾在控訴甘丹寺的殘酷剝削時說，寺廟霸占著土地、草原、山林、河川，把農(nóng)奴拴在這些土地上，敲骨吸髓地榨取農(nóng)奴的血汗。凡是農(nóng)奴主所需要的一切都以烏拉差役的名義，無償?shù)叵驈V大農(nóng)奴索取。甘丹寺的烏拉差役多達142項。如珠西谿卡凡種寺廟1藏克地的差民，每年要派一名常年烏拉和臨時差役。常年烏拉每年要為寺廟揀牛糞8天，送牛糞8天，修水渠9天，耕播地兩個月。然后每天放水，五天后拔草、割草，收割一個月，打場兩個半月。除農(nóng)業(yè)勞動外，白天要干其他勞動，晚上要給主人捻毛線，沒有一點空隙時間，連出去大小便，主人都要監(jiān)視。凡是寺內(nèi)或寺外的房屋修建或維修，從伐木、挖土、背石到修建都要農(nóng)奴無償為其出力；寺內(nèi)服務性差役更是名目繁多，如巴納雪和巴噶切的差民，常年要到寺內(nèi)替活佛、堪布、強佐等中上層喇嘛揀牛糞、割馬草、磨糌粑、炸油餅、做鼻煙、碎辣子、掃地、擦地板、掃廁所、擦窗臺，無所不干。甘丹寺的中上層喇嘛外出或運輸物資，乘馬和馱運物資的牲畜，也統(tǒng)統(tǒng)由差民負擔。如塔吉每戶差民，一年就要出乘馬108頭次，馱畜1031頭次，人工558人次之多。每次達賴喇嘛到甘丹寺住，塔吉的差民還要從拉薩河往廟里背15天的水。除勞動差役外，物資差役更是無所不包，這中間大的項目包括食用物資、修建物資、日用物資和宗教儀式需用物資等。食用物資如巴納雪的洛桑丹巴、格隆和夫金三家屠戶內(nèi)差，每年要向赤多康和鐵棒喇嘛交牛3頭、牛腿10條、牛胸脯肉14條、牛頭9個，其他差役仍照常擔負。宗教儀式需要的物資更是無奇不有，駭人聽聞!如果把每戶差民每年支應的差役按時價折合計算，珠西每戶堆窮支付的26項差役折合為2873兩藏銀，每戶內(nèi)差(12藏克地)每年支付的33項差役折合9316兩藏銀。由于寺廟烏拉差役的殘酷剝削，無數(shù)差民被折磨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慘事例不勝枚舉。僅從19個莊園的不完全調(diào)查看，民主改革前幾年間，因支烏拉差役路上遭墜崖、塌方、水淹等事故而死近37人，被打死7人，累餓而死的10人，逃離出去無法生活病困而死的19人，支不起烏拉差役而逃亡的294人。

高利貸是甘丹寺剝削勞動人民的另一種殘酷榨取手段。反動的農(nóng)奴主為了殘酷剝削人民，不僅借貸的利息高，而且花樣也多，最多的驢打滾、利滾利的“吉來吉加”，還有互相作保的“吉本吉古”和鐵索連環(huán)保的“加達拉哲”高利貸。據(jù)我們對1200戶農(nóng)牧民的抽樣調(diào)查中，有932戶欠甘丹寺的債，其中欠1000藏克(每藏克約28斤)青稞債以上的有109戶，10000藏克以上的有25戶，100000藏克以上的3戶。墨竹工卡宗有兩戶，一戶叫江白，一戶叫索朗卓瑪，原先是全莊園十戶人家共同借了甘丹寺50藏克青稞，借四還五的利息，利上加利，債越還越多，后來有3戶人家被寺廟逼債而死，有5戶被逼外逃，這樣全部債務便都由他兩家負擔了，到1959年，債臺已高筑到411012藏克，成了永難還清的子孫債。據(jù)當時大致統(tǒng)計，甘丹寺共計放出高利貸藏銀234866品(每品折合銀洋二元五角)，青稞821282藏克。

在8月10日的控訴大會上，廣大的農(nóng)牧民和貧苦僧人，一致發(fā)出了推翻壓在他們頭上的貴族、寺廟、官家三座大山，砍斷人身依附、烏拉差役、高利貸三條鎖鏈的怒吼。在農(nóng)奴的強烈要求下，將寺廟的有關(guān)限定烏拉差役、高利貸、人身依附關(guān)系的種種契約、字據(jù)，統(tǒng)統(tǒng)投入熊熊烈火中化為灰燼。這一天的晚上，群眾以萬分歡樂的心情，用舞蹈和歌聲來慶祝這場斗爭的勝利。 

(三)

甘丹寺的反叛亂、反特權(quán)、反剝削的斗爭勝利后，達孜縣委組織原屬甘丹寺各宗谿的翻身農(nóng)奴按照對叛亂領主的土地實行“誰種誰收”的政策，進行生產(chǎn)，奪取平叛后的第一個豐收年。

甘丹寺則在“三反”斗爭的基礎上，開始了民主改革的工作。首先廢除拉吉、扎倉、康村、米村的封建特權(quán)和封建管理制度，廢除監(jiān)獄、私刑、體罰、打罵和封建等級制度；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切實保障廣大僧俗的人權(quán)，在師徒關(guān)系上，廢除打罵、體罰、污辱、虐待和敲詐勒索徒弟的私有財物和勞動收入，建立尊師愛徒的新型師徒關(guān)系；廢除各種形式的經(jīng)濟剝削和無償?shù)膭谝郏聫R僧人要自食其力，共同勞動，經(jīng)濟管理民主化。在宗教政策上，切實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黃教或信其他教派的都有自由，別人不得加以強迫或干涉。按照這個精神，甘丹寺經(jīng)過僧人們的充分討論協(xié)商，于9月15日成立了甘丹寺民主管理委員會，推選出貧苦僧人洛桑諾拉為主任，巴蘇活佛為副主任，負責全寺的宗教、行政、生產(chǎn)和生活等事宜。對于300多名要求回家或就地還俗的僧人，按照路途遠近分別發(fā)給足夠的路費和安家費；將要求參加工作的13名青年僧人介紹到拉薩百貨公司當售貨員，還選送了一些年歲小的僧人去讀書。自愿繼續(xù)留寺的312名僧人的生活安排：政府按照定級定量，每年發(fā)給主任、副主任青稞26藏克，委員22藏克，年老的僧人20藏克，一般僧人18藏克生活糧，還給寺廟留下10萬元的管理費用、土地339藏克，在戴卡等地建立農(nóng)場并留下耕牛9對、羊200只、奶牛100頭和日常生活用品等，使甘丹寺走上了愛國守法、自食其力的新生道路。自愿留寺和自愿還俗的僧人都無限感激黨的政策和西藏工委的關(guān)懷。

（摘自中國西藏雜志社編《西藏民族的新生》，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