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0日，我們乘上專機飛往全國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首都北京。我們一行，各自的心情很不一樣。西藏和談代表，思慮著和談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和談的結果，而我和樂于泓同志則異常激動和興奮，因為再過些時候，就要見到想念已久的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了。飛到半途時，接到北京發來的電報，要我們在西安暫作停留，改乘火車前往北京。中央準備在北京車站舉行盛大的儀式，歡迎西藏和談代表團。

在西安機場，前來迎接的有西北民委主任汪鋒等。當晚，舉行了歡迎宴會，作陪的包括藏族著名學者喜饒嘉措大師。第二天，我們乘專列離開了西安。

4月22日，在北京站，受到了周恩來總理、郭沫若副總理、林伯渠秘書長、李維漢部長等中央領導同志、各界人士以及在北京的藏族同胞和其他兄弟民族代表數百人的熱烈歡迎。西藏代表向周總理獻了哈達。到首都北京能受到這么隆重的歡迎，他們非常感動，體會到各族人民兄弟般的情誼。

我們下榻在北京飯店。當時這是北京最好的飯店，生活安排得非常周到和舒適。

4月26日，經印度、香港來的西藏和談代表在我國駐印度使館參贊申健的陪同下抵達北京，與我們同住北京飯店。他們是“馬吉”（總司令）凱墨·索郎旺堆和“仲益欽布”（大秘書）土登丹達，以及漢文譯員堯西·彭措扎西（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姐夫）、英文譯員桑都仁青等。

4月28日，周總理設宴招待西藏和談代表團全體成員。出席宴會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濟深、政務院副總理郭沫若、黃炎培，以及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宴會上洋溢著親切友好的氣氛。西藏代表團代表達賴喇嘛向周總理和毛主席獻了哈達和禮品。

4月29日，周恩來總理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談判的首次會議。周總理首先宣布中央方面的首席代表是李維漢，代表有張經武、張國華和孫志遠，并指定我和樂于泓同志列席會議。西藏方面的首席代表是阿沛·阿旺晉美，代表是凱墨·索郎旺堆、土登丹達、土登列門、桑頗·丹增頓珠。接著，周總理就黨的民族政策及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作了說明，并懇切地希望中央和西藏的代表，以誠相待，積極努力，使和談取得圓滿的成功，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共同建設新中國。

以后的會議中，雙方把有關問題都擺了出來，闡述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見。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維漢在歷次會議上，反復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即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對我國各民族包括對西藏的侵略和壓迫，也堅決反對舊中國歷代統治階級，特別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政策，深刻闡明了新中國實行的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合作、共同繁榮富強的政策與歷代反動統治者實行的以強凌弱、以大欺小的民族歧視、征服、統治、壓迫、同化的反動政策之間的本質區別。他根據毛主席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號召，強調指出，我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互相幫助，共同建設祖國大家庭，符合我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李維漢同志闡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各族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政黨，這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反動派有著本質的區別。總之，實行民族對民族的統治和壓迫是與共產黨的原則水火不相容的。

西藏和談代表團方面，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特別是長期與世隔離，封閉保守，他們對李維漢同志闡明的上述原則和國內外形勢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理解，因而在說明自己的觀點和要求時，與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即使個別代表在昌都戰役后以及來北京的這段期間，在思想上有新的認識，但作為代表團成員，也得把西藏當局交待的觀點和要求在會談時照樣加以闡述。這是和談初期階段所面臨的基本難題。鑒于這種情況，不論會內會外，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作了多次談話，尤其是李維漢同志作了耐心的說明。他坦率地指出，由于歷代中央政府實行民族壓迫政策，因而西藏方面至今保持警戒的態度和各種疑慮，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已經說明了共產黨的各項政策，今天的中央人民政府決不會重犯舊中國中央政府的錯誤。這點，在今后的歲月中，實踐會證明的。經過中央代表的多次誠懇談話，西藏代表對中央的精神逐漸有所領會，改變了原先的看法，沒有堅持那些不切實際的意見。

盡管如此，在涉及具體條文時，還是有過反復爭論。在解放軍進駐西藏的問題上，西藏當局很有顧慮，提出了一些要求。中央方面作了解釋，說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捍衛各族人民利益的子弟兵，進軍西藏是為了驅逐帝國主義勢力，鞏固國防，這與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歷代封建專制主義的征服者的軍隊有著本質的區別。經過說服，逐步消除了他們的顧慮。

其次，西藏方面認為“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與“西藏現行各種制度概不變更”兩條之間，互相矛盾，提出疑問。中央方面作了說明：“有關西藏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人民提出要求時，與領導人員協商解決。”

5月24日晚，毛主席出席了在懷仁堂舉行的慶祝和平解放西藏的盛大宴會。宴會前，我和樂于泓同志在懷仁堂院內突然遇見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我倆急步上前，樂于泓同志立刻行了一個軍禮，并向毛主席介紹了我。毛主席緊緊握著我的手，微笑著說：“啊，平措旺杰同志我知道你……。”然后親切地拍著我的肩頭說：“年輕人長得很健壯嘛！”

在宴會上，毛主席、班禪大師、阿沛·阿旺晉美、凱墨·索郎旺堆、陳叔通、李維漢、馬寅初和我都在第一桌，使我有機會第一次聆聽毛主席的言談。席間，毛主席神采奕奕、談笑風生，顯得特別高興。他興致勃勃地講到，中國歷史上有個常勝將軍薛仁貴被吐蕃軍隊打敗過，還說吐蕃的軍隊兩次攻入長安，說明藏族是一個偉大而強悍的民族。

毛主席致詞時說，幾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尤其是漢族和藏族之間是不團結的。藏族內部也是不團結的。這是歷代反動派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造成的。現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的力量、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力量、班禪大師領導的力量都團結起來了，這種團結是兄弟般的團結，不是一方面壓迫另一方面，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團結起來，共同建設祖國大家庭、建設新西藏。然后，毛主席端起酒杯說：“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干杯！”全場在熱烈的掌聲中，相互敬酒祝賀。席間，我也向毛主席敬酒，主席親切地說：“你們長期為解放藏族人民而奔波，辛苦了。”

那天，毛主席、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首長以及有關方面的負責人約200多人出席了宴會，氣氛非常融洽，體現了中央對西藏的親切關懷。西藏和談代表也深深感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溫暖。

在整個和談過程中，雖然中央和西藏雙方都有各自的翻譯人員，但由于當時的具體情況需要掌握好中央的政策精神，并相應地對有關問題能及時作些必要的解答等原因，周總理和李維漢同志要我來做重要會議的翻譯和解釋工作。我除了要參加中央代表團的有關會議外，還要在會外給西藏代表作疏通情況、解釋疑難、翻譯各種政治詞匯的含義等具體工作。此外，每天還要去李維漢同志處匯報工作，經常忙到深夜。

（節選自西藏自治區黨史辦公室編《周恩來與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